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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者：埃里克·方纳 2007-05-29 05:24
根据市场的现实，如同埃玛•戈德曼指出的，为工资而工作给大部分妇女提供的是“最起码的生计”，而不是真正的自由。“如果家庭自由的狭窄和贫乏只是与工厂、血汗车间、百货公司或者办公室自由的狭窄和贫乏进行了交换的话，”她问道，“妇女们到底得了多少自由？”这些年里，许多年轻的移民妇女进入了城市的劳工市场，对于她们来说，争取一份有工资的工作，最首要和重要的目的是为家庭的生存作一份贡献，而不是追求个人的独立自主。即便如此，当她们把得来的工资交给家庭时，她们的工资仍然象征着一种自立。尽管她们自己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工会领袖亚伯拉罕•比斯诺说，来自移民家庭中的年轻的女工们都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意识：“她们得到了一种发展个性的权利。”这对于旧世界中那种极为严重的父权家庭结构来说是一种十分陌生的意识。“单身姑娘社交俱乐部”是一个由纽约的女邮购职员组成的组织，它自信地宣称：“我们享受着我们的独立与自由。”Emma Goldman, 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1917), 21617; Louis Odencranz, Italian Women in Industry: A Study of Conditions in New York City (New York, 1919), 176; Abraham Bisno, Union Pioneer (Madison, 1967), 212; Kathy Peiss, Cheap Amusements: Working Women and Leisure in TurnoftheCentury New York (Philadelphia, 1986), 3447, 62.
在新移民和他们的具有自我意识感的“自由”的子女(尤其是女儿)之间，围绕就业、业余消遣以及性方面的道德观念等问题，存在着痛苦的家庭内部冲突。这些冲突几乎在每一个移民群体中都有记载，从犹太人到墨西哥人，无一例外，而且惊人的相似。无论是本土出生的人还是移民，当时的记录者都注意到，年轻工作妇女对“那些标新立异和华而不实的时尚”有着格外的偏好，她们中间越来越多的人把微薄收入的一部分花在舞厅和其他娱乐场所，对此，这些记录者经常不以为然，表示反对。罗伯特和海伦•林德夫妇曾对印第安纳州的曼西进行过一次社会学的调查，调查结果成为了20世纪20和30年代的两部著名著作：《中镇》和《转型中的中镇》。林德夫妇认为妇女就业人数上升的原因之一是，妇女们希望抓住“正在飞速行进的美国生活标准之车的尾部”。Donna Gabaccia, From the Other Side: Women, Gender, and Immigrant Life in the U.S., 18201990 (Bloomington, 1994), 6869; Howe, World of Our Fathers, 128, 183, 253; George J. Snchez, Becoming Mexican American: Ethnicity,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Chicano Los Angeles, 19001945 (New York, 1993), 35, 13747; Gary Cross and Peter Shergold, “‘We Think We are of the Oppressed’: Labor History, 28 (Winter 1987), 3842; Robert S. and Helen M. Lynd, Middletown in Transition: A Study in Cultural Conflicts (New York, 1937), 181.
