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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者：埃里克·方纳 2007-05-29 05:24
自由与进步时代的国家152
然而，公民权始终是进步时代自由观的中心。延续内战时期的传统和镀金时代的改革计划，一个由具有改革思想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重新兴起的妇女运动、工会活动家和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广泛联盟开始出现。他们立志重新复活能动主义式的国家政府的思想，并希望争取到都市中产阶级和劳工选民的支持。那种认为“政府管制的最小化”意味着“自由……的最大化”的陈旧思想，约翰•R. 瑞安神父写道，已经不再拥有“大量的支持者了”。无论他们的目的是管制或消灭托拉斯的权力，保护消费者，通过废除残酷无情的竞争来推进市场的文明化，还是保障在合作工场的“个人自由”，进步主义者都认为，现行时代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政府的功能。一位进步主义评论家指出，国家政府是“一个道德的代理人”，它应该为社会的运作建立起规章制度。Ryan, Living Wage, 29798; Harold E. Stearns, ed., Civ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22), 283.
这一时代大部分的改革性立法都是由县和州一级政府通过实施的。这些立法包括改革现有的选举资格要求、对大公司进行管制、对工厂的安全与健康条件进行政府监督等。但是20世纪早期最醒目的发展却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随之出现的是行政专职机构、独立的委员会以及规范劳资关系、商业行为和金融政策的法律；这个国家政府在相互争吵不休的各个群体中扮演了一个“经纪人”的角色，这些群体之间的冲突已经威胁社会和谐的存在。正是在这个时期，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得以产生；与此同时，通过类似于纯净食品和药物法(1906年)的法律，联邦政府开始建立规范市场行为的制度，保护公民免受市场的肆虐。
对大多数进步主义者来说，地方主义和强调州权的传统不过是一种目光短浅的借口，是对实现一个崭新的国家目的的阻挠。贫困、经济上的无保障以及缺乏工业民主等都是全国性的问题，需要全国性的措施来解决。至于自由放任的原则，进步时代的社会科学家霍勒斯•卡伦评论道，它已经变成了“为自由的热爱者们所诅咒的对象”。许多进步主义者认为，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大公司的产生，是通过经济演变而成，而不是靠资本家的违规行为。他们认为，这个同样的过程使得全国性政府成为政治行动的当然主体。只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政府才能创造自由的社会条件。 153赫伯特•克罗利写道，当美国人的生活为那些操纵政治的狭隘利益集团或那些无所不能的公司企业所控制时，民主国家代表了一条可供选择的出路。为了取得民主自决和个人自由这样的“杰斐逊式的目标”，他认为，美国必须采用一个由国家指导经济这样的“汉密尔顿式的方法”。Stephen Skowronek,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New York, 1982), 4243; Leach, Land of Desire, 177; Horace Kallen, “Why Freedom Is a Problem,” in Freedom in the Modern World, ed. Horace Kallen (New York, 1928), 1315; Herbert Croly, 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 (New York), 1914, 4445.
传统观念认为，一个强大的政府必然对自由造成威胁，进步主义者对此予以否定，因为他们对自由的理解本身处于一个流动的过程之中。1880年，英国哲学家 T. H. 格林曾作过一次将对进步时代社会思想极有影响的演讲。格林提出，自由是一个积极性的概念，说到底是一个“权力”的问题。格林对自由新定义的呼唤响彻整个进步时代的美国。约翰•杜威从19世纪90年代直至他在1952年去世，一直在思考“有效自由”的问题。他写道，“有效自由”与“那种高度形式化的有限自由概念”是不同的，后者指的是一种独立自主的个人先天性拥有的事物，需要得到免受外部限制的保护。而“有效自由”意味着“用来做某些具体事情的有效权力”，包括“在某个特定时间对既存在权力的分配”的功能等。因此，自由“始终是一个社会问题”，也不可避免地是一个政治问题。自由——以及它所代表的个人天赋、权力和欲望——是通过社会机制和民主的公民参与来构造和享受的。“自由，”杜威的极富才华的崇拜者伦道夫•伯恩尼写道，“意味着通过一种民主的合作方式来决定一个国家的理想、目的及工业和社会体制。”James T. Kloppenberg, Uncertain Victory: Social Democracy and Progressiv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701920 (New York, 1986), 182; John Dewy and James Tufts, Ethics (New York, 1908), 439; Daniel F. Rice, Reinhold Niebuhr and John Dewey: An American Odyssey (Albany, 1993), 24344; Westbrook, John Dewey, 3749, 16566; Randolph Bourne, The Radical Will: Selected Writings 19111918, ed. Olaf Hansen (New York, 1977), 252.
