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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者：埃里克·方纳 2007-05-29 05:22
“我们都宣称为自由而战”
南北双方都称进行内战是为了保护自由。诚然，1861年战争打响后不久，南部邦联的副总统亚历山大•H. 斯蒂芬斯将奴隶制视为南部邦联的“奠基石”。但那些拿起武器为南部的独立而战的人却把内战看成一场“争取自由的斗争”。南部白人从战前时期继承了这样一种自由的定义，其核心内容包括地方政府自治、自给自足的经济机会、财产 —— 包括奴隶财产在内 ——不受侵犯以及抵制北部“奴役”南部的企图。要维系这种传统，南部邦联必须赢得战争。“我正在从事一桩为自由和正义而战的光荣事业，”一位来自阿拉巴马州的陆军下士在1862年毫不犹豫地宣称道。Frank Moore, ed., The Rebellion Record (12 vols. New York, 186168), I, 4449; James M. McPherson, What They Fought For 18611865 (Baton Rouge, 1994), 911, 48; James M. McPherson, For Cause and Comrades: Why Men Fought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97), 1921, 10506.
“自由这个具有魔力的词”，用一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新兵的话来说，也影响着联邦士兵对内战的理解。这场内战的目的，来自印第安纳州的陆军中士塞缪尔•麦基尔文写道，就是保存“照亮全人类的自由的灯塔”。但随着战争的展开，战前对自由的理解逐渐让位于一个新的自由的定义。成千上万的北方士兵在战前并不是废奴主义者，但战争使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为了保证联邦作为自由的象征，必须摧毁奴隶制。“为了保持我们自由的体制，”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士兵在1863年写道，“必须要使每个人都获得自由，让星条旗在他们头上飘扬。”97对林肯来说，内战具有的最深刻的意义在于美国因为废除了奴隶制而获得了“自由的新生”。“当我们把自由赋予奴隶们时，”他在1862年96这幅用来装饰爱国主义歌曲乐谱的插图表现出内战比从前更突出地将自由的象征与美国的国家性质融为一体了。(Library of Congress)12月解放黑奴宣言生效前对国会说，“我们确保了自由人拥有的自由——对于我们给予的自由和我们得以保存的自由来说，两者都具有同样崇高的意义。”Earl J. Hess, Liberty, Virtue, and Progress: Northerners and Their War for the Union (New York, 1988), 29; McPherson, What They Fought For, 30, 5767; McPherson, For Cause and Comrades, 90112, 128; Roy F. Basler, et al., ed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9 vols. New Brunswick, 195355), V, 537.
自由所包含的多变的和富于争议性的本质在内战时期最为明显地得到了表现。“我们都宣称是为了自由而战，”林肯在1864年说，“但在使用同一个词时，我们所指的却不是一件事。”对于北部来说，自由指的是“每个人”能够享有“他的劳动成果”；对于南部白人来说，自由意味着做主人的权威和地位 —— 即拥有“任意处置其他人及其劳动成果”的权力。Basler, et al., eds., Lincoln Works, VI, 30102.联邦的胜利将北方对自由的理解转化成为一种正常的国家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自由的内容以及对有权享有自由的人的定义两者本身也随之而改变了。
在整个美国历史进程中，战争在扩展美国的“想像的共同体”的界限时，始终是一种十分有力的力量。独立战争促进北方废除了奴隶制；美国妇女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投票权；越战期间18岁的年轻人也将获得选举权。随着联邦在1865年的胜利，废奴主义者的美国观也得到了承认和胜利。自由变成了普遍性的原则；公民资格被宣称为所有美国人的与生俱来的权利。温德尔•菲利普斯在1866年写道，“与其他所有国家不同的是，这个国家还须决定公民由什么来构成，这是美国独有的问题。”联邦公民资格的原则就是从内战中发展而来的：国家公民整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不论其属于什么种族，都将得到平等的法律保护。
1865年早期，曾在八年前宣布将黑人永久地排除在美国“大家庭”之外的联邦最高法院，赋予了来自波士顿的黑人律师约翰•S. 罗克在最高法院进行诉讼和辩护工作的资格。弗朗西斯•利伯写道，黑人是公民，应该得到联邦政府的保护，这一点已经不再有“哪怕是一丝值得怀疑的可能”。不光是自由的逻辑，内战第二阶段中约20万黑人参加联邦军队这一事实，已将黑人公民权问题提到了战后的议事日程上了。黑人参加联邦军队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一位参议员在1864年观察说：即是“黑人从此在我们中间占有了一个新的地位”。同年，林肯敦促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迈克•哈恩力争将选举权赋予给一部分黑人，尤其是黑人士兵。林肯认为，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他们也许会被再度召集起来，“保卫自由大家庭中的自由这种珍宝。”种族主义思想并没有从国家生活中被消除。但?，在1864年，《哈泼周刊》主编乔治•威廉•柯蒂斯宣称说：98内战和对奴隶的解放已经将一个“白人的”政府转化成为一个“所有人的”政府。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 June 3, 1865; George A. Levesque, “Boston誷 Black Brahmin: Dr. John S. Rock,” Civil War History, 26 (December 1980), 336; Francis Lieber to Edward Bates, November 25, 1862, Francis Lieber Papers, Huntington Library; Herman Belz, A New Birth of Freedom: The Republican Party and Freedmen誷 Rights 18611866 (Westport, 1976), 24; Basler, et al., eds., Lincoln Works, VII, 243； Charles E. Norton, ed., Orations and Addresses of George William Curtis (3 vols. New York, 1894), I, 172.
