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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者：埃里克·方纳 2007-05-29 05:25
到1917年美国参加一战时，在利用政府权力来增强妇女在家庭和工作场所中享有自由的条件方面，进步主义者已经获得了成功。1910年后，各州迅速通过法律，保证向母亲们提供保障金(这是州一级向没有男性支持的、有孩子的母亲提供的一种资助)。尽管这些资助微薄有限，而且地方政府对申请所设的资格限制往往带有歧视性(白人寡妇往往是资助的主要接受者，单身母亲广受歧视，全国接受资助人数中只有3%是黑人)，但这些法律却表明，帮助妇女全心全意照顾好子女同时争取经济上的独立是政府的责任。“主张平等的”和“承认差别的”女权主义者都支持母亲保障金的计划 ——前者希望借此来削减妇女对男人传统的经济依附性，后者则希望借此加强传统的家庭结构和母子之间的感情联结。女权主义者克里斯特尔•伊斯门说，“我们保证母亲处于自由状态的惟一办法”是对她们抚养孩子的工作当作“对社会的一项服务”那样来给予补偿。禁用童工的法律代表了另外一项“母亲权益”改革，因为据估计当时大约200万15岁以下的孩子受到剥削性的雇佣，所以使用童工是一个重大的时代问题(但这类法律经常受到来自贫穷家庭的抵制，因为对这些家庭来说，孩子挣来的收入对家庭生存至关重要)。LaddTaylor, MotherWork, 13549; Gwendolyn Mink, The Wages of Motherhood: Inequality in Welfare State, 19171942 (Ithaca, 1995), 3151; Linda Gordon, Pitied But Not Entitled: Single Mothers and the History of Welfare (New York, 1994), 58.
进步时代的其他立法承认大批妇女在家庭以外的场所工作的事实，但将她们定义为一个依附性群体(类似于孩子)，需要在一些相对男子来说并不必要的方面接受政府的保护。1908年，在马勒诉俄勒冈案的著名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一致支持了妇女最长工时限制法的合宪性。在那份著名的支持俄勒冈州法律的法院诉讼陈述中，路易斯•布兰代斯运用了大量的科学和社会学调查，说明妇女们因为体力和耐力方面都不如男子，长时间的工作对她们来说是相当危险的，与此同时，妇女具有的生育能力赋予州政府正当的理由来干预和管制她们的工作条件。这样，在臭名昭著的洛克纳案否定了一项限制面包坊工人工作时间的州法三年之后，最高法院在契约自由的教条上打开了第一个重要的缺口。但妇女们为之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昂贵：因为在当时，妇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劳工市场和获取大学学位，布兰代斯的陈述和法院的判决加强了原有的偏见，即妇女工人是虚弱的、依附性的，不具备与男人同等的享有经济自由的能力。158到1914年，全国有27个州通过了限制女工工时的法律。Nancy S. Erickson, “Muller v. Oregon Reconsidered: The Origin of a SexBased Doctrine of Liberty of Contract,” Labor History, 30 (Spring 1989), 22850; Strum, Louis D. Brandeis, 114; Susan Lehrer, Origins of Protective Legislation for Women 19051925 (Albany, 1987), 13.
尽管这些涉及母亲权益的改革将性别不平等的内容加入到福利国家的早期基础之中，但使用政府力量来管制工作条件本身就对与自由放任相关的一些思想和推断提出了疑问，也对劳工契约的神圣性提出了挑战。州对劳工市场的管制从家庭开始，但那些基于妇女和儿童需要之上的政府项目与其他的基于所有工人权利之上的项目是同时存在的。尽管并不是所有的改革者都愿意迈出这一步，但将保护妇女的思想扩展开来，推及到要求政府改善男性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保护他们不受失业、老年、健康恶化和工伤引起的残废等变故的影响，应该是不难做到的。布兰代斯自己曾坚持认为，一个定义广泛的社会福利概念构成了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保护下的“自由”的一个部分，政府应该将自己与所有公民的健康状况、收入和未来发展的前景联系起来。约翰•A. 瑞安曾经开出的通过政府行动来建立经济自由的药方，是以保护妇女和儿童为起点的，后来发展到包括争取法律对工会活动的支持、八小时工作制、市政住房工程、公用事业的公有化以及建立一个累进所得税等内容。所有这些措施，他认为，对于在一个工业化社会中“保护个人自由”都是必须的。Gordon, Pitied But Not Entitled, 14781; Mark A. Graber, Transforming Free Speech: The Ambiguous Legacy of Civil Libertarianism (Berkeley, 1991), 120; Broderick, Right Reverend New Dealer, 5760.