林德夫妇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证明了进步时代成型的美国生活标准的广泛传播和受人欢迎。147这种发展也反映出经济自由思想中的一个微妙变化。在这个时代，一种从消费者角度来描述的自由的定义——即顾客有权接触由现代化资本主义生产的各色各样的丰富商品——开始取代过去那种以经济和政治主权为核心的自由概念。美国生活承诺的一部分是消费的民主化，即大量的公民都能享有那些在欧洲只有贵族才能得到的商品。这种思想自然算不上新颖。19世纪的经济学家亨利•C. 凯里和八小时工作制鼓吹者都曾指出，广大公民的物质幸福和保障是保证国家伟大业绩的最可靠措施；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工作时间，将给工人带来更多的闲暇时间、更多的消费和更大的繁荣。
学者们把消费社会在美国出现的时间定在19世纪早期，甚至更早，因为从那时起，类似瓷器、玻璃器皿、时髦的布匹等成为了大众消费的物品。但是，一直要到进步时代，全国性的市场体制才真正得以形成和巩固，中心城市出现了巨型百货公司，市郊有连锁店，专为农村和小城镇居民服务的邮购转销店也得以建立，这样，全国的消费者都能买到从各地工厂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选择范围广大的商品。到1910年，美国人可以买到电动缝纫机、洗衣机、除尘器和电唱机；到1920年，美国的公路上奔驰着800万辆汽车。低工资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显然限制了消费经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消费经济才得到全面发展并自成一体。但正是在进步时代，大众消费的诱人前景成为了新的自由定义的基础，取代了已经过时的经济自立的概念。Daniel Horowitz, The Morality of Spending: Attitudes Toward the Consumer Society in America, 18751940 (Baltimore, 1985), xxivxxv, 3041; Richard L. Bushman, The Refinement of America: Persons, Houses, Cities (New York, 1992); William Leach, Land of Desire: Merchants, Power, and the Rise of a New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1993), 11, 3035, 14748; Diner, A Very Different Age, 34; Richard W. Fox and T. Jackson Lears, eds., The Culture of Consumption: Critical Essays in American History, 18801980 (New York, 1983), xixii.
随着经济生产从资本商品向消费商品转移，新生的广告产业为成倍地提高人类的“需要”铺平了道路。它同时也将这样一种信息推进到美国人的思想深处：现在，人们将在市场而不是在工场里享受到自由。无数的产品采用了“自由”作为产品牌子或用自由女神像的画像作为一种推销策略。消费是自由的一个中心内容，是公民权的一种——“每个生而自由的人，”广告业经理肯尼思•古德说，都“有权命名自己的必需品”。用百货公司大亨埃德华•法林的话来说，消费主义也是“自由思想”的一种，既然它要求个人在生活的基本问题上作出选择。这个定义与原先那个以经济自主和政治主权为核心的自由定义是相对的，根据这个定义，自由对女人如同对男人一样，是完全可以得到的。1928年，皮格利•威格利148 超市的一幅广告宣称道，“今日的妇女”可以在它的商场出售的各式产品中“自由地选择”。Roland Marchand, Advertising the America Dream: Making Way for Modernity, 19201940 (Berkeley, 1985), 160, 29495; Stuart Ewen, Captains of Consciousness: Advertising and the Social Roots of Consumer Culture (New York, 1976), 2830; Dana Frank, Purchasing Power: Consumer Organizing, Gender, and the Seattle Labor Movement, 19191929 (New York, 1994), 3; Saturday Evening Post, September 8, 1928.
最终，一种新的“富裕的文化”将界定“美国生活标准”的涵义，早期“品格”概念中的勤俭和自我压抑的价值观将为一种通过获取物质商品而产生的个人成就感所取代。后来，社会批评家们将把大众消费看成是一种缩小的、丧失了政治性的乌托邦，它抛弃了早先自由概念的一些基础，如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之类，却提倡一种被动的公民行为和私有化了的欲望。但物质丰富的许诺也可以导致激烈的政治斗争，推动公民对自己权利的关注。当一个人被排斥在大众消费世界之外时(或他进入商店、餐厅以及其他消费场所的平等权利遭到拒绝时)，这种排斥和拒绝将被视作对他的公民权利的否定，其严重程度可能并不亚于从前将一个人排斥在选民范围之外。工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激发了他们争取一份“生计工资”的斗争，与此同时，对消费品的需求和渴望使更多的工人加入工会。“我们发现自己完全为自我的欲望所鼓动起来，”一位工人的妻子写道。她的这句表白无疑是对一个市场社会拥有的两难局面所作的一种经典性的说明。“没有工会(给我们的)购买权，我们将没有钱买收音机和其他无数的东西。”在后来反对托拉斯的斗争中，其中的一个武器便是指责垄断资本人为地提高物价，牺牲了消费者的利益。沃尔特•李普曼是这些年里最有影响的社会评论家之一，他写道：“消费者意识”比阶级意识增长更快，“高昂的生活费用”成了这种意识的集合性口号。Warren I. Susman, Culture as Histo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84), xx; T. Jackson Lears, “From Salvation to SelfRealization,” in Culture of Consumption, ed. Fox and Lears, 39; Susan Levine, “Workers?Wives: Genders, Class, and Consumerism in the 1920s United States,” Gender and History, 3 (Spring 1991), 5354; Lippman, Drift and Mastery, 5355.
