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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者：埃里克·方纳 2007-05-29 05:24
经济自由也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这个运动的影响在进步时代达到它的顶峰。处于社会主义思想核心位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而自由是这种历史观的中心内容。经常被引用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一句话是，社会主义将推动人类从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遭到压迫和控制的“必需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19世纪在美国提倡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多为来自欧洲的移民。但到世纪之交时，在曾激发了进步运动的同一种对经济不平等不满的情绪的推动下，社会主义美国化的进程迅速加快。
1912年，美国社会主义党有15万名交纳党费的党员，出版了上百种报纸，也得到美国劳联的大力支持，并有几十名党员当选地方官员。社会主义运动在纽约市的下东城区非常盛行，移民工人所遭受的经济剥削和犹太教的改革传统都大大助长了它的生长。同样，在中西部的原来为平民党控制的地区，社会主义思想也倍受欢迎，因为它用一种传统的语言来强调自由的基础是对土地的拥有。在传播社会主义福音或将其与平等、自治政府以及自由的理想联系起来的过程中，没有谁能比尤金•V. 德布斯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德布斯在全国来回奔波，反复宣讲资本主义如何将工人降低到“奴役状态”，而由民主政府掌握经济将如何给人带来“政治平等和经济自由的希望”。西部劳工领袖约翰•奥尼尔说，将那些被一个由百万富翁资本家控制的政府所打碎的“自由的碎片收拢起来”，正是社会主义的任务。Andrzej Walicki, Marxism and the Leap to the Kingdom of Freedom: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mmunist Utopia (Stanford, 1995), 16, 1415; James Weinstein, The Decline of Socialism in America 19121925 (New York, 1967), 1627; Irving Howe, World of Our Fathers (New York, 1976), 31124; Nick Salvatore, Eugene V. Debs: Citizens and Socialist (Urbana, 1982), 191; Jean Y. Tussey, ed., Eugene V. Debs Speaks
如果经济自由的思想使人回忆起镀金时代的那些伟大的劳工战斗，进步时代美国的经济自由在具体的内容却相应一个已经成熟的工业经济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直到1919年，一篇发表在《木匠》杂志上的文章还在认为，用“工资奴隶制”的比喻来描绘工人被迫“在他们并不同意的条件下”工作的情形是准确生动的。144但在受雇佣人口的绝大多数将终身为工资而劳作的现实面前，这种曾经极为有用的比喻已经黯然失色，必须为另外一种与现实更为贴近的语言所取代。对进步主义者的社会评论家戴维•菲利普斯来说，“自由的基础”现在需要扩展公民概念的内容，以保证“每个美国人”能找到一份收入还说得过去的工作，如同保证“他拥有这样一种权利”一样。这些新的概念——一份“生计工资”和一种“美国式的生活标准”——不仅为进步时代的美国提供了一种批评财富和权力不均等的语言，同时也承认工资制将存留下去。天主教教父约翰•A. 瑞安在他那本颇有影响的《生计工资》(A Living Wage)书中，将美国生活标准描述成一种“自然的和绝对的”公民权，这种思想受到基督教教义的支持，因为经济关系应由道德标准来控制。瑞安是在明尼苏达的一个对亨利•乔治、劳工骑士团和平民党运动充满同情的家庭中长大的。他力图把教皇利奥十三世在1894年发布的非常有影响的通谕中对经济生活与道德价值的分离所进行的谴责转换成适用的语言，以支持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否定自由放任式的个人主义，推崇一种自然有机的良好社会的理想。①
(New York, 1972), 99, 122; Albert Fried, ed., Socialism in America (New York, 1970), 404; John Laslett, Labor and the Left (New York, 1970), 253.
