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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者：埃里克·方纳 2007-05-29 05:22
“何谓自由？”
随着联邦的胜利，自由真正界定了美国存在的目的。一个“新国家”从内战中得以诞生，伊利诺斯州的众议员艾萨克•N. 阿诺德宣称说：这个国家之“新”是因为它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国家。这个新美国观的中心思想是内战前的自由劳动的原则，现在这个原则因北部的胜利而被进一步认定为是一个好社会的标准。根据自由劳动的原则，在重建的南部，解放了的奴隶将与北部的劳工一样，享有同样的争取改善的机会，并会抱有同样的谋求自我完善和自我改进的动机，比他们在当奴隶时发挥更大的劳动热情，更富有成效地工作。与此同时，北部的资本和移民将不断流入南部，为其经济发展打气补血，带来了动力。最终南部将逐步发展成为像北部一样的“自由社会”，拥有自己的州立学校、小城镇和自食其力的小生产者。1848年德国革命失败后移居美国、后来成为共和党的领袖人物之一的卡尔•舒尔茨宣称说，当南北社会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时候，美国将变成历史上“一个比任何国家都更伟大、更繁荣、更强大的共和国”。V. Jacque Voegeli, Free But Not Equal: The Midwest and the Negro During the Civil War (Chicago, 1967), 16263; Carl Schurtz, For the Great Empire of Liberty, Forward! (New York, 1864).
黑人解放的具体现实使自由成为一个有历史意义和实质意义的问题，而不再是一个哲学意义上或喻义上的问题。它以最为直截了当的形式提出了财产权利与人身权利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人身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什么是自由？”国会议员詹姆斯•加菲尔德在1865年时问道，“自由难道仅仅是一种不被带上镣铐的特权吗？如果这就是自由的全部内容的话，那么，自由无非是一种令人难堪的嘲讽，一种残酷的欺骗。”自由仅仅意味着废除奴隶制，还是包含了解放的奴隶应该拥有其他一些权利的内容？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这些前奴隶应该拥有哪些权利：公民平等权、选举权，还是财产拥有权？101如果奴隶制的废除加强了自由在政治话语中的关键词的地位，这种情形也使得对自由的界定比以前更为重要。自由不再是一个事先决定的或处于静态的概念，它变成了一个充满冲突的地带，它的内容可以通过完全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观点来解释。Burke A. Hinsdale, ed., The Works of James Abram Garfield (2 vols. Boston, 188283), I, 86.
“自由，”一位黑人牧师说道，“早在自由诞生之前就存在于黑人的心中。”一位逃到北方的黑奴后来回忆说，在奴隶屋中，奴隶们最常谈论的话题就是“对自由的渴望”。对于美国革命带来的思想潮流和内战前在南北社会回荡传播的自由和民主的语言，奴隶们不可能是无动于衷或漠不关心的。他们对围绕奴隶制的未来而展开的全国性冲突，不可能是毫无意识的。事实上，在内战前夕，詹姆斯•布坎南总统曾警告说，“在奴隶制问题上引起的争论”已经引起了奴隶们“对自由问题的朦胧认识”。Foner, Reconstruction, 7778; John W. Blassingame, ed., Slave testimony: Two Centuries of Letters, Speeches, Interviews, and Autobiographies (Baton Rouge, 1977), 135; James Richardson, ed., A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10 vols. Washington, DC, 189699), V, 315758.
但奴隶们的认识绝非是朦胧不清的。在奴隶制中，非裔美国人通过他们自己本身作为奴隶的经历和对他们周围的自由社会的观察，形成了自己对自由的独到理解。奴隶们将美国人的民主和平等的话语作为自己的政治语言，利用圣经中那个非常令人信服的出埃及记的故事来解释自由。在这个故事中，一群上帝的选民在被长期的奴役之后，经过上帝的帮助，最后获得了解放。奴隶们把自己同时看成是被剥夺了权利的个人和缺乏自决能力的人民。所以，自由也因此同时意味着两个内容：逃离奴隶制中的各种非正义的磨难 —— 如鞭笞的惩罚、家庭的分离、教育机会的被剥夺以及奴隶主对女奴的性剥削等等 ——和建立起一种集体性的权力基础，从而争取对美国公民应有权利和特权的分享。Richard H. King, Civil Rights and the Idea of Freedom (New York, 1992), 16,2931; Derek Q. Reeves, “Beyond the River Jordan: An Essay on the Continuity of the Black Prophetic Tradition,” Journal of Religious Thoughts, 47 (WinterSpring 190091), 4254.
