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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者：埃里克·方纳 2007-05-29 05:25
在进步时代，如同新闻记者威廉•M. 里迪的谐语所称，“性的钟声”在美国敲响了。那些从前仅限于私下交谈的、涉及隐秘的私人关系的话题突然在大众读物上和公共辩论中暴露出来。新一代妇女采用了刚刚形成的“女权主义”的名称，以表达她们对更大范围的自主的要求；对她们来说，自由的性表现和在生育问题的自由选择，是妇女解放的关键内容。女权主义，一位年青的妇女写道，有两个“主导性的思想：那就是既要解放作为人的妇女，也要解放作为性的妇女”。克利斯特尔•伊斯门解释说，“妇女们真正追求的东西”是“自由”。对伊斯门来说，自由的内容远远超出投票权，超出“工业自由”，它包括“感情上的自由”和性方面的自决权。Leslie Fishbein, Rebels in Bohemia: The Radicals of “The Masses” (Chapel Hill, 1982), 7481; Nancy F. Cott, The Grounding of Modern Feminism (New Haven, 1987), 38, 3549, 18693; Blanche W. Cook, ed., Crystal Eastman on Women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1978), 53.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格林威治村成为了性自由实验的一个中心。它那种极为宽容的气氛吸引了许多人，其中167也包括许多同性恋者。有组织的争取同性恋权利的事还要等到遥远的将来才会发生，但在20世纪20年代里，由于同性恋者的茶馆、地下酒吧和舞厅的存在，同性恋社区成为格林威治村名声和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新的性道德规范远远流传到文化反叛者的圈子之外，在这个时代里受到广泛报道的、自食其力的年轻未婚女性中也十分流行，这些年轻女性把性自由当成她们经常宣称的个人独立的标志。但是没有其他任何因素比大量妇女进入劳工市场这一现实更为坚决彻底地推动了对传统的性观念和性规范的挑战。这些劳动妇女的出现，强化了妇女要求拥有生育控制权的重要性，这种要求对战前女权主义和不断增长的对言论自由受到限制的认识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George Chauncey, “LongHaired Men and ShortHaired Women: Building a Gay World in the Heart of Bohemia,” in Greenwich Village: Culture and Counterculture, ed. Rick Beard and Leslie C. Berlowitz (New Brunswick, 1993), 15158; Caroline F. Ware, Greenwich Village 19201930 (Boston, 1935), 23540; Linda Gordon, Woman誷 Body, Woman誷 Right (New York, 1976), 203; John D誆milio and Estelle B. Freedman, Intimate Matter: A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America (New York, 1988), 19497, 22629.
事实上，生育控制权的问题赋予新的性道德规范一种政治表述，将那些公开的妇女权利提倡者与那些被克利斯特尔•伊斯门称为“数百万无意识的女权主义者”的女性联合起来了，后者时常企图把性与生育问题分开对待。在19世纪，“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通常指一个人拒绝性要求和侵犯的能力，拒绝的内容包括来自丈夫方面的类似举止。此刻，这个概念意味着妇女有权享受积极的性生活，而不用担心必须要承担生儿育女的后果。对新女权主义者来说，如伊斯门写道的，除非妇女们“知道如何控制她们家庭规模的大小”，“任何其他种类的妇女自由，都是不可企及和不可实现的。”埃玛•戈德曼是这个时代最不知疲倦的演说家(她曾周游全国进行演说，从主张无政府主义到呼吁人们对同性恋采取更为理解和宽容的态度等)。她在关于妇女权利的演说中，经常谈到生育控制权，她同时还散发详细介绍各种避孕方法的材料。戈德曼毫不妥协地坚持“不受限制的表达自由”以及“爱情自由和做母亲的自由”的观点，为此她经常遭遇到法律上的麻烦。据一个统计，她曾因发表煽动性的或“淫秽性”的言论或纯粹为了阻止她发表演说的原因，而被逮捕过40多次。D?Emilio and Freedman, Intimate Matter, 231, Cook, ed., Crystal Eastman, 47, 56; Gordon, Woman誷 Body, 95106; Richard Drinnon, Rebel in Paradise: A Biography of Emma Goldman (Boston, 1961), 12140; Alice Wexler, Emma Goldman: An Intimate Life (New York, 1984), 20915; Mark A. Graber, Transforming Free Speech: The Ambiguous Legacy of Civil Libertarianism (Berkeley, 1991), 5354.