布兰代斯与瑞安描绘了一幅不同的福利国家前景，这种前景与“母亲权益”改革者想像中的福利国家不同，它的根源不是来自社会工作传统和对健康母亲的期望，而是基于一种主张普遍享有经济权利的思想，这些经济权利包括有权获取一份小康收入以在被解雇和遭遇工伤时得到一定的保护。这种思想在进步时代也得到了相当有力的支持。到1920年时，几乎所有的州都制定和实施了有关工伤事故赔偿的法律。这项法律成为建立一种更加广泛的社会安全保障计划的楔子。但各州制定的最低工资法和工时限制法却只适用于女工。那种适用于所有人的基本生活标准和工作条件的规定，还得要等到新政到来之后才能实现。Kathryn K. Sklar, “Two Political Cultures in the Pro￣g￣r￣e￣s￣s￣i￣v￣e￣ ￣E￣r￣a￣:￣ ￣T￣h￣e￣ ￣N￣a￣￣t￣i￣o￣n￣a￣l￣ ￣C￣o￣ns￣u￣m￣e￣r￣s￣眨?￣￣L￣e￣a￣g￣u￣e￣ ￣a￣n￣d￣￣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L￣a￣b￣o￣r￣￣ ￣L￣e￣g￣i￣s￣l￣a￣t￣i￣o￣￣n￣,￣”￣ ￣i￣n￣ ￣￣U￣.￣S￣.￣ ￣H￣￣i￣s￣t￣o￣r￣y￣ ￣a￣s￣ ￣￣W￣o￣m￣e￣n￣眨⺳￣ ￣H￣i￣s￣t￣o￣￣r￣y￣:￣ ￣N￣e￣w￣ ￣F￣e￣￣m￣i￣n￣i￣s￣t￣￣ ￣E￣s￣s￣a￣y￣s￣￣,￣ ￣e￣￣d￣.￣,￣ ￣L￣i￣n￣￣d￣a￣ ￣K￣.￣ ￣K￣e￣r￣b￣￣e￣r￣,￣ ￣e￣t￣ ￣a￣￣l￣.￣ ￣(￣C￣h￣a￣p￣e￣l￣ ￣￣H￣ill, 1995), 3662.
进步时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冲撞都集中在被《麦克卢尔杂志》称为“政府与大公司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上，这些思想的交锋在1912年总统竞选中集中表现出来了。这个尤金•V. 德布斯称为“孕育着最崇高的可能性的一年”目睹了一场四雄相争的总统竞选，竞选者包括共和党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前总统但现为进步党候选人的西奥多•罗斯福、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和代表正处于顶峰期的社会主义党的德布斯本人。竞选的辩论变成159了围绕大公司时代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关系的一场深入的全国性大辩论。在政治光谱的一端是塔夫脱总统。他是一个诚信的进步主义者，尽管他在1912年开始强调，只要政府与私人企业家联合起来治理社会问题，经济个人主义仍可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存在下去。处在光谱另一端的是德布斯，他要求彻底改革整个经济结构，以此来推动美国“从工资奴隶制向自由合作制迈进，从资本主义寡头政体向产业民主制迈进”。他是所有候选人中惟一提出这种主张的人。相对来说，支持社会主义党全面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主张的美国人并不是很多，但该党提出的一些近期要求——包括铁路和银行业的公有化、政府对失业者提供救济和帮助、建立短工时和最低工资制的立法以及累进所得税——却集中表现了进步时代具有前瞻性的先锋思想。James Gilbert, Designing the Industrial State: The Intellectual Pursuit of Collectivism in America, 18801940 (Chicago, 1972), 4849; Thomas J. Knock, To End All Wars: Woodrow Wilson and the Quest for a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1992), 15; Fried, Socialism, 39194.
