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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者：埃里克·方纳 2007-05-29 05:24
1902年《独立》月刊杂志组织了一场关于经济不平等的专题讨论。参加讨论的一方是自由放任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他们坚信美国社会中存在的巨大财富差别是个人自由的自然结果。华尔街金融家拉塞尔•塞奇(据说他的个人资产超过7000万美元)说，富有是对高智商、诚实和节俭的回报；“指责对财富的积累也就等于指责正义的法则。”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此时已接近结束他在耶鲁大学的漫长生涯，他坚持认为，经济不平等不但不可避免，而且也并不违背“任何自然的、宗教的、道德的和国家的法律”。对于这些言论和辩护，劳工经济学家约翰•R. 康芒斯反驳说，工业垄断阻碍了竞争，而竞争是经济进步的血液。曾长期支持亨利•乔治的单税制思想的欧内斯特•H. 克罗斯比则宣称，一个经济贵族阶级已在美国出现，并已对共和政府形成了威胁。《财富挑战国家》一书的作者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更是大胆地提出建设“一种新型的工业民主”，这个民主将要求创造工会和互助组，甚至还要求实践社会主义。The Independent, 54 (May 1, 1902), 1027, 103644, 1055, 1072.
显然，人们在认识经济变化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后果的问题上的深刻分歧已经从19世纪延续至20世纪。如果塞奇和萨姆纳代表了新世纪之初的备受推崇的主流观点的话，140那么康芒斯、克劳斯比和劳埃德则是未来20年内社会思潮彻底转向的先锋，这个时期在后来将被称作“进步时代”。
在镀金时代，对集中化的经济势力威胁自由的行动进行最强烈谴责的是组织起来的劳工和浴血奋战的农场主。在进步时代时期，严重的经济不平等是都市生活的最明显特征，这种情形使更多的人深感恐惧和忧虑，也激发了范围更为广泛的社会运动。当英国作家H. G. 韦尔斯在新世纪初到美国访问时，他发现“持续不断的垄断趋势”成为“美国人思想和讨论的首要话题”。到处都可以见到体现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化和固定化的现象——无论是华尔街银行家们的小型董事会和公司主管们手中的权力，还是由政治机器操纵的民主制度，还是刚刚在工作场所出现的等级控制，甚至包括像《独立》这样面向全国发行的周刊本身所具有的左右民意的能力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权力集中化的表现。在这样的形势下，本杰明•P. 德威特在《进步运动》(1915年)一书中写道，“个人已经不能寄希望于继续参与竞争……慢慢地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并不是自由的。”Otis Pease, ed., The Progressive Years: The Spirit and Achievement of American Reform (New York, 1962), 35; H.G. Wells, The Future in America (New York, 1906), 8283; Steven J. Diner, A Very Different Age: Americans of the Progressive Era (New York, 1998), 3049; Eldon J. Eisenbach, The Lost Promise of Progressivism (Lawrence, 1994), 1415; Benjamin P. DeWitt,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New York, 1915), 14.
“自由”并不是进步主义词汇中最响亮的词。因为它曾经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契约自由法学联系在一起，使自由一词受到了玷污，所以许多改革者更愿意用“民主”的概念来表达他们的不满。进步时代的评论家们对寻求能够恢复民主公民政治活力的具体办法更为关切，其迫切程度远远超过了对自由作抽象意义上的讨论。但公众讨论的大部分内容还是围绕这样的问题，即传统的自由定义是否仍然有效。“现代自由的兴起，”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1906年写道，“设定了决不会自我重复的独特格局。”许多美国人分享了韦伯的恐惧：即生活中日益增加的官僚组织化，腐蚀了个人主义的基础和19世纪自由的理想。有些进步主义者提出回归到由小生产者组成的竞争市场时期，以恢复个人的机会；其他人则接受大公司将永远存在的现实，而转向从政府中去寻求对工人和消费者利益的保护。还有另外一些人则在思考如何把自由从经济和政治领域中转移出来，重新置放在消费的私人世界或一种个人成就的心理状态之中。但所有的进步主义者都同意，自由必须注入新的内容。然而，这样做要求找到一种相应的道德和社会意义上的内容来取代曾被视为自由的基础的普遍性的财产拥有。《新共和国》是进步时代知识分子的圣经，它的主编赫伯特•克罗利曾问道：在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中，美国人能够成为“自由的人”吗？Edward A. Stettner, Shaping Modern Liberalism: Herbert Croly and Progressive Thought (Lawrence, 1993), 4852; Gunther Roth and 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誷 Vision of History (Berkeley, 1979), 20102; Herbert Croly, Progressive Democracy (New York, 1914), 384.