如果奴隶制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的话，内战的爆发就预示了一条上帝为黑人准备的、通向美国自由的“应许之地”的即将来临的通道。随着南部的400万奴隶不请自到地进入了19世纪美国的“公共领域”，长期以来不为外部世界所知的黑人的态度和理想突如其来地爆发出来了。?人牧师和黑人政治领袖们(这两个角色通常是由一个人来担任的)宣称，一个自由的福音即将到来了。上帝终于对他的人民的祈祷作出了回应，大赦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早在林肯将奴隶解放作为内战的目标之一之前，北部和南部的黑人们已经把内战称之为“争取自由的战争”了。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1861和1862年间，成千上万的奴隶逃离种植园，逃奔到联邦军队的防线内，将奴隶制的未来不由分说地推置到联邦政府的政治议程上，促使并不情愿的北部踏上了解放奴隶的道路。Reginald F. Hildebrand, The Times Were Strange and Stirring: Methodist Preachers and the Crisis of Emancipation (Durham, NC, 1995), 3239, 5365; Vincent G. Harding, “Wrestling Toward the Dawn: The AfroAmerican Freedom Movement and the Changing Constitution,” Journals of American History, 74 (December 1987), 723; Foner, Reconstruction, 34.
当政治参与成为自由的一个核心内容时，投票权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前奴隶们对享有权力和独立自主的期望中最为关键的内容。102如同1865年南部投降后不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说，“只有在黑人得到选举权之后，奴隶制才会被彻底废除。”这是由民主制度本身决定了的逻辑。在一个“君主制政府中”，道格拉斯解释说，哪些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并不会感到一种“特别的”耻辱。但是，在一个“奉行全民选举权”的地方，将黑人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等于给他们打上一道“低等下贱的烙印”。内战一结束，在南部的一些地方甚至更早一些，自由黑人与解放了的奴隶便聚集起来，以群众集会、游行活动、递交请愿书等方式来要求获得选举权；并在有的时候还组织了他们自己的“自由投票运动”。他们声称，如果新生的美国不能赋予他们完全的公民资格和权利，将是对其承诺的民主理念和内战意义的背叛，而且会将前奴隶打入到自由黑人先前经历过的半自由状态之中。
在整个重建过程中，黑人始终扮演了“不可压制的民主派”的角色。即便在他们的选举权被再度剥夺后许久，他们仍将投票的行动看成对白人至上政治模式的一种挑战，并把“选举权的丧失”看成是“自由的丧失”。黑人获得自由是联邦政府前所未有地运用自己权力的结果，非裔美国人因此全面彻底地与联邦政府站在一起。1865年7月4日那一天，一位年轻的白人妇女在她的日记中写道，查尔斯顿城的黑人举行“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而“白人却把他们自己关在屋里”。内战结束后的许多年里，南方白人会有意地回避对独立日的庆祝活动，而前奴隶们却非常欣赏这一天的节日。到今天为止，虽然许多白人本能地感到，自由的享有必须限制联邦权威，但几乎没有什么黑人同意这样的看法。Foner, ed., Douglass, IV, 159, 167; Foner, Reconstruction, 11012, 291; Earl S. Miers, ed., When the World Ended: The Diary of Emma LeConte (New York, 1957), 11315; Elsa Barkley Brown, “Negotiat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Public Sphere: African American Political Life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lavery to Freedom,” Public Culture, 7 (Fall 1994), 115.
