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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者：埃里克·方纳 2007-05-29 05:23
1886年10月28日，纽约港湾聚集了一个庞大的人群，参加“照亮全世界的自由”雕像的揭幕仪式。这对于此刻已经废除了奴隶制、获得完全自由的美国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象征了。雕像的主意是在1865年夏天在法国的一个晚餐会上产生的。最先想到这个主意的是爱德华•德•拉布莱，他是一位教育家，写过好几本关于美国的书。他的初衷是用这个雕像对林肯的遇刺身亡作出一种反映。拉布莱希望这个雕像能展示法国与美国之间的友谊(在内战期间，这种友谊因法国在墨西哥的阴谋诡计多少受到一些玷污)，同时也对因联邦战胜南部邦联而带来的美国自由的胜利表示庆祝。这座雕像从火距到女神的脚趾，一共有150英尺高，矗立在一个巨型底座上；当地报纸不无自豪地报道说，这座雕像是西半球最高的人造建筑，在高度上超过被誉为古代奇迹之一的希腊罗得岛的太阳神雕像。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后来被称为自由女神的雕像将成为美国人最崇敬的国家象征，如同铭刻在它的底座上的埃玛•拉扎勒斯的诗句所示，它是一座向那些“渴望呼吸自由”的移民表示欢迎的象征，同时在广义上更是一种自由和国家特性的象征。自从它的竖立之日起，雕像那个为人十分熟悉的形象被民间艺术家们想尽各种方式来加以复制，而且也为广告商们用来推销从香烟到剪草机和战争债券在内的一系列商品。116政治漫画家们也乐此不疲地采用女神像来评论政治时事和运动，从总统选举到麦卡锡主义、女权主义和族裔与种族间的不容忍等。同时，自由女神像也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象征。
1886年是“大动荡”的一年——强大的罢工浪潮席卷着全国各地——那些由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所带领参加女神像揭幕仪式的人声称，女神像是美国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象征。但这种说法并非为所有的美国人所接受。在那些为庆祝女神像落成典礼而遨游在纽约港湾的许多船只中，有一艘是由纽约州争取妇女选举权协会租用的，这艘船一方面抗议妇女被排斥在“政治自由”之外，另一方面也对应邀到贝德罗岛(现称为自由岛)上参加揭幕仪式的600名贵宾中有598人是男人的现实提出抗议。女神像落成仪式几天之后，纽约人纷纷前往投票站，选举市长。将近七万人把票投给了联合劳工党的候选人亨利•乔治。乔治在选举中名列第二，大大超过了共和党的候选人西奥多•罗斯福，险些战胜民主党候选人阿伯拉姆•休伊特。乔治所赢得的支持揭示了壮丽辉煌的自由女神像无法掩盖的深刻的社会分歧。New York Times, October 29, 1886; Neil G. Kitler, “The Statue of Liberty as Idea, Symbol, and Historical Presence,” and Christian Blanchet, “The Universal Appeal of the Statue of Liberty,” both in The Statue of Liberty Revised, ed. Wilton S. Dillon and Neil G. Kotler (Washington, DC, 1994), 17, 3435; Roger A. Fischer, Them Damned Pictures: Explorations in American Political Cartoons (North Haven, CT, 1996), 15062; Nancy Jo Fox, Liberties with Liberty (New York, 1985), 1416.