但是，在将生育控制问题变为新女权主义中心方面做得最多的是玛格丽特•桑格。桑格出生在一个爱尔兰裔美国家庭，是家中11个孩子中的一个。她对那种将避孕方法和信息视为“淫秽”品而加以禁止的法律提出了直接的挑战。在外表上，桑格属于纽约文化反叛群体的左翼，她的斗争与激进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1911年，她在纽约一家社会主义者的报纸《呼唤》上开辟了一个性教育专栏，取名为“姑娘须知”。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的公共检查官安东尼•科姆斯托克有一次下令，禁止一期《召唤》不能从邮局寄送，因为这期报纸中包含了一个讨论性病的专栏。随后一个星期，《召唤》刊登了一个168空白的专栏，只是留下了标题：“姑娘应该知道什么？—— 根据美国邮政总局的命令：什么也不必知道”。
到1914年，无畏的桑格在她自己的期刊《妇女叛逆者》上公开刊登节制生育方法的广告。“自由”是桑格的关键词。“一个不能拥有和控制自己身体的女人，”她宣称说，“不能称自己是自由的……只有当一个女人能够有意识地选择她是否要做母亲时，她才能把自己称为是自由的人。”因为她通过邮局寄送所谓的淫秽材料(这项罪名最高可被处罚45年的监禁)，桑格被控触犯了科姆斯托克法而被定罪，她后来逃奔去了英国。当她于1915年返回美国时，对她的指控被取消了，桑格随即开始了一次遍及全国的巡回演讲，这场演讲使她的名字成了早期控制生育运动的同义词。1916年，她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工人阶级居住区里开了一个诊所，在那里向贫穷的意大利和犹太妇女们散发有关避孕知识的材料，为此她被监禁了一个月。进步主义者都不出来为她辩护，但桑格却在激进知识分子中成了英雄。一时间，控制生育和言论自由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使激进劳工领袖、文化现代派分子和女权主义者之间的力量交汇一处。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党散发了桑格的作品。尤金• V. 德布斯对她的行动也表示了坚决的支持。Ellen Chesler, Woman of Valor: Margaret Sanger and the Birth Control Move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1992), 5658, 97150; Gordon, Woman誷 Body, 20711, 22930; Linda R. Monk, ed., Ordinary Americans: U.S. History Through the Eyes of Everyday People (Alexandria, 1994), 7677.
如同世界产业工人协会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和戈德曼持续不断的争取演讲权的斗争一样，桑格的事业是进步时代非常丰富的不同政见历史的一部分，这部历史帮助公众舆论意识到，地方和联邦有关淫秽物的立法如何使言论表达的自由变得一钱不值了。但是，真正使公民自由成为一个主要的公共问题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产生了进步主义者长期希望的一个具有强大权威的、有目的的联邦政府。这个政府的行动及其政策所释放出来的大众性狂热，不仅毁掉了进步主义时代的改革激情，也将公民自由推到关于美国自由问题讨论的前沿。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自由的危机
在回顾美国对欧洲战争的参与时，伦道夫•伯恩尼总结出这场卷入的教训：“战争意味着国家的兴盛。”美国卷入战争在伯恩尼看来是一种危险，但对大多数进步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黄金机会。他们认为，战争给美国带来了一种机会，美国可借此对社会做一次理性的整顿，向全民灌输一种国家团结和公民自我奉献的精神，赋予劳资关系以正义的内容。与此同时，美国可通过战争向全球范围传播进步主义价值观的可能性更增加了战争的吸引力。 169 几乎所有的进步主义知识分子和改革家们，与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劳工领袖们一起，加入了支持这场被威尔逊总统在1917年称为“使民主生活在更为安全的世界上”的战争。战争支持者的名单上包括了约翰•杜威这样的知识分子、沃尔特•李普曼和赫伯特•克罗利这样的新闻记者、劳联领袖塞缪尔•冈波斯以及重要的女权主义社会改革家珍妮•亚当斯、弗罗伦斯•凯利和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等。杜威在《新共和国》杂志撰文，要求进步主义者要看到“战争的社会可能性”。他写道，战争的危机为“将科学更有意识地和更广泛地运用于共同的目的”，为打击美国国内存在的“权力分配上的极大的不平等”现象，带来了希望，所以，战争是“有效自由”的基础。Randolph Bourne, The Radical Will: Selected Writings 19111918, ed. Olaf Hansen (New York, 1977), 359; Thomas J. Knock, To End All Wars: Woodrow Wilson and the Quest for a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1992), viiix; Steel, Walter Lippmann, 11415; Eldon J. Eisenach, The Lost Promise of Progressivism (Lawrence, 1994), 24952; Blake, Beloved Community, 159; Robert Westbrook, 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Ithaca, 1991), 23637; David M. Kennedy, Over Here: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American Society (New York, 1980), 50.