对杜威和克罗利这样的进步主义者来说，19世纪那种所谓的“独立自主”不过是一种与世隔绝的孤立主义；他们相信，真正的自由涉及一个持续不断的生长过程，需要有一种终身与他人发生交往的活动的支持。当进步主义者将自由看成是一种连续的自我实现的过程时，他们自然又转回到爱默生提出的个人成就的概念，甚至回到了杰斐逊提出的“追求幸福”的自然权利的观念。但是，进步主义者将一种新的思想嫁接到传统的个人主义和自主概念之中，这种新思想就是，这样的自由要求为人的全面发展有意识地创造社会条件。对克罗利来说，这意味着政府必须承担起“一种符合道德和社会要求的分配财富”的责任。对杜威来说，这意味着用知识资源武装美国人，使他们了解现代世界；同时意味着赋予政府足够的权力，来对抗那种对人们经济利益的掠夺和对他们原有权力的解除。社会科学家威廉•F. 威洛比说，进步主义“将政府行动看成目前看得见的、惟一现实可行的方法，来赋予个人——不只是那个小小的、在经济上拥有强权的阶级，而是所有人——真正的自由”。Croly, Promise, 23; R. Jeffrey Lustig, Corporate Liberalism: The Origins of Modern American Political Theory, 18901920 (Berkeley, 1982), 12930; John Dewey, “Philosophies of Freedom,” in Freedom and the Modern World, ed. Kallen, 24554; Alan Ryan, John Dewey and High Tide of American Liberalism (New York, 1995), 234; John L. Recchiuti,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Progressivism: New York誷 Social Science Community 18801917,”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1, 100.
154 尽管进步时代的知识分子发展出一个关于国家政府的新概念，但他们提出的“新民主”(语出沃尔德•维尔那本极有影响的书的书名)概念却与传统的政治自由的定义混淆不清。传统政治自由的内涵指的是对政府管理的民主参与。强化国家的权力，则使界定政治参与的界限问题变得格外重要。在进步时代，选举程序和政治领域中实施一系列的变革，许多变革在目的上看上去是自相矛盾的。选民队伍既得到了扩大，同时又被缩小了；选民对政府许多功能的直接影响既增强了，同时又被取消了。在这个时代里，南部实施了大规模的剥夺黑人选举权的运动(这个过程从1890年自密西西比州开始，到1908年至佐治亚州结束)，与此同时，一条宪法修正案又将选举权授予妇女——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民主扩展。在同一时代里，类似于公民立法提案权、公民复决制以及罢免议员制等措施得以采用，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允许选民直接提出立法议案、行使直接表决权以及罢免政府官员。但与此同时，各地也出现了由任命的城市官员取代民选市长的做法。这一时代也目睹了文化测试要求的扩大化(这种要求在南部和北部都变得普遍和正常)，为了限制穷人的投票，各地还实行了新的选民居住和登记规定。Sarah Henry, “Progressivism and Democracy: Electoral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81919,”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5; James A. Henretta,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DemocraticRepublicanism’: Political Rights in New York and the Several States, 18801915,” in Toward a Usable Past: Liberty Under State Constitutions, ed. Paul Finkelman and Stephen E. Gottlieb (Athens, GA, 1991), 51.