然而，除了重新划分自由的界限之外，内战也将自由的进步直接与联邦国家的权力联系起来。“是战争，”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雷切克说，“将人民转换成为一个国家。”内战以保存旧的联邦开始，却产生了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为打赢现代战争而对联邦资源进行的总动员，创造了一个被后来的一位共和党人所称的“新的政府”，它的权力和责任都极大地扩展了。同样重要的是，内战也孕育了一种新的国家自我意识。“自由 …… 真正的自由，”利伯宣称道，“需要一个国家。”这也正是埃德华•埃弗里特•海尔在186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中所讲的道理。这部当时最受人喜爱的小说中的主人公菲利普•诺兰，在一阵愤怒之下，诅咒了自己出生的地方，他因而得到惩罚，被发配到一艘船上去生活，不准再踏上美国的土地，也听不到人们提及“美国”的名字。他后来知道，当一个人被剥夺了国籍身份时，他就失去了对自身的自我意识。Melinda Lawson, “Patriot Fires: Loyal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Civil War North,”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8; David Potter, The South and the
这种强烈的新的民族主义思潮，由于受到国家与自由等同观念的强化，自动地将一切对于内战及其政策的批评——或者在共和党人眼中，一切对林肯政府政策的反对——与叛国罪相提并论。尽管在美墨战争时期，曾出现过一些对反战分子的零星处理和起诉，但自革命以来，内战第一次提出了战争时期表达反对意见所面临的局限性的问题。“战争，”纽约州的民主党州长霍雷肖•西摩坚持道，“不能窒息自由。”共和党的《纽约时报》则在战争中回应道，“国家的安全就是最高法。”林肯并算不上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暴君，但根据他的传记作者之一戴维•唐纳德的观察，保障公民自由却也不是他“首要关心的问题”。南部邦联的官员在这方面的作为也是大同小异，他们听任军事法庭将数千名拥护联邦的南方人关进监狱，更多的人却被强行赶出家园，还有一小部分人遭到军队或平民政府的集体处死。但因为北方是胜利者，所以林肯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也就为未来创造了先例。
Sectional Conflict (Baton Rouge, 1968), 56; Congressional Record, 43rd Congress, 1st sess., 4116; Frank Friedel, Francis Lieber: NineteenthCentury Liberal (Baton Rouge, 1947)， 302; Edward E. Hale, The Man Without a Country and Other Stories (Boston, 1898).