镀金时代的自由
从内战到19世纪末，美国经历了一场其他国家从未经历过的最深刻的经济革命，见证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发生于劳资双方之间的最剧烈的斗争。生活在那一时代的人们曾对以煤、铁和蒸汽构成的新型经济在一个以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世界中取得的胜利赞叹不已。当时还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约翰•杜威在1899年写道，“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场如此迅速、如此广泛、如此彻底的革命，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到20世纪初，美国的制造业生产总量超过了英国、德国和法国的总和。1860至1880年间，美国的铁路里程增加了三倍，并在1920年再增加三倍；铁路的发展为商业性农业生产开辟了极为广阔的新天地，建立了全国性的制造品市场，极大地刺激和推动了采矿和钢铁工业的繁荣发展。与此同时，大铁路动脉对资本的巨大需求，推动了座落在华尔街的全国金融市场的集中化。到1900年，经济集中化的过程进入到了几乎所有的工业领域之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公司控制着钢铁、石油、糖业加工、肉类包装和农业机械制造等行业。117这些商业和企业对政治的影响力与它们的经济生产能力不相上下。在内战后的时代，或马克•吐温所称的“镀金时代”中，巨型公司强有力地影响着主要政党的活动，并左右着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决策过程。
在纽约和费城这样的城市，许多行业仍然继续保留了手工业生产；大批的工人，不分男女，仍旧在自己的家里工作，或作为帮工在别人家里工作。但工厂制却无可辩驳地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制造业中一半工人是在拥有250名雇员以上的公司或工厂工作。新工厂的劳力来自于丢掉饭碗的手工匠人、成千上万的从农村移居到城市的美国人以及数量更大的从海外来到美国的新移民。由于大企业坚持要对新的工业劳动大军行使所谓的管理特权，劳资双方爆发了充满仇恨并经常充满暴力性的冲突，这些冲突在美国劳工史的史书上都留下了永久的记忆——包括大铁路罢工、霍姆斯特德大罢工、普尔曼大罢工以及科达伦大罢工等在内。Jo Ann Boydston, ed., John Dewey: The Middle Works, 18991924 (15 vols. Carbondale, 197683), I, 6; Eric Foner, Reconstruction: America誷 Unfinished Revolution, 18631877 (New York, 1988), 46162; David Montgomery,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Labor: The Workplace, the State, and American Labor Activism, 18651925 (New York, 1987), 4457, 11270; John A. Garraty, The New Commonwealth 18771890 (New York, 1968), 78127.
尽管在这些年间，实际工资一直在持续增长，但货币贬值和价格衰落、持续于19世纪70到90年代的经济萧条，加上极为普遍的、即便在繁荣时期也没有保障的就业危机，使得劳工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仍旧处于极为贫困的状态。而在经济光谱的另一端，镀金时代则见证了史无前例的财富积累。到1890年，占美国人口百分之一的最富有的美国人的收入总和相当于美国底层一半人口的收入总和。这百分之一人口所拥有的财产超过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共同拥有的财产。一个富有的、影响巨大的工业资本阶级和一个生活在贫困边缘的无产阶级的同时出现，加上美国边疆的关闭(这是联邦人口统计局在1890年宣布的)，传统的自由定义面临了严峻的挑战。继续将工资劳动看成是通往经济自立的一个暂时栖息点，继续把西部看成是能够安置所有的东部小产业者的天堂，显然已经越来越不现实了。新巨型企业手中掌握的权力，看上去并不受制于民主的管理，也对自由是一种民选自治政府的概念提出了一连串同样令人深感不安的问题。集聚的财富使政治过程贬值，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在《财富挑战国家》一书中这样指出。1894年出版的这本书展示了标准石油公司如何操纵市场，把自己的对手挤出竞争行列，同时也描述了它如何向立法者行贿，并通过其他方式将政治民主嘲弄得一钱不值。“自由与垄断，”劳埃德的结论是，“不能共同生活在一起。”Montgomery, Fall of the House of Labor, 4648, 13840; Garraty, New Commonwealth, 12840; Alan Trachtenberg, The Incorporation of America: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Gilded Age (New York, 1982), 99; Henry Demarest Lloyd, Wealthy Against Commonwealth (New York, 1899), 51719.
118 对一小部分工人来说，新兴工业体系创造了自由的新形式。在有些工业领域中，手工业匠人对生产过程掌握着相当大的控制权，他们自立的基础不是原先那种对财产的拥有权，而是他们的技能和集体的自治能力。“矿工的自由”包含了一系列宽松的工作规则，这些规则允许技术熟练的井下矿工在工作时，可以不受管理人员的监督。同样，技术熟练的钢铁工人也可以在“工匠王国”中发号施令；他们通过自己的工会，决定产品的定额，并在翻砂技术方面负责对学徒工的训练工作。然而，这种所谓的“自由”只为整个工业劳动大军中的极少数人所享有，它对工厂中大量无技能的新操作工的生活毫无影响。从内战前继承而来的政治文化认为：自由的基础在于广泛分布的对生产资料的拥有，新世界的吸引力在于为所有平凡普通的人争取经济上的独立提供机会；但是，被马萨诸塞州棉花制造厂主埃德华•阿特金森称之为“一个永久性的工厂人口”的出现，对这些观点提出了挑战。“旧世界的最大邪恶——将社会分割成为不同的阶级，”《民族》杂志在内战结束两年后宣称道，已经来到了美国。David Montgomery, “Workers Control of Machine Produc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Labor History, 17 (Fall 1976), 485509; Carter Goodrich, The Miner誷 Freedom (Boston, 1925), 1518, 3942; Frances G. Couvares, The Remaking of Pittsburgh: Class and Culture in an Industrializing City, 18771919 (Albany, 1984), 930; Edward Atkinson to Charles Eliot Norton, March 7, 1864, Charles Eliot Norton Papers,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The Nation, June 27, 1867.