这样，“消费者”作为一个新的集体角色进入了社会改革的舞台。在镀金时代，当海伦•坎贝尔叙述一位时髦女郎身上穿着一件由一位在环境恶劣的血汗工厂中工作的贫穷妇女生产出来的衣服时，她将市场经济的矛盾绝妙地暴露出来。她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一些人的解放并不意味另一些人的相应的解放。”一代人之后，在弗洛伦斯•凯利领导下，全国消费者联盟成为敦促制定有关妇女和儿童工作条件的法律的最重要的组织。凯利指出，当有社会良知的消费者意识到了商品生产条件中存在的剥削性时，他们手中掌握的在市场上进行选择的自由，将帮助他们与“工资制下的工人们联合起来”。Helen Campbell, Prisoners of Poverty (Boston, 1889), 31; Kathryn K. Sklar,
151 因此，在美国历史上，大众消费第一次在对美国社会及其未来的描述中149这是20世纪初许多利用自由女神像来推销消费品的广告之一。这幅广告推销的商品是一种牌子的饼干。(Library of Congress)150这幅登在1928年《星期六晚间邮报》上的广告宣称，在皮格利•威格利超级市场里，“今日的妇女”在消费市场中数不胜数的商品中“有完全彻底的自我选择的自由”。(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Piggly Wiggly Company,1998 )占据了一个中心位置。在镀金时代，社会理论家们曾弄不明白，为什么经济进步会同时产生财富的增长和绝对的悲惨。但进步时代的一代人却受到西蒙•W. 巴顿更为乐观的作品的影响。巴顿后来被经济学家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称作“繁荣与进步的预言家”。他认为，大众消费为阶级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一种抗体，同时也为改善穷人的状况提供了希望。他认为，穷人之所以堕落和低贱不是因为他们在道德上的失败，而是因为他们低下的生活条件所致。巴顿使用了一种让人记忆起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的语言，宣称了一个“匮乏时代”的结束和一个富足悠闲社会的开始，而后者是因广大公民对物质产品不断增长的希望推动而出现的。用不着抛弃资本主义，美国已经看到了“新文明”的曙光，美国人将同时享受到市场自由和社会主义者承诺的种种好处——个人成就感、经济平等和一个“人人独立而自由”的社会。①
Florence Kelley and the Nation誷 Work: The Rise of Women誷 Public Culture, 18301900 (New Haven, 1995), 14251.
① Tugwell in Horowitz, Morality of Spending, 3034, Simon W. Patten, The New Basis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07), 1015, 9091, 220; Christopher Lasch, The True and Only Heaven: Progress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1991), 6970. 1928年，法国人安德烈•西格弗里德——他在20世纪开始后曾四次访问美国——评论说，一个“新社会”已经诞生，在这个社会中，美国人把他们的“生活标准”当成一种“神圣的财产，为此他们将不惜任何代价来捍卫”。新闻记者塞缪尔•斯特劳斯在《大西洋月刊》中把这个新社会称作“消费主义”，并把广告业和电影认定为这一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交流形式。在莫西，林德夫妇发现新的休闲活动和对消费新的重视已经取代政治，成为了新的政治热点。选举已不再像在19世纪那样是公共注意力的“活跃中心”，参加投票的选民人数也大大降低。全国性的统计数字证实了他们的观点，1896年，合格选民中的80％参加了投票；但到了1924年，登记选民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参加了投票。当然，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有多种，包括南部一党制的形成和巩固、妇女获得了选举权(在许多年内，妇女参加投票的人数始终低于男性公民)以及共和党对联邦选举的长期控制。但是，消费者的兴趣从公共事务向私人事务的转移无疑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对他的国家来说，美国公民的首要重要性已不在于他是一个公民，”莫西的一家报纸宣称道，“而在于他是一个消费者。”Siegfried and Straus in Leach, Land of Desire, 266; Robert S. and Helen M. Lynd, Middletown: A Study in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1929), 88, 41620; Robert H. Wiebe, SelfRule: A Cultural History of American Democracy (Chicago, 1995), 13437.