前奴隶对自由的定义中的另外一个关键内容是经济自主。1865年1月，在完成了那次几乎把佐治亚州夷为平地的向大海进军行动后，威廉•T. 谢尔曼会见了一群黑人牧师。这群黑人的发言人加里逊•弗雷日尔表达了那些刚刚获得自由的黑人对奴隶制和自由所作的简洁的定义。弗雷日尔说，奴隶制意味着一个人“不经另一个人的同意就得到后者的劳动成果”；自由则意味着“使我们能够收获我们自己劳动的成果”。弗雷日尔强调，真正的经济自由只能通过拥有土地才能实现，没有土地，黑人劳动力将继续为他们先前的主人所剥削和占有。在自己的土地上，黑人可以建设自己的社区，享受一些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建立自己的教会、学校以及新的稳定家庭等。只有土地，一位名叫梅里蒙•霍华德的前奴隶写道，才将使“穷苦阶级享受到自由的甜蜜”。“Colloquy with Colored Ministers,”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16 (January 1931), 8894, Merrimon Howard to Adelbert Ames, November 28, 1873, Ames Family Papers, Sophia Smith Collection, Smith College.
通过他们对具体的内容的界定和对自由语言的使用，前奴隶们力图将一些实质性内容注入到奴隶解放的实践中去，103这种努力使人联想到那些为众多美国白人所认可的自由的内容：拥有自身、家庭稳定、宗教自由、市场上的平等、政治参与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但这些自由的内容汇集成了一种他们自己的自由观。对于那些从未享有过自由的人和那些总是享有自由的人来说，自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对于白人来说，无论如何定义，自由是一种应该得到保障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对非裔美国人来说，自由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是一个宽广多面的概念，是一个改变他们生活的每个方面和改变那个从一开始就支持奴隶制存在的社会和文化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对于前奴隶来说，奴隶制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种痛苦的经历，这种经历将长期地影响他们对自己的认识，影响他们对自己在美国社会中的位置的认识。尽管获得了自由的黑人没有争取到他们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自由，但他们对自由的广泛定义和理解极有效地影响了内战后波澜起伏的重建时期中政治议程的形成。James O. Robertson, American Myth, American Reality (New York, 1980), 9899; Gyora Binder, “Did the Slaves Author the Thirteenth Amendment? An Essay in Redemptive History,” Yale Journal of Law and the Humanities, 5 (Summer 1993), 471505.
当然，在探索从奴隶制到自由之路的过程中，黑人并不是在孤军奋战。南部的白人，尤其是那个为战时所遭受的损失和丧失奴隶这种财产而逼入窘境的种植园主阶级，也在力求把他们对奴隶解放的后果的理解贯穿到实践之中。1865年早些时候，一位亚特兰大的白人居民给当地的报纸写信，提到内战点燃了“奴隶胸中的自由精神”。这位作者写道，南部的白人没有意识到，如同他们自己一样，黑人也充满了“对自由的热爱”。尽管如此，在紧随着战争结束的一段时间内，南部的白人领袖却以最狭窄的、限制性最强的方式来界定黑人自由。如同北部的新闻记者悉尼•安德鲁斯在1865年底所注意到的：“白人似乎完全不能理解，自由对于黑人来说，与对于他们自己来说是一种完全相同的东西。他们毫不犹豫地承认并接受联邦政府给予黑人自由这样的结果，但好像又在坚持他们仍然有权行使过去那种对黑人的控制。”南部白人领袖坚信，种植园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是维持南部经济稳定和种族优越地位的关键，他们力图恢复战前那种自由的定义，好像一切照旧，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对他们来说，自由仍旧代表了等级和主人的为所欲为；自由仍是一种特权，不是一种权利，是一种法律地位，而不是一种毫无限制的人人应得的权利。自由当然不包括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也不包括政治和公民地位的平等。“一个人可以是自由的，但并不一定是独立的，”来自密西西比州的种植园主塞缪尔•阿格纽1865年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一个人可以有自由，但他不一定能投票。”两年后，一位参加弗吉尼亚州制宪大会的代表附和说，南部白人的总立场可由肯塔基州的一家报纸的话来总结：前奴隶是得到了“自由，但只是劳动的自由”。