经济自由的种类141
随着传统的民主观和自由观在新世纪变得陈旧过时，进步时代涌现出一大批社会评论和一系列复杂的社会运动，这些评论和运动的目标都是针对经济不平等的问题，并力图在美国社会面临劳资冲突和接受大量海外移民的情况下寻求一种共同的基础。这种探索推动进步主义者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实验。这一时代出现的改革包括运用政治权力来扩大经济自由，对其他种类的自由进行严格限制，如巩固在南部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和获得禁酒立法的胜利等。进步主义包含了一套流动而复杂的信仰，代表了一个跨度非常宽泛的政治群体，从主张国家控制经济的社会主义者到赞成工人应在经济决策中有发言权的具有前瞻眼光的企业家，都包括在其中。但它的核心却是一个由中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组成的(同时为男性和女性参加的)的联盟，他们中许多人与工会组织经常有联系；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增加平等的内容而使资本主义人性化，通过把政治权力归还给全体公民、把公民和谐归还给分裂的社会，从而使民主重新焕发活力。《新共和国》杂志的副主编沃尔特•E. 韦尔写道：“旧式民主”并没有为新世界的问题提供答案，因为新世界中“对自由的主要限制”是“经济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Robert Westbrook, 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Ithaca, 1991), 183; Walter E. Weyl, The New Democracy (New York, 1912), 3, 164.
两个曾在镀金时代出现的词语：“工业自由”和“工业民主”，在进步时代美国的政治话语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因为这两个词语包含着一种并不确定的内容，所以，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反社会主义者、具有前瞻眼光的企业家还是反托拉斯的改革家、寻求集体谈判权的劳工领袖还是希望促进劳资和谐的劳资关系专家，都可以使用它们。所有人都同意被广泛讨论的所谓“劳工问题”的核心是“工业自由”的缺乏。问题的要害并不只是工人的生活状况问题，而是美国民主的基础。1912年。国会建立了工业关系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研究部主任巴兹尔•曼利写道，“政治自由只能在有工业自由存在的时候才能存在。”Milton Derber, The American Idea of Industrial Democracy 18651965 (Urbana, 1970), 611; Nelson Lichtenstein and Howell J. Harris, eds., Industrial Democracy in America: The Ambiguous Promise (New York, 1993), 25, 28; Manly in Pease, ed., Progressive Years, 15760.
对于许多进步主义者来说，工业自由的关键在于赋予工人参加经济决策的权力，但这种参与必须在不受管理部门的敌视和不为法院禁令所干涉的情况下通过工会来实现。这一时代出现的许多规模巨大的移民工人举行的罢工活动都造成了全国性的影响，其中较为著名的罢工包括：1919年在纽约纺织工业发生的“20万人暴动”，1912年发生在马萨诸塞劳伦斯的纺织工人大罢工，142以及次年在新泽西帕特森发生的丝绸纺织工人大罢工，这些大罢工把工人对集体谈判工资权的要求推到改革者议事日程的首位。克劳利写到，“工会”将“自由的条件”带入到“工资制本身之中”。但是，企业家、法院和保守的中产阶级却对工人的这种要求进行了最坚决的抵制。路易斯•D. 布兰代斯曾是劳工运动的一个积极的同盟者，1916年被威尔逊总统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他坚持认为工会代表了自由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人民管理自己的权利。“政治自由”与“工业奴隶制”之间的矛盾，布兰代斯说，是美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工人不仅在关于工资和工资条件等问题中有发言权，而且在有关工厂迁移、解雇和利润分配等管理政策方面也应该有发言权。布兰代斯强调，恢复经济自由可以帮助劳工转变成为完整和积极的公民——“一个民主政体中的有自尊的成员”。没有“工业事务中的自由”，美国将成为“一个奴隶的国家”。Diner, A Very Different Age, 6168; Croly, Progressive Democracy, 384; Walter Lippman, Drift and Mastery (Madison, 1985), 59; Louis D. Brandeis, Business —A Pro 如布兰代斯一样，许多进步时代的美国人仍然启用自由与奴隶制的对比来描述工人的状况和雇主对工人谈判权的仇视。譬如，通过他们的刊物和他们争取工会组织权的斗争，矿工们坚持用美国自由的传统来抗议煤矿公司，这些公司控制着地方和州政府，并利用私设的警察队伍来镇压工人们组织工会的活动。西弗吉尼亚议会大厦上刻着“山里人是自由的”的铭言；但正如充满激情的工会组织者玛丽•琼斯所呼吁的，矿工们需要像奴隶那样被解放出来。琼斯出生于1830年，她将当时的时代与不可压制的冲突(指内战。 ——译者)的语言之间活生生地联系起来了。“我们永远地消灭了人身奴隶制，”她对一群罢工的矿工们说，“现在，你们进行的是反对工业奴隶制的战斗。”(事实上，琼斯敦促白人矿工去争取黑人的支持，她比别的劳工领袖在这方面更为迫切，因为她知道，由于曾经处于奴隶制中，“黑人……知道自由是什么。”)①
fession (Boston, 1914), 1819; Philippa Strum, Brandeis: Beyond Progressivism (Lawrence, 1993), 14445; Melvin I. Urofsky and David W. Levy, eds., Letters of Louis Brandeis (5 vols. Albany, 197178), V, 4546; Philip Strum, Louis D. Brandeis: Justice for the People (Cambridge, MA, 1984), 151, 18495.
