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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者：埃里克·方纳 2007-05-29 05:21
尽管没有完全摆脱盛行于他们时代的那些种族偏见，白人废奴主义者仍坚持认为，真实的自由意味着公民权利和地位的平等。“只要‘白人’这个词留在马萨诸塞州的法律上，”威廉•洛伊德•加里逊的亲密同事埃德蒙•昆西说：“马萨诸塞州就是一个蓄奴州。”面对重重困难，废奴主义者在北部发动了许多反对种族歧视的法律和政治斗争，但这些斗争只是取得一些偶尔的胜利，如1855年在马萨诸塞州终止了隔离教育的做法。黑人废奴主义者比他们的白人战友则更为坚定；他们提出了平等主义的宪政和不承认种族差异的公民资格的理想。“自由与奴隶制的真正战场，”塞缪尔•科尼什写道：“是对肤色的歧视。”(科尼什1827年在纽约市创办了美国的第一份黑人报纸，并为之选择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称：《自由日报》。)黑人废奴主义者也比白人废奴主义者更多地关注自由黑人中存在的普遍贫困状况，并将此看作是奴隶制的后果之一。他们坚持，自由必须要包括经济方面的内容。查理•L. 里森认为，作为反对奴隶制斗争的“伟大工作”的一部分，人们必须不仅要废除人身奴隶制，而且也要废除其他形式的奴隶制，正是后者将受压迫的人民世世代代地锁定在依附和贫困的状态之中。Foner, ed., Douglass, IV, 16768; J. Morgan Kousser, “‘The Supremacy of Equal Rights’: The Struggle Against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Antebellum Massachusett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82 (Summer 1988), 9411010; Ripley, et al., eds., Black Abolitionist Papers, III, 6, 36566; Jane H. and William H. Pease, They Who Would Be Free: Black誷 Search for Freedom, 18301861(New York, 1974), 39; Julia Griffiths, ed., Autographs for Freedom, ser 2 (Auburn, 1854), II.
对于非裔美国人来说，奴隶制与自由的对比没有将自由黑人的历史经历包括在内。在南部，自由黑人与真正的奴隶在一起生活、工作和信教，他们在行动自由、经济机会和到法庭打官司方面受到与奴隶同样的限制；而北部的黑人则处在一种充满不平等的半自由之中。当“自由”这个词后面跟着“黑人”之类的名词时，它便具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涵义。白人对自由的定义部分地受到他们与奴隶制之间的距离的影响。在黑人中，道格拉斯写道：“奴隶与自由人之间的差别并不很大。”自由黑人的经历表明，真正的自由远不只是一个司法意义上的地位定义问题。黑人废奴主义者马丁•德莱尼写道：“如果人民不能成为他们所生活的国家的统治力量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是得不到自由的。”德莱尼认为，黑人在美国永远得不到平等的待遇，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把争取美国黑人自由的目光投向海外的黑人。在经历了“南部的法律奴隶制和北部的社会奴隶制后”，一位离开89美国前往利比里亚的黑人移民在启程时写道，他知道他“在这个国家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自由人”。Barbara J. Fields, Slavery and Freedom on the Middle Ground: Maryland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Haven, 1985), 3035; Ripley, et al., eds., Black Abolitionist Papers, II, 246; John H. Bracey, Jr., et al., eds., Black Nationalism in America (Indianapolis, 1970), 8790; Berlin, Slaves Without Masters,168, 26971.