总体来说，进步时代在选举方面作出的变更与19世纪那种推动全民选举权的趋势相比，是一种极有影响和充满讽刺意味的逆转，也是对选举是美国公民权不可剥夺的一部分这一神圣思想的否定。对大多数进步主义者来说，选民的“合适性”而不是选民人数的绝对数字，决定一个民主体制运作的质量。这样，在改进民主质量的名义下，数百万人——大多数为黑人、移民和其他工人——被排斥在投票站以外，尽管同时数百万白人妇女加入了选民队伍。对于杜威这样更讲求平等理想的进步主义者来说，他们认为，只要给予必要的机会和资源，所有的公民都能拥有一种不带私心的探索精神，并会竭力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现实的“科学的”办法。因此，政府可以安全地从托拉斯和政治机器的控制中转移出来，交到“人民”的手中，由人民来掌握。但大多数的进步主义者对真正的政治世界并不放心，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始终在围绕狭隘的阶级、经济和宗教利益旋转。事实上，许多进步主义者支持赋予妇女选举权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相信了女权主义者鼓吹的一种观点，即妇女作为一个独立的、非党派的力量能将政治从政客和党派偏见中挽救过来，并能重新将其引导至追求共同利益的方向。Wiebe, SelfRule, 16264; Westbrook, John Dewey, xivxvi, 17989; Eisenach, Lost Promise, 7; Lustig, Corporate Liberalism, 17289.
“他并不相信民主；他只是相信政府，”这句 H. L. 门肯对西奥多•罗斯福的批评，155在某种令人感到难堪的意义上也相当于是对许多提倡具有强大权威的国家政府的进步主义者一种批评。通过一个由公正无私的专家掌握的“民主政体”，政府可以对社会进行最明智的管理，并在许多方面不受公民整体的制约。这种立志以技术官僚的方式建立起秩序、效率和集中化管理的冲动——所有这一切在名义上都宣称是为社会正义服务的——是进步时代改革的一个重要主题。沃尔特•李普曼在1914年出版的、颇具影响的评论文集的书名《漂流与制服》中提出了美国面对的严峻的现实选择。“漂流”意味着国家和社会将继续顺着已经过时的个人自主的陈词滥调运转；“制服”则表明承认要对社会问题和冲突进行理性的探索，并利用这种理性探索的精神来重塑社会。李普曼写道：“科学的精神”应该是“一个自由人的世界观”。但李普曼又担心，普通的公民会因为习惯于旧的思想观念和偏狭的利益而无法拥护“科学的精神”(这种担心和恐惧成为了他在20世纪20年代对大众民主思想进行否定的前兆)。李普曼认为，新一代的公司主管们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可以委以重任，由他们创造性地和高效率地来解决美国面临的深刻社会问题。对他来说，政治自由与其说是对政府管理的直接参与，不如说是力争正确的政策结果。Stettner, Shaping Modern Liberalism, 63; Lippmann, Drift and Mastery, 6, 4552; Lustig, Corporate Liberalism, 15254.