① Mark E. Neely, The Fate of Liberty: Abraham Lincoln and Civil Liberties (New尽管最近的研究成果大大降低了在北部由军事政府实施的任意性逮捕的估计数字，但这样的逮捕仍在千次以上，逮捕的范围从反对派报纸的主编们到民主党的政治人物，甚至也包括了一些平民，如一个芝加哥人因为骂总统是一个“混帐的蠢蛋”，而被短暂地拘留监禁。99宪法在谁有权终止人身保护令(也就是，不得在没有正式法律指控的情况下将一个公民投入监狱的保护令)这一问题上并没有作出清楚的规定，但林肯将这种权力宣布为属于总统的战争权范围内，并且两次宣布，在整个北部地区对那些被指控为从事“不忠诚的行动”的人，停止其拥有的人身保护状权利。当然，民主党报纸照常出版，没有表现任何被威慑住的迹象；而且联邦和南部邦联在战争期间也继续进行了选举。但内战的事件表现出自由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在要求国家团结一致的情形下，公民自由的原则将是非常脆弱的，这一点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充分地得到强调和展现。①
许多北方的共和党人把这种新的民族主义解释成为保证国家稳定和政治秩序的力量，从而将爱国主义与对当权政府的无条件忠诚等同起来；与此同时，奴隶解放这一事件却表明新近获得权威的联邦政府，也可废除已经存在的旧体制，扩展自由的领域。对于改革者来说，内战促成和激发了从内战前的反体制主义向以政府为改革中心的思想的转变，前者将个人的净化看成是社会变革的惟一道路，而后者则认为政治权力可用来驾驭社会进步的事业。奴隶解放将长期成为社会改革的一种模式，成为检验其他自由运动的试金石。①
York, 1991), 5267, 11630, 17677, 206; New York Times, May 28, 1863; David H. Donald, Lincoln(New York, 1995), 30304; Eric Foner, Reconstruction: America誷 Unfinished Revolution 18631877 (New York, 1988), 1517.
① George M. Fredrickson, The Inner Civil War: Northern Intellectuals and the Crisis of the Union (New York, 1965); William J. Novak, The People誷 Welfare: Law and Regul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Chapel Hill, 1996), 241. 在北方人眼中，南部对萨姆特要塞的攻击将自由与奴隶制之间的正面交锋明朗化了，这种交锋是废奴主义者强调了数十年的观点。内战以前，南部和北部的许多美国人把他们带有奴隶制的国家称为“自由的帝国”时，不会感到有什么特别的讽刺意味。但如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早在1862年就意识到的，战争将“奴隶的事业和这个国家的事业”合为一体了。自然，整整一代北部的小学生早在内战前就学会背诵丹尼尔•韦伯斯特1830年在参议院所作的充满激情的演讲：“自由与联邦，现在和永远，终为一体，不可分离。”但韦伯斯特当时谴责的是州权的原则，而不是“特殊体制”。当道格拉斯宣布“自由与联邦变成一体时”，他的目标是人身奴隶制—— 这个体制现在不仅被看作是一种道德罪恶，而且也是对联邦权力的一种侮辱。主人对他的奴隶拥有的绝对主权，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反奴隶制的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坚持道，与“国家政府的最重要的权利”是不相称的。与此同时，摧毁奴隶制 —— 通过总统宣言、国会立法和宪法修正案等行动来实现的 —— 是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行动。这个行动宣布了一个新的联邦国家政府的出现，这个政府有足够的权力来铲除南部社会的中心体制以及美国社会中最大的财富积累(指奴隶制。——译者)。Hess, Liberty, Virtue, Progress, 26; Philip S. Foner, ed.,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Frederick Douglass (4 vols. New York, 195055), III, 214; Congressional Globe, 38th Congress, 1st sess., 523.
联邦胜利的规模与无可争辩的奴隶解放的事实将民族主义、道德原则和自由的语言融合成为一个崭新的联合体。100如同在美国革命时期，宗教与世俗意义上的自由理解通过一种国家命定论的语言结合起来了。“如同耶稣为了使人变得神圣而牺牲，让我们为了使人获得自由而献身，”《共和国战斗曲》这样唱道。那些鼓吹和信仰美国承担着创世重任的人把内战解释成上苍对这个巨大的民族罪恶的一种惩罚和责难(这样的语言也为不上教堂的林肯在他的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中予以采用)。但是，随着奴隶的解放，战争也带来了国家复兴和再生的机会，同时也为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进步性质和全球意义提供了不可否认的有力证据。在内战停止后许久的时期内，林肯和被解放的奴隶将始终作为自由和美国式爱国主义的象征而久留人间。Wilfred M. McClay, The Masterless: Self and Society in Modern America (Chapel Hill, 1994), 19; George S. Philips, American Republic and Human Liberty Foreshadowed in Scripture (Cincinnati, 1864); Basler, et al., eds., Lincoln Works, VIII, 333; Paul C. Nagel, This Sacred Trust: American Nationality 17981898 (New York, 1971), 16667; Eric Foner and Olivia Mahoney, America誷 Reconstruction: People and Politics After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96), 33.