1850年的逃奴法通过后，黑人移居境外成为一种大规模的运动，有几名北方的黑人逃离到加拿大。逃奴法第一次赋予了联邦政府捉拿逃奴的权力，但对于那些有可能被投入奴隶制中的生为自由人的北方黑人却没有提供任何保护。出生在美国的男人和女人，为了保存自己的自由，不得不逃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寻求避难所，这样的景象显然给在众人熟悉的美国自由的故事中加入了一个极不和谐的声音。事实上，废奴主义者创作了一个不同的自由故事，一种反叙述体，将美国的发展描述成一部倒退的、而不是进步的编年史。道格拉斯宣称说，美国“不配享有伟大或自由的称号”。在他那篇可能是最有影响的演说中，道格拉斯称，在美国这样一个自称崇尚自由而实际上每天都在进行着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令人震惊和血腥的实践”的国家中，庆祝7月4日的独立日，对于黑人来说，只是对她的“虚伪”的一种暴露。“这个7月4日，”道格拉斯说，“是你们的，而不是我的。”
但与此同时，道格拉斯又对开国元勋的传统表示了认可。革命给美国留下了一笔“关于正义、自由、繁荣和独立的非常丰富的遗产”，但不幸的是后来的数代人偏离了这个方向。只有废除奴隶制和将独立宣言的“伟大原则”从“狭隘的种族或民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时，美国才能够重新驾驭自己的历史重任。在他的自传?叙事体《我的奴役和我的自由》(1855年)中，道格拉斯创造了一大批新的为美国自由而战的历史英雄，明确地把自己与建国之父们和一批反叛的奴隶，如加布里埃尔，登马克•维西和纳特•特纳等，相提并论。事实上，道格拉斯声称，在他们对自由的渴望中，奴隶们比那些每年庆祝7月4日的美国白人更加忠诚地相信美国的立国原则。Foner, ed., Douglass, I, 210211, II, 18992; Philip S. Foner and George Walker, eds., Proceedings of the Black State Conventions, 18401865(2 vols. Philadelphia, 道格拉斯并不是惟一的把自己与革命时期的传统联系起来的废奴主义者。在共和国早期的公众演说中，独立宣言远不像后来那样显赫与重要。正是废奴主义者紧紧地抓住宣言，把它解释成为对奴隶制的一种谴责。为了把他们的原则与开国元勋的原则联系在一起，废奴主义者把自由钟用来作为一种象征，并给它取了这个名字，在这之后，自由钟逐渐成为了美国最庄严珍贵的自由象征之一。(在1830年代以前，它只是被称作“州议会古钟”，用来宣布显赫公民的逝世、召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回到教室或庆祝爱国活动的节日等。)当然，90所有不同宗教和政治信仰的美国人都声称自己拥有美国革命的传统。那些冲击废奴主义集会活动的暴民骚乱分子也启用1776年的精神为名，南部奴隶制的卫道士也是如此。但随着奴隶制的争论日益激烈，越来越多的废奴主义者圈子以外的人开始认识到，人身奴隶制与这个国家自由传统是根本抵触的。①
1979), I, 310; Eric J. Sundquist, To Wake the Nations: Race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Literature (Cambridge, MA, 1993), 85; Wald, Constituting Americans, 92.
① Pauline Maier, American Scripture: Making the Declarations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97), 190; David Kimball, Venerable Relic: The Story of the Liberty Bell (Philadelphia, 1989), 38, 44, 5560; James B. Stewart, “Boston, Abolition, and the Atlantic World, 18201861,” in Courage and Conscience: Black and White Abolitionists in Boston, ed. Donald M. Jacobs (Bloomington, 1993), 10205.到19世纪50年代时，“自由社会”与“奴隶社会”之间的对立逐渐混合，演变成为一种整体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把北部美化成为进步、机会和自由的家乡。没有谁比亚伯拉罕•林肯更为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种观点。林肯并不主张立即废除奴隶制。91但在他的反对奴隶制蔓延的演说中，他反复不断地强调，奴隶制与建国之父们的理想和美国所肩负的世界性历史重任是不相符合的。奴隶制违背了美国自由的所有的根本前提条件——人身自由、政治民主、改善个人生活状况的机会。简单地说，奴隶是一个被非法剥夺了自由和劳动成果、被剥夺了社会机会的人，而对这种机会的享有，是所有美国人的权利。
19世纪50年代中，美国奴隶制与美国自由的关系是政治辩论的焦点所在。既是林肯的强有力对手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政治人物的伊利诺斯州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认为，自由的基础来自地方的自决能力。92因此，拥有奴隶的权利对美国自由来说至关重要；一位道格拉斯的同盟者说，被剥夺了这种权利的人民等于“自己被出卖到奴隶制中”。但对林肯来说，事实正好相反，没有自由，民主是无法想像的。林肯在1858年时说，“正如我不愿当一名奴隶一样，我也不愿成为一个主人。”林肯说，这就是他的“民主思想”。但他注意到，南方人称自由就是“把其他人民变成奴隶的自由”；如果这样的定义为人接受的话，那么，“对自由的热爱”将消失殆尽，美国民族的“特征”也将随之而去。Yehoshua Arieli, Individu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American Ideology(Cambridge, MA, 1964), 30809; Basler, et al., eds., Lincoln Works, II, 250, 255, 405, 532, III, 95, 37576; David F. Ericson,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Liberalism: The Debates Over Ratification and Slavery (Chicago, 1993), 7071, 133; Congressional Globe, 31st Congress, 1st sess., 73.