随着美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成熟的工业经济阶段，“劳工问题”取代奴隶制成为公共生活中的最有影响的问题。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力图搞清楚正在出现的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力图确定这种新秩序对美国自由的影响。围绕政治经济学的辩论吸引了成千上万美国人的注意，其范围和影响远远超出了狭窄的学术圈子，传播到由自学自教的工人和农民、各色各类的改革者、报纸主编和政客们组成的“公共领域”之中。这种影响和范围颇为宽广的公共讨论导致了数千种书籍、小册子和论文的出版，这些出版物讨论的问题不仅包括一系列具体的技术性问题，如土地税、货币改革以及国库的分库计划等，同时也包括了对经济变化带来的社会和道德影响问题的广泛辩论。
由于国民经济生产能力的极大发展，许多美国人认为，资本的集中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自然的、合理的进步结局。许多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工业界的大亨们也倾向于认为，过去那种工人有得到劳动成果的权利的观念已经愈来愈不合时宜；当现代的企业已经取代独立的生产者成为经济变革的推动力时，这种看法显然已经过时了。那种对劳工尊严的强调逐渐地开始让位于对工厂管理者、企业家和技术本身对经济进步所作出的贡献的重视。在20世纪初，高级经济学课程已经开始讲授这样的观点：工资是由供需关系的铁定规律决定的；119财富并不流向那些工作最努力的人，而是流向那些最拥有企业家的能力的人，尤其是那些知道如何在市场上满足消费者需求能力的人。革命时期产生的并由内战巩固了的那种自由与平等紧密相连的观念，逐渐地成为老皇历。社会科学的任务，铁厂主阿布拉姆•休伊特说，就是找到办法说服那些“在自由上平等的人”接受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在(财富)分配上……不平等”的现实。Nancy Cohen, “The Problem of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Capital: Reconstructing American Liberalism, 18651890,”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6; James L. Hutson, To Secure the Fruits of Labor: The American Concept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17651900 (Baton Rouge, 1998), ch. 10; Sarah L. Watts, Order Against Chaos: Business Culture and Labor Ideology in America, 18801915 (New York, 1991), 4; Allan Nevins, ed., Selected Writings of Abram Hewitt (New York, 1937), 277.
在这方面第一个出来应战的是自称为“自由派”的改革家们，这是一个由报刊主编、学术界和专业人士组成的颇有影响的群体。他们抛弃了内战时期那种把自由与民主政府的能动性等同起来的观点，在原来的自由定义上，给自由下了一个“消极”的定义，即自由意味着免除对自主的个人的限制，并把这种消极的自由定义奉为一种道德和政治教条。在内战和重建初期，以《民族》主编 E.L.戈德金、《芝加哥论坛报》主编霍勒斯•怀特和共和党的政治活动家卡尔•舒尔茨等为代表的自由派头面人物曾经毫无保留地支持过联邦政府有责任保证所有种族的公民享有平等权利的原则，但是，一旦法律平等的框架搭成，他们就开始强调，自由的再进步必须只能是在社会和经济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中进行。当共和党逐渐蜕化成为一群由腐败的州政党组织组成的集合体时，当妇女、农民和劳工要求政府使用权威解决他们面临的种种困难和压迫时，这些自称为美国社会“精英”的出版者和写作者们不但从内战时期的那种民族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理想中退却，甚至也从民主原则的本身退缩回来。南部白人抱怨说，重建把有产者赶出了政治权力的中心，严重地违反了良治政府的原则；自由派人士接受了这种说法，认为在全国范围内分肥制的受益者和政治煽动家正在操纵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低收入阶级的选民，其结果是产生了像纽约市的“特威德伙帮”这样的处处违背良治政府原则的腐败政治。民主政府变成了一种对自由的威胁，而不再是自由的仆人。因此，惟一的解决办法是回归到那个被长期抛弃了的原则中去：将选举权局限在那些拥有财产的人的范围内。John G. Sproat, “The Best Men”: Liberal Reformers in the Gilded Age (New York, 1968); Foner, Reconstruction, 48893; Michael E. McGerr, The Decline of Popular Politics: The American North, 18651928 (New York, 1986), 4354.
