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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者：埃里克·方纳 2007-05-29 05:23
在要求国家保证为所有人提供足够的年收入的建议中，贝拉米提出对公民资格和公民权的内容进行广泛的扩展。他的乌托邦也为妇女提供了经济自立和政治权利，并由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取代私人性的家务工作和抚养孩子的安排。这种乌托邦的想法广泛传播了在当时还算是一种比较过激的观点：结了婚的妇女应把外出工作看成他们生活中的一个正常内容。贝拉米认为，在现代社会的复杂体系中，那种单枪匹马地自我奋斗的个人的旧观念，实在已经太过时了；他的著作表达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意识，即真正的自由只有通过社会的集体行动才能得到保障。“我知道你在19世纪时把你自己称作自由的人，”一位生活在2000年的人对贝拉米的大伯李乐说道。但是“这个词的意思在当时不可能具备它目前所含有的同样的意义，”或者说，现代自由的意义不可能适用于这样一个社会：许多人生活在一种“为了维持基本生命而不得不痛苦地依附他人”的境地之中。对于贝拉米来说，不受约束的市场未能保障自由；惟一的改革出路是要求国家的参与。John A. Kasson, Civilizing the Machine (New York, 1976), 16999; Mari Jo Buhle, Women and American Socialism, 18701920 (Urbana, 1981), 7677； Edward Bellamy, 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 (New York, 1986), 188.
1888年当《回顾》出版时，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自由放任式的自由定义已经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攻击，批评者不光包括了劳工和平民党人，130 也包括了教士，他们为正在出现的工业秩序中的不平等现象而震惊；同时还包括了新一代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他们建议为了建立社会平等，采用国家能动主义的政策。如果这一时期大多数的新教牧师专注于批评和谴责个人的罪恶，如酗酒和不作礼拜日等，而且并不把对财富的追求视为不道德之事的话，在沃尔德•劳申布什——纽约市的一位长老会牧师——和其他人的写作中，一种社会福音的轮廓开始出现。他们强调自由与精神上的自我发展需要权力与财富的等同为基础，而不受约束的竞争已经将建立基督教兄弟情谊的理想愚弄得毫无价值。George M. Marsden, 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 The Shaping of TwentiethCentury Evangelicism 18701925 (New York, 1980), 1314, 3637; Susan Curtis, A Consuming Faith: The Social Gospel and Modern American Culture (Baltimore, 1991), 29; James T. Kloppenberg, Uncertain Victory: Social Democracy and Progressiv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701920 (New York, 1986), 284.
在学术界也出现了对流行自由观的批判，1885年美国经济学会(AEA)的成立就反映出这一点。该学会明确宣称，其目的就是要抗击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的教条”。美国经济学会的创始人理查德•T. 伊莱写道：“我们把国家看成是一个教育和道德机构，它提供的积极辅助是人类进步中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相信，曾经作为自由基础的私有财产，现在已经成为剥夺他人自由的工具，贫困给共和国带来的威胁远远超过了一个有为政府。现代世界中自由的悖论，社会学家莱斯特•沃德写道，恰恰在于“个人自由只能通过社会规则才能得到”。沃德的话无疑是在提醒人们：由内战带来的民主政府的权力同样可以用来处理奴隶制以外的其他问题，这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将在即将来临的进步时代再次转换自由思想的前兆。但在这种转换到来之前，美国仍必须面对自内战以来的最严重危机，自由的界限也将再一次被重新划分。David Green, Shaping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America from McKinley to Reagan (Ithaca, 1987), 3031; Carl Resek, ed., The Progressives (Indianapolis, 1967), 21; Henry S. Commager, ed., Lester War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dianapolis, 1967). xxixxxiv, 15960.
