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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者：埃里克·方纳 2007-05-29 05:24
我们国家中的每一个阶级或区域正在意识到自己标准的对立面是某些次发达阶级的行为和欲望。南部有自己的黑人，城市有自己的贫民窟……美国体制的朋友们害怕愚昧无知的移民，劳工讨厌中国人。每个人都在开始将那些具有适当的公民资格的人从那些他希望从社会中排斥出去的其他阶级中的人区别出来。Simon Patten, “The Theory of Social Force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7 Supp. (January 1896), 143.
134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笼罩在一片恐惧之中，人们担心美国社会中的那种经济和民族大团结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恐惧的折磨下，政府和一些私人组织竭力推行起一种意在统一的强制性爱国主义。也就是在这些年里，学校中的忠诚宣誓和在演奏《星条旗永不落》时起立的惯例开始出现。美国人早就开始把星条旗当作荣誉和光荣的象征，但是“国旗崇拜”的做法，包括设定专门的官方国旗日是19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Stuart McConnell, “Reading the Flag: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Patriotic Cults of the 1890s,” in Bonds of Affection: Americans Define Their Patriotism, ed. John Bodnar (Princeton, 1996), 10211; Nina Silber,The Romance of Reunion: Northerners and the South, 18651900 (Chapel Hill, 1993), 161; Cecelia E. O誏eary, “To Die For: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American Patriotism, 18651918,”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6.
在20世纪来临的前夜，美国通过美西战争，以强权身份风光地进入了世界舞台，这使得美国民族主义和自由的概念更紧密地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优越崇高感联系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它取代了先前那种以民主制度来界定美国的民族性的做法(或者说，用更为显露的种族主义的方式来界定政治体制)。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北美大陆的实践充分展示了他们对实践自由和自治政府的特别才能，现在是将这些体制和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那些不幸的人民中去的时候了。如同在南部发生的情形一样，白种人对非白人民族的控制和主导是文明进步过程中的一步，是美国自由的一种成熟的表现，而不是对自由原则的违背。许多反帝国主义者曾经是当年反奴隶制的老将，他们此刻发出质问，民主与帝国是否真的相称？反帝国主义同盟宣称道，当美国通过战争夺取了波多黎各和菲律宾之后，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共和国”应该帮助那里的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而不应将他们置于自己的殖民统治之下。Silber, Romance of Reunion, 13741, 17881;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7677; E. Berkeley Tompkins, AntiImper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Great Debate, 18901920 (Philadelphia, 1970), 129, 14144.
但是，支持扩张性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人也采用了一种自由的语言，而丝毫不觉得有任何矛盾或难堪之处。反帝国主义者才是真正的“自由福音的离经叛道者”，外交官和历史学家阿尔伯特•贝弗利奇强辩说，美国之所以向海外扩张，并不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或国家霸权，而是为了把“自由的新天地”带到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当然，要把菲律宾人提高到能够欣赏“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到底是什么”的水平，至少需要一个世纪的时间，美国驻菲律宾群岛的第一任总督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这样说道。但是除了美国的统治，剩下的只有“无政府主义和野蛮主义”——尽管为平息岛上的动乱和镇压当地争取独立的运动，美国发起的漫长而严酷的战争本身也充满了野蛮性。事实上，后来的美国殖民政府官员的确意图推动菲律宾政治的民主化，也力图使它获得独立的国家地位(这个地位1946年终于得到，比塔夫脱预计的要早许多)，但如同内战后取胜的北方一样，殖民地政府的政策并没有触动拥有大地产的地方寡头权势集团的利益，却把长期贫困留给了广大的农村人。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1987), 1718, 3940; James Richardson, ed., A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10 vols. Washington, DC, 189699), IX, 6398, 6467; Tony Smith, America誷 Mi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1994), 4345, 5155.