南部白人反对认为奴隶解放本身包含有给予黑人政治与公民平等的内容，104也不认为解放赋予了黑人获取财产或争取经济改善的机会。然而，在北部看来，这些权利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关键，南部白人坚持认为，黑人必须只能在条件与奴隶制相差不大的情况下继续成为依附性种植园经济的劳动力队伍。在总统重建期间——也就是1865至1867年间，当林肯的继任者安德鲁•约翰逊放手让南部白人决定重建的规模的时期——南部各州颁布实施了臭名昭著的黑人法典，来推行这种对于黑人自由的定义。黑人法典剥夺了黑人享受平等的法律保护的权利和政治权利，强制性要求黑人劳工接受以年为期的劳工契约和具有压迫性的学徒工规定，并对违反合同的黑人以刑事犯罪的名义进行惩罚。通过这些法律，南部的白人领袖希望保证种植园农业经济能抵消和战胜奴隶解放的影响。J. William Harris, Plain Folk and Gentry in a Slave Society: White Liberty and Black Slavery in Augusta誷 Hinterlands (Middletown, CT, 1985), 184; Sidney Andrews, “Three Months Among the Reconstructionists,” Atlantic Monthly, 16 (February 1866), 24344; Foner, Reconstruction, 129, 134, 198201; Brown, “Public Sphere,” 117.
因此，奴隶制的灭亡并不自动地意味着自由的降生。但因为黑人法典如此公然地践踏了自由劳动的原则，北部的共和党人不得不对此发出愤怒的谴责。南部对奴隶解放的结果的拒绝，引发了约翰逊总统与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之间就内战的影响和后果问题展开了一场场面巨大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使一些有关的联邦法律和宪法修正案得以颁布和实施，这些法律和修正案重新划分了美国公民的界限，大大扩展了所有的美国人所享有的自由的定义范围。
随着联邦的胜利，自由真正界定了美国存在的目的。一个“新国家”从内战中得以诞生，伊利诺斯州的众议员艾萨克•N. 阿诺德宣称说：这个国家之“新”是因为它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国家。这个新美国观的中心思想是内战前的自由劳动的原则，现在这个原则因北部的胜利而被进一步认定为是一个好社会的标准。根据自由劳动的原则，在重建的南部，解放了的奴隶将与北部的劳工一样，享有同样的争取改善的机会，并会抱有同样的谋求自我完善和自我改进的动机，比他们在当奴隶时发挥更大的劳动热情，更富有成效地工作。与此同时，北部的资本和移民将不断流入南部，为其经济发展打气补血，带来了动力。最终南部将逐步发展成为像北部一样的“自由社会”，拥有自己的州立学校、小城镇和自食其力的小生产者。1848年德国革命失败后移居美国、后来成为共和党的领袖人物之一的卡尔•舒尔茨宣称说，当南北社会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时候，美国将变成历史上“一个比任何国家都更伟大、更繁荣、更强大的共和国”。V. Jacque Voegeli, Free But Not Equal: The Midwest and the Negro During the Civil War (Chicago, 1967), 16263; Carl Schurtz, For the Great Empire of Liberty, Forward! (New York, 1864).
黑人解放的具体现实使自由成为一个有历史意义和实质意义的问题，而不再是一个哲学意义上或喻义上的问题。它以最为直截了当的形式提出了财产权利与人身权利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人身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什么是自由？”国会议员詹姆斯•加菲尔德在1865年时问道，“自由难道仅仅是一种不被带上镣铐的特权吗？如果这就是自由的全部内容的话，那么，自由无非是一种令人难堪的嘲讽，一种残酷的欺骗。”自由仅仅意味着废除奴隶制，还是包含了解放的奴隶应该拥有其他一些权利的内容？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这些前奴隶应该拥有哪些权利：公民平等权、选举权，还是财产拥有权？101如果奴隶制的废除加强了自由在政治话语中的关键词的地位，这种情形也使得对自由的界定比以前更为重要。自由不再是一个事先决定的或处于静态的概念，它变成了一个充满冲突的地带，它的内容可以通过完全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观点来解释。Burke A. Hinsdale, ed., The Works of James Abram Garfield (2 vols. Boston, 188283), I, 86.