如同在内战时期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创造了一个生命虽然短暂但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和行政能力的国家政府。战时工业委员会主持国家的制造业，同时负责满足大众的“合理消费模式”的口味。战时劳工委员会调解劳资纠纷。食品服务管理局对农场主给予现代农业技术的指导，推广了高效率的准备餐食的方法。但是，一旦战争结束，战时国家的威力迅速减弱。但是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联邦政府好像已经准备全力以赴，去完成那些由进步主义者制定的、促进社会重建和经济正义的任务。Kennedy, Over Here, 12638, 26774; Alan Dawley, Struggles for Justic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Liberal State (Cambridge, MA, 1991), 194207; Steven J. Diner, A Very Different Age: Americans of the Progressive Era (New York, 1998), 23446.
在内战期间，动员公众舆论支持战争的任务是由私人团体和组织——如联邦同盟、忠诚出版协会等——来担当的。但威尔逊政府却认为，爱国主义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不能交由私人事业去承办。美国参战受到了来自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党的反对(社会主义党1917年的党代表大会谴责美国参战宣言是“反对美国人民的一种犯罪”)，同时也遭到许多爱尔兰裔和德国裔美国人的反对。在这些群体之外，许多人也对民主的美国是否应卷入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持有怀疑态度。1917年4月，在美国对德国宣战之后不久，威尔逊政府建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CPI)，其功能是，如委员会主持人乔治•克里尔所说，向美国人民和世界解释“美国为何被迫拿起枪来保卫自己的自由和自由体制”的原因。
在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召唤下，大批的学者、新闻记者、艺术家和广告制作者制作了一大批支持战争的宣传品，他们使用了从小册子(一共印制了7500万份)到宣传画、报纸广告和电影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介。公共信息委员会还培训七万五千多名“四分钟人”，并将他们送到全国各地，在各地的电影院、学校和其他公共场所为听众作标准统一的演讲(有些时候这些演讲是用意大利语、意第绪语或其他移民语言进行的)。170美国一些最杰出优秀的历史学家按照政府规定的具体要求，写出宣传册子，向公众解释卢梭、奥利弗•克伦威尔和托马斯•杰斐逊共同拥有的“共同原则”是什么，以此来说明法－英－美同盟的历史基础。用年轻的埃德华•伯奈斯的话来说，从未有过任何联邦政府机构像公共信息委员会这样“有意识地同时又极为聪明地操纵组织化了的大众习惯和民意”。伯奈斯当时是克里尔班子中的成员，他后来开创了现代公共关系的专业领域。Alfred Fried, ed., Socialism in America (Garden City, NY, 1970), 52127; Complete Report of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Washington, DC, 1920), 2; James R. Mock and Cedric Larson, Words That Won the War: The Story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19171919 (Princeton, 1939), 57, 11325, 15866, 183; George T. Blakey, Historians on the Homefront: American Propagandists for the Great War (Lexington, 1970), 34, 1635; Bernays in Michael Kazin, The Populist Persuasion (New York, 1995), 6970.