135当20世纪的曙光降临时，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中国人被禁止进入美国，印第安人的反抗被最终镇压下去，劳工市场被严格的种族和民族的界限而划分，一个针对海外非白人的帝国主义政策逐渐形成，这一切都使美国的政治与经济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彻底地种族化了。面对不可一世的大公司势力的嚣张气焰和对广义上的美国公民群体定义的否定，一些原来曾经在19世纪帮助扩展自由界限的社会运动，此刻也重新界定了自己的目标，以求在新的体制和思想框架下实现这些目标。一些有影响的黑人领袖开始强调经济上的自救，强调靠个人奋斗的途径进入中产阶级；他们认为这比发动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更为有效。1895年同时发生的两件事象征着这种转变的开始。那一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去世，而布克尔•T. 华盛顿在亚特兰大州棉花博览会上发表了备受赞赏的演讲。华盛顿在演讲中，敦促黑人调整自己，适应种族隔离，暂时放弃争取民权和选举权的斗争。争取种族进步的道路，华盛顿说，在于首先取得技能和财产。有了经济自由之后，政治自由自然会随之而来，他的这种思想不仅与当时的商业文化极为吻合，而且也十分符合南部已经制度化的限制自由的现实。在19世纪90年代，一些白人教育家和改良者聚会于纽约州的莫洪克湖，专门讨论所谓的“黑人问题”。他们的结论是，黑人问题的根源在于“个人行为和品性中”的缺陷，所以，黑人民族争取进步的最佳途径不是依赖国家的辅助，也不是通过政治抗议，而是靠自力更生。Hunt, Ideology, 8081; Tomas Almaguer, Racial Fault Lines: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White Supremacy in California (Berkeley, 1994), 10002; Christopher Lasch,The Agony of the American Left (New York, 1969), 1922; HowardPitney, AfroAmerican Jeremiad, 5464; Leslie H. Fishel, Jr., “The ‘Negro Question’ at Mohonk: Microcosm, Mirage, and Message,” New York History, 74 (July 1993), 227314; Robert H. Wiebe, SelfRule: A Cultural History of American Democracy (Chicago, 1995), 15054.
19世纪90年代里，随着劳工骑士团的消失和美国劳联(AFL)的兴起，劳工运动的方向也发生了重要的转折。新的方向要求工人必须坦率地接受他们的工资劳动者的地位，工会把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作为自己的目标，而不是追求经济自主或者“废除工资制”的乌托邦梦想。对美国劳联的创建者和主席塞缪尔•冈波斯来说，自由劳力就是工资劳力，劳工的组织也按照这种地位来进行。劳联公开承认，基于拥有生产资料上的自由是绝大多数工人不可企及的现实，这种承认，既是一种现实的认识，也是一种战略上的撤退，是为适应当时的经济现实和政治语言作出的妥协。冈波斯追求的不是否定自由与市场自由之间的等同关系，而是将“契约自由”当成是劳工运动的一个“全面福音”，并老练地将其转化为一种用来反对法院和立法机关干预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的理论。劳联放弃了劳工骑士团曾经提出的工人阶级大团结的说法，136而将自己的会员资格限制在那些有技能的工人中——这些人只是劳工队伍的一小部分——从而将包括黑人、妇女和新近来自欧洲的移民在内的大多数劳工排斥在外。劳联领袖们认为，只有出生于美国的白人男性工人才拥有与雇主进行较量所必须的技能、品格和男人气概；而非技术工人、非白人、妇女以及新移民因为“对工作和生活水平要求之低，”只配接受那种低于正在被称为“美国生活标准”的工资。Lasch, Agony 1719; Andrew Neather, “Labor Republicanism, Race and Popular Patriotism in the Era of Empire, 18901914,” in Bonds of Affection, ed. Bodnar, 8889; Forbath, Law and the Shaping, 130; Eric Arnesen, “‘Like Banquo誷 Ghost, It Will Not Down’: The Race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Railroad Brotherhoods, 18801920,”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9 (December 1994), 1612,163233; Michael Kazin, The Populist Persuasion (New York, 1995), 5960.