如同废奴主义者一样，林肯也阐述了他的美国史观，有效地驳斥了南部那种反对美国传统的思想。“我们”美国人，通过独立宣言，创立了一个致力于建立普遍自由的国家，“我们”“为了建立自己的宪法”不得不与奴隶制妥协。但立国者建立了“一个自由人的标准真理”，他们相信奴隶制最终会消亡。通过把美国的未来更紧密地与“自由土地”——即免费的和没有奴隶制的土地 ——联系在一起，类似林肯的共和党人强有力地运用了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帝国的形象以及对西部土地的占有将保障经济自主和随之而来的自由的思想。南部人和他们的北方同盟军想要恢复和振兴奴隶制并将其推进到西部，等于否定美国的目的，为世界范围内的“自由体制的敌人”提供了援助和慰籍。Wald, Constituting Americans, 60; Basler, et al., Lincoln Works, II, 255, 406, III, 37475; Foner, Free Soil, 2729.
林肯不是一个主张种族平等的人，他不加反对地接受他那个时?流行的许多(对黑人的)排斥行为和观念。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几乎一直在反对黑人选举权，而且他偶尔也谈到将黑人移民到美国以外的地方。但与废奴主义者一样，他坚持认为美国宣示的理念应该宽广得可以包容所有的人类。林肯否定了斯蒂芬•道格拉斯那种以种族为基础的自由定义。道格拉斯说，“我相信这个政府是由白人建立的，是为了白人和他们的后代的永久利益而建立的；我赞成将公民资格赋予白人，而不是黑人、印第安人和其他次等种族。”林肯回答说，独立宣言中列举的权利适用于“所有地方、所有土地上的所有人，”而不仅仅是欧洲人和他们的后代。当林肯强调享有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是一种自然权利，而不是只为一部分特殊的人所享有的权利时，他选择了一个黑人妇女作为例子来淋漓尽致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在某些方面，她当然不能与我平等，但她在享有吃用她自己的手挣来的面包的天赋人权时，她与我是平等的，她与所有的其他人是平等的。”对欧洲移民来说，他们在美国社会的成员资格既不是来自于与美国革命的“血缘”关系，也不是来自他们与革命的祖先联系。而是由独立宣言所表现的“道义感”和它追求的普遍自由的理想，93把他们变成了一个统一的美国的一部分。Paul M. Angle, ed., Created Equal?: The Complete LincolnDouglas Debates (Chicago, 1958), 11112; Basler, et al., eds., Lincoln Works, II, 405, 499500, III, 95.