在新移民和他们的具有自我意识感的“自由”的子女(尤其是女儿)之间，围绕就业、业余消遣以及性方面的道德观念等问题，存在着痛苦的家庭内部冲突。这些冲突几乎在每一个移民群体中都有记载，从犹太人到墨西哥人，无一例外，而且惊人的相似。无论是本土出生的人还是移民，当时的记录者都注意到，年轻工作妇女对“那些标新立异和华而不实的时尚”有着格外的偏好，她们中间越来越多的人把微薄收入的一部分花在舞厅和其他娱乐场所，对此，这些记录者经常不以为然，表示反对。罗伯特和海伦•林德夫妇曾对印第安纳州的曼西进行过一次社会学的调查，调查结果成为了20世纪20和30年代的两部著名著作：《中镇》和《转型中的中镇》。林德夫妇认为妇女就业人数上升的原因之一是，妇女们希望抓住“正在飞速行进的美国生活标准之车的尾部”。Donna Gabaccia, From the Other Side: Women, Gender, and Immigrant Life in the U.S., 18201990 (Bloomington, 1994), 6869; Howe, World of Our Fathers, 128, 183, 253; George J. Snchez, Becoming Mexican American: Ethnicity,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Chicano Los Angeles, 19001945 (New York, 1993), 35, 13747; Gary Cross and Peter Shergold, “‘We Think We are of the Oppressed’: Labor History, 28 (Winter 1987), 3842; Robert S. and Helen M. Lynd, Middletown in Transition: A Study in Cultural Conflicts (New York, 1937), 181.
林德夫妇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证明了进步时代成型的美国生活标准的广泛传播和受人欢迎。147这种发展也反映出经济自由思想中的一个微妙变化。在这个时代，一种从消费者角度来描述的自由的定义——即顾客有权接触由现代化资本主义生产的各色各样的丰富商品——开始取代过去那种以经济和政治主权为核心的自由概念。美国生活承诺的一部分是消费的民主化，即大量的公民都能享有那些在欧洲只有贵族才能得到的商品。这种思想自然算不上新颖。19世纪的经济学家亨利•C. 凯里和八小时工作制鼓吹者都曾指出，广大公民的物质幸福和保障是保证国家伟大业绩的最可靠措施；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工作时间，将给工人带来更多的闲暇时间、更多的消费和更大的繁荣。
学者们把消费社会在美国出现的时间定在19世纪早期，甚至更早，因为从那时起，类似瓷器、玻璃器皿、时髦的布匹等成为了大众消费的物品。但是，一直要到进步时代，全国性的市场体制才真正得以形成和巩固，中心城市出现了巨型百货公司，市郊有连锁店，专为农村和小城镇居民服务的邮购转销店也得以建立，这样，全国的消费者都能买到从各地工厂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选择范围广大的商品。到1910年，美国人可以买到电动缝纫机、洗衣机、除尘器和电唱机；到1920年，美国的公路上奔驰着800万辆汽车。低工资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显然限制了消费经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消费经济才得到全面发展并自成一体。但正是在进步时代，大众消费的诱人前景成为了新的自由定义的基础，取代了已经过时的经济自立的概念。Daniel Horowitz, The Morality of Spending: Attitudes Toward the Consumer Society in America, 18751940 (Baltimore, 1985), xxivxxv, 3041; Richard L. Bushman, The Refinement of America: Persons, Houses, Cities (New York, 1992); William Leach, Land of Desire: Merchants, Power, and the Rise of a New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1993), 11, 3035, 14748; Diner, A Very Different Age, 34; Richard W. Fox and T. Jackson Lears, eds., The Culture of Consumption: Critical Essays in American History, 18801980 (New York, 1983), xixii.