但在1912年真正引起公众注意的是威尔逊与罗斯福之间关于自由的内容和政府在保障自由时的作用的辩论。他们两人在许多问题存有分歧，尤其是在政府权力的危险和经济集中化的不可避免性等问题上；但两人都相信，为了保存个人自由，必须加强政府的功能。尽管他所代表的党对州权和自由放任意识形态坚信不疑，威尔逊本人却对进步主义的思想深信不疑。“当然，我们需要自由，”他在1911年宣称道，“但是，什么是自由呢？”他认为，“那种被许多代人重复进而变得神圣……的旧词语”需要“转换到现实经历中去”。作为新泽西州的州长，他曾经领导了贯彻工人赔偿法和对公用事业和铁路进行管制的活动。但威尔逊在1912年提出的“自由计划”或后来他称之为“新自由”的政策却深深地根植于传统的民主党意识形态之中。他认为，政府是自由的敌人，“自由的历史就是限制政府权力而不是增加其权力的历史。”但威尔逊又说，自由的内涵要比杰斐逊时代更丰富，政府有责任推进自由：“今天的自由决不只意味着个人不受侵犯和干扰。在当代，一个政府的自由计划必须同时也是积极的， 而不仅仅是消极的。”威尔逊在竞选中经常向布兰代斯请教，因而受后者的影响极深。威尔逊坚持认为，自由既是“一个经济思想”， 也是一种政治思想，惟一能使民主党重新焕发活力的途径是将政府从大商业的阴谋下解救出来。只有在非集中化的经济中，自由才会振兴，这样的经济会培育出真正独立的公民，并将政治自治重新交回到地方社区手中——联邦政府则可以通过加强反托拉斯法、160保障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以及积极鼓励小企业家的发展等行动来争取实现这些目标。John W. Davidson, ed., A Crossroads of Freedom: The 1912 Campaign Speechesof Woodrow Wilson (New Haven, 1956), ixx, 39; Woodrow Wilson, The New Freedom (New York, 1913), 284; Arthur S. Link, ed.,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Princeton, 1966), XX, 443, XXV, 99, 124, 228; Urofsky and Levy, eds., Brandeis Letters, II, 635n.
回过头看，威尔逊当年并没有看清现代经济中大公司霸权形式的各种因素。但他看到了集中化经济势力可能与集权化的政治权势联合起来?损害普通公民的利益，他的这种警告无疑是极有先见之明的，尤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即许多进步主义者对政府充满了信赖，认为政府能够在决定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目的的时候扮演一个公正无私的仲裁者的角色。对于罗斯福的支持者来说，威尔逊代表了一个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时代的残余势力，他的计划只是为了满足小商人的需要，但却忽视了专业技术人员、顾客和劳工的利益。李普曼写道，威尔逊的“新自由”意味着“奸商们将没有什么自由，但却没有将国家从狭隘利益之中解放出来，表现了……小竞争者的局限性的眼光。”尽管威尔逊和布兰代斯的言论充满了“对大企业的诅咒”，李普曼却认为，美国真正需要的是坦率地接受大企业的不可避免性及其带来的好处，并辅之以政府对大企业违法行为的积极干预和打击，同时引导社会向追求共同目标的方向发展。李普曼所宣示的正是“新国家主义”的核心思想，这正是罗斯福在1912年提出的区别于威尔逊思想的美国前景。 威尔逊认为，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构成了自由的基础，罗斯福针锋相对地指出，这种观点“在今天的事实中找不到任何一丁点可以支持其成立的内容”。这是一付“把人民拱手送交给大公司任其奴役”的处方，而“大公司的权力只有通过政府权力的扩展和延伸受到钳制”，只有“政府的管制权、控制权和指导权”才能代表“受压迫者的自由”。Davidson, ed., Crossroads of Freedom, 7279, 130; Lippman, Drift and Mastery, 8184; The Works of Theodore Roosevelt, Memorial Edition (24 vols. New York, 192326), XIX, 17076, 41929, 519.