① The Carpenter, September 11, 1919; David G. Phillips, “Economic Independence the Basis of Freedom,” Arena, 41 (MarchJune 1909), 1719; Lawrence B. Glickman, A Living Wage: Workers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Consumer Society (Ithaca,1997); John A. Ryan, A Living Wage,2nd ed. (New York, 1912), 44, 6869; Francis L. Broderick, Right Reverend New Dealer: John A. Ryan (New York, 1963), 224. 工资的高低不应只是由市场供需法则来决定，而应考虑社会和道德因素，这种观点成为进步时代思想的主要内容。在1914年的克莱顿法中，国会本身也宣布“人的劳动不是一种商品”。生计工资是一个有可塑性的、能伸能缩的概念，用当时最有名的社会改革家珍妮•亚当斯的话来说，它“总是不停地侵入到新的领域中”。到了20世纪20年代，“生计工资”的概念已经发展到包括购买节省劳力的家用电器和批量生产的消费品的能力，甚至也包括了享受进电影院这类新式娱乐文化的能力。尽管生计工资这个概念不赞成市场对工资的定义，但它指出工资制度应该基于一种正义的社会法则之上。工资的水平而不是经济自主的地位，变成了经济自由的指数；“奴隶的工资”也取代“工资奴隶制”成为了描述经济上奴役地位的语言。(与此同时，“白人奴隶制”——这个在19世纪曾经用来形容工资制工人的词——此刻被那些呼吁社会纯洁的人用来形容卖淫行业。)James B. Atleson, Values and Assumptions in American Labor Law (Amherst, 1983), 12; Glickman, A Living Wage; Philip Davis, ed.,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Boston, 1920), 17; Nancy F. Cott, The Grounding of Modern Feminism (New Haven, 1987), 146; Mark T. Connelly, The Response to Prostitution in the Progressive Era (Chapel Hill, 1980), 11418.
在19世纪，当男性工人把为工资而工作看成一种耻辱时，许多女权主义者却将外出工作视为获得独立自主的一种途径。在进步时代，提倡和鼓吹生计工资的人大都把这种事看成是一项男性特权。劳工运动曾就组织妇女工人作过一些努力，但它基本上仍旧抱着19世纪家庭工资的观念。一位劳联发言人曾说，生计工资是男性力量的一种象征，145是“作一个男人的权利，一种自由的男人自由而完整地行使他的其他权利的权利”，包括保证他的妻子和子女不得因为生计而外出受雇工作的权利。如果一个男人不得不为了家庭生活的需要，让妻子和孩子到工厂里去工作，美国煤矿工人联合工会主席约翰•米切尔说，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获得了自由的人”。约安神父坚持认为那些“被迫”为维持自己生计而工作的妇女应该与男性同工同酬。但许多生计工资的提倡者并不认为男女工人有差别是一种不公正，因为他们认为妇女并不需要养家糊口，而且也习惯于一种较为低下的“生活标准”。Martha May, “The Historical Problem of the Family Wage: The Ford Motor Company and the Five Dollar Day,” Feminist Studies, 8(Summer 1982), 40407; Martha May, “Bread Before Roses: American Workingmen, Labor Unions and the Family Wage,” in Women, Work and Protest: A Century of U.S. Women誷 Labor History, ed. Ruth Milk
然而，无论家政意识形态如何盛行，到20世纪初时，愈来愈多的妇女在为工资而工作，而且与过去不同的是，外出工作的妇女不再局限于那些年轻和未婚的人(至少在白人人口中过去是这样的)。对于本土出生的白人妇女，适合她们的工作种类随着文秘、销售、教育和社区服务等行业职位的开放而大为增加。19世纪中，妇女工作人数最多的行业是家庭佣人，但是到1920年，仅有20％的工作妇女还继续从事这项工作。如果对于19世纪的女权主义者来说，女奴是妇女所受的一切压迫的象征的话；对新一代女权主义者而言，工作妇女——包括工人和专业技术阶层在内——则成为妇女解放的象征。当越来越多的年轻妇女希望有一个终身职业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写道，表明了一种“个人独立自主精神”的存在，预示了家庭与经济生活将发生重大转化。吉尔曼在19和20世纪之交的写作中重申，妇女解放只有通过走出家庭、进入工作场所才能实现。她对家政意识形态进行了女权主义思想史上最不妥协的批判。她认为，家庭不是妇女争取成就的地方，而是妇女受压迫的场所，家庭妇女既不是共和国的卫士，也不是社会美德的保护人，她们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流行的性别思维模式把妇女局限在一种百无聊赖、单调乏味的家庭生活之中，把她们变成了“一种社会蠢人”，她们既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也不能真实而有意义地享受自由。①
man (Boston, 1985), 910; John Mitchell, “The Workingman誷 Conception of Industrial Liberty,” American Federationist, 17 (May 1910), 40506; Ryan, Living Wage, 108; Alice KesslerHarris, A Woman誷 Wage: Historical Meaning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Lexington, 1990), 11.
