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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者：埃里克·方纳 2007-05-29 05:23
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废除工资制”一直是劳工运动宣称的目标。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国会指派的委员会到各地去调查“劳资关系”时，委员会的人听到了来自劳工领袖和普通工人群众的大量的抱怨和控告——低工资、垄断权力、极度贫困等——这一切都被总结在被重新复活使用的“工资奴隶制”的语言中了。一家劳工报纸把美国的发展描述成是一个由不同形式的奴隶制形式组成的历史，从封建主义到人身奴隶制，再到工资劳动制，都是同一“种类”的成员。
与此同时，愈来愈多的妇女工资劳力的队伍，在条件恶劣的环境下工作，这种情形被一些报纸称为新的奴役形式。1888年，《芝加哥时报》发表了一组由记者内尔•丘萨克采写的文章。这组标题为“都市奴隶女”的文章揭露了芝加哥的工厂和血汗工厂中存在的极度恶劣的工作环境。文章刊登后，报纸编辑收到了大量女工的来信，许多女工在信中使用了自由的语言。家庭佣人的工作被当作“一种奴隶的生活”被特别地列举出来，如一位女工所写道的，佣人的“工作时间长，不分早晚，每周七天，被人吆喝过来，吆喝过去，就像战前的黑鬼一样”。许多女工还提到了在工作中受到性虐待和性骚扰——这是奴隶制的另一个类比——但她们否认那种妇女出外工作势必有损其品德的流行说法。“一位工作女性”认为，问题不在于道德方面，而是在于女工得不到足够的劳动报酬和工作机会。她问道，为什么“在这个自由国家中，妇女无权选择她们自己的职业”？工资奴隶制语言在大西洋两岸如此广泛的运用，以至于英国经济史学家约翰•K. 英格拉姆在1895年出版《奴隶制与农奴制的历史》一书时，也感到有必要在书中加上一个附录，来澄清那些对“奴隶制”一词的“不负责任的”用法，尤其是那些将其用来描写工资劳力的处境的做法。Leon Fink, Workingman誷 Democracy: The Knights of Labor and American Politics (Urbana, 1983), 6;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Senate Upon the Relations of Capital and Labor, and Testimony Taken by the Committee (5 vols. Washington, DC, 1885), I, 49, 91, 217; Barry Goldbert, “Beyond Free Labor: Labor, Socialism, and the Idea of Wage Slavery, 18901920,”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79, ch. 1; Chicago Times, July 31, August 10, 11, 12, 1888; John K. Ingram, A History of Slavery and Serfdom (London, 1895), 261.
但是，劳工运动并不只是在重复那种陈旧的观点：即工资劳动与自由是相矛盾的；它同时也对契约至上的意识形态——即那种以自由的名义来证明日益加深的社会不平等是合法合理的思想——提出了有力的批判。卡尔•马克思的著作此刻刚刚开始在美国传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契约思想中的自由概念——即认为在劳工市场存在平等的说法——进行了无情的嘲笑。126 “劳动力的买卖，”他不无讽刺地怒斥道，早在“人的先天性权利形成的那座伊甸园中”就出现了，那是一个“充满自由”的世界，“因为买卖双方……仅仅只为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所限制”。马克思的主题是，劳工市场本身就象征着不加掩饰的压迫，而极端的经济不平等使雇工和雇主之间那种表面上的平等显得十分荒唐可笑。马克思的思想在所有的劳工报纸中都引起了巨大的回响。“竞争的自由，在一个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你争我夺的社会中，”一位作者写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美国的”自由定义，但“这个自由却居然可以如此堂而皇之、不受置疑地通行无阻”。劳工领袖也对镀金时代的社会思想提出了挑战。劳工骑士团的口号是：所有的为了生存而劳作的人团结起来。这个运动波澜壮阔，同时吸收了有技能和无技能的工人、移民工人和美国出生的工人、男工和女工(他们的口号是“男女同工同酬”)甚至黑人工人(但没有包括遭人痛恨的华人)。乔治•麦克尼尔写道，劳工运动代表了一种新的原则：“互利互惠比个人主义更为可取”；在要求个人权利和把自由视为一个阶级的集体特征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矛盾。Marx in Ian Shapiro, The Evolution of Rights in Liberal Theory (New York, 1986), 141n.; Christopher L. Tomlins, The State and the Unions:Labor Relations, Law, and the Organized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 18801960 (New York, 1985), 4951; Haverhill Laborer, May 15, 1886; Edward T. O誅onnell, “Henry George and the ‘New Political Forces’: Ethnic Nationalism, Labor Radicalism, and Politics in Gilded Age New York City,”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5, 183; Montgomery, Fall of the House of Labor, 4.