随着经济生产从资本商品向消费商品转移，新生的广告产业为成倍地提高人类的“需要”铺平了道路。它同时也将这样一种信息推进到美国人的思想深处：现在，人们将在市场而不是在工场里享受到自由。无数的产品采用了“自由”作为产品牌子或用自由女神像的画像作为一种推销策略。消费是自由的一个中心内容，是公民权的一种——“每个生而自由的人，”广告业经理肯尼思•古德说，都“有权命名自己的必需品”。用百货公司大亨埃德华•法林的话来说，消费主义也是“自由思想”的一种，既然它要求个人在生活的基本问题上作出选择。这个定义与原先那个以经济自主和政治主权为核心的自由定义是相对的，根据这个定义，自由对女人如同对男人一样，是完全可以得到的。1928年，皮格利•威格利148 超市的一幅广告宣称道，“今日的妇女”可以在它的商场出售的各式产品中“自由地选择”。Roland Marchand, Advertising the America Dream: Making Way for Modernity, 19201940 (Berkeley, 1985), 160, 29495; Stuart Ewen, Captains of Consciousness: Advertising and the Social Roots of Consumer Culture (New York, 1976), 2830; Dana Frank, Purchasing Power: Consumer Organizing, Gender, and the Seattle Labor Movement, 19191929 (New York, 1994), 3; Saturday Evening Post, September 8, 1928.
最终，一种新的“富裕的文化”将界定“美国生活标准”的涵义，早期“品格”概念中的勤俭和自我压抑的价值观将为一种通过获取物质商品而产生的个人成就感所取代。后来，社会批评家们将把大众消费看成是一种缩小的、丧失了政治性的乌托邦，它抛弃了早先自由概念的一些基础，如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之类，却提倡一种被动的公民行为和私有化了的欲望。但物质丰富的许诺也可以导致激烈的政治斗争，推动公民对自己权利的关注。当一个人被排斥在大众消费世界之外时(或他进入商店、餐厅以及其他消费场所的平等权利遭到拒绝时)，这种排斥和拒绝将被视作对他的公民权利的否定，其严重程度可能并不亚于从前将一个人排斥在选民范围之外。工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激发了他们争取一份“生计工资”的斗争，与此同时，对消费品的需求和渴望使更多的工人加入工会。“我们发现自己完全为自我的欲望所鼓动起来，”一位工人的妻子写道。她的这句表白无疑是对一个市场社会拥有的两难局面所作的一种经典性的说明。“没有工会(给我们的)购买权，我们将没有钱买收音机和其他无数的东西。”在后来反对托拉斯的斗争中，其中的一个武器便是指责垄断资本人为地提高物价，牺牲了消费者的利益。沃尔特•李普曼是这些年里最有影响的社会评论家之一，他写道：“消费者意识”比阶级意识增长更快，“高昂的生活费用”成了这种意识的集合性口号。Warren I. Susman, Culture as Histo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84), xx; T. Jackson Lears, “From Salvation to SelfRealization,” in Culture of Consumption, ed. Fox and Lears, 39; Susan Levine, “Workers?Wives: Genders, Class, and Consumerism in the 1920s United States,” Gender and History, 3 (Spring 1991), 5354; Lippman, Drift and Mastery, 5355.