对于这些思想精英们来说，从先前的普遍选举权的原则中后撤，是19世纪末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在我们社会的高层……到处听得见对于普选权的怀疑和不信任，”一位观察家在1879年写道。但是，除了黑人选举权的问题之外，全面限制投票权的提议要想得到批准，机会也很小，因为“人们不会投票赞成剥夺自己的选举权的，”一位改良者说。尽管他们无法将他们的精英政府观贯穿到实际政治中去，120自由派人士却在广泛传播和普及一种新自由观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种新自由观——即将自由与有限政府和自由放任经济学等同起来——将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中在商业和职业人士阶层中取得支配性的地位。Jonathan B. Harrison, “Limited Sovereign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tlantic Monthly, 43 (February 1879), 186; Dorman B. Eaton, “Municipal Government,” Journals of Social Science, 5 (1873), 7; Michael Les Benedict, “LaissezFaire and Liberty: A ReEvaluation of the Meaning and Origins of Laissez Faire Constitutionalism,” Law and History Review, 3 (Fall 1985), 293331.
因为他们掌握了美国最重要的报纸和期刊，自由派改良者把教育大众懂得(新的)自由原则之事视为己任。他们社会观的核心是契约思想，这种思想既是一种表面上的自由意志和自愿行为的体现，也是一个描述正常的社会关系的全能性比喻。“契约的法律，”一位改良者写道，“是文明的基础。”1861年，?国法律史学家亨利•梅因爵士曾讲过一句经常被引用的话，他认为，“进步社会”的历史可被描述成为“一个从等级走向契约的运动”。奴隶的解放以及正在出现的作为工人的自由黑人与他们前主人的关系(界定这种关系的是劳工契约，而不是由主人的主权)都为梅因的格言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注释。只要经济进步和劳资关系是由独立自主的个人们自由签定的契约所主导的，那么美国人就没有理由抱怨说他们失去了自由。George W. Welch to Benjamin F. Butler, May 19, 1874, Benjamin F. Butler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Henry S. Maine, Ancient Law, 10th ed. (London, 1881), 165.
一个生来是劳工的人，经济学家戴维•A. 韦尔斯在1877年写道：将“永远只能是一个工人”，政府没有任何办法来改变这种现实。事实上，当工人们提出要政府强制实施八小时工作制和用其他手段干预经济时，自由派人士会以此为例来说明政治权力的滥用将会如何威胁到自由本身。“每个人按自己的意愿决定他应该工作多少的权利以及他享有自己收入的权利，是自由的……真正的基础，”霍勒斯•怀特写道。戈德金回应说，市场，而并非民主政治，才是自由的真正领域：自由意味着“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以我们自己乐意的方式，有权自由地买卖、修理和创造，”完全不受政府的干涉。在镀金时代，奴隶制仍然影响着对自由的讨论，但却是以不同的方式。自由派利用了奴隶制幽灵的说法来否定一切影响市场运作的行为。管制劳工工作条件的法律是一种奴隶制，因为这些法律剥夺了自由意志的人按自己意愿处置他们的财产(包括他们自己的劳动)的权利。因此，自由劳动的思想，原本是主张在一个广泛平等的社会中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小生产者社会，现在却嬗变为一种维护资本主义市场不受限制地运作的理论。Wells in Daniel T. Rodgers, The Work Ethic in Industrial America 18501920 (Chicago, 1978), 35; White in Cohen, “Problem of Democracy,” 86; The Nation, June 22, 1871; Foner, Reconstruction, 482, 490.