与此同时，妇女运动也逐渐只注重选举权而不再关注广泛的社会问题，相对于过去来说，对家庭和工作场所中的不平等现象的批评也越来越少。妇女运动也与种族主义和土生居民保护主义握手言和。早期的“平等权利女权主义”声称选举权是妇女在公共和私人生活领域中一个重大转变的一部分；这种观点从来没有被抛弃过。妇女运动一方面继续为争取妇女就业、教育和政治领域中的平等而疾呼，另一方面也继续承认妇女对家庭负有特殊的责任，而且她们应为公共生活灌输她们独有的道德精神和品质。但是妇女运动的重心却滑向了一种与当时流行的种族和族裔成见保持一致的女权主义一边。像卡丽•查普曼•凯特这样的新一代选举权运动领袖，竟然经常提到，只要对男女一视同仁，教育水平和其他的选举权资格与女权运动的目标并不冲突。凯特认为，移民和前奴隶得到选举权显然是“匆忙之下不合时宜地”作出的决定，授予本土出生的白人妇女选举权可以抵销北部日益增长的“愚昧的外来人拥有的选票”的力量以及在南部进行第二次重建的潜在危险。Suzanne M. Marilley, Woman Suffrage and the Origins of Liberal Femi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18201920 (Cambridge, MA, 1996), 614, 15964; Nancy F. Cott, The Grounding of Modern Feminism (New Haven, 1987), 19?20; Catt in Aileen S. Kraditor, The Ideas of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18901920 (New York, 1965), 12542, 197.
除了对移民的投票选举抱有愈来愈大的敌意之外，妇女运动对“南部问题”的立场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标志着平等女权主义思想的消失。南部解除黑人选举权的运动实际上同时也损害了女权运动，因为它说明选举权可为社会的权势阶级任意解除，尽管如此，全国妇女选举权运动却几乎对此一言不发。1895年，也就是华盛顿发表著名演讲那一年，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在亚特兰大举行年会，象征着妇女选举权运动与国家的新种族秩序之间可以和平共处。事实上，一位来自密西西比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说，北部文明正在受到潮水般涌来的移民的威胁，北方将被迫“转向南方寻求拯救”，因为南方具有纯净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血统”。在当时，政治自由与政治能力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但这些本土出生的中产阶级妇女主导着妇女选举权运动，坚持认为选举权只能为“高等种族”中的受过教育的成员拥有。137 即便是像阿比盖尔•司各特•达尼韦这样力主平等的女权主义者，有时也下意识地流露出种族和阶级偏见。在这些年中，达尼韦努力保持平等权利传统的活力，坚持妇女有权在婚姻中控制自己的生育和性生活，并直到生命的末日还坚持认为妇女选举权的斗争是“自由与奴隶制之间不可压制的斗争中”的一章。但达尼韦同时也设计了一个计划，主张增加亚洲移民人数，这样白人妇女可“雇上一个中国佬”，使自己从家庭杂务的负担下解放出来。Kraditor, Ideas, 5255, 163203; Marilley, Woman Suffrage, 16873; The Pacific Empire (Portland), December 9, 1897; Ruth B. Moynihan, Rebel for Rights: Abigail Scott Duniway (New Haven, 1983), 11113, 149, 15152, 15960.
1893年，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他著名的演讲中，讨论了边疆如何影响了美国的发展。他提到美国历史的“第一阶段”——一个培育了个人主义、民主和广泛散布的经济自主机会的时代——已经终结了。他也许应该加上一句，随着美国自由的重新种族化，内战的漫长时代——在其中政治辩论的中心是奴隶制的未来和前奴隶的命运——也已经成为历史。但19世纪关于自由的辩论所涉及的关键问题——人身自由、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之间的关系，国家在创造自由的条件中应扮演的角色，“想像的共同体”的界限等——却没有得到永久性的答案。这一时代的“充满暴力的动荡”，小说家威廉•迪安•豪厄尔斯在1895年观察到，说明一个新的关于自由的定义正在来临，这个新的定义将给美国人的大多数带来“更多的权力、更多的方便和更多的自由”。这正是19世纪留给20世纪第一代人的遗产。George R. Taylor, ed., The Turner Thesis (Boston, 1956), 18; William Dean Howells, “The Nature of Liberty,” Forum, 20 (December 1895), 408.