但劳工运动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题：有真实意义的自由是否能够在经济极端不平等的现实中存在？1886年7月4日，太平洋海岸联合行业改写了杰斐逊的独立宣言，将不可剥夺的权利重新列为“生命和生活来源、自由与享受自由的必要条件”。自由需要某种社会安排才能享有，并非仅凭契约自由就可得到。没有人能比尤金•V. 德布斯更为有效地将自由的语言运用于劳工运动事业中。德布斯是美国铁路工会的领袖，1894年因领导抗议普尔曼公司的大罢工而被投入监狱。他的监禁显示了垄断经济资本势力如何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彻底破坏了传统的自由观。当他被释放时，有十万工人涌到芝加哥火车站去迎候他。德布斯把欢迎他的人群称为“热爱自由的人们”，他接着向人群发表演讲，阐述了大公司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如何直接危害了“美国的自由”。Philip S. Foner, ed., We, The Other People (Urbana, 1976), 131; Nick Salvatore, Eugene V. Debs: Citizen and Socialist (Urbana, 1982), 15354.
就在劳工抗议运动达到高潮之时，另一种不同的暴动正在南部和中西部大平原上酝酿，这是一场对直线下跌的农产品价格和农村地区出现的经济依附形势的反响。深陷于收益分成制中的南部农民和肩负土地债务重担的西部农民，不仅在经济上陷入了极端困境，而且也丧失了自由。农民们组织起来，通过农场主协会，127推动合作性的资助和销售农产品的计划，企图恢复他们处于困境中的经济自主。他们面临的选择是，一位来自得克萨斯的协会领袖 J. D. 菲尔兹说，“或成功与自由，或失败与被奴役。”19世纪90年代初，农场主协会将发展演变成人民党或“平民党”，后者将是这一时代最有影响的政治反叛运动。尽管它的最强大的力量来自棉花和小麦产区，但平民党力图表白它是所有“生产阶级”的代言人，它在科罗拉多和爱达荷这样的州里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就连当地矿工和产业工人也都利用它作为斗争的工具。Lawrence Goodwyn, Democratic Promise: The Populist Mo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1976), 138; Robert W. Larson, Populism in the Mountain West (Albuquerque, 1986).
平民党人启用了19世纪熟悉的激进主义语言，痛斥“新的奴隶制”不仅把农场主、同时也把“缝织女工、煤矿工人和制铁工人”统统变成了“百万富翁的奴隶主”束缚下的奴隶。该党在1892年奥马哈大会上通过的党纲列举了一长串的怨恨对象——从政府的腐败、组织工会权利的剥夺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财产”的兴起——所有这一切都“对自由造成了威胁”。平民党人的具体要求包括：由政府接管和拥有所有的铁路，发行全国性的货币来结束银行家对金融业的控制，实施递增收入税收制，实行低消耗的公共财政以资助农场主销售他们的产品。奥马哈党纲宣称说，“政府的力量”必须用来消灭美国生活中的“压迫、非正义和贫穷”并因此来创造自由的社会条件。Gene Clanton, Populism: The Humane Preference in America, 18901900 (Boston, 1991), 4647; George McKenna, ed., American Populism (New York, 1974), 8993.
这是19世纪的最后一部继续把美国看成是一个小生产者社会的伟大政治宣言。“两个巨大的阶级——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和百万富翁”，平民党人的党纲宣称，出现在美国的地平线上，威胁着共和国的安全与稳定。在这两者之间是生产者阶级存在的广大空间，这些劳动阶级的成员是传统的自由和公民观念的继承者，他们对自由和公民的理解与对生产资料的拥有和劳工的尊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平民党人一方面借助传统的经济自立和地方自治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只有联邦政府才能遏制大公司大企业的权力，才能使美国成为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同盟会”。平民党人力图找到一种新的自由定义，来应对19世纪90年代出现的紧急情况。一家内布拉斯加平民党人的报纸写道，美国人需要在曾经“使我们体制骄傲”的“个人自由”的传统后面加上“工业自由”，因为如果成千上万的人被剥夺了“生活来源”，“生命和所谓的自由还有什么用？”如劳工运动一样，平民党人彻底否定这一时代的自由放任主义的信条(科罗拉多州州长洛伦佐•卢埃林说，“适者生存”是野蛮人的哲学。)平民党人远未设想到由政府支持和资助的大规模的社会辅助计划，这些计划在后来的进步时期和新政时代作为对抗经济不平等的手段而得以采用。128像奥马哈纲领所呼吁的那样，由一个主要政党从经济自由的立场出发，提出一整套的政府行动计划，这种事情还要等到整整一代人之后才会发生。McKenna, ed., American Populism, 8991; Norman Pollack, ed., The Populist Mind (Indianapolis, 1967), 1820, 51; Steven Hahn, The Roots of Southern Populism: Yeoman Farmer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eorgia Upcountry, 18501890 (New York, 1983), 285.