① Alice KesslerHarris, Out to Work: A History of WageEarning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82), 10926, 237; Ellen C. DuBois, Harriot Stanton Blatch and the Winning of Women Suffrage (New Haven, 1997), 9394;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Women and Economics (Boston, 1898), 1020, 152. 在欧文式的公社制和贝拉米的乌托邦思想影响下，吉尔曼设计了一系列计划，要建立起社区托儿所、食堂和洗衣房等。她认为，只有彻底废除个人家庭领域，妇女才能获得“家庭自由”，才能作为“经济个人”而“自由存在”。吉尔曼的思想在这一时代那个数量极小但日益增长的职业妇女中引起了特别反响。1907年，哈里奥特•斯坦顿•布拉奇创建了“自立妇女平等联盟”。布拉奇是19世纪伟大的女权运动领袖伊莉莎白•卡迪•斯坦顿的女儿。146如同弗洛伦斯•凯利一样，她也曾在欧洲居住过，受到过社会主义思想的强烈影响。从意识形态上讲，这个联盟的目标是想将19世纪妇女运动对追求自由权力的传统与进步时代对经?自由的追求结合起来。从现实的角度讲，该联盟希望联合所有的受过教育和新近成为工资制工人的妇女，开展一场斗争，既争取选举权，又争取所有妇女将婚姻、母亲职责和工资劳动联合起来的权利。另外一个中产阶级的社会组织是“女权主义同盟”，它力图贯彻吉尔曼提出的思想，努力争取已婚妇女休产假的权利。Polly W. Allen, Building Domestic Liberty: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誷 Architectural Feminism (Amherst, 1988), 56, 2024, 6375; Gilman, Women and Economics, 241, 270; DuBois, Blatch, 9495; June Sochen, The New Woman: Feminism in Greenwich Village, 19101920 (New York, 1972), 4759.
1912年，美国社会主义党有15万名交纳党费的党员，出版了上百种报纸，也得到美国劳联的大力支持，并有几十名党员当选地方官员。社会主义运动在纽约市的下东城区非常盛行，移民工人所遭受的经济剥削和犹太教的改革传统都大大助长了它的生长。同样，在中西部的原来为平民党控制的地区，社会主义思想也倍受欢迎，因为它用一种传统的语言来强调自由的基础是对土地的拥有。在传播社会主义福音或将其与平等、自治政府以及自由的理想联系起来的过程中，没有谁能比尤金•V. 德布斯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德布斯在全国来回奔波，反复宣讲资本主义如何将工人降低到“奴役状态”，而由民主政府掌握经济将如何给人带来“政治平等和经济自由的希望”。西部劳工领袖约翰•奥尼尔说，将那些被一个由百万富翁资本家控制的政府所打碎的“自由的碎片收拢起来”，正是社会主义的任务。Andrzej Walicki, Marxism and the Leap to the Kingdom of Freedom: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mmunist Utopia (Stanford, 1995), 16, 1415; James Weinstein, The Decline of Socialism in America 19121925 (New York, 1967), 1627; Irving Howe, World of Our Fathers (New York, 1976), 31124; Nick Salvatore, Eugene V. Debs: Citizens and Socialist (Urbana, 1982), 191; Jean Y. Tussey, ed., Eugene V. Debs Speaks