138“什么地方需要母亲的选票？”这是一幅刊登在妇女选举权运动杂志上的漫画。画中使用了一个童工的形象，以此来说明被剥削的工人并没有享受到自由。(Maryland Suffrage News,15 May 1915)
134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笼罩在一片恐惧之中，人们担心美国社会中的那种经济和民族大团结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恐惧的折磨下，政府和一些私人组织竭力推行起一种意在统一的强制性爱国主义。也就是在这些年里，学校中的忠诚宣誓和在演奏《星条旗永不落》时起立的惯例开始出现。美国人早就开始把星条旗当作荣誉和光荣的象征，但是“国旗崇拜”的做法，包括设定专门的官方国旗日是19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Stuart McConnell, “Reading the Flag: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Patriotic Cults of the 1890s,” in Bonds of Affection: Americans Define Their Patriotism, ed. John Bodnar (Princeton, 1996), 10211; Nina Silber,The Romance of Reunion: Northerners and the South, 18651900 (Chapel Hill, 1993), 161; Cecelia E. O誏eary, “To Die For: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American Patriotism, 18651918,”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6.
在20世纪来临的前夜，美国通过美西战争，以强权身份风光地进入了世界舞台，这使得美国民族主义和自由的概念更紧密地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优越崇高感联系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它取代了先前那种以民主制度来界定美国的民族性的做法(或者说，用更为显露的种族主义的方式来界定政治体制)。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北美大陆的实践充分展示了他们对实践自由和自治政府的特别才能，现在是将这些体制和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那些不幸的人民中去的时候了。如同在南部发生的情形一样，白种人对非白人民族的控制和主导是文明进步过程中的一步，是美国自由的一种成熟的表现，而不是对自由原则的违背。许多反帝国主义者曾经是当年反奴隶制的老将，他们此刻发出质问，民主与帝国是否真的相称？反帝国主义同盟宣称道，当美国通过战争夺取了波多黎各和菲律宾之后，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共和国”应该帮助那里的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而不应将他们置于自己的殖民统治之下。Silber, Romance of Reunion, 13741, 17881;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7677; E. Berkeley Tompkins, AntiImper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Great Debate, 18901920 (Philadelphia, 1970), 129, 14144.
但是，支持扩张性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人也采用了一种自由的语言，而丝毫不觉得有任何矛盾或难堪之处。反帝国主义者才是真正的“自由福音的离经叛道者”，外交官和历史学家阿尔伯特•贝弗利奇强辩说，美国之所以向海外扩张，并不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或国家霸权，而是为了把“自由的新天地”带到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当然，要把菲律宾人提高到能够欣赏“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到底是什么”的水平，至少需要一个世纪的时间，美国驻菲律宾群岛的第一任总督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这样说道。但是除了美国的统治，剩下的只有“无政府主义和野蛮主义”——尽管为平息岛上的动乱和镇压当地争取独立的运动，美国发起的漫长而严酷的战争本身也充满了野蛮性。事实上，后来的美国殖民政府官员的确意图推动菲律宾政治的民主化，也力图使它获得独立的国家地位(这个地位1946年终于得到，比塔夫脱预计的要早许多)，但如同内战后取胜的北方一样，殖民地政府的政策并没有触动拥有大地产的地方寡头权势集团的利益，却把长期贫困留给了广大的农村人。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1987), 1718, 3940; James Richardson, ed., A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10 vols. Washington, DC, 189699), IX, 6398, 6467; Tony Smith, America誷 Mi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1994), 4345, 5155.