正如在早些时候，某些种族具有天生优越性的观点曾被用来证明自由社会中奴隶制的合法性，镀金时代的社会理论家们也借助科学来解释不同的个人和社会阶级成功与失败的原因。121 将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二者进行的类比深深地渗透在这一时代的思想模式之中。从查尔斯•达尔文那里借来的语言(通常是经过英国社会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著作的途径)，如“自然选择”、“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等，大量地得以使用，并成为这一时代的自由放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斯宾塞和他的美国信徒手中掌握着后来被称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对各种形式的政府对社会的“自然”运作进行的干预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早期的保守主义者往往将其政治建立在对传统的崇敬之上，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则不然，他们力主永久性社会变化的理论。他们相信，历史是一个进步的故事，其演变过程如同一个在自然界发生的过程一样，总是从简单演进到更为复杂的形式。大公司则代表了这样一种较为先进和复杂的形式，它比从前的生产方式更好更有效，这是因为它更好地适应了存在的环境。如果政府通过立法来限制大公司的运作，无异于将社会重新降低到早先那种更为原始的生产和发展水平中去。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Philadelphia, 1944), 3359.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后来被称为自由女神的雕像将成为美国人最崇敬的国家象征，如同铭刻在它的底座上的埃玛•拉扎勒斯的诗句所示，它是一座向那些“渴望呼吸自由”的移民表示欢迎的象征，同时在广义上更是一种自由和国家特性的象征。自从它的竖立之日起，雕像那个为人十分熟悉的形象被民间艺术家们想尽各种方式来加以复制，而且也为广告商们用来推销从香烟到剪草机和战争债券在内的一系列商品。116政治漫画家们也乐此不疲地采用女神像来评论政治时事和运动，从总统选举到麦卡锡主义、女权主义和族裔与种族间的不容忍等。同时，自由女神像也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象征。
1886年是“大动荡”的一年——强大的罢工浪潮席卷着全国各地——那些由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所带领参加女神像揭幕仪式的人声称，女神像是美国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象征。但这种说法并非为所有的美国人所接受。在那些为庆祝女神像落成典礼而遨游在纽约港湾的许多船只中，有一艘是由纽约州争取妇女选举权协会租用的，这艘船一方面抗议妇女被排斥在“政治自由”之外，另一方面也对应邀到贝德罗岛(现称为自由岛)上参加揭幕仪式的600名贵宾中有598人是男人的现实提出抗议。女神像落成仪式几天之后，纽约人纷纷前往投票站，选举市长。将近七万人把票投给了联合劳工党的候选人亨利•乔治。乔治在选举中名列第二，大大超过了共和党的候选人西奥多•罗斯福，险些战胜民主党候选人阿伯拉姆•休伊特。乔治所赢得的支持揭示了壮丽辉煌的自由女神像无法掩盖的深刻的社会分歧。New York Times, October 29, 1886; Neil G. Kitler, “The Statue of Liberty as Idea, Symbol, and Historical Presence,” and Christian Blanchet, “The Universal Appeal of the Statue of Liberty,” both in The Statue of Liberty Revised, ed. Wilton S. Dillon and Neil G. Kotler (Washington, DC, 1994), 17, 3435; Roger A. Fischer, Them Damned Pictures: Explorations in American Political Cartoons (North Haven, CT, 1996), 15062; Nancy Jo Fox, Liberties with Liberty (New York, 1985), 1416.
镀金时代的自由
从内战到19世纪末，美国经历了一场其他国家从未经历过的最深刻的经济革命，见证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发生于劳资双方之间的最剧烈的斗争。生活在那一时代的人们曾对以煤、铁和蒸汽构成的新型经济在一个以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世界中取得的胜利赞叹不已。当时还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约翰•杜威在1899年写道，“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场如此迅速、如此广泛、如此彻底的革命，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到20世纪初，美国的制造业生产总量超过了英国、德国和法国的总和。1860至1880年间，美国的铁路里程增加了三倍，并在1920年再增加三倍；铁路的发展为商业性农业生产开辟了极为广阔的新天地，建立了全国性的制造品市场，极大地刺激和推动了采矿和钢铁工业的繁荣发展。与此同时，大铁路动脉对资本的巨大需求，推动了座落在华尔街的全国金融市场的集中化。到1900年，经济集中化的过程进入到了几乎所有的工业领域之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公司控制着钢铁、石油、糖业加工、肉类包装和农业机械制造等行业。117这些商业和企业对政治的影响力与它们的经济生产能力不相上下。在内战后的时代，或马克•吐温所称的“镀金时代”中，巨型公司强有力地影响着主要政党的活动，并左右着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决策过程。
在纽约和费城这样的城市，许多行业仍然继续保留了手工业生产；大批的工人，不分男女，仍旧在自己的家里工作，或作为帮工在别人家里工作。但工厂制却无可辩驳地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制造业中一半工人是在拥有250名雇员以上的公司或工厂工作。新工厂的劳力来自于丢掉饭碗的手工匠人、成千上万的从农村移居到城市的美国人以及数量更大的从海外来到美国的新移民。由于大企业坚持要对新的工业劳动大军行使所谓的管理特权，劳资双方爆发了充满仇恨并经常充满暴力性的冲突，这些冲突在美国劳工史的史书上都留下了永久的记忆——包括大铁路罢工、霍姆斯特德大罢工、普尔曼大罢工以及科达伦大罢工等在内。Jo Ann Boydston, ed., John Dewey: The Middle Works, 18991924 (15 vols. Carbondale, 197683), I, 6; Eric Foner, Reconstruction: America誷 Unfinished Revolution, 18631877 (New York, 1988), 46162; David Montgomery,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Labor: The Workplace, the State, and American Labor Activism, 18651925 (New York, 1987), 4457, 11270; John A. Garraty, The New Commonwealth 18771890 (New York, 1968), 78127.