如果经济自由的思想使人回忆起镀金时代的那些伟大的劳工战斗，进步时代美国的经济自由在具体的内容却相应一个已经成熟的工业经济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直到1919年，一篇发表在《木匠》杂志上的文章还在认为，用“工资奴隶制”的比喻来描绘工人被迫“在他们并不同意的条件下”工作的情形是准确生动的。144但在受雇佣人口的绝大多数将终身为工资而劳作的现实面前，这种曾经极为有用的比喻已经黯然失色，必须为另外一种与现实更为贴近的语言所取代。对进步主义者的社会评论家戴维•菲利普斯来说，“自由的基础”现在需要扩展公民概念的内容，以保证“每个美国人”能找到一份收入还说得过去的工作，如同保证“他拥有这样一种权利”一样。这些新的概念——一份“生计工资”和一种“美国式的生活标准”——不仅为进步时代的美国提供了一种批评财富和权力不均等的语言，同时也承认工资制将存留下去。天主教教父约翰•A. 瑞安在他那本颇有影响的《生计工资》(A Living Wage)书中，将美国生活标准描述成一种“自然的和绝对的”公民权，这种思想受到基督教教义的支持，因为经济关系应由道德标准来控制。瑞安是在明尼苏达的一个对亨利•乔治、劳工骑士团和平民党运动充满同情的家庭中长大的。他力图把教皇利奥十三世在1894年发布的非常有影响的通谕中对经济生活与道德价值的分离所进行的谴责转换成适用的语言，以支持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否定自由放任式的个人主义，推崇一种自然有机的良好社会的理想。①
(New York, 1972), 99, 122; Albert Fried, ed., Socialism in America (New York, 1970), 404; John Laslett, Labor and the Left (New York, 1970), 253.
① The Carpenter, September 11, 1919; David G. Phillips, “Economic Independence the Basis of Freedom,” Arena, 41 (MarchJune 1909), 1719; Lawrence B. Glickman, A Living Wage: Workers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Consumer Society (Ithaca,1997); John A. Ryan, A Living Wage,2nd ed. (New York, 1912), 44, 6869; Francis L. Broderick, Right Reverend New Dealer: John A. Ryan (New York, 1963), 224. 工资的高低不应只是由市场供需法则来决定，而应考虑社会和道德因素，这种观点成为进步时代思想的主要内容。在1914年的克莱顿法中，国会本身也宣布“人的劳动不是一种商品”。生计工资是一个有可塑性的、能伸能缩的概念，用当时最有名的社会改革家珍妮•亚当斯的话来说，它“总是不停地侵入到新的领域中”。到了20世纪20年代，“生计工资”的概念已经发展到包括购买节省劳力的家用电器和批量生产的消费品的能力，甚至也包括了享受进电影院这类新式娱乐文化的能力。尽管生计工资这个概念不赞成市场对工资的定义，但它指出工资制度应该基于一种正义的社会法则之上。工资的水平而不是经济自主的地位，变成了经济自由的指数；“奴隶的工资”也取代“工资奴隶制”成为了描述经济上奴役地位的语言。(与此同时，“白人奴隶制”——这个在19世纪曾经用来形容工资制工人的词——此刻被那些呼吁社会纯洁的人用来形容卖淫行业。)James B. Atleson, Values and Assumptions in American Labor Law (Amherst, 1983), 12; Glickman, A Living Wage; Philip Davis, ed.,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Boston, 1920), 17; Nancy F. Cott, The Grounding of Modern Feminism (New Haven, 1987), 146; Mark T. Connelly, The Response to Prostitution in the Progressive Era (Chapel Hill, 1980), 11418.
