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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者：埃里克·方纳 2007-05-29 05:25
表达自由在当今美国人对自由的理解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以致我们很难记得在20世纪初对它的法律保护竟是如此地脆弱。作为一种实践，一位学者曾写道， “真实有效的、法律上可实施的言论自由的权利” 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美国是不存在的。法院很少审理有关言论自由权的案件，即便审理，法官们通常也是赋予各级政府极大的空间来决定什么样的言论具有“坏的倾向”，从而必须予以压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惟一投身于捍卫言论自由权的组织是“自由言论联盟”，它是在1902年由这一时代对言论自由最有影响的学术评论家西奥多•施罗德创建的。施罗德坚信，绝对的言论自由对个人在生活各个领域的自主来说，都是一种必要的补充。尽管他满怀激情捍卫所有政治内容的言论自由，但在法律上却没有打几场胜仗。当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小泽卡赖亚•查菲动手写作他那部里程碑式的研究著作《言论自由》(1920年)时，他翻遍了所有的法院文献，但是找不到有关言论自由的法理学传统。
活泼有力的公共辩论自然是民主政治的一个传统特征。但与这种辩论同时存在的却是对那些所谓过激或淫秽下流的言论的严厉限制。第一条宪法修正案当时并不被看作是美国自由的基石。权利法案50周年和100周年纪念日(分别在1841和1891年)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164 直到20世纪，在最高法院开始将权利法案“纳入”(即要求各州遵循它的规定)之前，权利法案对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没有留下什么影响或痕迹。Geoffrey R. Stone, “Reflections on the First Amendment: The Evolution of theAmerican Jurisprudence of Free Expression,”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31 (September 1987), 25152; Samuel Walker, In Defense of American Liberties: A History of the ACLU (New York, 1990), 2229; Paul L. Murphy, World War I
and the Origin of Civil Libe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79), 17, 3236; David M. Rabban, Free Speech in Its Forgotten Years 18701920 (New York, 1997); Linda C. Reilly, “The Meaning of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Press in the Progressive Era: Historical Roots of Modern First Amendment Theor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Utah, 1986, 26883, 34445; Zechariah Chaffee, Freedom of Speech (New York, 1920).
① John W. Wertheimer, “FreeSpeech Fights: The Roots of Modern FreeExpression Litig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2, 313, 112.
② James G. Pope, “Labor誷 Constitution of Freedom,” Yale Law Journal, 106 (January 1997), 94244, 967; Rudolph J.R. Peritz, Competition Policy in America 18881992(New York, 1996), 101; Jerold S. Auerback, Labor and Liberty: The La Follette Committee and the New Deal (Indianapolis, 1966), 1415. 1900至1915年间，相对上一个世纪来说，更多的言论自由案件被递交到法院审理。诉讼者包括那些想躲避政府有关规定的广告制作者和要求取消地方审查制度的初出茅庐的电影制作者。①但真正使言论自由成为有影响的公共问题的却是工人们争取罢工权的斗争、社会主义者和激进劳工领袖对禁止露天公开演讲规定的反对以及由文化现代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发动和参加的要求终止对“淫秽下流”品进行大范围管制的斗争。一般来说，法院对这些要求持否定的态度。但这些斗争却为在公民自由作为20世纪美国自由的一个中心内容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进步时代的州法院通常在劳资冲突时发出禁令，禁止罢工者发表演讲、组织纠察线或散发有关文字材料。如同当年的废奴主义者，劳工运动也发展出一部“自由的宪法”。这是一种不同的法律观，它以自由的名义，要求得到集会、组织和罢工的权利。事实上，也有许多州颁布法律，对反劳工的强制令的范围加以限制，但它们大部分都被法院宣布为非法。1912年国会工业关系委员会的调查显示，在许多工业社区，公民自由处于一种极为糟糕的状态；在工厂私人警察队伍使用武力的威胁下或地方官员的压制下，工会组织者往往被禁止进行公开、自由的演讲。“我不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或享受到了公民自由，”劳工运动的律师克莱伦斯•达罗这样告诉国会工业关系委员会说。②