但是，与这种精英行政管理政治观平行的是一种更具有民主性的有为政府的观点。如同其他的群体一样，组织起来的妇女改革家们是这种政府观的接生婆。在20世纪的头20年内，妇女选举权运动第一次变成了一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摆脱了19世纪90年代那种精英政治的模式，组织起一个范围广泛的联盟，其成员包括有中产阶级俱乐部的妇女、工会活动家、社会主义者以及贫民救济社工作者；妇女运动的语言口号也开始变得比较民主化，而不像过去那样带有强烈的土生居民保护主义色彩。妇女运动的基础得以扩展的原因之一，在于运动本身与一种广泛的、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来保障经济的诉求结合起来了。这种扩展的直接导火索是那些从事移民安置工作的妇女对贫困移民所遭遇的痛苦的与日俱增的意识，以及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条件日渐成为公众关心的问题的现实。
尽管她们在许多州仍不能参加选举，但妇女还是处于这一时代的政治中心。中产阶级妇女希望通过各种俱乐部、贫民救济社和其他一些机构来帮助穷人摆脱贫困，以及帮助劳动妇女进行自救，这种做法将政治语言的重心转移到有为政府的话题上。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不仅认为，为穷人家庭提供社会服务和教育是她们的一种神圣职责，而且发现了自由放任教条主义在解释都市贫困化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156她们同时发现即便是组织良好的社会救济工作也不能减轻住房、收入和医疗卫生条件不足的问题。贫民救济社的活动不仅产生了珍妮•亚当斯和弗罗伦斯•凯利这样的领袖人物，而且也产生了朱莉亚•莱思罗普和弗朗西丝•珀金斯； 莱思罗普是第一位主持一个联邦机构的女性(她曾担任联邦儿童福利局局长；这个局于1912年建立，其职能是调查母亲与儿童的生活条件，并为他们的利益说话)；珀金斯在20世纪30年代担任过劳工部长。进步时代的妇女在向政府寻求支持的时候，实际上协助发动了一场要求政府管制工人的工作环境以及要求政府为改进穷人的生活状况而为他们提供直接帮助的群众运动。Aileen S. Kraditor, The Ideas of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18901920 (New York, 1965), 6671; Suzanne M. Marilley, Women Suffrage Movement and the Origins of Liberal Femi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18201920 (Cambridge, MA, 1996), 18892; Diner, A Very Different Age, 20912.
“我们需要投票权，”莉奥诺拉•奥赖利说道，“来为我们作为家庭妇女所一次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游行。（Suffragist,10 Aug.1918）
做的工作正名。孩子们需要纯净的牛奶和高质量的食物、学校和游戏场地、卫生的家庭和安全的街道。”历史学家所说的“母亲权益”改革—— 即认为政府有责任鼓励妇女在生育和抚养子女方面发挥独特157 的功能——激发了这一时代政府政策在许多方面的实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主张妇女呆在家里的人反而激发了进步时代国家机制的建设过程。Rosalind Rosenberg, Divided Lives: American Wome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92), 58; Molly LaddTaylor, Mother Work: Women, Child Welfare, and the State, 18901930 (Urbana, 1994), 3, 4375.
然而，公民权始终是进步时代自由观的中心。延续内战时期的传统和镀金时代的改革计划，一个由具有改革思想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重新兴起的妇女运动、工会活动家和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广泛联盟开始出现。他们立志重新复活能动主义式的国家政府的思想，并希望争取到都市中产阶级和劳工选民的支持。那种认为“政府管制的最小化”意味着“自由……的最大化”的陈旧思想，约翰•R. 瑞安神父写道，已经不再拥有“大量的支持者了”。无论他们的目的是管制或消灭托拉斯的权力，保护消费者，通过废除残酷无情的竞争来推进市场的文明化，还是保障在合作工场的“个人自由”，进步主义者都认为，现行时代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政府的功能。一位进步主义评论家指出，国家政府是“一个道德的代理人”，它应该为社会的运作建立起规章制度。Ryan, Living Wage, 29798; Harold E. Stearns, ed., Civ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22), 283.
这一时代大部分的改革性立法都是由县和州一级政府通过实施的。这些立法包括改革现有的选举资格要求、对大公司进行管制、对工厂的安全与健康条件进行政府监督等。但是20世纪早期最醒目的发展却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随之出现的是行政专职机构、独立的委员会以及规范劳资关系、商业行为和金融政策的法律；这个国家政府在相互争吵不休的各个群体中扮演了一个“经纪人”的角色，这些群体之间的冲突已经威胁社会和谐的存在。正是在这个时期，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得以产生；与此同时，通过类似于纯净食品和药物法(1906年)的法律，联邦政府开始建立规范市场行为的制度，保护公民免受市场的肆虐。
对大多数进步主义者来说，地方主义和强调州权的传统不过是一种目光短浅的借口，是对实现一个崭新的国家目的的阻挠。贫困、经济上的无保障以及缺乏工业民主等都是全国性的问题，需要全国性的措施来解决。至于自由放任的原则，进步时代的社会科学家霍勒斯•卡伦评论道，它已经变成了“为自由的热爱者们所诅咒的对象”。许多进步主义者认为，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大公司的产生，是通过经济演变而成，而不是靠资本家的违规行为。他们认为，这个同样的过程使得全国性政府成为政治行动的当然主体。只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政府才能创造自由的社会条件。 153赫伯特•克罗利写道，当美国人的生活为那些操纵政治的狭隘利益集团或那些无所不能的公司企业所控制时，民主国家代表了一条可供选择的出路。为了取得民主自决和个人自由这样的“杰斐逊式的目标”，他认为，美国必须采用一个由国家指导经济这样的“汉密尔顿式的方法”。Stephen Skowronek,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New York, 1982), 4243; Leach, Land of Desire, 177; Horace Kallen, “Why Freedom Is a Problem,” in Freedom in the Modern World, ed. Horace Kallen (New York, 1928), 1315; Herbert Croly, 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 (New York), 1914, 4445.