尽管在这些年间，实际工资一直在持续增长，但货币贬值和价格衰落、持续于19世纪70到90年代的经济萧条，加上极为普遍的、即便在繁荣时期也没有保障的就业危机，使得劳工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仍旧处于极为贫困的状态。而在经济光谱的另一端，镀金时代则见证了史无前例的财富积累。到1890年，占美国人口百分之一的最富有的美国人的收入总和相当于美国底层一半人口的收入总和。这百分之一人口所拥有的财产超过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共同拥有的财产。一个富有的、影响巨大的工业资本阶级和一个生活在贫困边缘的无产阶级的同时出现，加上美国边疆的关闭(这是联邦人口统计局在1890年宣布的)，传统的自由定义面临了严峻的挑战。继续将工资劳动看成是通往经济自立的一个暂时栖息点，继续把西部看成是能够安置所有的东部小产业者的天堂，显然已经越来越不现实了。新巨型企业手中掌握的权力，看上去并不受制于民主的管理，也对自由是一种民选自治政府的概念提出了一连串同样令人深感不安的问题。集聚的财富使政治过程贬值，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在《财富挑战国家》一书中这样指出。1894年出版的这本书展示了标准石油公司如何操纵市场，把自己的对手挤出竞争行列，同时也描述了它如何向立法者行贿，并通过其他方式将政治民主嘲弄得一钱不值。“自由与垄断，”劳埃德的结论是，“不能共同生活在一起。”Montgomery, Fall of the House of Labor, 4648, 13840; Garraty, New Commonwealth, 12840; Alan Trachtenberg, The Incorporation of America: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Gilded Age (New York, 1982), 99; Henry Demarest Lloyd, Wealthy Against Commonwealth (New York, 1899), 51719.
118 对一小部分工人来说，新兴工业体系创造了自由的新形式。在有些工业领域中，手工业匠人对生产过程掌握着相当大的控制权，他们自立的基础不是原先那种对财产的拥有权，而是他们的技能和集体的自治能力。“矿工的自由”包含了一系列宽松的工作规则，这些规则允许技术熟练的井下矿工在工作时，可以不受管理人员的监督。同样，技术熟练的钢铁工人也可以在“工匠王国”中发号施令；他们通过自己的工会，决定产品的定额，并在翻砂技术方面负责对学徒工的训练工作。然而，这种所谓的“自由”只为整个工业劳动大军中的极少数人所享有，它对工厂中大量无技能的新操作工的生活毫无影响。从内战前继承而来的政治文化认为：自由的基础在于广泛分布的对生产资料的拥有，新世界的吸引力在于为所有平凡普通的人争取经济上的独立提供机会；但是，被马萨诸塞州棉花制造厂主埃德华•阿特金森称之为“一个永久性的工厂人口”的出现，对这些观点提出了挑战。“旧世界的最大邪恶——将社会分割成为不同的阶级，”《民族》杂志在内战结束两年后宣称道，已经来到了美国。David Montgomery, “Workers Control of Machine Produc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Labor History, 17 (Fall 1976), 485509; Carter Goodrich, The Miner誷 Freedom (Boston, 1925), 1518, 3942; Frances G. Couvares, The Remaking of Pittsburgh: Class and Culture in an Industrializing City, 18771919 (Albany, 1984), 930; Edward Atkinson to Charles Eliot Norton, March 7, 1864, Charles Eliot Norton Papers,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The Nation, June 27, 1867.