对镀金时代社会条件表示的不满情绪并不仅限于工人和农民。一些社会思想家也为阶级冲突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垄断资本日益增长的权力深感不安，他们为美国回归正宗的自由传统开出了不少药方。在所有的解决财富分配不均的建议中，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1879年)和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1888年)是最受欢迎的。这两本书均被列为19世纪的最伟大的著作。它们不同寻常的成功证实了乔治所称的，在美国存在“一种普遍意识……即目前的社会组织有极为严重的缺失和错误”。两位作者都力图恢复想像中的一个自由与社会和谐交融的黄金时代。但他们提供的改革方案却正好相反：乔治提出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具有自主意识的个人能够在自由放任的市场之内主宰自己的命运；贝拉米则指望建立一个集体主义式的未来社会，在其中个人的独立自主必须服从一个由社会决定的共同福利。
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乔治的读者真正相信土地单税制——这是乔治提供的医治国家疾病的万能药方——会将美国带入一个平等主义的未来，或者说“地球上的上帝之城”；但是，他对经济关系所作的通俗易懂的说明以及他对曾经被美国人长期当作旧世界独有的“社会病”如何来到了新大陆的过程所作的一针见血的解释，却赢得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的强烈反响。自由问题正是乔治所作的分析中的核心问题。他的书所激发的政治运动的“恰当的名字”，他曾经写道，应该是“自由的追求者”，这批人“对于工业奴隶制问题的处理”将如同共和党人近来对黑人奴隶制问题的处理一样。在《进步与贫困》的结尾，乔治写道，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乔治否定了将自由与财产的拥有相等同的传统观念(既然单税制事实上将土地变成了全社会的“共同财产”)，在其他方面，他的自由观却与主流思潮步调一致。乔治对自由市场的正义性坚信不疑，他认为，非生产者对土地的垄断使他们能够在同时牺牲劳工和制造业主利益的基础上使自己发财致富。尽管他呼吁一个对经济的大规模的公共干预，但他仍将政府视为是一种“具有压迫性的权力”，在未来的“合作社会”中，政府的功能将被限制在增进生活质量方面，如修建“公共浴室、博物馆、图书馆、公园”之类。乔治认为，真正的自由放任主义应129该能够解决社会不公正的问题，因为“‘自由’是‘平等’的同义词”。Henry George to Terence V. Powderly, April 19, 1883, Terrence V. Powderly Papers, Catholic University; John L. Thomas, Alternative America: Henry George, Edward Bellamy, Henry Demarest Lloyd and the Adversary Tradition (Cambridge, MA, 1983), 11822; Charles Barker, Henry George (New York, 1955), 509, 519; O誅onnell, “George,” 46, 324; Sklansky, “Fall of Political Economy,” ch. 4; Henry George, Progress and Poverty (New York, 1884), 48993.