① Rogert Fagge, “‘A Citizen to This Great Republic’: Politics and the West Virginia Miners, 19001922,”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40 (April 1995), 4647; Philip S. Foner, ed., Mother Jones Speaks: Collected Writings and Speeches (New York, 1983), 8789, 165. 但并非只有生活在大公司势力暴政下的矿工才意识到他们的自由遭到了剥夺。白领工人——那些由会计、推销员、拿工资的专业人员和随新官僚管理体制而生的公司管理人员组成的大军——的大量出现和增加也损害了个人自主。尽管这些人在社会地位和工资收入方面远远高于体力劳动工人，一位评论家写道，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从前的条件下是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同样，工厂中的技术工人也感到143科学管理制度的传播导致他们丧失了自由。这种管理制度是由效率专家弗雷德里克•W. 泰勒发明的，它以提高生产效率为名，对工作过程进行分割得非常仔细的控制。在监工和秒表的经常性监督下工作，一位技术工人说，如同“下降到了奴隶制中一样”。塞缪尔•冈波斯宣称说，科学管理与民主是不相符合的；“男人和妇女不能在上班的时候是生活在暴政的条件下，而只有在他们迈出工场大门的一刹那，才又重新变成自由的儿女。”Diner, A Different Age, 15575; Cindy S. Aron, Ladies and Gentlemen of the Civil Service (New York, 1987), 38; Daniel T. Rodgers, The Work Ethic in Industrial America 18501920 (Chicago, 1978), 5556, 16667; David Montgomery, “The ‘New Unionism?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kers’ Consciousness in America, 190922,”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7 (Summer 1974), 515; Samuel Gompers, “Fundamental Universal Service,” American Federationist (November 1916), 10371041.
显然，人们在认识经济变化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后果的问题上的深刻分歧已经从19世纪延续至20世纪。如果塞奇和萨姆纳代表了新世纪之初的备受推崇的主流观点的话，140那么康芒斯、克劳斯比和劳埃德则是未来20年内社会思潮彻底转向的先锋，这个时期在后来将被称作“进步时代”。
在镀金时代，对集中化的经济势力威胁自由的行动进行最强烈谴责的是组织起来的劳工和浴血奋战的农场主。在进步时代时期，严重的经济不平等是都市生活的最明显特征，这种情形使更多的人深感恐惧和忧虑，也激发了范围更为广泛的社会运动。当英国作家H. G. 韦尔斯在新世纪初到美国访问时，他发现“持续不断的垄断趋势”成为“美国人思想和讨论的首要话题”。到处都可以见到体现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化和固定化的现象——无论是华尔街银行家们的小型董事会和公司主管们手中的权力，还是由政治机器操纵的民主制度，还是刚刚在工作场所出现的等级控制，甚至包括像《独立》这样面向全国发行的周刊本身所具有的左右民意的能力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权力集中化的表现。在这样的形势下，本杰明•P. 德威特在《进步运动》(1915年)一书中写道，“个人已经不能寄希望于继续参与竞争……慢慢地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并不是自由的。”Otis Pease, ed., The Progressive Years: The Spirit and Achievement of American Reform (New York, 1962), 35; H.G. Wells, The Future in America (New York, 1906), 8283; Steven J. Diner, A Very Different Age: Americans of the Progressive Era (New York, 1998), 3049; Eldon J. Eisenbach, The Lost Promise of Progressivism (Lawrence, 1994), 1415; Benjamin P. DeWitt,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New York, 1915), 14.