随着美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成熟的工业经济阶段，“劳工问题”取代奴隶制成为公共生活中的最有影响的问题。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力图搞清楚正在出现的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力图确定这种新秩序对美国自由的影响。围绕政治经济学的辩论吸引了成千上万美国人的注意，其范围和影响远远超出了狭窄的学术圈子，传播到由自学自教的工人和农民、各色各类的改革者、报纸主编和政客们组成的“公共领域”之中。这种影响和范围颇为宽广的公共讨论导致了数千种书籍、小册子和论文的出版，这些出版物讨论的问题不仅包括一系列具体的技术性问题，如土地税、货币改革以及国库的分库计划等，同时也包括了对经济变化带来的社会和道德影响问题的广泛辩论。
由于国民经济生产能力的极大发展，许多美国人认为，资本的集中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自然的、合理的进步结局。许多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工业界的大亨们也倾向于认为，过去那种工人有得到劳动成果的权利的观念已经愈来愈不合时宜；当现代的企业已经取代独立的生产者成为经济变革的推动力时，这种看法显然已经过时了。那种对劳工尊严的强调逐渐地开始让位于对工厂管理者、企业家和技术本身对经济进步所作出的贡献的重视。在20世纪初，高级经济学课程已经开始讲授这样的观点：工资是由供需关系的铁定规律决定的；119财富并不流向那些工作最努力的人，而是流向那些最拥有企业家的能力的人，尤其是那些知道如何在市场上满足消费者需求能力的人。革命时期产生的并由内战巩固了的那种自由与平等紧密相连的观念，逐渐地成为老皇历。社会科学的任务，铁厂主阿布拉姆•休伊特说，就是找到办法说服那些“在自由上平等的人”接受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在(财富)分配上……不平等”的现实。Nancy Cohen, “The Problem of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Capital: Reconstructing American Liberalism, 18651890,”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6; James L. Hutson, To Secure the Fruits of Labor: The American Concept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17651900 (Baton Rouge, 1998), ch. 10; Sarah L. Watts, Order Against Chaos: Business Culture and Labor Ideology in America, 18801915 (New York, 1991), 4; Allan Nevins, ed., Selected Writings of Abram Hewitt (New York, 1937), 277.
在这方面第一个出来应战的是自称为“自由派”的改革家们，这是一个由报刊主编、学术界和专业人士组成的颇有影响的群体。他们抛弃了内战时期那种把自由与民主政府的能动性等同起来的观点，在原来的自由定义上，给自由下了一个“消极”的定义，即自由意味着免除对自主的个人的限制，并把这种消极的自由定义奉为一种道德和政治教条。在内战和重建初期，以《民族》主编 E.L.戈德金、《芝加哥论坛报》主编霍勒斯•怀特和共和党的政治活动家卡尔•舒尔茨等为代表的自由派头面人物曾经毫无保留地支持过联邦政府有责任保证所有种族的公民享有平等权利的原则，但是，一旦法律平等的框架搭成，他们就开始强调，自由的再进步必须只能是在社会和经济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中进行。当共和党逐渐蜕化成为一群由腐败的州政党组织组成的集合体时，当妇女、农民和劳工要求政府使用权威解决他们面临的种种困难和压迫时，这些自称为美国社会“精英”的出版者和写作者们不但从内战时期的那种民族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理想中退却，甚至也从民主原则的本身退缩回来。南部白人抱怨说，重建把有产者赶出了政治权力的中心，严重地违反了良治政府的原则；自由派人士接受了这种说法，认为在全国范围内分肥制的受益者和政治煽动家正在操纵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低收入阶级的选民，其结果是产生了像纽约市的“特威德伙帮”这样的处处违背良治政府原则的腐败政治。民主政府变成了一种对自由的威胁，而不再是自由的仆人。因此，惟一的解决办法是回归到那个被长期抛弃了的原则中去：将选举权局限在那些拥有财产的人的范围内。John G. Sproat, “The Best Men”: Liberal Reformers in the Gilded Age (New York, 1968); Foner, Reconstruction, 48893; Michael E. McGerr, The Decline of Popular Politics: The American North, 18651928 (New York, 1986), 4354.