除了反对罢工禁令之外，世界产业工人协会(IWW)争取公共场合表达意见的权利的斗争，也为言论自由的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世界产业工人协会一方面是一个工会组织，另一方面也是工人革命运动的鼓吹者；它提倡工人们行动起来，夺取生产资料，废除国家机器。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希望把那些流动工人、新移民以及那些被现存工会组织排斥在外的少数民族工人组织动员起来。世界产业工人协会没有会议厅，它的组织者只能利用街头巷尾的集会来传播信息，争取支持者。针对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行动，洛杉矶、斯波坎、丹佛以及其他一连串城市的官员下令禁止或限制露天集会。激进劳工领袖伊莉莎白•格利•弗林的讲话表达了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反应。她说，在“自由的美国”政府官员不能要求那些在公共场合演讲的人“交出一份我们思想的时间表，来由官方批准”。
为了唤起公共的支持，世界产业工人协会有意公开违背禁止公开演讲的地方法律，他们的成员使地方监狱人满为患。有的时候，遭到监禁的人还会遇到赤裸裸的暴力迫害；在斯波坎，受到监禁的有三人死亡，数百人不得不送到医院治疗，他们都是因为违反了一项要求演讲内容165得到事先批准的法律而遭到监禁的。但是时间最长、最血腥同时也是报道最多的一场战斗是1911年发生在圣地亚哥的斗争，当时当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成员因违反一项在市中心禁止公开演讲的法律而遭逮捕后，官方把世界产业工人协会成员交给一个私人治安组织去处置和惩罚。如同80年前的废奴主义者一样，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行动和斗争成功地引发了一场围绕公共演讲的界限问题而展开的广泛公共辩论。在所有的有关言论自由的战斗中，世界产业工人协会最终迫使地方官员缴械投降。“不管人们是否赞同或反对它的方法和目标，”一位新闻记者写道，“所有的热爱自由的人们都应感激这个组织(指世界产业工人协会。——译者)，是它保持了自由的火焰永远不熄灭。”Philip S. Foner, ed., Fellow Workers and Friends: I.W.W. FreeSpeech Fights as Told by Participants (Westport, 1981), 1214, 20, 53 (Flynn), 134, 198; Reilly, “Meaning of Freedom of Speech,” 16782; Melvyn Dubofsky, We Shall Be All: A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New York, 1969).
劳工运动对表达自由和使用公共空间的要求充分暴露了进步时代美国在“Metamorfosi”，取自1909年1月25日的一个名为《国际》的意大利裔美国人杂志。这幅漫画有鉴于美国政府镇压无政府主义者运动，将自由女神像转变成一个气势汹汹的西奥多•罗斯福。(Immigration History Research Center,Collection of Rudolph J•Vecoli)
言论自由方面的局限性，在这方面，在影响上仅次于劳工运动的，166是对反对管制淫秽材料——尤其是争取传播和散发有关计划生育的信息的权利——的战斗。对性问题的公开讨论，与一个自我意识感强烈的激进反叛群体的兴起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通过对传统道德观的挑战而提出的言论自由问题，却远远地超出这种挑战本身的范围，为个人自由的内容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
人们经常讲述一战前格林威治村和旧金山、芝加哥以及其他城市的类似地方的故事。在蓬勃兴起的实验剧场、讨论俱乐部、艺术展廊及小型杂志的活动中，一个“诗意左派”得以降生，它充满自信地声称，它要将人类精神从19世纪的传统和偏见中解放出来。这个时代的象征之一是伊莎多拉•邓肯，她从加利福尼亚带来了一种极富表现力的新的舞蹈形式，这种舞蹈动作的基础是身体的一种自由运动，完全摆脱了传统的舞蹈技巧和服饰的限制。在女继承人梅布尔•道奇的纽约客厅中举行的著名沙龙中，一群非常出色的激进派人士——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进步改革家、女权主义者和艺术家——聚在一起，情绪激烈而冲动地讨论着劳工冲突、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和性革命等话题。看上去，杜威所称的“自由探索的社区”在这里最终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尽管进步主义者经常光顾道奇沙龙，但在诗意左派竭力推崇的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与进步主义者坚信的秩序和效率之间，显然存在巨大的沟壑。“我们住在华盛顿广场，我们是自由的，”约翰•里德的一首诗这样宣称道。诗意左派把自由看成是他们的社会观的关键。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把言论自由提高到自由语言的中心位置，并将其从一种不受阻挠地进行政治辩论的权利扩展为一种不受政府限制的、对经济、艺术和性等问题自由地表达意见的权利要求。Edward Abrahams, The Lyrical Left: Randolph Bourne, Alfred Stieglitz 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Radicalism in America (Charlottesville, 1986), ixxii, 28; Ann Daly, Done into Dance: Isadora Duncan in America (Bloomington, 1995); Ronald Steel, Walter Lippman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Boston, 1980), 51; Casey Blake, Beloved Community: The Cultural Criticism of Randolph Bourne, Van Wyck Brooks, Waldo Frank, and Lewis Mumford (Chapel Hill, 1990), 25, 5152, 87; Christine Stansell, American Moderns: Sex, Art and Radicalism, 18901919 (New York, 1999).