135当20世纪的曙光降临时，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中国人被禁止进入美国，印第安人的反抗被最终镇压下去，劳工市场被严格的种族和民族的界限而划分，一个针对海外非白人的帝国主义政策逐渐形成，这一切都使美国的政治与经济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彻底地种族化了。面对不可一世的大公司势力的嚣张气焰和对广义上的美国公民群体定义的否定，一些原来曾经在19世纪帮助扩展自由界限的社会运动，此刻也重新界定了自己的目标，以求在新的体制和思想框架下实现这些目标。一些有影响的黑人领袖开始强调经济上的自救，强调靠个人奋斗的途径进入中产阶级；他们认为这比发动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更为有效。1895年同时发生的两件事象征着这种转变的开始。那一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去世，而布克尔•T. 华盛顿在亚特兰大州棉花博览会上发表了备受赞赏的演讲。华盛顿在演讲中，敦促黑人调整自己，适应种族隔离，暂时放弃争取民权和选举权的斗争。争取种族进步的道路，华盛顿说，在于首先取得技能和财产。有了经济自由之后，政治自由自然会随之而来，他的这种思想不仅与当时的商业文化极为吻合，而且也十分符合南部已经制度化的限制自由的现实。在19世纪90年代，一些白人教育家和改良者聚会于纽约州的莫洪克湖，专门讨论所谓的“黑人问题”。他们的结论是，黑人问题的根源在于“个人行为和品性中”的缺陷，所以，黑人民族争取进步的最佳途径不是依赖国家的辅助，也不是通过政治抗议，而是靠自力更生。Hunt, Ideology, 8081; Tomas Almaguer, Racial Fault Lines: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White Supremacy in California (Berkeley, 1994), 10002; Christopher Lasch,The Agony of the American Left (New York, 1969), 1922; HowardPitney, AfroAmerican Jeremiad, 5464; Leslie H. Fishel, Jr., “The ‘Negro Question’ at Mohonk: Microcosm, Mirage, and Message,” New York History, 74 (July 1993), 227314; Robert H. Wiebe, SelfRule: A Cultural History of American Democracy (Chicago, 1995), 15054.
19世纪90年代里，随着劳工骑士团的消失和美国劳联(AFL)的兴起，劳工运动的方向也发生了重要的转折。新的方向要求工人必须坦率地接受他们的工资劳动者的地位，工会把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作为自己的目标，而不是追求经济自主或者“废除工资制”的乌托邦梦想。对美国劳联的创建者和主席塞缪尔•冈波斯来说，自由劳力就是工资劳力，劳工的组织也按照这种地位来进行。劳联公开承认，基于拥有生产资料上的自由是绝大多数工人不可企及的现实，这种承认，既是一种现实的认识，也是一种战略上的撤退，是为适应当时的经济现实和政治语言作出的妥协。冈波斯追求的不是否定自由与市场自由之间的等同关系，而是将“契约自由”当成是劳工运动的一个“全面福音”，并老练地将其转化为一种用来反对法院和立法机关干预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的理论。劳联放弃了劳工骑士团曾经提出的工人阶级大团结的说法，136而将自己的会员资格限制在那些有技能的工人中——这些人只是劳工队伍的一小部分——从而将包括黑人、妇女和新近来自欧洲的移民在内的大多数劳工排斥在外。劳联领袖们认为，只有出生于美国的白人男性工人才拥有与雇主进行较量所必须的技能、品格和男人气概；而非技术工人、非白人、妇女以及新移民因为“对工作和生活水平要求之低，”只配接受那种低于正在被称为“美国生活标准”的工资。Lasch, Agony 1719; Andrew Neather, “Labor Republicanism, Race and Popular Patriotism in the Era of Empire, 18901914,” in Bonds of Affection, ed. Bodnar, 8889; Forbath, Law and the Shaping, 130; Eric Arnesen, “‘Like Banquo誷 Ghost, It Will Not Down’: The Race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Railroad Brotherhoods, 18801920,”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9 (December 1994), 1612,163233; Michael Kazin, The Populist Persuasion (New York, 1995), 5960.