这样，“消费者”作为一个新的集体角色进入了社会改革的舞台。在镀金时代，当海伦•坎贝尔叙述一位时髦女郎身上穿着一件由一位在环境恶劣的血汗工厂中工作的贫穷妇女生产出来的衣服时，她将市场经济的矛盾绝妙地暴露出来。她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一些人的解放并不意味另一些人的相应的解放。”一代人之后，在弗洛伦斯•凯利领导下，全国消费者联盟成为敦促制定有关妇女和儿童工作条件的法律的最重要的组织。凯利指出，当有社会良知的消费者意识到了商品生产条件中存在的剥削性时，他们手中掌握的在市场上进行选择的自由，将帮助他们与“工资制下的工人们联合起来”。Helen Campbell, Prisoners of Poverty (Boston, 1889), 31; Kathryn K. Sklar,
151 因此，在美国历史上，大众消费第一次在对美国社会及其未来的描述中149这是20世纪初许多利用自由女神像来推销消费品的广告之一。这幅广告推销的商品是一种牌子的饼干。(Library of Congress)150这幅登在1928年《星期六晚间邮报》上的广告宣称，在皮格利•威格利超级市场里，“今日的妇女”在消费市场中数不胜数的商品中“有完全彻底的自我选择的自由”。(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Piggly Wiggly Company,1998 )占据了一个中心位置。在镀金时代，社会理论家们曾弄不明白，为什么经济进步会同时产生财富的增长和绝对的悲惨。但进步时代的一代人却受到西蒙•W. 巴顿更为乐观的作品的影响。巴顿后来被经济学家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称作“繁荣与进步的预言家”。他认为，大众消费为阶级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一种抗体，同时也为改善穷人的状况提供了希望。他认为，穷人之所以堕落和低贱不是因为他们在道德上的失败，而是因为他们低下的生活条件所致。巴顿使用了一种让人记忆起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的语言，宣称了一个“匮乏时代”的结束和一个富足悠闲社会的开始，而后者是因广大公民对物质产品不断增长的希望推动而出现的。用不着抛弃资本主义，美国已经看到了“新文明”的曙光，美国人将同时享受到市场自由和社会主义者承诺的种种好处——个人成就感、经济平等和一个“人人独立而自由”的社会。①
Florence Kelley and the Nation誷 Work: The Rise of Women誷 Public Culture, 18301900 (New Haven, 1995), 14251.
① Tugwell in Horowitz, Morality of Spending, 3034, Simon W. Patten, The New Basis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07), 1015, 9091, 220; Christopher Lasch, The True and Only Heaven: Progress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1991), 6970. 1928年，法国人安德烈•西格弗里德——他在20世纪开始后曾四次访问美国——评论说，一个“新社会”已经诞生，在这个社会中，美国人把他们的“生活标准”当成一种“神圣的财产，为此他们将不惜任何代价来捍卫”。新闻记者塞缪尔•斯特劳斯在《大西洋月刊》中把这个新社会称作“消费主义”，并把广告业和电影认定为这一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交流形式。在莫西，林德夫妇发现新的休闲活动和对消费新的重视已经取代政治，成为了新的政治热点。选举已不再像在19世纪那样是公共注意力的“活跃中心”，参加投票的选民人数也大大降低。全国性的统计数字证实了他们的观点，1896年，合格选民中的80％参加了投票；但到了1924年，登记选民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参加了投票。当然，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有多种，包括南部一党制的形成和巩固、妇女获得了选举权(在许多年内，妇女参加投票的人数始终低于男性公民)以及共和党对联邦选举的长期控制。但是，消费者的兴趣从公共事务向私人事务的转移无疑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对他的国家来说，美国公民的首要重要性已不在于他是一个公民，”莫西的一家报纸宣称道，“而在于他是一个消费者。”Siegfried and Straus in Leach, Land of Desire, 266; Robert S. and Helen M. Lynd, Middletown: A Study in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1929), 88, 41620; Robert H. Wiebe, SelfRule: A Cultural History of American Democracy (Chicago, 1995), 1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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