在19世纪，当男性工人把为工资而工作看成一种耻辱时，许多女权主义者却将外出工作视为获得独立自主的一种途径。在进步时代，提倡和鼓吹生计工资的人大都把这种事看成是一项男性特权。劳工运动曾就组织妇女工人作过一些努力，但它基本上仍旧抱着19世纪家庭工资的观念。一位劳联发言人曾说，生计工资是男性力量的一种象征，145是“作一个男人的权利，一种自由的男人自由而完整地行使他的其他权利的权利”，包括保证他的妻子和子女不得因为生计而外出受雇工作的权利。如果一个男人不得不为了家庭生活的需要，让妻子和孩子到工厂里去工作，美国煤矿工人联合工会主席约翰•米切尔说，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获得了自由的人”。约安神父坚持认为那些“被迫”为维持自己生计而工作的妇女应该与男性同工同酬。但许多生计工资的提倡者并不认为男女工人有差别是一种不公正，因为他们认为妇女并不需要养家糊口，而且也习惯于一种较为低下的“生活标准”。Martha May, “The Historical Problem of the Family Wage: The Ford Motor Company and the Five Dollar Day,” Feminist Studies, 8(Summer 1982), 40407; Martha May, “Bread Before Roses: American Workingmen, Labor Unions and the Family Wage,” in Women, Work and Protest: A Century of U.S. Women誷 Labor History, ed. Ruth Milk
然而，无论家政意识形态如何盛行，到20世纪初时，愈来愈多的妇女在为工资而工作，而且与过去不同的是，外出工作的妇女不再局限于那些年轻和未婚的人(至少在白人人口中过去是这样的)。对于本土出生的白人妇女，适合她们的工作种类随着文秘、销售、教育和社区服务等行业职位的开放而大为增加。19世纪中，妇女工作人数最多的行业是家庭佣人，但是到1920年，仅有20％的工作妇女还继续从事这项工作。如果对于19世纪的女权主义者来说，女奴是妇女所受的一切压迫的象征的话；对新一代女权主义者而言，工作妇女——包括工人和专业技术阶层在内——则成为妇女解放的象征。当越来越多的年轻妇女希望有一个终身职业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写道，表明了一种“个人独立自主精神”的存在，预示了家庭与经济生活将发生重大转化。吉尔曼在19和20世纪之交的写作中重申，妇女解放只有通过走出家庭、进入工作场所才能实现。她对家政意识形态进行了女权主义思想史上最不妥协的批判。她认为，家庭不是妇女争取成就的地方，而是妇女受压迫的场所，家庭妇女既不是共和国的卫士，也不是社会美德的保护人，她们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流行的性别思维模式把妇女局限在一种百无聊赖、单调乏味的家庭生活之中，把她们变成了“一种社会蠢人”，她们既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也不能真实而有意义地享受自由。①
man (Boston, 1985), 910; John Mitchell, “The Workingman誷 Conception of Industrial Liberty,” American Federationist, 17 (May 1910), 40506; Ryan, Living Wage, 108; Alice KesslerHarris, A Woman誷 Wage: Historical Meaning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Lexington, 1990), 11.
① Alice KesslerHarris, Out to Work: A History of WageEarning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82), 10926, 237; Ellen C. DuBois, Harriot Stanton Blatch and the Winning of Women Suffrage (New Haven, 1997), 9394;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Women and Economics (Boston, 1898), 1020, 152. 在欧文式的公社制和贝拉米的乌托邦思想影响下，吉尔曼设计了一系列计划，要建立起社区托儿所、食堂和洗衣房等。她认为，只有彻底废除个人家庭领域，妇女才能获得“家庭自由”，才能作为“经济个人”而“自由存在”。吉尔曼的思想在这一时代那个数量极小但日益增长的职业妇女中引起了特别反响。1907年，哈里奥特•斯坦顿•布拉奇创建了“自立妇女平等联盟”。布拉奇是19世纪伟大的女权运动领袖伊莉莎白•卡迪•斯坦顿的女儿。146如同弗洛伦斯•凯利一样，她也曾在欧洲居住过，受到过社会主义思想的强烈影响。从意识形态上讲，这个联盟的目标是想将19世纪妇女运动对追求自由权力的传统与进步时代对经?自由的追求结合起来。从现实的角度讲，该联盟希望联合所有的受过教育和新近成为工资制工人的妇女，开展一场斗争，既争取选举权，又争取所有妇女将婚姻、母亲职责和工资劳动联合起来的权利。另外一个中产阶级的社会组织是“女权主义同盟”，它力图贯彻吉尔曼提出的思想，努力争取已婚妇女休产假的权利。Polly W. Allen, Building Domestic Liberty: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誷 Architectural Feminism (Amherst, 1988), 56, 2024, 6375; Gilman, Women and Economics, 241, 270; DuBois, Blatch, 9495; June Sochen, The New Woman: Feminism in Greenwich Village, 19101920 (New York, 1972), 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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