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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者：埃里克·方纳 2007-05-29 05:22
除此之外，那些继续提出节制生育问题的人，也面临着法律制裁的威胁。在科姆斯托克法的影响下，许多人遭到逮捕，其中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恋爱者埃兹拉•海伍德，她因散发一份名为《丘比特的枷锁》的鼓吹婚姻内外的性自由的杂志被判了两年的监禁。与此同时，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建立了一个禁止非纯洁文学的部门。因为这些原因，婚姻改革和妇女控制性生活问题的讨论从公共生活中退了出去。一直要到20世纪后，“社会自由”及其相关的在性问题上的言论自由权等问题，才会再度复苏，成为女权运动内外的极具影响力的公共话题。①
Right to Be Treated Like American Ladies: Women and the Obligations of Citizenship,” in U.S. History as Women誷 History: New Feminist Essays, ed. Linda K. Kerber, et al. (Chapel Hill, 1995), 26.
① Martin H. Blatt, Free Love and Anarchism: The Biography of Ezra Heywood (Urbana, 1989), 10018; John D誆milio and Estelle B. Freedman, Intimate Matters: A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America (New York, 1988), 159. 总体来说，重建在扩展妇女自由的定义方面所起的作用实在微不足道。重建时期的共和党人把解放看成是一种重新恢复黑人拥有家庭生活的权利，在恢复的家庭生活中，男人应该拥有他们在家庭中的一家之主的位置，而女人也应该担负起她们在家庭领域中的位置，而这种位置曾被奴隶制以违背自然规律的方式加以剥夺。恢复自由人的“男性特征”和妇女生养孩子的权利，是(黑人)自由的中心内容之一。好几名国会议员明确指出，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对“强制性奴役”的禁止绝不适用于家庭内部的关系。“丈夫对他妻子的服务拥有一种财产权，”一位议员说道，废除奴隶制并不意味着要废除这种权利。来自衣阿华州的共和党议员约翰•卡森宣称道，除了对“人身自由”权利的恢复，由男性当家做主的家庭也同时象征着“丈夫对妻子的权利”和“父亲对子女的权利”的恢复，这三种权利构成了“人类社会最伟大的三项基本权利”。在选举权的问题上，国会中没有什么人(包括激进共和党人在内)对女权主义者的要求持同情态度。他们认为，重建是“属于黑人的时刻”(准确地说，是男性黑人的时刻)。112即便是参议院中最坚定的提倡平等的议员查尔斯•萨姆纳，也如同女权主义者弗朗西丝•盖奇一样不无悲哀地说，在妇女权利的问题上也“远远未能坚持自由的伟大原则”。David W. Blight, Frederick Douglass?Civil War: Keeping in Jubilee (Baton Rouge, 1989), 192; Congressional Globe, 38th Congress, 2nd sess., 193, 528; Foner, Reconstruction, 255; Gage in Stanley, “Conjugal Bonds,” 471.
因此，尽管重建否定了19世纪上半叶以来出现的对自由的种族性定义，但它没有触动婚姻法和传统的性别关系。当妇女们企图利用改写的法律和宪法来要求自己的权利时，联邦法院对她们的要求断然地加以否定。迈拉•布拉德韦尔曾运用自由劳动的权利理论(包括选择个人职业的权利)，来挑战伊利诺斯州一项只准男性从事法律行业工作的法律，但联邦最高法院在1873年驳回了她的要求。大法官们声称，自由劳动的原则并不适用于妇女，因为“上帝的法律”指定妇女只能呆在“家庭领域”。此后不久，弗吉尼亚•迈纳以剥夺公民的选举权违反了所有公民应享有的“完美的自由”为理由，向只准男性公民投票的法律提出挑战。首席大法官莫里森•韦特回应道，公民资格与缺乏选举权之间并不矛盾，因为公民资格只是表明“一个国家成员的身份，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内容”。Norma Basch, “The Emerging Legal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perty, Divorce, and the Constitution,” Signs, 12 (Autumn 1986), 111; Ellen C. DuBois, “Taking the Law into Our Own Hands: Brandwell, Minor, and Suffrage Militance in the 1870s,” in Visible Women: New Essays on American Activism, ed. Nancy A. Hewitt and Suzanne Lebsock (Urbana, 1993), 1926; Norma Basch, “Reconstructing Female Citizenship: Minor v. Happersett,” in The Constitution, Law, and American Life, ed. Nieman, 6061; Rogers M. Smith, Civic Ideals: Conflicting Visions of Citizenship in U.S. History (New Haven, 1997), 341.