重新划分自由的界限
19世纪90年代是一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它经历了这一世纪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人民党的兴衰以及继续高涨的劳工罢工活动。劳工运动的两次高潮分别是1892年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霍姆斯德特的大罢工，罢工的工人与卡内公司的私人警察队伍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另一个高潮是1894年反对普尔曼公司的铁路大罢工。在这次罢工中，联邦政府调动军队占领了芝加哥。与此同时，移民的来源从北欧和西欧转移到了南欧和东欧地区。这十年进入美国的350万移民中，有一半以上来自意大利和俄罗斯以及奥匈帝国。131这些事件在土生的中产阶级美国人中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应，由内战奠定的平等公民资格的思想被抛弃，以种族为基础的自由定义得以死灰复燃。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种族”语言——种族冲突、种族感情、种族问题——在美国公共话语中占据了中心位置。那种假定存在的某种或某些“种族”的天生能力经常被引用来解释社会中的一切现象，从不同群体的工人的生活方式到不同群体的美国人对美国政治参与的能力在内。正如用个人特性来解释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的成功与失败一样，“民族性格”的观念也在解释历史后果和结局时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尽管正统的经济学和法学理论继续把社会看成一个由自主个人组成的集合体，土生居民保护主义者却重新拣起一种旧观点，认为世界上相互竞争的种族与国家各自在世界范围的等级制上占据了一个位置。这种观点认为，在美国国内和世界范围的霸权体系中，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最适合的主导者，但允许那些“低劣的”种族移民美国并允许他们在人口总数上超过盎格鲁－撒克逊人，将削弱美国社会的基础和结构。经济学家弗朗西丝•阿玛撒•沃克尔在1890年写道，新移民是“从失败的种族中来的失败者，代表了生存斗争中最糟糕透顶的失败者”。一家俄亥俄报纸也附和道：美国的城市完全为外国人占领，他们“对自由的内容完全不具备真正的欣赏能力”。Thomas G. Dyer,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Idea of Race (Baton Rouge, 1980), 2328; Collini, “Idea of ‘Character’,” 3135; John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Patterns of American Nativism, 18601925 (New Brunswick, 1955), 13147; Linda R. Monk, ed., Ordinary Americans: U.S. History Through the Eyes of Everyday People (Alexandria, 1994), 137.
这种新的情形在美国黑人所处的环境中最为明显。到20世纪初，一种新的种族压迫制度已在南部出现。用历史学家雷福德•洛根的话说，在“民族团结的大厦中”，黑人呆在“一个被隔离的偏房”，在“门廊上刻着剥削、无选举权、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私刑、蔑视”的字样。取消黑人选举权的运动(许多贫穷白人的选举权也一同遭到剥夺)从1890年自密西西比州开始，不仅致使长期以来扩大政治自由的趋势停止并后退，而且也将南方腹地各州转变成为腐败政治盛行的地方，从那些地区选出的国会议员在国家政治上长期行使着远远超出他们小小的选民总数应该分得的权力。但南部的新白人种族至上制度并不是由南方白人一手炮制而成的。当第十四和十五条宪法修正案在实际上被宣布无效时，北方对此予以默认。到1900年，不承认种族差异的公民资格和作为一种普遍权利的自由已经被取消了。
从重建理想中的撤退与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的卷土重来是同时进行的。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将爱国主义、仇外意识和以种族文化为基准的民族性揉合在一起，132 构成了一种新的种族排斥语言。流行杂志中充斥着把黑人和其他的“次等的”的民族丑化成野蛮人和罪犯的图画，以此来证明新的政治和经济不平等不仅是合法的，而且也合乎“自然法则”。类似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伯吉斯这样的学者(他也是美国政治学的奠基人之一)，大讲“黑皮肤人所来自的种族，从来不能用理智战胜感情，从来没有创造过任何形式的文明”。赋予黑人选举权是一个可怕的错误，重建的“失败”被学者们反复用来证明前奴隶和他们的后代完全不配享有白人理解中的自由。当时还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的伍德罗•威尔逊坚持认为，前奴隶和他们的后代“完全没有实践过自由……但却被他们完全不懂的自由刺激起来”，这样的人远未做好参与美国公共生活的准备。Rayford Logan, The Betrayal of the Negro: From Rutherford Hayes to Woodrow Wilson (New York, 1965); John W. Burgess, Reconstruc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18661876 (New York, 1902), 4445, 133, 24446; Woodrow Wils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outhern States,” Atlantic Monthly, 87 (January 1901), 6.