1855年，当南北区域争端进入最后的危机时期，雕塑家托马斯•克劳福特被请来设计一个雕塑品，放在国会大厦的圆顶上。他提议设计一个“自由的塑像”，一个女性塑像，戴有一顶自由的帽子。但陆军部长杰斐逊•戴维斯——南部最大的奴隶主之一——对此表示反对。自由帽在殖民地时期和早期共和国时期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象征，94但因与法国大革命的联系很紧密，曾在英国被禁止使用。但戴维斯的反对是出于另外的理由。戴维斯说，在罗马时代，自由帽是赐给解放的奴隶的，所以，它是“一个获得自由的奴隶的标志”。他认为，这个象征将非常不合时宜，因为它隐涵了奴隶对自由的渴望和生而自由的美国人的自由之间的类比。为了迁就和照顾戴维斯的敏感，克劳福特将自由帽改换成了一个带羽毛的头盔。Vivien G. Fyrd, Art and Empire: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Capitol, 18151860 (New Haven, 1992), 17793; Lynda L. Crist and Mary S. Dix, eds., The Papers of Jefferson Davis (6 vols. Baton Rouge, 197189), VI, 67; James Epstein, “Understanding the Cap of Liberty: Symbolic Practice and Social Conflict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Past and Present, 122 (February 1989), 7688. 93这座矗立在国会大厦顶端的“自由雕像”是由托马斯•克劳福德设计的。原始设计中的女性戴着一顶自由帽。自古罗马时代起，自由帽就是获得解放的奴隶的象征。在来自密西西比州的联邦陆军部长杰斐逊•戴维斯的坚持下，自由帽被换成了一顶头盔。(Library of Congress;Architect of the Capitol)那个巨大的自由雕像是在罗马分成几部分灌制而成的，然后在1859年运到美国，在一位名叫菲利普•里德的奴隶匠人的指挥下，在马里兰的一个铸造厂拼装而成的。但直到1863年才装到国会大厦顶上去。到那个时候，戴维斯已经是美利坚邦联的总统了，林肯也已经宣布了奴隶的解放，一个“新生的自由”正以千军之势横扫这个自由的帝国。
对于非裔美国人来说，奴隶制与自由的对比没有将自由黑人的历史经历包括在内。在南部，自由黑人与真正的奴隶在一起生活、工作和信教，他们在行动自由、经济机会和到法庭打官司方面受到与奴隶同样的限制；而北部的黑人则处在一种充满不平等的半自由之中。当“自由”这个词后面跟着“黑人”之类的名词时，它便具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涵义。白人对自由的定义部分地受到他们与奴隶制之间的距离的影响。在黑人中，道格拉斯写道：“奴隶与自由人之间的差别并不很大。”自由黑人的经历表明，真正的自由远不只是一个司法意义上的地位定义问题。黑人废奴主义者马丁•德莱尼写道：“如果人民不能成为他们所生活的国家的统治力量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是得不到自由的。”德莱尼认为，黑人在美国永远得不到平等的待遇，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把争取美国黑人自由的目光投向海外的黑人。在经历了“南部的法律奴隶制和北部的社会奴隶制后”，一位离开89美国前往利比里亚的黑人移民在启程时写道，他知道他“在这个国家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自由人”。Barbara J. Fields, Slavery and Freedom on the Middle Ground: Maryland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Haven, 1985), 3035; Ripley, et al., eds., Black Abolitionist Papers, II, 246; John H. Bracey, Jr., et al., eds., Black Nationalism in America (Indianapolis, 1970), 8790; Berlin, Slaves Without Masters,168, 26971.
1850年的逃奴法通过后，黑人移居境外成为一种大规模的运动，有几名北方的黑人逃离到加拿大。逃奴法第一次赋予了联邦政府捉拿逃奴的权力，但对于那些有可能被投入奴隶制中的生为自由人的北方黑人却没有提供任何保护。出生在美国的男人和女人，为了保存自己的自由，不得不逃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寻求避难所，这样的景象显然给在众人熟悉的美国自由的故事中加入了一个极不和谐的声音。事实上，废奴主义者创作了一个不同的自由故事，一种反叙述体，将美国的发展描述成一部倒退的、而不是进步的编年史。道格拉斯宣称说，美国“不配享有伟大或自由的称号”。在他那篇可能是最有影响的演说中，道格拉斯称，在美国这样一个自称崇尚自由而实际上每天都在进行着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令人震惊和血腥的实践”的国家中，庆祝7月4日的独立日，对于黑人来说，只是对她的“虚伪”的一种暴露。“这个7月4日，”道格拉斯说，“是你们的，而不是我的。”