最高法院对妇女权利的态度实际上是它对公民资格的涵义进行更为普遍的狭隘解释的一种前兆。这种狭义的解释很快将剥夺由重建时期的国会赋予黑人的许多保护措施。女权主义者对男性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共和党人深感失望，认定后者出卖了她们的利益；她们的斗争方向开始脱离那种以废奴运动的“平等公?”普遍原则为基础的“平权女权主义”，而转向到一种“差别”女权主义，这种女权主义强调妇女们因她们特殊的本质能够为美国社会提供一种独特的道德贡献。这种转向也分化了妇女权利运动，一部分人相信第十四和十五条宪法修正案是争取真正普选权的重要进步，另一部分人则认为黑人之获得选举权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增加了新的障碍。后一种人呼吁，女权主义者必须摆脱对废奴主义传统的依赖，组成完全独立的组织，在一切领域中寻求和联合新的同盟军。DuBois, “Outgrowing the Compact,” 84851; Buechler, Transformation, 11017; Ellen C. DuBois, Feminism and Suffrage: The Emergence of an Independent Women誷 Movement in America, 18481869(Ithaca, 1978), 162202.
尽管带有这些明显的局限性，重建书写了美国自由历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篇章。其中最为辉煌的是1867至1877年南部激进重建时期的短暂历史。在那段时期，如同一位前奴隶后来写道的，“自由的警钟响了，”黑人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地分享到了政治权力。在南部进行的这场跨种族的民主实验，因为三K党的暴力反抗和北部从平等理想领域中的退却等原因，在19世纪70年代夭折了。南部的黑人社会从来没有忘记这段极为不公正的历史。“北方人说，他们帮助我们获得了自由，”113前奴隶托马斯•霍尔在1930年的采访中说，“但他们又把我们送回到奴隶制中去了。”但是，沉睡的巨人将为后来的几代人唤醒，用来为奴隶制的后代争取实现自由的梦想和承诺。重建所取得的成果的重要性不应被低估；对19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对民主的种族性定义的否定，是推动自由思想重新成为一种普遍权利过程中的重要一步。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Senate Up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and Testimony Taken by the Committee (5 vols. Washington, DC, 1885), IV, 45051; Foner, Reconstruction, 346459, 564601, 610.
即便在它的进程中，重建也反映出19世纪不同的自由定义之间存在的冲突。那种企图为前奴隶提供土地的努力遭到国会的否定。如同道格拉斯指出的，如果奴隶解放代表着奴隶们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的汇合，最终这些利益以及它们各自对自由的定义，注定要分道扬镳，只有极少一部分共和党人立法者，尤其著名的是激进国会议员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想在重建中恢复贯彻一种旧的思想——一种由前奴隶提出的思想——即不拥有生产资料，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在这个方面，由解放带来的崇高期望远未实现。
内战结束后不久，一群居住在南卡罗来纳州埃迪斯托岛的前奴隶抗议将他们赶出土地的强制性做法，这些土地是谢尔曼将军在会见萨瓦那的牧师之后，分配给他们耕种的。他们抗议说，一无土地，二无家园，他们将在经济上继续依赖他们的前主人：“这不是真正的自由人所处的状态。”在重建结束后许久的一段时间里，黑人对重建未能解决土地分配问题的失望始终没有消失。“我知道我期望从自由中获得的东西与我所得到的东西完全不同，”一位名叫威廉•科尔曼的年迈的前奴隶在20世纪30年代回忆说，“是的，先生，他们应该把主人的土地分一部分给我们，因为是我们这些穷苦的奴隶们创造了我们主人所拥有的一切。”Foner, Reconstruction, 160, 24546; George P. Rawick, ed., The American Slave: A Composite Autobiography (39 vols. Westport, 197279), Sepp. 2, III, 877.