自由的理想看上去是需要一个对立面的，所以公共信息委员会就把德国皇帝，或更笼统一点说，把整个德国民族和人民当成了对立面。政府宣传极力煽动对战争对手的仇恨，将德国描绘成一个由野蛮的德国佬组成的国家。但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还是由一种比较正面的进步主义语言来包装的，这种语言强调社会合作和扩大民主。在海外，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强调基于民族自决原则之上的和平；在国内，则强调保卫和推动民主。作为一个进步时期的新闻记者，克里尔相信战争将加速推进进步运动，解决“贫困、不平等、压迫和不幸福等古老的问题”。公共信息委员会的相当一部分工作在于说服劳工和新移民接受“我们对民主和正义的追求首先从国内开始”的说辞。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曾警告说，只是简单地将德国的独裁体制和美国的民主体制进行对比并不一定能打动听众。克里尔对此深有体会，因为“当你给他讲我们的自由理想，他却想到美国对劳工赤裸裸的剥削……和贫富之间存在的那种令人感到极为荒唐可笑的差距”。公共信息委员会散发的宣传小册子勾画了一幅和平时期的社会秩序的图画，这个秩序的基础是“工业民主”，实行“一视同仁的八小时工作制”，并保证所有人的生计工资。至战争结束时，美国人普遍认为，赫伯特•胡佛所称的“一个新的工业秩序”即将在美国出现。Mock and Larson, Words That Won the War, 67, 19098, 211; Stephen Vaughan, Holding Fast the Inner Lines: Democracy, Nationalism, and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hapel Hill, 1980), 56, 2435, 56;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New York, 1988), 129; David Montgomery,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Labor: The Workplace, the State, and American Labor Activism, 18651925 (New York, 1987), 41718; Steven Fraser, Labor Will Rule: Sidney Hillman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Labor (New York, 1991), 12328.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格林威治村成为了性自由实验的一个中心。它那种极为宽容的气氛吸引了许多人，其中167也包括许多同性恋者。有组织的争取同性恋权利的事还要等到遥远的将来才会发生，但在20世纪20年代里，由于同性恋者的茶馆、地下酒吧和舞厅的存在，同性恋社区成为格林威治村名声和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新的性道德规范远远流传到文化反叛者的圈子之外，在这个时代里受到广泛报道的、自食其力的年轻未婚女性中也十分流行，这些年轻女性把性自由当成她们经常宣称的个人独立的标志。但是没有其他任何因素比大量妇女进入劳工市场这一现实更为坚决彻底地推动了对传统的性观念和性规范的挑战。这些劳动妇女的出现，强化了妇女要求拥有生育控制权的重要性，这种要求对战前女权主义和不断增长的对言论自由受到限制的认识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George Chauncey, “LongHaired Men and ShortHaired Women: Building a Gay World in the Heart of Bohemia,” in Greenwich Village: Culture and Counterculture, ed. Rick Beard and Leslie C. Berlowitz (New Brunswick, 1993), 15158; Caroline F. Ware, Greenwich Village 19201930 (Boston, 1935), 23540; Linda Gordon, Woman誷 Body, Woman誷 Right (New York, 1976), 203; John D誆milio and Estelle B. Freedman, Intimate Matter: A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America (New York, 1988), 19497, 22629.
事实上，生育控制权的问题赋予新的性道德规范一种政治表述，将那些公开的妇女权利提倡者与那些被克利斯特尔•伊斯门称为“数百万无意识的女权主义者”的女性联合起来了，后者时常企图把性与生育问题分开对待。在19世纪，“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通常指一个人拒绝性要求和侵犯的能力，拒绝的内容包括来自丈夫方面的类似举止。此刻，这个概念意味着妇女有权享受积极的性生活，而不用担心必须要承担生儿育女的后果。对新女权主义者来说，如伊斯门写道的，除非妇女们“知道如何控制她们家庭规模的大小”，“任何其他种类的妇女自由，都是不可企及和不可实现的。”埃玛•戈德曼是这个时代最不知疲倦的演说家(她曾周游全国进行演说，从主张无政府主义到呼吁人们对同性恋采取更为理解和宽容的态度等)。她在关于妇女权利的演说中，经常谈到生育控制权，她同时还散发详细介绍各种避孕方法的材料。戈德曼毫不妥协地坚持“不受限制的表达自由”以及“爱情自由和做母亲的自由”的观点，为此她经常遭遇到法律上的麻烦。据一个统计，她曾因发表煽动性的或“淫秽性”的言论或纯粹为了阻止她发表演说的原因，而被逮捕过40多次。D?Emilio and Freedman, Intimate Matter, 231, Cook, ed., Crystal Eastman, 47, 56; Gordon, Woman誷 Body, 95106; Richard Drinnon, Rebel in Paradise: A Biography of Emma Goldman (Boston, 1961), 12140; Alice Wexler, Emma Goldman: An Intimate Life (New York, 1984), 20915; Mark A. Graber, Transforming Free Speech: The Ambiguous Legacy of Civil Libertarianism (Berkeley, 1991), 5354.