“自由，”一位黑人牧师说道，“早在自由诞生之前就存在于黑人的心中。”一位逃到北方的黑奴后来回忆说，在奴隶屋中，奴隶们最常谈论的话题就是“对自由的渴望”。对于美国革命带来的思想潮流和内战前在南北社会回荡传播的自由和民主的语言，奴隶们不可能是无动于衷或漠不关心的。他们对围绕奴隶制的未来而展开的全国性冲突，不可能是毫无意识的。事实上，在内战前夕，詹姆斯•布坎南总统曾警告说，“在奴隶制问题上引起的争论”已经引起了奴隶们“对自由问题的朦胧认识”。Foner, Reconstruction, 7778; John W. Blassingame, ed., Slave testimony: Two Centuries of Letters, Speeches, Interviews, and Autobiographies (Baton Rouge, 1977), 135; James Richardson, ed., A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10 vols. Washington, DC, 189699), V, 315758.
但奴隶们的认识绝非是朦胧不清的。在奴隶制中，非裔美国人通过他们自己本身作为奴隶的经历和对他们周围的自由社会的观察，形成了自己对自由的独到理解。奴隶们将美国人的民主和平等的话语作为自己的政治语言，利用圣经中那个非常令人信服的出埃及记的故事来解释自由。在这个故事中，一群上帝的选民在被长期的奴役之后，经过上帝的帮助，最后获得了解放。奴隶们把自己同时看成是被剥夺了权利的个人和缺乏自决能力的人民。所以，自由也因此同时意味着两个内容：逃离奴隶制中的各种非正义的磨难 —— 如鞭笞的惩罚、家庭的分离、教育机会的被剥夺以及奴隶主对女奴的性剥削等等 ——和建立起一种集体性的权力基础，从而争取对美国公民应有权利和特权的分享。Richard H. King, Civil Rights and the Idea of Freedom (New York, 1992), 16,2931; Derek Q. Reeves, “Beyond the River Jordan: An Essay on the Continuity of the Black Prophetic Tradition,” Journal of Religious Thoughts, 47 (WinterSpring 190091), 4254.
如果奴隶制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的话，内战的爆发就预示了一条上帝为黑人准备的、通向美国自由的“应许之地”的即将来临的通道。随着南部的400万奴隶不请自到地进入了19世纪美国的“公共领域”，长期以来不为外部世界所知的黑人的态度和理想突如其来地爆发出来了。?人牧师和黑人政治领袖们(这两个角色通常是由一个人来担任的)宣称，一个自由的福音即将到来了。上帝终于对他的人民的祈祷作出了回应，大赦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早在林肯将奴隶解放作为内战的目标之一之前，北部和南部的黑人们已经把内战称之为“争取自由的战争”了。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1861和1862年间，成千上万的奴隶逃离种植园，逃奔到联邦军队的防线内，将奴隶制的未来不由分说地推置到联邦政府的政治议程上，促使并不情愿的北部踏上了解放奴隶的道路。Reginald F. Hildebrand, The Times Were Strange and Stirring: Methodist Preachers and the Crisis of Emancipation (Durham, NC, 1995), 3239, 5365; Vincent G. Harding, “Wrestling Toward the Dawn: The AfroAmerican Freedom Movement and the Changing Constitution,” Journals of American History, 74 (December 1987), 723; Foner, Reconstruction, 34.