传统观念认为，一个强大的政府必然对自由造成威胁，进步主义者对此予以否定，因为他们对自由的理解本身处于一个流动的过程之中。1880年，英国哲学家 T. H. 格林曾作过一次将对进步时代社会思想极有影响的演讲。格林提出，自由是一个积极性的概念，说到底是一个“权力”的问题。格林对自由新定义的呼唤响彻整个进步时代的美国。约翰•杜威从19世纪90年代直至他在1952年去世，一直在思考“有效自由”的问题。他写道，“有效自由”与“那种高度形式化的有限自由概念”是不同的，后者指的是一种独立自主的个人先天性拥有的事物，需要得到免受外部限制的保护。而“有效自由”意味着“用来做某些具体事情的有效权力”，包括“在某个特定时间对既存在权力的分配”的功能等。因此，自由“始终是一个社会问题”，也不可避免地是一个政治问题。自由——以及它所代表的个人天赋、权力和欲望——是通过社会机制和民主的公民参与来构造和享受的。“自由，”杜威的极富才华的崇拜者伦道夫•伯恩尼写道，“意味着通过一种民主的合作方式来决定一个国家的理想、目的及工业和社会体制。”James T. Kloppenberg, Uncertain Victory: Social Democracy and Progressiv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701920 (New York, 1986), 182; John Dewy and James Tufts, Ethics (New York, 1908), 439; Daniel F. Rice, Reinhold Niebuhr and John Dewey: An American Odyssey (Albany, 1993), 24344; Westbrook, John Dewey, 3749, 16566; Randolph Bourne, The Radical Will: Selected Writings 19111918, ed. Olaf Hansen (New York, 1977), 252.
对杜威和克罗利这样的进步主义者来说，19世纪那种所谓的“独立自主”不过是一种与世隔绝的孤立主义；他们相信，真正的自由涉及一个持续不断的生长过程，需要有一种终身与他人发生交往的活动的支持。当进步主义者将自由看成是一种连续的自我实现的过程时，他们自然又转回到爱默生提出的个人成就的概念，甚至回到了杰斐逊提出的“追求幸福”的自然权利的观念。但是，进步主义者将一种新的思想嫁接到传统的个人主义和自主概念之中，这种新思想就是，这样的自由要求为人的全面发展有意识地创造社会条件。对克罗利来说，这意味着政府必须承担起“一种符合道德和社会要求的分配财富”的责任。对杜威来说，这意味着用知识资源武装美国人，使他们了解现代世界；同时意味着赋予政府足够的权力，来对抗那种对人们经济利益的掠夺和对他们原有权力的解除。社会科学家威廉•F. 威洛比说，进步主义“将政府行动看成目前看得见的、惟一现实可行的方法，来赋予个人——不只是那个小小的、在经济上拥有强权的阶级，而是所有人——真正的自由”。Croly, Promise, 23; R. Jeffrey Lustig, Corporate Liberalism: The Origins of Modern American Political Theory, 18901920 (Berkeley, 1982), 12930; John Dewey, “Philosophies of Freedom,” in Freedom and the Modern World, ed. Kallen, 24554; Alan Ryan, John Dewey and High Tide of American Liberalism (New York, 1995), 234; John L. Recchiuti,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Progressivism: New York誷 Social Science Community 18801917,”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1, 100.