对于这些思想精英们来说，从先前的普遍选举权的原则中后撤，是19世纪末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在我们社会的高层……到处听得见对于普选权的怀疑和不信任，”一位观察家在1879年写道。但是，除了黑人选举权的问题之外，全面限制投票权的提议要想得到批准，机会也很小，因为“人们不会投票赞成剥夺自己的选举权的，”一位改良者说。尽管他们无法将他们的精英政府观贯穿到实际政治中去，120自由派人士却在广泛传播和普及一种新自由观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种新自由观——即将自由与有限政府和自由放任经济学等同起来——将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中在商业和职业人士阶层中取得支配性的地位。Jonathan B. Harrison, “Limited Sovereign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tlantic Monthly, 43 (February 1879), 186; Dorman B. Eaton, “Municipal Government,” Journals of Social Science, 5 (1873), 7; Michael Les Benedict, “LaissezFaire and Liberty: A ReEvaluation of the Meaning and Origins of Laissez Faire Constitutionalism,” Law and History Review, 3 (Fall 1985), 293331.
因为他们掌握了美国最重要的报纸和期刊，自由派改良者把教育大众懂得(新的)自由原则之事视为己任。他们社会观的核心是契约思想，这种思想既是一种表面上的自由意志和自愿行为的体现，也是一个描述正常的社会关系的全能性比喻。“契约的法律，”一位改良者写道，“是文明的基础。”1861年，?国法律史学家亨利•梅因爵士曾讲过一句经常被引用的话，他认为，“进步社会”的历史可被描述成为“一个从等级走向契约的运动”。奴隶的解放以及正在出现的作为工人的自由黑人与他们前主人的关系(界定这种关系的是劳工契约，而不是由主人的主权)都为梅因的格言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注释。只要经济进步和劳资关系是由独立自主的个人们自由签定的契约所主导的，那么美国人就没有理由抱怨说他们失去了自由。George W. Welch to Benjamin F. Butler, May 19, 1874, Benjamin F. Butler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Henry S. Maine, Ancient Law, 10th ed. (London, 1881), 165.
一个生来是劳工的人，经济学家戴维•A. 韦尔斯在1877年写道：将“永远只能是一个工人”，政府没有任何办法来改变这种现实。事实上，当工人们提出要政府强制实施八小时工作制和用其他手段干预经济时，自由派人士会以此为例来说明政治权力的滥用将会如何威胁到自由本身。“每个人按自己的意愿决定他应该工作多少的权利以及他享有自己收入的权利，是自由的……真正的基础，”霍勒斯•怀特写道。戈德金回应说，市场，而并非民主政治，才是自由的真正领域：自由意味着“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以我们自己乐意的方式，有权自由地买卖、修理和创造，”完全不受政府的干涉。在镀金时代，奴隶制仍然影响着对自由的讨论，但却是以不同的方式。自由派利用了奴隶制幽灵的说法来否定一切影响市场运作的行为。管制劳工工作条件的法律是一种奴隶制，因为这些法律剥夺了自由意志的人按自己意愿处置他们的财产(包括他们自己的劳动)的权利。因此，自由劳动的思想，原本是主张在一个广泛平等的社会中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小生产者社会，现在却嬗变为一种维护资本主义市场不受限制地运作的理论。Wells in Daniel T. Rodgers, The Work Ethic in Industrial America 18501920 (Chicago, 1978), 35; White in Cohen, “Problem of Democracy,” 86; The Nation, June 22, 1871; Foner, Reconstruction, 482, 490.
正如在早些时候，某些种族具有天生优越性的观点曾被用来证明自由社会中奴隶制的合法性，镀金时代的社会理论家们也借助科学来解释不同的个人和社会阶级成功与失败的原因。121 将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二者进行的类比深深地渗透在这一时代的思想模式之中。从查尔斯•达尔文那里借来的语言(通常是经过英国社会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著作的途径)，如“自然选择”、“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等，大量地得以使用，并成为这一时代的自由放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斯宾塞和他的美国信徒手中掌握着后来被称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对各种形式的政府对社会的“自然”运作进行的干预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早期的保守主义者往往将其政治建立在对传统的崇敬之上，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则不然，他们力主永久性社会变化的理论。他们相信，历史是一个进步的故事，其演变过程如同一个在自然界发生的过程一样，总是从简单演进到更为复杂的形式。大公司则代表了这样一种较为先进和复杂的形式，它比从前的生产方式更好更有效，这是因为它更好地适应了存在的环境。如果政府通过立法来限制大公司的运作，无异于将社会重新降低到早先那种更为原始的生产和发展水平中去。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Philadelphia, 1944), 3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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