如果乔治的自由观的基础是人们甚为熟悉的主权个人，贝拉米则提出，自由最终是一个以相互依赖、而不是独立自主为基础的社会条件。在《回顾，2000－1887年》中，贝拉米的主人公，在19世纪末期沉睡不醒，到醒来时已是2000年，此刻世界上所有的不平等已被抛弃，随之而去的是那种不受政府约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争取享有自由的条件的思想。从20世纪末的观点来看，贝拉米的乌托邦——在其中，公民有义务工作若干年，工业大军由一个单独的大托拉斯控制，一支警察部队随时准备惩罚那些偷奸耍滑和标新立异之人——看上去简直是一幅充满强制性认同的社会蓝图，令人不寒而栗。但这本书却激发了数百个国家主义俱乐部的诞生，这些俱乐部决心要将2000年的世界变成现实。这本书也给从德布斯到约翰•杜威整整一代改革家和知识分子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因为贝拉米提供了一种希望：未来社会可以在保持工业资本主义创造的巨大物质丰富的同时，消灭社会的不平等，恢复国家与社会的和谐。
与此同时，愈来愈多的妇女工资劳力的队伍，在条件恶劣的环境下工作，这种情形被一些报纸称为新的奴役形式。1888年，《芝加哥时报》发表了一组由记者内尔•丘萨克采写的文章。这组标题为“都市奴隶女”的文章揭露了芝加哥的工厂和血汗工厂中存在的极度恶劣的工作环境。文章刊登后，报纸编辑收到了大量女工的来信，许多女工在信中使用了自由的语言。家庭佣人的工作被当作“一种奴隶的生活”被特别地列举出来，如一位女工所写道的，佣人的“工作时间长，不分早晚，每周七天，被人吆喝过来，吆喝过去，就像战前的黑鬼一样”。许多女工还提到了在工作中受到性虐待和性骚扰——这是奴隶制的另一个类比——但她们否认那种妇女出外工作势必有损其品德的流行说法。“一位工作女性”认为，问题不在于道德方面，而是在于女工得不到足够的劳动报酬和工作机会。她问道，为什么“在这个自由国家中，妇女无权选择她们自己的职业”？工资奴隶制语言在大西洋两岸如此广泛的运用，以至于英国经济史学家约翰•K. 英格拉姆在1895年出版《奴隶制与农奴制的历史》一书时，也感到有必要在书中加上一个附录，来澄清那些对“奴隶制”一词的“不负责任的”用法，尤其是那些将其用来描写工资劳力的处境的做法。Leon Fink, Workingman誷 Democracy: The Knights of Labor and American Politics (Urbana, 1983), 6;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Senate Upon the Relations of Capital and Labor, and Testimony Taken by the Committee (5 vols. Washington, DC, 1885), I, 49, 91, 217; Barry Goldbert, “Beyond Free Labor: Labor, Socialism, and the Idea of Wage Slavery, 18901920,”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79, ch. 1; Chicago Times, July 31, August 10, 11, 12, 1888; John K. Ingram, A History of Slavery and Serfdom (London, 1895), 261.
但是，劳工运动并不只是在重复那种陈旧的观点：即工资劳动与自由是相矛盾的；它同时也对契约至上的意识形态——即那种以自由的名义来证明日益加深的社会不平等是合法合理的思想——提出了有力的批判。卡尔•马克思的著作此刻刚刚开始在美国传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契约思想中的自由概念——即认为在劳工市场存在平等的说法——进行了无情的嘲笑。126 “劳动力的买卖，”他不无讽刺地怒斥道，早在“人的先天性权利形成的那座伊甸园中”就出现了，那是一个“充满自由”的世界，“因为买卖双方……仅仅只为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所限制”。马克思的主题是，劳工市场本身就象征着不加掩饰的压迫，而极端的经济不平等使雇工和雇主之间那种表面上的平等显得十分荒唐可笑。马克思的思想在所有的劳工报纸中都引起了巨大的回响。“竞争的自由，在一个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你争我夺的社会中，”一位作者写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美国的”自由定义，但“这个自由却居然可以如此堂而皇之、不受置疑地通行无阻”。劳工领袖也对镀金时代的社会思想提出了挑战。劳工骑士团的口号是：所有的为了生存而劳作的人团结起来。这个运动波澜壮阔，同时吸收了有技能和无技能的工人、移民工人和美国出生的工人、男工和女工(他们的口号是“男女同工同酬”)甚至黑人工人(但没有包括遭人痛恨的华人)。乔治•麦克尼尔写道，劳工运动代表了一种新的原则：“互利互惠比个人主义更为可取”；在要求个人权利和把自由视为一个阶级的集体特征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矛盾。Marx in Ian Shapiro, The Evolution of Rights in Liberal Theory (New York, 1986), 141n.; Christopher L. Tomlins, The State and the Unions:Labor Relations, Law, and the Organized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 18801960 (New York, 1985), 4951; Haverhill Laborer, May 15, 1886; Edward T. O誅onnell, “Henry George and the ‘New Political Forces’: Ethnic Nationalism, Labor Radicalism, and Politics in Gilded Age New York City,”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5, 183; Montgomery, Fall of the House of Labor, 4.