如道格拉斯所写，美国的许多黑人领袖显然感到奴隶解放的承诺完全被出卖了。道格拉斯悲哀地叹息道，黑人在“美国自由的曙光中”只得到了“一半的自由”。孟菲斯市的黑人报纸《自由言论》的主编艾达•B. 韦尔斯因为揭露了当地黑人学校的糟糕情况和私刑的恐怖，就被赶出了曼菲斯。她直截了当地认为，此刻的美国已经无权把自己称作“自由的土地”了。“自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嘲弄，是一种谎言，”杜波伊斯1903年在他的《黑人的灵魂》中写道。黑人此时的自由观的核心仍是重建时期的平等公民权的原则。当新奥尔良市的黑人组织起来，向路易斯安那州1890年颁布的、要求火车隔离不同种族乘客的法律进行挑战时，他们把自己的组织称为公民委员会。荷马•普莱西因进入只准白人乘座的车厢而被强行赶出来，公民委员会一直把这件案子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他们坚持认为，在美国“公民资格是全国性的，而不是以肤色来划分的”。但在1896年对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的宣判中(这件案子是一系列涉及限制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权力范围的相关案件中最为著名的案件)，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州要求实施的种族隔离政策没有违反宪法中平等的法律保护原则。约翰•马歇尔•哈伦是这项判决中惟一的持异见者，他向多数派猛烈地抗议道：“我们宪法是色盲的宪法”。这句话后来成了人们经常引用的一句名言。Philip S. Foner, ed.,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Frederick Douglass (4 vols. New York, 195055), IV, 430; David HowardPitney, The AfroAmerican Jeremiad: Appeals for Justice in America (Philadelphia, 1990), 7383; W.E.B. Du Bois,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New York, 1903), 219; Lofgren, The Plessy Case (New York, 1987), 28, 193.
哈伦的异见不只是对宪法平等保护原则的一种解释，也是对一个针对民主社会中自由的意义的专题讨论。他攻击的目标不是种族隔离，而是种族霸权。他认为，白人所称的天生的“种族直觉”和他们自诩的“主导种族”(这是法院八人组成的多数派的用语)的地位与内战以后建立的平等自由的原则是相违背的。在他看来，自由对于前奴隶来说，应该是一种全面而平等地参与美国社会生活的权利。133如同他预期的，普莱西案判决之后，南部各州迅速制定了法律，强制性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学校到医院、候车室到厕所、领取工资的窗口到墓地——实行种族隔离。尽管最高法院要求的“隔离但平等”原则中带有对平等的强制性要求，但这不过是一种“浅薄的伪装”(哈伦大法官的用语)，黑人使用的一切设施永远是次于白人的。一个世纪后，当美国人回首往事时，他们会将种族隔离看作是一个充满残酷偏见的时代的残迹。但当这种制度实施的时候，它却得到政界、宗教界和科学界头面人物的支持，被当成是一种具有前瞻眼光的做法，可以解决十分棘手的问题，即如何处置一个对白种美国人和他们的民主体制具有威胁的种族的问题。T. Alexander Aleinikoff, “ReReading Justice Harlan誷 Dissent in Plessy v. Ferguson: Freedom, Antiracism, and Citizenship,”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1992,
这样，原来曾经在内战后非常迅速扩展的公民群体的界限，又渐渐地收缩了。尽管最高法院强调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准允出生在美国土地上的中国移民的后代获得公民资格，但当国会以种族为界来立法限制移民并在不经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将未能归化的外国人(如中国人)驱逐出境时，最高法院却对这种权力表示认可。从1882年开始，国会全面禁止中国人移民美国。这种对华裔美国人的全面排斥使他们蒙受了长期的耻辱，他们被看作是被抛弃的和不能溶入美国社会的种族，这一切都在他们的美国经历中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一位华裔作者写道，美国能否真正得到“自由和伟大”，在未来将取决于“排华法律和主张自由的法律到底谁的生命力更长”。)在此之间，国会也第一次将一些白种外国人排除在归化之外，1875年开始，妓女和重罪犯首先被排除，1882年，又加入了“精神病人”和其他一些有可能成为“公众负担”的人。“我们还是一个全世界所有受压迫人民的避难所吗？”1892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詹姆斯•B. 韦弗这样问道。①
4), 96178; Donald G. Nieman, Promises to Keep: African American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Order, 1776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1991), 35961; George M. Fredrickson, The Black Image in the White Mind: The Debate on AfroAmerican Character and Destiny, 18171914 (New York, 1971), 255.