南北双方都称进行内战是为了保护自由。诚然，1861年战争打响后不久，南部邦联的副总统亚历山大•H. 斯蒂芬斯将奴隶制视为南部邦联的“奠基石”。但那些拿起武器为南部的独立而战的人却把内战看成一场“争取自由的斗争”。南部白人从战前时期继承了这样一种自由的定义，其核心内容包括地方政府自治、自给自足的经济机会、财产 —— 包括奴隶财产在内 ——不受侵犯以及抵制北部“奴役”南部的企图。要维系这种传统，南部邦联必须赢得战争。“我正在从事一桩为自由和正义而战的光荣事业，”一位来自阿拉巴马州的陆军下士在1862年毫不犹豫地宣称道。Frank Moore, ed., The Rebellion Record (12 vols. New York, 186168), I, 4449; James M. McPherson, What They Fought For 18611865 (Baton Rouge, 1994), 911, 48; James M. McPherson, For Cause and Comrades: Why Men Fought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97), 1921, 10506.
“自由这个具有魔力的词”，用一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新兵的话来说，也影响着联邦士兵对内战的理解。这场内战的目的，来自印第安纳州的陆军中士塞缪尔•麦基尔文写道，就是保存“照亮全人类的自由的灯塔”。但随着战争的展开，战前对自由的理解逐渐让位于一个新的自由的定义。成千上万的北方士兵在战前并不是废奴主义者，但战争使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为了保证联邦作为自由的象征，必须摧毁奴隶制。“为了保持我们自由的体制，”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士兵在1863年写道，“必须要使每个人都获得自由，让星条旗在他们头上飘扬。”97对林肯来说，内战具有的最深刻的意义在于美国因为废除了奴隶制而获得了“自由的新生”。“当我们把自由赋予奴隶们时，”他在1862年96这幅用来装饰爱国主义歌曲乐谱的插图表现出内战比从前更突出地将自由的象征与美国的国家性质融为一体了。(Library of Congress)12月解放黑奴宣言生效前对国会说，“我们确保了自由人拥有的自由——对于我们给予的自由和我们得以保存的自由来说，两者都具有同样崇高的意义。”Earl J. Hess, Liberty, Virtue, and Progress: Northerners and Their War for the Union (New York, 1988), 29; McPherson, What They Fought For, 30, 5767; McPherson, For Cause and Comrades, 90112, 128; Roy F. Basler, et al., ed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9 vols. New Brunswick, 195355), V, 537.
自由所包含的多变的和富于争议性的本质在内战时期最为明显地得到了表现。“我们都宣称是为了自由而战，”林肯在1864年说，“但在使用同一个词时，我们所指的却不是一件事。”对于北部来说，自由指的是“每个人”能够享有“他的劳动成果”；对于南部白人来说，自由意味着做主人的权威和地位 —— 即拥有“任意处置其他人及其劳动成果”的权力。Basler, et al., eds., Lincoln Works, VI, 30102.联邦的胜利将北方对自由的理解转化成为一种正常的国家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自由的内容以及对有权享有自由的人的定义两者本身也随之而改变了。
在整个美国历史进程中，战争在扩展美国的“想像的共同体”的界限时，始终是一种十分有力的力量。独立战争促进北方废除了奴隶制；美国妇女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投票权；越战期间18岁的年轻人也将获得选举权。随着联邦在1865年的胜利，废奴主义者的美国观也得到了承认和胜利。自由变成了普遍性的原则；公民资格被宣称为所有美国人的与生俱来的权利。温德尔•菲利普斯在1866年写道，“与其他所有国家不同的是，这个国家还须决定公民由什么来构成，这是美国独有的问题。”联邦公民资格的原则就是从内战中发展而来的：国家公民整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不论其属于什么种族，都将得到平等的法律保护。
1865年早期，曾在八年前宣布将黑人永久地排除在美国“大家庭”之外的联邦最高法院，赋予了来自波士顿的黑人律师约翰•S. 罗克在最高法院进行诉讼和辩护工作的资格。弗朗西斯•利伯写道，黑人是公民，应该得到联邦政府的保护，这一点已经不再有“哪怕是一丝值得怀疑的可能”。不光是自由的逻辑，内战第二阶段中约20万黑人参加联邦军队这一事实，已将黑人公民权问题提到了战后的议事日程上了。黑人参加联邦军队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一位参议员在1864年观察说：即是“黑人从此在我们中间占有了一个新的地位”。同年，林肯敦促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迈克•哈恩力争将选举权赋予给一部分黑人，尤其是黑人士兵。林肯认为，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他们也许会被再度召集起来，“保卫自由大家庭中的自由这种珍宝。”种族主义思想并没有从国家生活中被消除。但?，在1864年，《哈泼周刊》主编乔治•威廉•柯蒂斯宣称说：98内战和对奴隶的解放已经将一个“白人的”政府转化成为一个“所有人的”政府。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 June 3, 1865; George A. Levesque, “Boston誷 Black Brahmin: Dr. John S. Rock,” Civil War History, 26 (December 1980), 336; Francis Lieber to Edward Bates, November 25, 1862, Francis Lieber Papers, Huntington Library; Herman Belz, A New Birth of Freedom: The Republican Party and Freedmen誷 Rights 18611866 (Westport, 1976), 24; Basler, et al., eds., Lincoln Works, VII, 243； Charles E. Norton, ed., Orations and Addresses of George William Curtis (3 vols. New York, 1894), I, 172.