154 尽管进步时代的知识分子发展出一个关于国家政府的新概念，但他们提出的“新民主”(语出沃尔德•维尔那本极有影响的书的书名)概念却与传统的政治自由的定义混淆不清。传统政治自由的内涵指的是对政府管理的民主参与。强化国家的权力，则使界定政治参与的界限问题变得格外重要。在进步时代，选举程序和政治领域中实施一系列的变革，许多变革在目的上看上去是自相矛盾的。选民队伍既得到了扩大，同时又被缩小了；选民对政府许多功能的直接影响既增强了，同时又被取消了。在这个时代里，南部实施了大规模的剥夺黑人选举权的运动(这个过程从1890年自密西西比州开始，到1908年至佐治亚州结束)，与此同时，一条宪法修正案又将选举权授予妇女——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民主扩展。在同一时代里，类似于公民立法提案权、公民复决制以及罢免议员制等措施得以采用，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允许选民直接提出立法议案、行使直接表决权以及罢免政府官员。但与此同时，各地也出现了由任命的城市官员取代民选市长的做法。这一时代也目睹了文化测试要求的扩大化(这种要求在南部和北部都变得普遍和正常)，为了限制穷人的投票，各地还实行了新的选民居住和登记规定。Sarah Henry, “Progressivism and Democracy: Electoral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81919,”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5; James A. Henretta,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DemocraticRepublicanism’: Political Rights in New York and the Several States, 18801915,” in Toward a Usable Past: Liberty Under State Constitutions, ed. Paul Finkelman and Stephen E. Gottlieb (Athens, GA, 1991), 51.
总体来说，进步时代在选举方面作出的变更与19世纪那种推动全民选举权的趋势相比，是一种极有影响和充满讽刺意味的逆转，也是对选举是美国公民权不可剥夺的一部分这一神圣思想的否定。对大多数进步主义者来说，选民的“合适性”而不是选民人数的绝对数字，决定一个民主体制运作的质量。这样，在改进民主质量的名义下，数百万人——大多数为黑人、移民和其他工人——被排斥在投票站以外，尽管同时数百万白人妇女加入了选民队伍。对于杜威这样更讲求平等理想的进步主义者来说，他们认为，只要给予必要的机会和资源，所有的公民都能拥有一种不带私心的探索精神，并会竭力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现实的“科学的”办法。因此，政府可以安全地从托拉斯和政治机器的控制中转移出来，交到“人民”的手中，由人民来掌握。但大多数的进步主义者对真正的政治世界并不放心，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始终在围绕狭隘的阶级、经济和宗教利益旋转。事实上，许多进步主义者支持赋予妇女选举权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相信了女权主义者鼓吹的一种观点，即妇女作为一个独立的、非党派的力量能将政治从政客和党派偏见中挽救过来，并能重新将其引导至追求共同利益的方向。Wiebe, SelfRule, 16264; Westbrook, John Dewey, xivxvi, 17989; Eisenach, Lost Promise, 7; Lustig, Corporate Liberalism, 17289.