回想起来，重建时期实际上是决定经济自由概念主要内容的一个关键时刻：这个内容指的是对自身的拥有和拥有在市场上竞争的自由，而不是财产基础上的独立。在政治社会中赋予黑人一个位置，但却拒绝让他们享有土地改革的利益，这样做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一个自由的公民也可以是一个依附他人的劳工。由此可见，重建显然巩固了政治与经济领域分离、政治平等与经济不平等并列的美国式生活方式。这样，重新复活将经济自立作为自由的基础这种更为古老思想的任务，就留给了后来的异见者们——包括劳工运动的激进分子、平民党人、社会主义者及其他一些类似的人。
114这幅刊登在1887年7月2日的《弗兰克•莱斯利插图画报》上的名为“欢迎来到自由的土地”的画是最早将自由女神像作为欢迎抵达纽约港湾的移民的象征的画之一。(Library of Congress)
Right to Be Treated Like American Ladies: Women and the Obligations of Citizenship,” in U.S. History as Women誷 History: New Feminist Essays, ed. Linda K. Kerber, et al. (Chapel Hill, 1995), 26.
① Martin H. Blatt, Free Love and Anarchism: The Biography of Ezra Heywood (Urbana, 1989), 10018; John D誆milio and Estelle B. Freedman, Intimate Matters: A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America (New York, 1988), 159. 总体来说，重建在扩展妇女自由的定义方面所起的作用实在微不足道。重建时期的共和党人把解放看成是一种重新恢复黑人拥有家庭生活的权利，在恢复的家庭生活中，男人应该拥有他们在家庭中的一家之主的位置，而女人也应该担负起她们在家庭领域中的位置，而这种位置曾被奴隶制以违背自然规律的方式加以剥夺。恢复自由人的“男性特征”和妇女生养孩子的权利，是(黑人)自由的中心内容之一。好几名国会议员明确指出，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对“强制性奴役”的禁止绝不适用于家庭内部的关系。“丈夫对他妻子的服务拥有一种财产权，”一位议员说道，废除奴隶制并不意味着要废除这种权利。来自衣阿华州的共和党议员约翰•卡森宣称道，除了对“人身自由”权利的恢复，由男性当家做主的家庭也同时象征着“丈夫对妻子的权利”和“父亲对子女的权利”的恢复，这三种权利构成了“人类社会最伟大的三项基本权利”。在选举权的问题上，国会中没有什么人(包括激进共和党人在内)对女权主义者的要求持同情态度。他们认为，重建是“属于黑人的时刻”(准确地说，是男性黑人的时刻)。112即便是参议院中最坚定的提倡平等的议员查尔斯•萨姆纳，也如同女权主义者弗朗西丝•盖奇一样不无悲哀地说，在妇女权利的问题上也“远远未能坚持自由的伟大原则”。David W. Blight, Frederick Douglass?Civil War: Keeping in Jubilee (Baton Rouge, 1989), 192; Congressional Globe, 38th Congress, 2nd sess., 193, 528; Foner, Reconstruction, 255; Gage in Stanley, “Conjugal Bonds,” 471.
因此，尽管重建否定了19世纪上半叶以来出现的对自由的种族性定义，但它没有触动婚姻法和传统的性别关系。当妇女们企图利用改写的法律和宪法来要求自己的权利时，联邦法院对她们的要求断然地加以否定。迈拉•布拉德韦尔曾运用自由劳动的权利理论(包括选择个人职业的权利)，来挑战伊利诺斯州一项只准男性从事法律行业工作的法律，但联邦最高法院在1873年驳回了她的要求。大法官们声称，自由劳动的原则并不适用于妇女，因为“上帝的法律”指定妇女只能呆在“家庭领域”。此后不久，弗吉尼亚•迈纳以剥夺公民的选举权违反了所有公民应享有的“完美的自由”为理由，向只准男性公民投票的法律提出挑战。首席大法官莫里森•韦特回应道，公民资格与缺乏选举权之间并不矛盾，因为公民资格只是表明“一个国家成员的身份，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内容”。Norma Basch, “The Emerging Legal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perty, Divorce, and the Constitution,” Signs, 12 (Autumn 1986), 111; Ellen C. DuBois, “Taking the Law into Our Own Hands: Brandwell, Minor, and Suffrage Militance in the 1870s,” in Visible Women: New Essays on American Activism, ed. Nancy A. Hewitt and Suzanne Lebsock (Urbana, 1993), 1926; Norma Basch, “Reconstructing Female Citizenship: Minor v. Happersett,” in The Constitution, Law, and American Life, ed. Nieman, 6061; Rogers M. Smith, Civic Ideals: Conflicting Visions of Citizenship in U.S. History (New Haven, 1997), 341.