然而，除了重新划分自由的界限之外，内战也将自由的进步直接与联邦国家的权力联系起来。“是战争，”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雷切克说，“将人民转换成为一个国家。”内战以保存旧的联邦开始，却产生了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为打赢现代战争而对联邦资源进行的总动员，创造了一个被后来的一位共和党人所称的“新的政府”，它的权力和责任都极大地扩展了。同样重要的是，内战也孕育了一种新的国家自我意识。“自由 …… 真正的自由，”利伯宣称道，“需要一个国家。”这也正是埃德华•埃弗里特•海尔在186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中所讲的道理。这部当时最受人喜爱的小说中的主人公菲利普•诺兰，在一阵愤怒之下，诅咒了自己出生的地方，他因而得到惩罚，被发配到一艘船上去生活，不准再踏上美国的土地，也听不到人们提及“美国”的名字。他后来知道，当一个人被剥夺了国籍身份时，他就失去了对自身的自我意识。Melinda Lawson, “Patriot Fires: Loyal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Civil War North,”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8; David Potter, The South and the
这种强烈的新的民族主义思潮，由于受到国家与自由等同观念的强化，自动地将一切对于内战及其政策的批评——或者在共和党人眼中，一切对林肯政府政策的反对——与叛国罪相提并论。尽管在美墨战争时期，曾出现过一些对反战分子的零星处理和起诉，但自革命以来，内战第一次提出了战争时期表达反对意见所面临的局限性的问题。“战争，”纽约州的民主党州长霍雷肖•西摩坚持道，“不能窒息自由。”共和党的《纽约时报》则在战争中回应道，“国家的安全就是最高法。”林肯并算不上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暴君，但根据他的传记作者之一戴维•唐纳德的观察，保障公民自由却也不是他“首要关心的问题”。南部邦联的官员在这方面的作为也是大同小异，他们听任军事法庭将数千名拥护联邦的南方人关进监狱，更多的人却被强行赶出家园，还有一小部分人遭到军队或平民政府的集体处死。但因为北方是胜利者，所以林肯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也就为未来创造了先例。
Sectional Conflict (Baton Rouge, 1968), 56; Congressional Record, 43rd Congress, 1st sess., 4116; Frank Friedel, Francis Lieber: NineteenthCentury Liberal (Baton Rouge, 1947)， 302; Edward E. Hale, The Man Without a Country and Other Stories (Boston, 1898).