“他并不相信民主；他只是相信政府，”这句 H. L. 门肯对西奥多•罗斯福的批评，155在某种令人感到难堪的意义上也相当于是对许多提倡具有强大权威的国家政府的进步主义者一种批评。通过一个由公正无私的专家掌握的“民主政体”，政府可以对社会进行最明智的管理，并在许多方面不受公民整体的制约。这种立志以技术官僚的方式建立起秩序、效率和集中化管理的冲动——所有这一切在名义上都宣称是为社会正义服务的——是进步时代改革的一个重要主题。沃尔特•李普曼在1914年出版的、颇具影响的评论文集的书名《漂流与制服》中提出了美国面对的严峻的现实选择。“漂流”意味着国家和社会将继续顺着已经过时的个人自主的陈词滥调运转；“制服”则表明承认要对社会问题和冲突进行理性的探索，并利用这种理性探索的精神来重塑社会。李普曼写道：“科学的精神”应该是“一个自由人的世界观”。但李普曼又担心，普通的公民会因为习惯于旧的思想观念和偏狭的利益而无法拥护“科学的精神”(这种担心和恐惧成为了他在20世纪20年代对大众民主思想进行否定的前兆)。李普曼认为，新一代的公司主管们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可以委以重任，由他们创造性地和高效率地来解决美国面临的深刻社会问题。对他来说，政治自由与其说是对政府管理的直接参与，不如说是力争正确的政策结果。Stettner, Shaping Modern Liberalism, 63; Lippmann, Drift and Mastery, 6, 4552; Lustig, Corporate Liberalism, 15254.
但是，与这种精英行政管理政治观平行的是一种更具有民主性的有为政府的观点。如同其他的群体一样，组织起来的妇女改革家们是这种政府观的接生婆。在20世纪的头20年内，妇女选举权运动第一次变成了一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摆脱了19世纪90年代那种精英政治的模式，组织起一个范围广泛的联盟，其成员包括有中产阶级俱乐部的妇女、工会活动家、社会主义者以及贫民救济社工作者；妇女运动的语言口号也开始变得比较民主化，而不像过去那样带有强烈的土生居民保护主义色彩。妇女运动的基础得以扩展的原因之一，在于运动本身与一种广泛的、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来保障经济的诉求结合起来了。这种扩展的直接导火索是那些从事移民安置工作的妇女对贫困移民所遭遇的痛苦的与日俱增的意识，以及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条件日渐成为公众关心的问题的现实。
尽管她们在许多州仍不能参加选举，但妇女还是处于这一时代的政治中心。中产阶级妇女希望通过各种俱乐部、贫民救济社和其他一些机构来帮助穷人摆脱贫困，以及帮助劳动妇女进行自救，这种做法将政治语言的重心转移到有为政府的话题上。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不仅认为，为穷人家庭提供社会服务和教育是她们的一种神圣职责，而且发现了自由放任教条主义在解释都市贫困化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156她们同时发现即便是组织良好的社会救济工作也不能减轻住房、收入和医疗卫生条件不足的问题。贫民救济社的活动不仅产生了珍妮•亚当斯和弗罗伦斯•凯利这样的领袖人物，而且也产生了朱莉亚•莱思罗普和弗朗西丝•珀金斯； 莱思罗普是第一位主持一个联邦机构的女性(她曾担任联邦儿童福利局局长；这个局于1912年建立，其职能是调查母亲与儿童的生活条件，并为他们的利益说话)；珀金斯在20世纪30年代担任过劳工部长。进步时代的妇女在向政府寻求支持的时候，实际上协助发动了一场要求政府管制工人的工作环境以及要求政府为改进穷人的生活状况而为他们提供直接帮助的群众运动。Aileen S. Kraditor, The Ideas of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18901920 (New York, 1965), 6671; Suzanne M. Marilley, Women Suffrage Movement and the Origins of Liberal Femi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18201920 (Cambridge, MA, 1996), 18892; Diner, A Very Different Age, 20912.
“我们需要投票权，”莉奥诺拉•奥赖利说道，“来为我们作为家庭妇女所一次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游行。（Suffragist,10 Aug.1918）
做的工作正名。孩子们需要纯净的牛奶和高质量的食物、学校和游戏场地、卫生的家庭和安全的街道。”历史学家所说的“母亲权益”改革—— 即认为政府有责任鼓励妇女在生育和抚养子女方面发挥独特157 的功能——激发了这一时代政府政策在许多方面的实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主张妇女呆在家里的人反而激发了进步时代国家机制的建设过程。Rosalind Rosenberg, Divided Lives: American Wome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92), 58; Molly LaddTaylor, Mother Work: Women, Child Welfare, and the State, 18901930 (Urbana, 1994), 3, 4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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