与此同时，妇女运动也逐渐只注重选举权而不再关注广泛的社会问题，相对于过去来说，对家庭和工作场所中的不平等现象的批评也越来越少。妇女运动也与种族主义和土生居民保护主义握手言和。早期的“平等权利女权主义”声称选举权是妇女在公共和私人生活领域中一个重大转变的一部分；这种观点从来没有被抛弃过。妇女运动一方面继续为争取妇女就业、教育和政治领域中的平等而疾呼，另一方面也继续承认妇女对家庭负有特殊的责任，而且她们应为公共生活灌输她们独有的道德精神和品质。但是妇女运动的重心却滑向了一种与当时流行的种族和族裔成见保持一致的女权主义一边。像卡丽•查普曼•凯特这样的新一代选举权运动领袖，竟然经常提到，只要对男女一视同仁，教育水平和其他的选举权资格与女权运动的目标并不冲突。凯特认为，移民和前奴隶得到选举权显然是“匆忙之下不合时宜地”作出的决定，授予本土出生的白人妇女选举权可以抵销北部日益增长的“愚昧的外来人拥有的选票”的力量以及在南部进行第二次重建的潜在危险。Suzanne M. Marilley, Woman Suffrage and the Origins of Liberal Femi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18201920 (Cambridge, MA, 1996), 614, 15964; Nancy F. Cott, The Grounding of Modern Feminism (New Haven, 1987), 19?20; Catt in Aileen S. Kraditor, The Ideas of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18901920 (New York, 1965), 12542, 197.
除了对移民的投票选举抱有愈来愈大的敌意之外，妇女运动对“南部问题”的立场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标志着平等女权主义思想的消失。南部解除黑人选举权的运动实际上同时也损害了女权运动，因为它说明选举权可为社会的权势阶级任意解除，尽管如此，全国妇女选举权运动却几乎对此一言不发。1895年，也就是华盛顿发表著名演讲那一年，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在亚特兰大举行年会，象征着妇女选举权运动与国家的新种族秩序之间可以和平共处。事实上，一位来自密西西比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说，北部文明正在受到潮水般涌来的移民的威胁，北方将被迫“转向南方寻求拯救”，因为南方具有纯净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血统”。在当时，政治自由与政治能力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但这些本土出生的中产阶级妇女主导着妇女选举权运动，坚持认为选举权只能为“高等种族”中的受过教育的成员拥有。137 即便是像阿比盖尔•司各特•达尼韦这样力主平等的女权主义者，有时也下意识地流露出种族和阶级偏见。在这些年中，达尼韦努力保持平等权利传统的活力，坚持妇女有权在婚姻中控制自己的生育和性生活，并直到生命的末日还坚持认为妇女选举权的斗争是“自由与奴隶制之间不可压制的斗争中”的一章。但达尼韦同时也设计了一个计划，主张增加亚洲移民人数，这样白人妇女可“雇上一个中国佬”，使自己从家庭杂务的负担下解放出来。Kraditor, Ideas, 5255, 163203; Marilley, Woman Suffrage, 16873; The Pacific Empire (Portland), December 9, 1897; Ruth B. Moynihan, Rebel for Rights: Abigail Scott Duniway (New Haven, 1983), 11113, 149, 15152, 15960.
1893年，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他著名的演讲中，讨论了边疆如何影响了美国的发展。他提到美国历史的“第一阶段”——一个培育了个人主义、民主和广泛散布的经济自主机会的时代——已经终结了。他也许应该加上一句，随着美国自由的重新种族化，内战的漫长时代——在其中政治辩论的中心是奴隶制的未来和前奴隶的命运——也已经成为历史。但19世纪关于自由的辩论所涉及的关键问题——人身自由、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之间的关系，国家在创造自由的条件中应扮演的角色，“想像的共同体”的界限等——却没有得到永久性的答案。这一时代的“充满暴力的动荡”，小说家威廉•迪安•豪厄尔斯在1895年观察到，说明一个新的关于自由的定义正在来临，这个新的定义将给美国人的大多数带来“更多的权力、更多的方便和更多的自由”。这正是19世纪留给20世纪第一代人的遗产。George R. Taylor, ed., The Turner Thesis (Boston, 1956), 18; William Dean Howells, “The Nature of Liberty,” Forum, 20 (December 1895), 408.
138“什么地方需要母亲的选票？”这是一幅刊登在妇女选举权运动杂志上的漫画。画中使用了一个童工的形象，以此来说明被剥削的工人并没有享受到自由。(Maryland Suffrage News,15 May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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