① Mark E. Neely, The Fate of Liberty: Abraham Lincoln and Civil Liberties (New尽管最近的研究成果大大降低了在北部由军事政府实施的任意性逮捕的估计数字，但这样的逮捕仍在千次以上，逮捕的范围从反对派报纸的主编们到民主党的政治人物，甚至也包括了一些平民，如一个芝加哥人因为骂总统是一个“混帐的蠢蛋”，而被短暂地拘留监禁。99宪法在谁有权终止人身保护令(也就是，不得在没有正式法律指控的情况下将一个公民投入监狱的保护令)这一问题上并没有作出清楚的规定，但林肯将这种权力宣布为属于总统的战争权范围内，并且两次宣布，在整个北部地区对那些被指控为从事“不忠诚的行动”的人，停止其拥有的人身保护状权利。当然，民主党报纸照常出版，没有表现任何被威慑住的迹象；而且联邦和南部邦联在战争期间也继续进行了选举。但内战的事件表现出自由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在要求国家团结一致的情形下，公民自由的原则将是非常脆弱的，这一点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充分地得到强调和展现。①
许多北方的共和党人把这种新的民族主义解释成为保证国家稳定和政治秩序的力量，从而将爱国主义与对当权政府的无条件忠诚等同起来；与此同时，奴隶解放这一事件却表明新近获得权威的联邦政府，也可废除已经存在的旧体制，扩展自由的领域。对于改革者来说，内战促成和激发了从内战前的反体制主义向以政府为改革中心的思想的转变，前者将个人的净化看成是社会变革的惟一道路，而后者则认为政治权力可用来驾驭社会进步的事业。奴隶解放将长期成为社会改革的一种模式，成为检验其他自由运动的试金石。①
York, 1991), 5267, 11630, 17677, 206; New York Times, May 28, 1863; David H. Donald, Lincoln(New York, 1995), 30304; Eric Foner, Reconstruction: America誷 Unfinished Revolution 18631877 (New York, 1988), 1517.
① George M. Fredrickson, The Inner Civil War: Northern Intellectuals and the Crisis of the Union (New York, 1965); William J. Novak, The People誷 Welfare: Law and Regul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Chapel Hill, 1996), 241. 在北方人眼中，南部对萨姆特要塞的攻击将自由与奴隶制之间的正面交锋明朗化了，这种交锋是废奴主义者强调了数十年的观点。内战以前，南部和北部的许多美国人把他们带有奴隶制的国家称为“自由的帝国”时，不会感到有什么特别的讽刺意味。但如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早在1862年就意识到的，战争将“奴隶的事业和这个国家的事业”合为一体了。自然，整整一代北部的小学生早在内战前就学会背诵丹尼尔•韦伯斯特1830年在参议院所作的充满激情的演讲：“自由与联邦，现在和永远，终为一体，不可分离。”但韦伯斯特当时谴责的是州权的原则，而不是“特殊体制”。当道格拉斯宣布“自由与联邦变成一体时”，他的目标是人身奴隶制—— 这个体制现在不仅被看作是一种道德罪恶，而且也是对联邦权力的一种侮辱。主人对他的奴隶拥有的绝对主权，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反奴隶制的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坚持道，与“国家政府的最重要的权利”是不相称的。与此同时，摧毁奴隶制 —— 通过总统宣言、国会立法和宪法修正案等行动来实现的 —— 是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行动。这个行动宣布了一个新的联邦国家政府的出现，这个政府有足够的权力来铲除南部社会的中心体制以及美国社会中最大的财富积累(指奴隶制。——译者)。Hess, Liberty, Virtue, Progress, 26; Philip S. Foner, ed.,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Frederick Douglass (4 vols. New York, 195055), III, 214; Congressional Globe, 38th Congress, 1st sess., 523.
联邦胜利的规模与无可争辩的奴隶解放的事实将民族主义、道德原则和自由的语言融合成为一个崭新的联合体。100如同在美国革命时期，宗教与世俗意义上的自由理解通过一种国家命定论的语言结合起来了。“如同耶稣为了使人变得神圣而牺牲，让我们为了使人获得自由而献身，”《共和国战斗曲》这样唱道。那些鼓吹和信仰美国承担着创世重任的人把内战解释成上苍对这个巨大的民族罪恶的一种惩罚和责难(这样的语言也为不上教堂的林肯在他的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中予以采用)。但是，随着奴隶的解放，战争也带来了国家复兴和再生的机会，同时也为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进步性质和全球意义提供了不可否认的有力证据。在内战停止后许久的时期内，林肯和被解放的奴隶将始终作为自由和美国式爱国主义的象征而久留人间。Wilfred M. McClay, The Masterless: Self and Society in Modern America (Chapel Hill, 1994), 19; George S. Philips, American Republic and Human Liberty Foreshadowed in Scripture (Cincinnati, 1864); Basler, et al., eds., Lincoln Works, VIII, 333; Paul C. Nagel, This Sacred Trust: American Nationality 17981898 (New York, 1971), 16667; Eric Foner and Olivia Mahoney, America誷 Reconstruction: People and Politics After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96),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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