① Harold H. Koh, “Bitter Fruit of the Asian Immigration Cases,” Constitution, 6 (Fall 1994), 6977; Charles J. McClain, In Search of Equality: The Chinese Struggle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Berkeley, 1994), 14; Rudolph J. Vecoli, “The Lady and the Huddled Masses: The Statue of Liberty as a Symbol of Immigration,” in Statue of Liberty, ed. Dillon and Kotler, 45; E.P. Hutchinson, Legislative History of 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y 17981965 (Philadelphia, 1981), 40515; Pollack, ed., Populist Mind, 153. 正如经济学家西蒙•巴顿在1896年指出的，美国社会似乎已被阶级和种族的界限所分离，一种执意要严格划定“想像的共同体”的思想已经取代了原来那种对自由和公民资格的普通信仰：
1888年当《回顾》出版时，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自由放任式的自由定义已经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攻击，批评者不光包括了劳工和平民党人，130 也包括了教士，他们为正在出现的工业秩序中的不平等现象而震惊；同时还包括了新一代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他们建议为了建立社会平等，采用国家能动主义的政策。如果这一时期大多数的新教牧师专注于批评和谴责个人的罪恶，如酗酒和不作礼拜日等，而且并不把对财富的追求视为不道德之事的话，在沃尔德•劳申布什——纽约市的一位长老会牧师——和其他人的写作中，一种社会福音的轮廓开始出现。他们强调自由与精神上的自我发展需要权力与财富的等同为基础，而不受约束的竞争已经将建立基督教兄弟情谊的理想愚弄得毫无价值。George M. Marsden, 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 The Shaping of TwentiethCentury Evangelicism 18701925 (New York, 1980), 1314, 3637; Susan Curtis, A Consuming Faith: The Social Gospel and Modern American Culture (Baltimore, 1991), 29; James T. Kloppenberg, Uncertain Victory: Social Democracy and Progressiv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701920 (New York, 1986), 284.
在学术界也出现了对流行自由观的批判，1885年美国经济学会(AEA)的成立就反映出这一点。该学会明确宣称，其目的就是要抗击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的教条”。美国经济学会的创始人理查德•T. 伊莱写道：“我们把国家看成是一个教育和道德机构，它提供的积极辅助是人类进步中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相信，曾经作为自由基础的私有财产，现在已经成为剥夺他人自由的工具，贫困给共和国带来的威胁远远超过了一个有为政府。现代世界中自由的悖论，社会学家莱斯特•沃德写道，恰恰在于“个人自由只能通过社会规则才能得到”。沃德的话无疑是在提醒人们：由内战带来的民主政府的权力同样可以用来处理奴隶制以外的其他问题，这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将在即将来临的进步时代再次转换自由思想的前兆。但在这种转换到来之前，美国仍必须面对自内战以来的最严重危机，自由的界限也将再一次被重新划分。David Green, Shaping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America from McKinley to Reagan (Ithaca, 1987), 3031; Carl Resek, ed., The Progressives (Indianapolis, 1967), 21; Henry S. Commager, ed., Lester War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dianapolis, 1967). xxixxxiv, 15960.
重新划分自由的界限
19世纪90年代是一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它经历了这一世纪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人民党的兴衰以及继续高涨的劳工罢工活动。劳工运动的两次高潮分别是1892年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霍姆斯德特的大罢工，罢工的工人与卡内公司的私人警察队伍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另一个高潮是1894年反对普尔曼公司的铁路大罢工。在这次罢工中，联邦政府调动军队占领了芝加哥。与此同时，移民的来源从北欧和西欧转移到了南欧和东欧地区。这十年进入美国的350万移民中，有一半以上来自意大利和俄罗斯以及奥匈帝国。131这些事件在土生的中产阶级美国人中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应，由内战奠定的平等公民资格的思想被抛弃，以种族为基础的自由定义得以死灰复燃。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种族”语言——种族冲突、种族感情、种族问题——在美国公共话语中占据了中心位置。那种假定存在的某种或某些“种族”的天生能力经常被引用来解释社会中的一切现象，从不同群体的工人的生活方式到不同群体的美国人对美国政治参与的能力在内。正如用个人特性来解释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的成功与失败一样，“民族性格”的观念也在解释历史后果和结局时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尽管正统的经济学和法学理论继续把社会看成一个由自主个人组成的集合体，土生居民保护主义者却重新拣起一种旧观点，认为世界上相互竞争的种族与国家各自在世界范围的等级制上占据了一个位置。这种观点认为，在美国国内和世界范围的霸权体系中，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最适合的主导者，但允许那些“低劣的”种族移民美国并允许他们在人口总数上超过盎格鲁－撒克逊人，将削弱美国社会的基础和结构。经济学家弗朗西丝•阿玛撒•沃克尔在1890年写道，新移民是“从失败的种族中来的失败者，代表了生存斗争中最糟糕透顶的失败者”。一家俄亥俄报纸也附和道：美国的城市完全为外国人占领，他们“对自由的内容完全不具备真正的欣赏能力”。Thomas G. Dyer,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Idea of Race (Baton Rouge, 1980), 2328; Collini, “Idea of ‘Character’,” 3135; John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Patterns of American Nativism, 18601925 (New Brunswick, 1955), 13147; Linda R. Monk, ed., Ordinary Americans: U.S. History Through the Eyes of Everyday People (Alexandria, 1994), 137.