但与此同时，道格拉斯又对开国元勋的传统表示了认可。革命给美国留下了一笔“关于正义、自由、繁荣和独立的非常丰富的遗产”，但不幸的是后来的数代人偏离了这个方向。只有废除奴隶制和将独立宣言的“伟大原则”从“狭隘的种族或民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时，美国才能够重新驾驭自己的历史重任。在他的自传?叙事体《我的奴役和我的自由》(1855年)中，道格拉斯创造了一大批新的为美国自由而战的历史英雄，明确地把自己与建国之父们和一批反叛的奴隶，如加布里埃尔，登马克•维西和纳特•特纳等，相提并论。事实上，道格拉斯声称，在他们对自由的渴望中，奴隶们比那些每年庆祝7月4日的美国白人更加忠诚地相信美国的立国原则。Foner, ed., Douglass, I, 210211, II, 18992; Philip S. Foner and George Walker, eds., Proceedings of the Black State Conventions, 18401865(2 vols. Philadelphia, 道格拉斯并不是惟一的把自己与革命时期的传统联系起来的废奴主义者。在共和国早期的公众演说中，独立宣言远不像后来那样显赫与重要。正是废奴主义者紧紧地抓住宣言，把它解释成为对奴隶制的一种谴责。为了把他们的原则与开国元勋的原则联系在一起，废奴主义者把自由钟用来作为一种象征，并给它取了这个名字，在这之后，自由钟逐渐成为了美国最庄严珍贵的自由象征之一。(在1830年代以前，它只是被称作“州议会古钟”，用来宣布显赫公民的逝世、召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回到教室或庆祝爱国活动的节日等。)当然，90所有不同宗教和政治信仰的美国人都声称自己拥有美国革命的传统。那些冲击废奴主义集会活动的暴民骚乱分子也启用1776年的精神为名，南部奴隶制的卫道士也是如此。但随着奴隶制的争论日益激烈，越来越多的废奴主义者圈子以外的人开始认识到，人身奴隶制与这个国家自由传统是根本抵触的。①
1979), I, 310; Eric J. Sundquist, To Wake the Nations: Race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Literature (Cambridge, MA, 1993), 85; Wald, Constituting Americans, 92.
① Pauline Maier, American Scripture: Making the Declarations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97), 190; David Kimball, Venerable Relic: The Story of the Liberty Bell (Philadelphia, 1989), 38, 44, 5560; James B. Stewart, “Boston, Abolition, and the Atlantic World, 18201861,” in Courage and Conscience: Black and White Abolitionists in Boston, ed. Donald M. Jacobs (Bloomington, 1993), 10205.到19世纪50年代时，“自由社会”与“奴隶社会”之间的对立逐渐混合，演变成为一种整体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把北部美化成为进步、机会和自由的家乡。没有谁比亚伯拉罕•林肯更为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种观点。林肯并不主张立即废除奴隶制。91但在他的反对奴隶制蔓延的演说中，他反复不断地强调，奴隶制与建国之父们的理想和美国所肩负的世界性历史重任是不相符合的。奴隶制违背了美国自由的所有的根本前提条件——人身自由、政治民主、改善个人生活状况的机会。简单地说，奴隶是一个被非法剥夺了自由和劳动成果、被剥夺了社会机会的人，而对这种机会的享有，是所有美国人的权利。
19世纪50年代中，美国奴隶制与美国自由的关系是政治辩论的焦点所在。既是林肯的强有力对手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政治人物的伊利诺斯州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认为，自由的基础来自地方的自决能力。92因此，拥有奴隶的权利对美国自由来说至关重要；一位道格拉斯的同盟者说，被剥夺了这种权利的人民等于“自己被出卖到奴隶制中”。但对林肯来说，事实正好相反，没有自由，民主是无法想像的。林肯在1858年时说，“正如我不愿当一名奴隶一样，我也不愿成为一个主人。”林肯说，这就是他的“民主思想”。但他注意到，南方人称自由就是“把其他人民变成奴隶的自由”；如果这样的定义为人接受的话，那么，“对自由的热爱”将消失殆尽，美国民族的“特征”也将随之而去。Yehoshua Arieli, Individu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American Ideology(Cambridge, MA, 1964), 30809; Basler, et al., eds., Lincoln Works, II, 250, 255, 405, 532, III, 95, 37576; David F. Ericson,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Liberalism: The Debates Over Ratification and Slavery (Chicago, 1993), 7071, 133; Congressional Globe, 31st Congress, 1st sess., 73.