“自由”并不是进步主义词汇中最响亮的词。因为它曾经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契约自由法学联系在一起，使自由一词受到了玷污，所以许多改革者更愿意用“民主”的概念来表达他们的不满。进步时代的评论家们对寻求能够恢复民主公民政治活力的具体办法更为关切，其迫切程度远远超过了对自由作抽象意义上的讨论。但公众讨论的大部分内容还是围绕这样的问题，即传统的自由定义是否仍然有效。“现代自由的兴起，”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1906年写道，“设定了决不会自我重复的独特格局。”许多美国人分享了韦伯的恐惧：即生活中日益增加的官僚组织化，腐蚀了个人主义的基础和19世纪自由的理想。有些进步主义者提出回归到由小生产者组成的竞争市场时期，以恢复个人的机会；其他人则接受大公司将永远存在的现实，而转向从政府中去寻求对工人和消费者利益的保护。还有另外一些人则在思考如何把自由从经济和政治领域中转移出来，重新置放在消费的私人世界或一种个人成就的心理状态之中。但所有的进步主义者都同意，自由必须注入新的内容。然而，这样做要求找到一种相应的道德和社会意义上的内容来取代曾被视为自由的基础的普遍性的财产拥有。《新共和国》是进步时代知识分子的圣经，它的主编赫伯特•克罗利曾问道：在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中，美国人能够成为“自由的人”吗？Edward A. Stettner, Shaping Modern Liberalism: Herbert Croly and Progressive Thought (Lawrence, 1993), 4852; Gunther Roth and 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誷 Vision of History (Berkeley, 1979), 20102; Herbert Croly, Progressive Democracy (New York, 1914), 384.
经济自由的种类141
随着传统的民主观和自由观在新世纪变得陈旧过时，进步时代涌现出一大批社会评论和一系列复杂的社会运动，这些评论和运动的目标都是针对经济不平等的问题，并力图在美国社会面临劳资冲突和接受大量海外移民的情况下寻求一种共同的基础。这种探索推动进步主义者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实验。这一时代出现的改革包括运用政治权力来扩大经济自由，对其他种类的自由进行严格限制，如巩固在南部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和获得禁酒立法的胜利等。进步主义包含了一套流动而复杂的信仰，代表了一个跨度非常宽泛的政治群体，从主张国家控制经济的社会主义者到赞成工人应在经济决策中有发言权的具有前瞻眼光的企业家，都包括在其中。但它的核心却是一个由中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组成的(同时为男性和女性参加的)的联盟，他们中许多人与工会组织经常有联系；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增加平等的内容而使资本主义人性化，通过把政治权力归还给全体公民、把公民和谐归还给分裂的社会，从而使民主重新焕发活力。《新共和国》杂志的副主编沃尔特•E. 韦尔写道：“旧式民主”并没有为新世界的问题提供答案，因为新世界中“对自由的主要限制”是“经济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Robert Westbrook, 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Ithaca, 1991), 183; Walter E. Weyl, The New Democracy (New York, 1912), 3, 164.
两个曾在镀金时代出现的词语：“工业自由”和“工业民主”，在进步时代美国的政治话语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因为这两个词语包含着一种并不确定的内容，所以，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反社会主义者、具有前瞻眼光的企业家还是反托拉斯的改革家、寻求集体谈判权的劳工领袖还是希望促进劳资和谐的劳资关系专家，都可以使用它们。所有人都同意被广泛讨论的所谓“劳工问题”的核心是“工业自由”的缺乏。问题的要害并不只是工人的生活状况问题，而是美国民主的基础。1912年。国会建立了工业关系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研究部主任巴兹尔•曼利写道，“政治自由只能在有工业自由存在的时候才能存在。”Milton Derber, The American Idea of Industrial Democracy 18651965 (Urbana, 1970), 611; Nelson Lichtenstein and Howell J. Harris, eds., Industrial Democracy in America: The Ambiguous Promise (New York, 1993), 25, 28; Manly in Pease, ed., Progressive Years, 15760.