当威尔逊竭力反对大面积社会福利项目、害怕这些项目会将公民变成国家的包袱的时候，进步党的党纲却为了推动社会正义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建议。在一群贫民救济社工作者、劳工改革家、具有进步主义信仰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推动下，进步党的党纲描绘了一幅现代民主制福利国家的蓝图，内容包括妇女选举权，政府对公司企业的监管，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全国性的劳工法和健康法，八小时工作制，适用于所有工人的“生计工资”，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一项全国性的覆盖失业、医疗保健和老年的保障机制，等等。罗斯福把这份党纲称为自内战以来的“最重要的文件”。这份党纲集中了汇入进步运动中的许多不同流派的思想和不同的政治经验。罗斯福当然没有能够赢得选举(尽管当上总统后的威尔逊有时的行动与一个“新国家主义者”别无二致)，但他在1912年的竞选却给了自由一种现代的社会和经济内容，同时也建立起一个政治议程，这个议程将一直成为界定20世纪剩余时期内的政治自由主义161的尺度。Works of Roosevelt, XIX, 37276; Recchiuti, “Origin of American Progressivism,” 27895; Knock, To End All Wars, 23.
事实上，到1916年时，类似赫伯特•克罗利这样的作者正在有意识地重新界定“自由主义”这个颇具神圣意味的词，在过去，它是有限政府和自由放任经济学的简写语，现在被用来描述一种对一个具有社会意识的有为政府的信仰。Stettner, Shaping Modern Liberalism, 13; Ronald D. Rotunda,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Liberalism as Word and Symbol (Iowa City, 1986), 3140.这种定义将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成为“自由主义”这个词的内容。但是，现代自由主义还包含了其他特征，这些特征显然并没有出现在进步时代的政治议程上，如对公民自由的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重视，包括对个人隐私权和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的重视以及对关心少数种族和族裔权利的多元思想等。主流进步主义者急切地想推进社会的团结一致，鼓吹国家政府是民主的象征和代表，他们并没有对这些自由的含义予以重视。这些自由的涵义将起源于另外的地方——即进步时代美国的激进分子和文化反叛者。
162图为1919年在密尔沃基举行的一场美国化运动的表演剧。在剧中，新到的移民与亚伯拉罕•林肯和自由女神像相遇。扮演自由女神的女演员可能是未来的以色列总理戈尔达•梅厄。(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
进步时代的其他立法承认大批妇女在家庭以外的场所工作的事实，但将她们定义为一个依附性群体(类似于孩子)，需要在一些相对男子来说并不必要的方面接受政府的保护。1908年，在马勒诉俄勒冈案的著名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一致支持了妇女最长工时限制法的合宪性。在那份著名的支持俄勒冈州法律的法院诉讼陈述中，路易斯•布兰代斯运用了大量的科学和社会学调查，说明妇女们因为体力和耐力方面都不如男子，长时间的工作对她们来说是相当危险的，与此同时，妇女具有的生育能力赋予州政府正当的理由来干预和管制她们的工作条件。这样，在臭名昭著的洛克纳案否定了一项限制面包坊工人工作时间的州法三年之后，最高法院在契约自由的教条上打开了第一个重要的缺口。但妇女们为之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昂贵：因为在当时，妇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劳工市场和获取大学学位，布兰代斯的陈述和法院的判决加强了原有的偏见，即妇女工人是虚弱的、依附性的，不具备与男人同等的享有经济自由的能力。158到1914年，全国有27个州通过了限制女工工时的法律。Nancy S. Erickson, “Muller v. Oregon Reconsidered: The Origin of a SexBased Doctrine of Liberty of Contract,” Labor History, 30 (Spring 1989), 22850; Strum, Louis D. Brandeis, 114; Susan Lehrer, Origins of Protective Legislation for Women 19051925 (Albany, 1987), 13.