但劳工运动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题：有真实意义的自由是否能够在经济极端不平等的现实中存在？1886年7月4日，太平洋海岸联合行业改写了杰斐逊的独立宣言，将不可剥夺的权利重新列为“生命和生活来源、自由与享受自由的必要条件”。自由需要某种社会安排才能享有，并非仅凭契约自由就可得到。没有人能比尤金•V. 德布斯更为有效地将自由的语言运用于劳工运动事业中。德布斯是美国铁路工会的领袖，1894年因领导抗议普尔曼公司的大罢工而被投入监狱。他的监禁显示了垄断经济资本势力如何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彻底破坏了传统的自由观。当他被释放时，有十万工人涌到芝加哥火车站去迎候他。德布斯把欢迎他的人群称为“热爱自由的人们”，他接着向人群发表演讲，阐述了大公司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如何直接危害了“美国的自由”。Philip S. Foner, ed., We, The Other People (Urbana, 1976), 131; Nick Salvatore, Eugene V. Debs: Citizen and Socialist (Urbana, 1982), 15354.
就在劳工抗议运动达到高潮之时，另一种不同的暴动正在南部和中西部大平原上酝酿，这是一场对直线下跌的农产品价格和农村地区出现的经济依附形势的反响。深陷于收益分成制中的南部农民和肩负土地债务重担的西部农民，不仅在经济上陷入了极端困境，而且也丧失了自由。农民们组织起来，通过农场主协会，127推动合作性的资助和销售农产品的计划，企图恢复他们处于困境中的经济自主。他们面临的选择是，一位来自得克萨斯的协会领袖 J. D. 菲尔兹说，“或成功与自由，或失败与被奴役。”19世纪90年代初，农场主协会将发展演变成人民党或“平民党”，后者将是这一时代最有影响的政治反叛运动。尽管它的最强大的力量来自棉花和小麦产区，但平民党力图表白它是所有“生产阶级”的代言人，它在科罗拉多和爱达荷这样的州里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就连当地矿工和产业工人也都利用它作为斗争的工具。Lawrence Goodwyn, Democratic Promise: The Populist Mo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1976), 138; Robert W. Larson, Populism in the Mountain West (Albuquerque, 1986).
平民党人启用了19世纪熟悉的激进主义语言，痛斥“新的奴隶制”不仅把农场主、同时也把“缝织女工、煤矿工人和制铁工人”统统变成了“百万富翁的奴隶主”束缚下的奴隶。该党在1892年奥马哈大会上通过的党纲列举了一长串的怨恨对象——从政府的腐败、组织工会权利的剥夺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财产”的兴起——所有这一切都“对自由造成了威胁”。平民党人的具体要求包括：由政府接管和拥有所有的铁路，发行全国性的货币来结束银行家对金融业的控制，实施递增收入税收制，实行低消耗的公共财政以资助农场主销售他们的产品。奥马哈党纲宣称说，“政府的力量”必须用来消灭美国生活中的“压迫、非正义和贫穷”并因此来创造自由的社会条件。Gene Clanton, Populism: The Humane Preference in America, 18901900 (Boston, 1991), 4647; George McKenna, ed., American Populism (New York, 1974), 8993.
这是19世纪的最后一部继续把美国看成是一个小生产者社会的伟大政治宣言。“两个巨大的阶级——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和百万富翁”，平民党人的党纲宣称，出现在美国的地平线上，威胁着共和国的安全与稳定。在这两者之间是生产者阶级存在的广大空间，这些劳动阶级的成员是传统的自由和公民观念的继承者，他们对自由和公民的理解与对生产资料的拥有和劳工的尊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平民党人一方面借助传统的经济自立和地方自治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只有联邦政府才能遏制大公司大企业的权力，才能使美国成为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同盟会”。平民党人力图找到一种新的自由定义，来应对19世纪90年代出现的紧急情况。一家内布拉斯加平民党人的报纸写道，美国人需要在曾经“使我们体制骄傲”的“个人自由”的传统后面加上“工业自由”，因为如果成千上万的人被剥夺了“生活来源”，“生命和所谓的自由还有什么用？”如劳工运动一样，平民党人彻底否定这一时代的自由放任主义的信条(科罗拉多州州长洛伦佐•卢埃林说，“适者生存”是野蛮人的哲学。)平民党人远未设想到由政府支持和资助的大规模的社会辅助计划，这些计划在后来的进步时期和新政时代作为对抗经济不平等的手段而得以采用。128像奥马哈纲领所呼吁的那样，由一个主要政党从经济自由的立场出发，提出一整套的政府行动计划，这种事情还要等到整整一代人之后才会发生。McKenna, ed., American Populism, 8991; Norman Pollack, ed., The Populist Mind (Indianapolis, 1967), 1820, 51; Steven Hahn, The Roots of Southern Populism: Yeoman Farmer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eorgia Upcountry, 18501890 (New York, 1983), 285.