对于许多进步主义者来说，工业自由的关键在于赋予工人参加经济决策的权力，但这种参与必须在不受管理部门的敌视和不为法院禁令所干涉的情况下通过工会来实现。这一时代出现的许多规模巨大的移民工人举行的罢工活动都造成了全国性的影响，其中较为著名的罢工包括：1919年在纽约纺织工业发生的“20万人暴动”，1912年发生在马萨诸塞劳伦斯的纺织工人大罢工，142以及次年在新泽西帕特森发生的丝绸纺织工人大罢工，这些大罢工把工人对集体谈判工资权的要求推到改革者议事日程的首位。克劳利写到，“工会”将“自由的条件”带入到“工资制本身之中”。但是，企业家、法院和保守的中产阶级却对工人的这种要求进行了最坚决的抵制。路易斯•D. 布兰代斯曾是劳工运动的一个积极的同盟者，1916年被威尔逊总统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他坚持认为工会代表了自由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人民管理自己的权利。“政治自由”与“工业奴隶制”之间的矛盾，布兰代斯说，是美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工人不仅在关于工资和工资条件等问题中有发言权，而且在有关工厂迁移、解雇和利润分配等管理政策方面也应该有发言权。布兰代斯强调，恢复经济自由可以帮助劳工转变成为完整和积极的公民——“一个民主政体中的有自尊的成员”。没有“工业事务中的自由”，美国将成为“一个奴隶的国家”。Diner, A Very Different Age, 6168; Croly, Progressive Democracy, 384; Walter Lippman, Drift and Mastery (Madison, 1985), 59; Louis D. Brandeis, Business —A Pro 如布兰代斯一样，许多进步时代的美国人仍然启用自由与奴隶制的对比来描述工人的状况和雇主对工人谈判权的仇视。譬如，通过他们的刊物和他们争取工会组织权的斗争，矿工们坚持用美国自由的传统来抗议煤矿公司，这些公司控制着地方和州政府，并利用私设的警察队伍来镇压工人们组织工会的活动。西弗吉尼亚议会大厦上刻着“山里人是自由的”的铭言；但正如充满激情的工会组织者玛丽•琼斯所呼吁的，矿工们需要像奴隶那样被解放出来。琼斯出生于1830年，她将当时的时代与不可压制的冲突(指内战。 ——译者)的语言之间活生生地联系起来了。“我们永远地消灭了人身奴隶制，”她对一群罢工的矿工们说，“现在，你们进行的是反对工业奴隶制的战斗。”(事实上，琼斯敦促白人矿工去争取黑人的支持，她比别的劳工领袖在这方面更为迫切，因为她知道，由于曾经处于奴隶制中，“黑人……知道自由是什么。”)①
fession (Boston, 1914), 1819; Philippa Strum, Brandeis: Beyond Progressivism (Lawrence, 1993), 14445; Melvin I. Urofsky and David W. Levy, eds., Letters of Louis Brandeis (5 vols. Albany, 197178), V, 4546; Philip Strum, Louis D. Brandeis: Justice for the People (Cambridge, MA, 1984), 151, 18495.
① Rogert Fagge, “‘A Citizen to This Great Republic’: Politics and the West Virginia Miners, 19001922,”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40 (April 1995), 4647; Philip S. Foner, ed., Mother Jones Speaks: Collected Writings and Speeches (New York, 1983), 8789, 165. 但并非只有生活在大公司势力暴政下的矿工才意识到他们的自由遭到了剥夺。白领工人——那些由会计、推销员、拿工资的专业人员和随新官僚管理体制而生的公司管理人员组成的大军——的大量出现和增加也损害了个人自主。尽管这些人在社会地位和工资收入方面远远高于体力劳动工人，一位评论家写道，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从前的条件下是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同样，工厂中的技术工人也感到143科学管理制度的传播导致他们丧失了自由。这种管理制度是由效率专家弗雷德里克•W. 泰勒发明的，它以提高生产效率为名，对工作过程进行分割得非常仔细的控制。在监工和秒表的经常性监督下工作，一位技术工人说，如同“下降到了奴隶制中一样”。塞缪尔•冈波斯宣称说，科学管理与民主是不相符合的；“男人和妇女不能在上班的时候是生活在暴政的条件下，而只有在他们迈出工场大门的一刹那，才又重新变成自由的儿女。”Diner, A Different Age, 15575; Cindy S. Aron, Ladies and Gentlemen of the Civil Service (New York, 1987), 38; Daniel T. Rodgers, The Work Ethic in Industrial America 18501920 (Chicago, 1978), 5556, 16667; David Montgomery, “The ‘New Unionism?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kers’ Consciousness in America, 190922,”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7 (Summer 1974), 515; Samuel Gompers, “Fundamental Universal Service,” American Federationist (November 1916), 1037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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