当政治参与成为自由的一个核心内容时，投票权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前奴隶们对享有权力和独立自主的期望中最为关键的内容。102如同1865年南部投降后不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说，“只有在黑人得到选举权之后，奴隶制才会被彻底废除。”这是由民主制度本身决定了的逻辑。在一个“君主制政府中”，道格拉斯解释说，哪些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并不会感到一种“特别的”耻辱。但是，在一个“奉行全民选举权”的地方，将黑人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等于给他们打上一道“低等下贱的烙印”。内战一结束，在南部的一些地方甚至更早一些，自由黑人与解放了的奴隶便聚集起来，以群众集会、游行活动、递交请愿书等方式来要求获得选举权；并在有的时候还组织了他们自己的“自由投票运动”。他们声称，如果新生的美国不能赋予他们完全的公民资格和权利，将是对其承诺的民主理念和内战意义的背叛，而且会将前奴隶打入到自由黑人先前经历过的半自由状态之中。
在整个重建过程中，黑人始终扮演了“不可压制的民主派”的角色。即便在他们的选举权被再度剥夺后许久，他们仍将投票的行动看成对白人至上政治模式的一种挑战，并把“选举权的丧失”看成是“自由的丧失”。黑人获得自由是联邦政府前所未有地运用自己权力的结果，非裔美国人因此全面彻底地与联邦政府站在一起。1865年7月4日那一天，一位年轻的白人妇女在她的日记中写道，查尔斯顿城的黑人举行“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而“白人却把他们自己关在屋里”。内战结束后的许多年里，南方白人会有意地回避对独立日的庆祝活动，而前奴隶们却非常欣赏这一天的节日。到今天为止，虽然许多白人本能地感到，自由的享有必须限制联邦权威，但几乎没有什么黑人同意这样的看法。Foner, ed., Douglass, IV, 159, 167; Foner, Reconstruction, 11012, 291; Earl S. Miers, ed., When the World Ended: The Diary of Emma LeConte (New York, 1957), 11315; Elsa Barkley Brown, “Negotiat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Public Sphere: African American Political Life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lavery to Freedom,” Public Culture, 7 (Fall 1994), 115.
前奴隶对自由的定义中的另外一个关键内容是经济自主。1865年1月，在完成了那次几乎把佐治亚州夷为平地的向大海进军行动后，威廉•T. 谢尔曼会见了一群黑人牧师。这群黑人的发言人加里逊•弗雷日尔表达了那些刚刚获得自由的黑人对奴隶制和自由所作的简洁的定义。弗雷日尔说，奴隶制意味着一个人“不经另一个人的同意就得到后者的劳动成果”；自由则意味着“使我们能够收获我们自己劳动的成果”。弗雷日尔强调，真正的经济自由只能通过拥有土地才能实现，没有土地，黑人劳动力将继续为他们先前的主人所剥削和占有。在自己的土地上，黑人可以建设自己的社区，享受一些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建立自己的教会、学校以及新的稳定家庭等。只有土地，一位名叫梅里蒙•霍华德的前奴隶写道，才将使“穷苦阶级享受到自由的甜蜜”。“Colloquy with Colored Ministers,”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16 (January 1931), 8894, Merrimon Howard to Adelbert Ames, November 28, 1873, Ames Family Papers, Sophia Smith Collection, Smith College.
通过他们对具体的内容的界定和对自由语言的使用，前奴隶们力图将一些实质性内容注入到奴隶解放的实践中去，103这种努力使人联想到那些为众多美国白人所认可的自由的内容：拥有自身、家庭稳定、宗教自由、市场上的平等、政治参与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但这些自由的内容汇集成了一种他们自己的自由观。对于那些从未享有过自由的人和那些总是享有自由的人来说，自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对于白人来说，无论如何定义，自由是一种应该得到保障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对非裔美国人来说，自由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是一个宽广多面的概念，是一个改变他们生活的每个方面和改变那个从一开始就支持奴隶制存在的社会和文化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对于前奴隶来说，奴隶制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种痛苦的经历，这种经历将长期地影响他们对自己的认识，影响他们对自己在美国社会中的位置的认识。尽管获得了自由的黑人没有争取到他们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自由，但他们对自由的广泛定义和理解极有效地影响了内战后波澜起伏的重建时期中政治议程的形成。James O. Robertson, American Myth, American Reality (New York, 1980), 9899; Gyora Binder, “Did the Slaves Author the Thirteenth Amendment? An Essay in Redemptive History,” Yale Journal of Law and the Humanities, 5 (Summer 1993), 471505.