对镀金时代社会条件表示的不满情绪并不仅限于工人和农民。一些社会思想家也为阶级冲突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垄断资本日益增长的权力深感不安，他们为美国回归正宗的自由传统开出了不少药方。在所有的解决财富分配不均的建议中，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1879年)和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1888年)是最受欢迎的。这两本书均被列为19世纪的最伟大的著作。它们不同寻常的成功证实了乔治所称的，在美国存在“一种普遍意识……即目前的社会组织有极为严重的缺失和错误”。两位作者都力图恢复想像中的一个自由与社会和谐交融的黄金时代。但他们提供的改革方案却正好相反：乔治提出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具有自主意识的个人能够在自由放任的市场之内主宰自己的命运；贝拉米则指望建立一个集体主义式的未来社会，在其中个人的独立自主必须服从一个由社会决定的共同福利。
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乔治的读者真正相信土地单税制——这是乔治提供的医治国家疾病的万能药方——会将美国带入一个平等主义的未来，或者说“地球上的上帝之城”；但是，他对经济关系所作的通俗易懂的说明以及他对曾经被美国人长期当作旧世界独有的“社会病”如何来到了新大陆的过程所作的一针见血的解释，却赢得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的强烈反响。自由问题正是乔治所作的分析中的核心问题。他的书所激发的政治运动的“恰当的名字”，他曾经写道，应该是“自由的追求者”，这批人“对于工业奴隶制问题的处理”将如同共和党人近来对黑人奴隶制问题的处理一样。在《进步与贫困》的结尾，乔治写道，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乔治否定了将自由与财产的拥有相等同的传统观念(既然单税制事实上将土地变成了全社会的“共同财产”)，在其他方面，他的自由观却与主流思潮步调一致。乔治对自由市场的正义性坚信不疑，他认为，非生产者对土地的垄断使他们能够在同时牺牲劳工和制造业主利益的基础上使自己发财致富。尽管他呼吁一个对经济的大规模的公共干预，但他仍将政府视为是一种“具有压迫性的权力”，在未来的“合作社会”中，政府的功能将被限制在增进生活质量方面，如修建“公共浴室、博物馆、图书馆、公园”之类。乔治认为，真正的自由放任主义应129该能够解决社会不公正的问题，因为“‘自由’是‘平等’的同义词”。Henry George to Terence V. Powderly, April 19, 1883, Terrence V. Powderly Papers, Catholic University; John L. Thomas, Alternative America: Henry George, Edward Bellamy, Henry Demarest Lloyd and the Adversary Tradition (Cambridge, MA, 1983), 11822; Charles Barker, Henry George (New York, 1955), 509, 519; O誅onnell, “George,” 46, 324; Sklansky, “Fall of Political Economy,” ch. 4; Henry George, Progress and Poverty (New York, 1884), 48993.
如果乔治的自由观的基础是人们甚为熟悉的主权个人，贝拉米则提出，自由最终是一个以相互依赖、而不是独立自主为基础的社会条件。在《回顾，2000－1887年》中，贝拉米的主人公，在19世纪末期沉睡不醒，到醒来时已是2000年，此刻世界上所有的不平等已被抛弃，随之而去的是那种不受政府约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争取享有自由的条件的思想。从20世纪末的观点来看，贝拉米的乌托邦——在其中，公民有义务工作若干年，工业大军由一个单独的大托拉斯控制，一支警察部队随时准备惩罚那些偷奸耍滑和标新立异之人——看上去简直是一幅充满强制性认同的社会蓝图，令人不寒而栗。但这本书却激发了数百个国家主义俱乐部的诞生，这些俱乐部决心要将2000年的世界变成现实。这本书也给从德布斯到约翰•杜威整整一代改革家和知识分子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因为贝拉米提供了一种希望：未来社会可以在保持工业资本主义创造的巨大物质丰富的同时，消灭社会的不平等，恢复国家与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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