尽管这些涉及母亲权益的改革将性别不平等的内容加入到福利国家的早期基础之中，但使用政府力量来管制工作条件本身就对与自由放任相关的一些思想和推断提出了疑问，也对劳工契约的神圣性提出了挑战。州对劳工市场的管制从家庭开始，但那些基于妇女和儿童需要之上的政府项目与其他的基于所有工人权利之上的项目是同时存在的。尽管并不是所有的改革者都愿意迈出这一步，但将保护妇女的思想扩展开来，推及到要求政府改善男性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保护他们不受失业、老年、健康恶化和工伤引起的残废等变故的影响，应该是不难做到的。布兰代斯自己曾坚持认为，一个定义广泛的社会福利概念构成了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保护下的“自由”的一个部分，政府应该将自己与所有公民的健康状况、收入和未来发展的前景联系起来。约翰•A. 瑞安曾经开出的通过政府行动来建立经济自由的药方，是以保护妇女和儿童为起点的，后来发展到包括争取法律对工会活动的支持、八小时工作制、市政住房工程、公用事业的公有化以及建立一个累进所得税等内容。所有这些措施，他认为，对于在一个工业化社会中“保护个人自由”都是必须的。Gordon, Pitied But Not Entitled, 14781; Mark A. Graber, Transforming Free Speech: The Ambiguous Legacy of Civil Libertarianism (Berkeley, 1991), 120; Broderick, Right Reverend New Dealer, 5760.
布兰代斯与瑞安描绘了一幅不同的福利国家前景，这种前景与“母亲权益”改革者想像中的福利国家不同，它的根源不是来自社会工作传统和对健康母亲的期望，而是基于一种主张普遍享有经济权利的思想，这些经济权利包括有权获取一份小康收入以在被解雇和遭遇工伤时得到一定的保护。这种思想在进步时代也得到了相当有力的支持。到1920年时，几乎所有的州都制定和实施了有关工伤事故赔偿的法律。这项法律成为建立一种更加广泛的社会安全保障计划的楔子。但各州制定的最低工资法和工时限制法却只适用于女工。那种适用于所有人的基本生活标准和工作条件的规定，还得要等到新政到来之后才能实现。Kathryn K. Sklar, “Two Political Cultures in the Pro￣g￣r￣e￣s￣s￣i￣v￣e￣ ￣E￣r￣a￣:￣ ￣T￣h￣e￣ ￣N￣a￣￣t￣i￣o￣n￣a￣l￣ ￣C￣o￣ns￣u￣m￣e￣r￣s￣眨?￣￣L￣e￣a￣g￣u￣e￣ ￣a￣n￣d￣￣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L￣a￣b￣o￣r￣￣ ￣L￣e￣g￣i￣s￣l￣a￣t￣i￣o￣￣n￣,￣”￣ ￣i￣n￣ ￣￣U￣.￣S￣.￣ ￣H￣￣i￣s￣t￣o￣r￣y￣ ￣a￣s￣ ￣￣W￣o￣m￣e￣n￣眨⺳￣ ￣H￣i￣s￣t￣o￣￣r￣y￣:￣ ￣N￣e￣w￣ ￣F￣e￣￣m￣i￣n￣i￣s￣t￣￣ ￣E￣s￣s￣a￣y￣s￣￣,￣ ￣e￣￣d￣.￣,￣ ￣L￣i￣n￣￣d￣a￣ ￣K￣.￣ ￣K￣e￣r￣b￣￣e￣r￣,￣ ￣e￣t￣ ￣a￣￣l￣.￣ ￣(￣C￣h￣a￣p￣e￣l￣ ￣￣H￣ill, 1995), 3662.