活泼有力的公共辩论自然是民主政治的一个传统特征。但与这种辩论同时存在的却是对那些所谓过激或淫秽下流的言论的严厉限制。第一条宪法修正案当时并不被看作是美国自由的基石。权利法案50周年和100周年纪念日(分别在1841和1891年)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164 直到20世纪，在最高法院开始将权利法案“纳入”(即要求各州遵循它的规定)之前，权利法案对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没有留下什么影响或痕迹。Geoffrey R. Stone, “Reflections on the First Amendment: The Evolution of theAmerican Jurisprudence of Free Expression,”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31 (September 1987), 25152; Samuel Walker, In Defense of American Liberties: A History of the ACLU (New York, 1990), 2229; Paul L. Murphy, World War I
and the Origin of Civil Libe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79), 17, 3236; David M. Rabban, Free Speech in Its Forgotten Years 18701920 (New York, 1997); Linda C. Reilly, “The Meaning of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Press in the Progressive Era: Historical Roots of Modern First Amendment Theor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Utah, 1986, 26883, 34445; Zechariah Chaffee, Freedom of Speech (New York, 1920).
① John W. Wertheimer, “FreeSpeech Fights: The Roots of Modern FreeExpression Litig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2, 313, 112.
② James G. Pope, “Labor誷 Constitution of Freedom,” Yale Law Journal, 106 (January 1997), 94244, 967; Rudolph J.R. Peritz, Competition Policy in America 18881992(New York, 1996), 101; Jerold S. Auerback, Labor and Liberty: The La Follette Committee and the New Deal (Indianapolis, 1966), 1415. 1900至1915年间，相对上一个世纪来说，更多的言论自由案件被递交到法院审理。诉讼者包括那些想躲避政府有关规定的广告制作者和要求取消地方审查制度的初出茅庐的电影制作者。①但真正使言论自由成为有影响的公共问题的却是工人们争取罢工权的斗争、社会主义者和激进劳工领袖对禁止露天公开演讲规定的反对以及由文化现代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发动和参加的要求终止对“淫秽下流”品进行大范围管制的斗争。一般来说，法院对这些要求持否定的态度。但这些斗争却为在公民自由作为20世纪美国自由的一个中心内容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进步时代的州法院通常在劳资冲突时发出禁令，禁止罢工者发表演讲、组织纠察线或散发有关文字材料。如同当年的废奴主义者，劳工运动也发展出一部“自由的宪法”。这是一种不同的法律观，它以自由的名义，要求得到集会、组织和罢工的权利。事实上，也有许多州颁布法律，对反劳工的强制令的范围加以限制，但它们大部分都被法院宣布为非法。1912年国会工业关系委员会的调查显示，在许多工业社区，公民自由处于一种极为糟糕的状态；在工厂私人警察队伍使用武力的威胁下或地方官员的压制下，工会组织者往往被禁止进行公开、自由的演讲。“我不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或享受到了公民自由，”劳工运动的律师克莱伦斯•达罗这样告诉国会工业关系委员会说。②
除了反对罢工禁令之外，世界产业工人协会(IWW)争取公共场合表达意见的权利的斗争，也为言论自由的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世界产业工人协会一方面是一个工会组织，另一方面也是工人革命运动的鼓吹者；它提倡工人们行动起来，夺取生产资料，废除国家机器。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希望把那些流动工人、新移民以及那些被现存工会组织排斥在外的少数民族工人组织动员起来。世界产业工人协会没有会议厅，它的组织者只能利用街头巷尾的集会来传播信息，争取支持者。针对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行动，洛杉矶、斯波坎、丹佛以及其他一连串城市的官员下令禁止或限制露天集会。激进劳工领袖伊莉莎白•格利•弗林的讲话表达了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反应。她说，在“自由的美国”政府官员不能要求那些在公共场合演讲的人“交出一份我们思想的时间表，来由官方批准”。