这种新的情形在美国黑人所处的环境中最为明显。到20世纪初，一种新的种族压迫制度已在南部出现。用历史学家雷福德•洛根的话说，在“民族团结的大厦中”，黑人呆在“一个被隔离的偏房”，在“门廊上刻着剥削、无选举权、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私刑、蔑视”的字样。取消黑人选举权的运动(许多贫穷白人的选举权也一同遭到剥夺)从1890年自密西西比州开始，不仅致使长期以来扩大政治自由的趋势停止并后退，而且也将南方腹地各州转变成为腐败政治盛行的地方，从那些地区选出的国会议员在国家政治上长期行使着远远超出他们小小的选民总数应该分得的权力。但南部的新白人种族至上制度并不是由南方白人一手炮制而成的。当第十四和十五条宪法修正案在实际上被宣布无效时，北方对此予以默认。到1900年，不承认种族差异的公民资格和作为一种普遍权利的自由已经被取消了。
从重建理想中的撤退与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的卷土重来是同时进行的。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将爱国主义、仇外意识和以种族文化为基准的民族性揉合在一起，132 构成了一种新的种族排斥语言。流行杂志中充斥着把黑人和其他的“次等的”的民族丑化成野蛮人和罪犯的图画，以此来证明新的政治和经济不平等不仅是合法的，而且也合乎“自然法则”。类似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伯吉斯这样的学者(他也是美国政治学的奠基人之一)，大讲“黑皮肤人所来自的种族，从来不能用理智战胜感情，从来没有创造过任何形式的文明”。赋予黑人选举权是一个可怕的错误，重建的“失败”被学者们反复用来证明前奴隶和他们的后代完全不配享有白人理解中的自由。当时还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的伍德罗•威尔逊坚持认为，前奴隶和他们的后代“完全没有实践过自由……但却被他们完全不懂的自由刺激起来”，这样的人远未做好参与美国公共生活的准备。Rayford Logan, The Betrayal of the Negro: From Rutherford Hayes to Woodrow Wilson (New York, 1965); John W. Burgess, Reconstruc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18661876 (New York, 1902), 4445, 133, 24446; Woodrow Wils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outhern States,” Atlantic Monthly, 87 (January 1901), 6.
如道格拉斯所写，美国的许多黑人领袖显然感到奴隶解放的承诺完全被出卖了。道格拉斯悲哀地叹息道，黑人在“美国自由的曙光中”只得到了“一半的自由”。孟菲斯市的黑人报纸《自由言论》的主编艾达•B. 韦尔斯因为揭露了当地黑人学校的糟糕情况和私刑的恐怖，就被赶出了曼菲斯。她直截了当地认为，此刻的美国已经无权把自己称作“自由的土地”了。“自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嘲弄，是一种谎言，”杜波伊斯1903年在他的《黑人的灵魂》中写道。黑人此时的自由观的核心仍是重建时期的平等公民权的原则。当新奥尔良市的黑人组织起来，向路易斯安那州1890年颁布的、要求火车隔离不同种族乘客的法律进行挑战时，他们把自己的组织称为公民委员会。荷马•普莱西因进入只准白人乘座的车厢而被强行赶出来，公民委员会一直把这件案子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他们坚持认为，在美国“公民资格是全国性的，而不是以肤色来划分的”。但在1896年对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的宣判中(这件案子是一系列涉及限制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权力范围的相关案件中最为著名的案件)，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州要求实施的种族隔离政策没有违反宪法中平等的法律保护原则。约翰•马歇尔•哈伦是这项判决中惟一的持异见者，他向多数派猛烈地抗议道：“我们宪法是色盲的宪法”。这句话后来成了人们经常引用的一句名言。Philip S. Foner, ed.,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Frederick Douglass (4 vols. New York, 195055), IV, 430; David HowardPitney, The AfroAmerican Jeremiad: Appeals for Justice in America (Philadelphia, 1990), 7383; W.E.B. Du Bois,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New York, 1903), 219; Lofgren, The Plessy Case (New York, 1987), 28, 193.