进步时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冲撞都集中在被《麦克卢尔杂志》称为“政府与大公司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上，这些思想的交锋在1912年总统竞选中集中表现出来了。这个尤金•V. 德布斯称为“孕育着最崇高的可能性的一年”目睹了一场四雄相争的总统竞选，竞选者包括共和党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前总统但现为进步党候选人的西奥多•罗斯福、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和代表正处于顶峰期的社会主义党的德布斯本人。竞选的辩论变成159了围绕大公司时代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关系的一场深入的全国性大辩论。在政治光谱的一端是塔夫脱总统。他是一个诚信的进步主义者，尽管他在1912年开始强调，只要政府与私人企业家联合起来治理社会问题，经济个人主义仍可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存在下去。处在光谱另一端的是德布斯，他要求彻底改革整个经济结构，以此来推动美国“从工资奴隶制向自由合作制迈进，从资本主义寡头政体向产业民主制迈进”。他是所有候选人中惟一提出这种主张的人。相对来说，支持社会主义党全面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主张的美国人并不是很多，但该党提出的一些近期要求——包括铁路和银行业的公有化、政府对失业者提供救济和帮助、建立短工时和最低工资制的立法以及累进所得税——却集中表现了进步时代具有前瞻性的先锋思想。James Gilbert, Designing the Industrial State: The Intellectual Pursuit of Collectivism in America, 18801940 (Chicago, 1972), 4849; Thomas J. Knock, To End All Wars: Woodrow Wilson and the Quest for a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1992), 15; Fried, Socialism, 39194.
但在1912年真正引起公众注意的是威尔逊与罗斯福之间关于自由的内容和政府在保障自由时的作用的辩论。他们两人在许多问题存有分歧，尤其是在政府权力的危险和经济集中化的不可避免性等问题上；但两人都相信，为了保存个人自由，必须加强政府的功能。尽管他所代表的党对州权和自由放任意识形态坚信不疑，威尔逊本人却对进步主义的思想深信不疑。“当然，我们需要自由，”他在1911年宣称道，“但是，什么是自由呢？”他认为，“那种被许多代人重复进而变得神圣……的旧词语”需要“转换到现实经历中去”。作为新泽西州的州长，他曾经领导了贯彻工人赔偿法和对公用事业和铁路进行管制的活动。但威尔逊在1912年提出的“自由计划”或后来他称之为“新自由”的政策却深深地根植于传统的民主党意识形态之中。他认为，政府是自由的敌人，“自由的历史就是限制政府权力而不是增加其权力的历史。”但威尔逊又说，自由的内涵要比杰斐逊时代更丰富，政府有责任推进自由：“今天的自由决不只意味着个人不受侵犯和干扰。在当代，一个政府的自由计划必须同时也是积极的， 而不仅仅是消极的。”威尔逊在竞选中经常向布兰代斯请教，因而受后者的影响极深。威尔逊坚持认为，自由既是“一个经济思想”， 也是一种政治思想，惟一能使民主党重新焕发活力的途径是将政府从大商业的阴谋下解救出来。只有在非集中化的经济中，自由才会振兴，这样的经济会培育出真正独立的公民，并将政治自治重新交回到地方社区手中——联邦政府则可以通过加强反托拉斯法、160保障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以及积极鼓励小企业家的发展等行动来争取实现这些目标。John W. Davidson, ed., A Crossroads of Freedom: The 1912 Campaign Speechesof Woodrow Wilson (New Haven, 1956), ixx, 39; Woodrow Wilson, The New Freedom (New York, 1913), 284; Arthur S. Link, ed.,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Princeton, 1966), XX, 443, XXV, 99, 124, 228; Urofsky and Levy, eds., Brandeis Letters, II, 635n.