为了唤起公共的支持，世界产业工人协会有意公开违背禁止公开演讲的地方法律，他们的成员使地方监狱人满为患。有的时候，遭到监禁的人还会遇到赤裸裸的暴力迫害；在斯波坎，受到监禁的有三人死亡，数百人不得不送到医院治疗，他们都是因为违反了一项要求演讲内容165得到事先批准的法律而遭到监禁的。但是时间最长、最血腥同时也是报道最多的一场战斗是1911年发生在圣地亚哥的斗争，当时当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成员因违反一项在市中心禁止公开演讲的法律而遭逮捕后，官方把世界产业工人协会成员交给一个私人治安组织去处置和惩罚。如同80年前的废奴主义者一样，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行动和斗争成功地引发了一场围绕公共演讲的界限问题而展开的广泛公共辩论。在所有的有关言论自由的战斗中，世界产业工人协会最终迫使地方官员缴械投降。“不管人们是否赞同或反对它的方法和目标，”一位新闻记者写道，“所有的热爱自由的人们都应感激这个组织(指世界产业工人协会。——译者)，是它保持了自由的火焰永远不熄灭。”Philip S. Foner, ed., Fellow Workers and Friends: I.W.W. FreeSpeech Fights as Told by Participants (Westport, 1981), 1214, 20, 53 (Flynn), 134, 198; Reilly, “Meaning of Freedom of Speech,” 16782; Melvyn Dubofsky, We Shall Be All: A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New York, 1969).
劳工运动对表达自由和使用公共空间的要求充分暴露了进步时代美国在“Metamorfosi”，取自1909年1月25日的一个名为《国际》的意大利裔美国人杂志。这幅漫画有鉴于美国政府镇压无政府主义者运动，将自由女神像转变成一个气势汹汹的西奥多•罗斯福。(Immigration History Research Center,Collection of Rudolph J•Vecoli)
言论自由方面的局限性，在这方面，在影响上仅次于劳工运动的，166是对反对管制淫秽材料——尤其是争取传播和散发有关计划生育的信息的权利——的战斗。对性问题的公开讨论，与一个自我意识感强烈的激进反叛群体的兴起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通过对传统道德观的挑战而提出的言论自由问题，却远远地超出这种挑战本身的范围，为个人自由的内容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
人们经常讲述一战前格林威治村和旧金山、芝加哥以及其他城市的类似地方的故事。在蓬勃兴起的实验剧场、讨论俱乐部、艺术展廊及小型杂志的活动中，一个“诗意左派”得以降生，它充满自信地声称，它要将人类精神从19世纪的传统和偏见中解放出来。这个时代的象征之一是伊莎多拉•邓肯，她从加利福尼亚带来了一种极富表现力的新的舞蹈形式，这种舞蹈动作的基础是身体的一种自由运动，完全摆脱了传统的舞蹈技巧和服饰的限制。在女继承人梅布尔•道奇的纽约客厅中举行的著名沙龙中，一群非常出色的激进派人士——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进步改革家、女权主义者和艺术家——聚在一起，情绪激烈而冲动地讨论着劳工冲突、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和性革命等话题。看上去，杜威所称的“自由探索的社区”在这里最终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尽管进步主义者经常光顾道奇沙龙，但在诗意左派竭力推崇的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与进步主义者坚信的秩序和效率之间，显然存在巨大的沟壑。“我们住在华盛顿广场，我们是自由的，”约翰•里德的一首诗这样宣称道。诗意左派把自由看成是他们的社会观的关键。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把言论自由提高到自由语言的中心位置，并将其从一种不受阻挠地进行政治辩论的权利扩展为一种不受政府限制的、对经济、艺术和性等问题自由地表达意见的权利要求。Edward Abrahams, The Lyrical Left: Randolph Bourne, Alfred Stieglitz 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Radicalism in America (Charlottesville, 1986), ixxii, 28; Ann Daly, Done into Dance: Isadora Duncan in America (Bloomington, 1995); Ronald Steel, Walter Lippman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Boston, 1980), 51; Casey Blake, Beloved Community: The Cultural Criticism of Randolph Bourne, Van Wyck Brooks, Waldo Frank, and Lewis Mumford (Chapel Hill, 1990), 25, 5152, 87; Christine Stansell, American Moderns: Sex, Art and Radicalism, 18901919 (New York,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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