最高法院对妇女权利的态度实际上是它对公民资格的涵义进行更为普遍的狭隘解释的一种前兆。这种狭义的解释很快将剥夺由重建时期的国会赋予黑人的许多保护措施。女权主义者对男性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共和党人深感失望，认定后者出卖了她们的利益；她们的斗争方向开始脱离那种以废奴运动的“平等公?”普遍原则为基础的“平权女权主义”，而转向到一种“差别”女权主义，这种女权主义强调妇女们因她们特殊的本质能够为美国社会提供一种独特的道德贡献。这种转向也分化了妇女权利运动，一部分人相信第十四和十五条宪法修正案是争取真正普选权的重要进步，另一部分人则认为黑人之获得选举权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增加了新的障碍。后一种人呼吁，女权主义者必须摆脱对废奴主义传统的依赖，组成完全独立的组织，在一切领域中寻求和联合新的同盟军。DuBois, “Outgrowing the Compact,” 84851; Buechler, Transformation, 11017; Ellen C. DuBois, Feminism and Suffrage: The Emergence of an Independent Women誷 Movement in America, 18481869(Ithaca, 1978), 162202.
尽管带有这些明显的局限性，重建书写了美国自由历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篇章。其中最为辉煌的是1867至1877年南部激进重建时期的短暂历史。在那段时期，如同一位前奴隶后来写道的，“自由的警钟响了，”黑人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地分享到了政治权力。在南部进行的这场跨种族的民主实验，因为三K党的暴力反抗和北部从平等理想领域中的退却等原因，在19世纪70年代夭折了。南部的黑人社会从来没有忘记这段极为不公正的历史。“北方人说，他们帮助我们获得了自由，”113前奴隶托马斯•霍尔在1930年的采访中说，“但他们又把我们送回到奴隶制中去了。”但是，沉睡的巨人将为后来的几代人唤醒，用来为奴隶制的后代争取实现自由的梦想和承诺。重建所取得的成果的重要性不应被低估；对19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对民主的种族性定义的否定，是推动自由思想重新成为一种普遍权利过程中的重要一步。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Senate Up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and Testimony Taken by the Committee (5 vols. Washington, DC, 1885), IV, 45051; Foner, Reconstruction, 346459, 564601, 610.
即便在它的进程中，重建也反映出19世纪不同的自由定义之间存在的冲突。那种企图为前奴隶提供土地的努力遭到国会的否定。如同道格拉斯指出的，如果奴隶解放代表着奴隶们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的汇合，最终这些利益以及它们各自对自由的定义，注定要分道扬镳，只有极少一部分共和党人立法者，尤其著名的是激进国会议员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想在重建中恢复贯彻一种旧的思想——一种由前奴隶提出的思想——即不拥有生产资料，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在这个方面，由解放带来的崇高期望远未实现。
内战结束后不久，一群居住在南卡罗来纳州埃迪斯托岛的前奴隶抗议将他们赶出土地的强制性做法，这些土地是谢尔曼将军在会见萨瓦那的牧师之后，分配给他们耕种的。他们抗议说，一无土地，二无家园，他们将在经济上继续依赖他们的前主人：“这不是真正的自由人所处的状态。”在重建结束后许久的一段时间里，黑人对重建未能解决土地分配问题的失望始终没有消失。“我知道我期望从自由中获得的东西与我所得到的东西完全不同，”一位名叫威廉•科尔曼的年迈的前奴隶在20世纪30年代回忆说，“是的，先生，他们应该把主人的土地分一部分给我们，因为是我们这些穷苦的奴隶们创造了我们主人所拥有的一切。”Foner, Reconstruction, 160, 24546; George P. Rawick, ed., The American Slave: A Composite Autobiography (39 vols. Westport, 197279), Sepp. 2, III, 877.
回想起来，重建时期实际上是决定经济自由概念主要内容的一个关键时刻：这个内容指的是对自身的拥有和拥有在市场上竞争的自由，而不是财产基础上的独立。在政治社会中赋予黑人一个位置，但却拒绝让他们享有土地改革的利益，这样做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一个自由的公民也可以是一个依附他人的劳工。由此可见，重建显然巩固了政治与经济领域分离、政治平等与经济不平等并列的美国式生活方式。这样，重新复活将经济自立作为自由的基础这种更为古老思想的任务，就留给了后来的异见者们——包括劳工运动的激进分子、平民党人、社会主义者及其他一些类似的人。
114这幅刊登在1887年7月2日的《弗兰克•莱斯利插图画报》上的名为“欢迎来到自由的土地”的画是最早将自由女神像作为欢迎抵达纽约港湾的移民的象征的画之一。(Library of 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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