回过头看，威尔逊当年并没有看清现代经济中大公司霸权形式的各种因素。但他看到了集中化经济势力可能与集权化的政治权势联合起来?损害普通公民的利益，他的这种警告无疑是极有先见之明的，尤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即许多进步主义者对政府充满了信赖，认为政府能够在决定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目的的时候扮演一个公正无私的仲裁者的角色。对于罗斯福的支持者来说，威尔逊代表了一个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时代的残余势力，他的计划只是为了满足小商人的需要，但却忽视了专业技术人员、顾客和劳工的利益。李普曼写道，威尔逊的“新自由”意味着“奸商们将没有什么自由，但却没有将国家从狭隘利益之中解放出来，表现了……小竞争者的局限性的眼光。”尽管威尔逊和布兰代斯的言论充满了“对大企业的诅咒”，李普曼却认为，美国真正需要的是坦率地接受大企业的不可避免性及其带来的好处，并辅之以政府对大企业违法行为的积极干预和打击，同时引导社会向追求共同目标的方向发展。李普曼所宣示的正是“新国家主义”的核心思想，这正是罗斯福在1912年提出的区别于威尔逊思想的美国前景。 威尔逊认为，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构成了自由的基础，罗斯福针锋相对地指出，这种观点“在今天的事实中找不到任何一丁点可以支持其成立的内容”。这是一付“把人民拱手送交给大公司任其奴役”的处方，而“大公司的权力只有通过政府权力的扩展和延伸受到钳制”，只有“政府的管制权、控制权和指导权”才能代表“受压迫者的自由”。Davidson, ed., Crossroads of Freedom, 7279, 130; Lippman, Drift and Mastery, 8184; The Works of Theodore Roosevelt, Memorial Edition (24 vols. New York, 192326), XIX, 17076, 41929, 519.
当威尔逊竭力反对大面积社会福利项目、害怕这些项目会将公民变成国家的包袱的时候，进步党的党纲却为了推动社会正义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建议。在一群贫民救济社工作者、劳工改革家、具有进步主义信仰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推动下，进步党的党纲描绘了一幅现代民主制福利国家的蓝图，内容包括妇女选举权，政府对公司企业的监管，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全国性的劳工法和健康法，八小时工作制，适用于所有工人的“生计工资”，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一项全国性的覆盖失业、医疗保健和老年的保障机制，等等。罗斯福把这份党纲称为自内战以来的“最重要的文件”。这份党纲集中了汇入进步运动中的许多不同流派的思想和不同的政治经验。罗斯福当然没有能够赢得选举(尽管当上总统后的威尔逊有时的行动与一个“新国家主义者”别无二致)，但他在1912年的竞选却给了自由一种现代的社会和经济内容，同时也建立起一个政治议程，这个议程将一直成为界定20世纪剩余时期内的政治自由主义161的尺度。Works of Roosevelt, XIX, 37276; Recchiuti, “Origin of American Progressivism,” 27895; Knock, To End All Wars, 23.
事实上，到1916年时，类似赫伯特•克罗利这样的作者正在有意识地重新界定“自由主义”这个颇具神圣意味的词，在过去，它是有限政府和自由放任经济学的简写语，现在被用来描述一种对一个具有社会意识的有为政府的信仰。Stettner, Shaping Modern Liberalism, 13; Ronald D. Rotunda,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Liberalism as Word and Symbol (Iowa City, 1986), 3140.这种定义将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成为“自由主义”这个词的内容。但是，现代自由主义还包含了其他特征，这些特征显然并没有出现在进步时代的政治议程上，如对公民自由的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重视，包括对个人隐私权和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的重视以及对关心少数种族和族裔权利的多元思想等。主流进步主义者急切地想推进社会的团结一致，鼓吹国家政府是民主的象征和代表，他们并没有对这些自由的含义予以重视。这些自由的涵义将起源于另外的地方——即进步时代美国的激进分子和文化反叛者。
162图为1919年在密尔沃基举行的一场美国化运动的表演剧。在剧中，新到的移民与亚伯拉罕•林肯和自由女神像相遇。扮演自由女神的女演员可能是未来的以色列总理戈尔达•梅厄。(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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