当然，在探索从奴隶制到自由之路的过程中，黑人并不是在孤军奋战。南部的白人，尤其是那个为战时所遭受的损失和丧失奴隶这种财产而逼入窘境的种植园主阶级，也在力求把他们对奴隶解放的后果的理解贯穿到实践之中。1865年早些时候，一位亚特兰大的白人居民给当地的报纸写信，提到内战点燃了“奴隶胸中的自由精神”。这位作者写道，南部的白人没有意识到，如同他们自己一样，黑人也充满了“对自由的热爱”。尽管如此，在紧随着战争结束的一段时间内，南部的白人领袖却以最狭窄的、限制性最强的方式来界定黑人自由。如同北部的新闻记者悉尼•安德鲁斯在1865年底所注意到的：“白人似乎完全不能理解，自由对于黑人来说，与对于他们自己来说是一种完全相同的东西。他们毫不犹豫地承认并接受联邦政府给予黑人自由这样的结果，但好像又在坚持他们仍然有权行使过去那种对黑人的控制。”南部白人领袖坚信，种植园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是维持南部经济稳定和种族优越地位的关键，他们力图恢复战前那种自由的定义，好像一切照旧，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对他们来说，自由仍旧代表了等级和主人的为所欲为；自由仍是一种特权，不是一种权利，是一种法律地位，而不是一种毫无限制的人人应得的权利。自由当然不包括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也不包括政治和公民地位的平等。“一个人可以是自由的，但并不一定是独立的，”来自密西西比州的种植园主塞缪尔•阿格纽1865年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一个人可以有自由，但他不一定能投票。”两年后，一位参加弗吉尼亚州制宪大会的代表附和说，南部白人的总立场可由肯塔基州的一家报纸的话来总结：前奴隶是得到了“自由，但只是劳动的自由”。
南部白人反对认为奴隶解放本身包含有给予黑人政治与公民平等的内容，104也不认为解放赋予了黑人获取财产或争取经济改善的机会。然而，在北部看来，这些权利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关键，南部白人坚持认为，黑人必须只能在条件与奴隶制相差不大的情况下继续成为依附性种植园经济的劳动力队伍。在总统重建期间——也就是1865至1867年间，当林肯的继任者安德鲁•约翰逊放手让南部白人决定重建的规模的时期——南部各州颁布实施了臭名昭著的黑人法典，来推行这种对于黑人自由的定义。黑人法典剥夺了黑人享受平等的法律保护的权利和政治权利，强制性要求黑人劳工接受以年为期的劳工契约和具有压迫性的学徒工规定，并对违反合同的黑人以刑事犯罪的名义进行惩罚。通过这些法律，南部的白人领袖希望保证种植园农业经济能抵消和战胜奴隶解放的影响。J. William Harris, Plain Folk and Gentry in a Slave Society: White Liberty and Black Slavery in Augusta誷 Hinterlands (Middletown, CT, 1985), 184; Sidney Andrews, “Three Months Among the Reconstructionists,” Atlantic Monthly, 16 (February 1866), 24344; Foner, Reconstruction, 129, 134, 198201; Brown, “Public Sphere,” 117.
因此，奴隶制的灭亡并不自动地意味着自由的降生。但因为黑人法典如此公然地践踏了自由劳动的原则，北部的共和党人不得不对此发出愤怒的谴责。南部对奴隶解放的结果的拒绝，引发了约翰逊总统与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之间就内战的影响和后果问题展开了一场场面巨大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使一些有关的联邦法律和宪法修正案得以颁布和实施，这些法律和修正案重新划分了美国公民的界限，大大扩展了所有的美国人所享有的自由的定义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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