如同废奴主义者一样，林肯也阐述了他的美国史观，有效地驳斥了南部那种反对美国传统的思想。“我们”美国人，通过独立宣言，创立了一个致力于建立普遍自由的国家，“我们”“为了建立自己的宪法”不得不与奴隶制妥协。但立国者建立了“一个自由人的标准真理”，他们相信奴隶制最终会消亡。通过把美国的未来更紧密地与“自由土地”——即免费的和没有奴隶制的土地 ——联系在一起，类似林肯的共和党人强有力地运用了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帝国的形象以及对西部土地的占有将保障经济自主和随之而来的自由的思想。南部人和他们的北方同盟军想要恢复和振兴奴隶制并将其推进到西部，等于否定美国的目的，为世界范围内的“自由体制的敌人”提供了援助和慰籍。Wald, Constituting Americans, 60; Basler, et al., Lincoln Works, II, 255, 406, III, 37475; Foner, Free Soil, 2729.
林肯不是一个主张种族平等的人，他不加反对地接受他那个时?流行的许多(对黑人的)排斥行为和观念。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几乎一直在反对黑人选举权，而且他偶尔也谈到将黑人移民到美国以外的地方。但与废奴主义者一样，他坚持认为美国宣示的理念应该宽广得可以包容所有的人类。林肯否定了斯蒂芬•道格拉斯那种以种族为基础的自由定义。道格拉斯说，“我相信这个政府是由白人建立的，是为了白人和他们的后代的永久利益而建立的；我赞成将公民资格赋予白人，而不是黑人、印第安人和其他次等种族。”林肯回答说，独立宣言中列举的权利适用于“所有地方、所有土地上的所有人，”而不仅仅是欧洲人和他们的后代。当林肯强调享有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是一种自然权利，而不是只为一部分特殊的人所享有的权利时，他选择了一个黑人妇女作为例子来淋漓尽致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在某些方面，她当然不能与我平等，但她在享有吃用她自己的手挣来的面包的天赋人权时，她与我是平等的，她与所有的其他人是平等的。”对欧洲移民来说，他们在美国社会的成员资格既不是来自于与美国革命的“血缘”关系，也不是来自他们与革命的祖先联系。而是由独立宣言所表现的“道义感”和它追求的普遍自由的理想，93把他们变成了一个统一的美国的一部分。Paul M. Angle, ed., Created Equal?: The Complete LincolnDouglas Debates (Chicago, 1958), 11112; Basler, et al., eds., Lincoln Works, II, 405, 499500, III, 95.
1855年，当南北区域争端进入最后的危机时期，雕塑家托马斯•克劳福特被请来设计一个雕塑品，放在国会大厦的圆顶上。他提议设计一个“自由的塑像”，一个女性塑像，戴有一顶自由的帽子。但陆军部长杰斐逊•戴维斯——南部最大的奴隶主之一——对此表示反对。自由帽在殖民地时期和早期共和国时期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象征，94但因与法国大革命的联系很紧密，曾在英国被禁止使用。但戴维斯的反对是出于另外的理由。戴维斯说，在罗马时代，自由帽是赐给解放的奴隶的，所以，它是“一个获得自由的奴隶的标志”。他认为，这个象征将非常不合时宜，因为它隐涵了奴隶对自由的渴望和生而自由的美国人的自由之间的类比。为了迁就和照顾戴维斯的敏感，克劳福特将自由帽改换成了一个带羽毛的头盔。Vivien G. Fyrd, Art and Empire: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Capitol, 18151860 (New Haven, 1992), 17793; Lynda L. Crist and Mary S. Dix, eds., The Papers of Jefferson Davis (6 vols. Baton Rouge, 197189), VI, 67; James Epstein, “Understanding the Cap of Liberty: Symbolic Practice and Social Conflict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Past and Present, 122 (February 1989), 7688. 93这座矗立在国会大厦顶端的“自由雕像”是由托马斯•克劳福德设计的。原始设计中的女性戴着一顶自由帽。自古罗马时代起，自由帽就是获得解放的奴隶的象征。在来自密西西比州的联邦陆军部长杰斐逊•戴维斯的坚持下，自由帽被换成了一顶头盔。(Library of Congress;Architect of the Capitol)那个巨大的自由雕像是在罗马分成几部分灌制而成的，然后在1859年运到美国，在一位名叫菲利普•里德的奴隶匠人的指挥下，在马里兰的一个铸造厂拼装而成的。但直到1863年才装到国会大厦顶上去。到那个时候，戴维斯已经是美利坚邦联的总统了，林肯也已经宣布了奴隶的解放，一个“新生的自由”正以千军之势横扫这个自由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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