哈伦的异见不只是对宪法平等保护原则的一种解释，也是对一个针对民主社会中自由的意义的专题讨论。他攻击的目标不是种族隔离，而是种族霸权。他认为，白人所称的天生的“种族直觉”和他们自诩的“主导种族”(这是法院八人组成的多数派的用语)的地位与内战以后建立的平等自由的原则是相违背的。在他看来，自由对于前奴隶来说，应该是一种全面而平等地参与美国社会生活的权利。133如同他预期的，普莱西案判决之后，南部各州迅速制定了法律，强制性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学校到医院、候车室到厕所、领取工资的窗口到墓地——实行种族隔离。尽管最高法院要求的“隔离但平等”原则中带有对平等的强制性要求，但这不过是一种“浅薄的伪装”(哈伦大法官的用语)，黑人使用的一切设施永远是次于白人的。一个世纪后，当美国人回首往事时，他们会将种族隔离看作是一个充满残酷偏见的时代的残迹。但当这种制度实施的时候，它却得到政界、宗教界和科学界头面人物的支持，被当成是一种具有前瞻眼光的做法，可以解决十分棘手的问题，即如何处置一个对白种美国人和他们的民主体制具有威胁的种族的问题。T. Alexander Aleinikoff, “ReReading Justice Harlan誷 Dissent in Plessy v. Ferguson: Freedom, Antiracism, and Citizenship,”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1992,
这样，原来曾经在内战后非常迅速扩展的公民群体的界限，又渐渐地收缩了。尽管最高法院强调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准允出生在美国土地上的中国移民的后代获得公民资格，但当国会以种族为界来立法限制移民并在不经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将未能归化的外国人(如中国人)驱逐出境时，最高法院却对这种权力表示认可。从1882年开始，国会全面禁止中国人移民美国。这种对华裔美国人的全面排斥使他们蒙受了长期的耻辱，他们被看作是被抛弃的和不能溶入美国社会的种族，这一切都在他们的美国经历中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一位华裔作者写道，美国能否真正得到“自由和伟大”，在未来将取决于“排华法律和主张自由的法律到底谁的生命力更长”。)在此之间，国会也第一次将一些白种外国人排除在归化之外，1875年开始，妓女和重罪犯首先被排除，1882年，又加入了“精神病人”和其他一些有可能成为“公众负担”的人。“我们还是一个全世界所有受压迫人民的避难所吗？”1892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詹姆斯•B. 韦弗这样问道。①
4), 96178; Donald G. Nieman, Promises to Keep: African American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Order, 1776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1991), 35961; George M. Fredrickson, The Black Image in the White Mind: The Debate on AfroAmerican Character and Destiny, 18171914 (New York, 1971), 255.
① Harold H. Koh, “Bitter Fruit of the Asian Immigration Cases,” Constitution, 6 (Fall 1994), 6977; Charles J. McClain, In Search of Equality: The Chinese Struggle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Berkeley, 1994), 14; Rudolph J. Vecoli, “The Lady and the Huddled Masses: The Statue of Liberty as a Symbol of Immigration,” in Statue of Liberty, ed. Dillon and Kotler, 45; E.P. Hutchinson, Legislative History of 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y 17981965 (Philadelphia, 1981), 40515; Pollack, ed., Populist Mind, 153. 正如经济学家西蒙•巴顿在1896年指出的，美国社会似乎已被阶级和种族的界限所分离，一种执意要严格划定“想像的共同体”的思想已经取代了原来那种对自由和公民资格的普通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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