但是，在将生育控制问题变为新女权主义中心方面做得最多的是玛格丽特•桑格。桑格出生在一个爱尔兰裔美国家庭，是家中11个孩子中的一个。她对那种将避孕方法和信息视为“淫秽”品而加以禁止的法律提出了直接的挑战。在外表上，桑格属于纽约文化反叛群体的左翼，她的斗争与激进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1911年，她在纽约一家社会主义者的报纸《呼唤》上开辟了一个性教育专栏，取名为“姑娘须知”。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的公共检查官安东尼•科姆斯托克有一次下令，禁止一期《召唤》不能从邮局寄送，因为这期报纸中包含了一个讨论性病的专栏。随后一个星期，《召唤》刊登了一个168空白的专栏，只是留下了标题：“姑娘应该知道什么？—— 根据美国邮政总局的命令：什么也不必知道”。
到1914年，无畏的桑格在她自己的期刊《妇女叛逆者》上公开刊登节制生育方法的广告。“自由”是桑格的关键词。“一个不能拥有和控制自己身体的女人，”她宣称说，“不能称自己是自由的……只有当一个女人能够有意识地选择她是否要做母亲时，她才能把自己称为是自由的人。”因为她通过邮局寄送所谓的淫秽材料(这项罪名最高可被处罚45年的监禁)，桑格被控触犯了科姆斯托克法而被定罪，她后来逃奔去了英国。当她于1915年返回美国时，对她的指控被取消了，桑格随即开始了一次遍及全国的巡回演讲，这场演讲使她的名字成了早期控制生育运动的同义词。1916年，她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工人阶级居住区里开了一个诊所，在那里向贫穷的意大利和犹太妇女们散发有关避孕知识的材料，为此她被监禁了一个月。进步主义者都不出来为她辩护，但桑格却在激进知识分子中成了英雄。一时间，控制生育和言论自由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使激进劳工领袖、文化现代派分子和女权主义者之间的力量交汇一处。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党散发了桑格的作品。尤金• V. 德布斯对她的行动也表示了坚决的支持。Ellen Chesler, Woman of Valor: Margaret Sanger and the Birth Control Move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1992), 5658, 97150; Gordon, Woman誷 Body, 20711, 22930; Linda R. Monk, ed., Ordinary Americans: U.S. History Through the Eyes of Everyday People (Alexandria, 1994), 7677.
如同世界产业工人协会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和戈德曼持续不断的争取演讲权的斗争一样，桑格的事业是进步时代非常丰富的不同政见历史的一部分，这部历史帮助公众舆论意识到，地方和联邦有关淫秽物的立法如何使言论表达的自由变得一钱不值了。但是，真正使公民自由成为一个主要的公共问题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产生了进步主义者长期希望的一个具有强大权威的、有目的的联邦政府。这个政府的行动及其政策所释放出来的大众性狂热，不仅毁掉了进步主义时代的改革激情，也将公民自由推到关于美国自由问题讨论的前沿。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自由的危机
在回顾美国对欧洲战争的参与时，伦道夫•伯恩尼总结出这场卷入的教训：“战争意味着国家的兴盛。”美国卷入战争在伯恩尼看来是一种危险，但对大多数进步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黄金机会。他们认为，战争给美国带来了一种机会，美国可借此对社会做一次理性的整顿，向全民灌输一种国家团结和公民自我奉献的精神，赋予劳资关系以正义的内容。与此同时，美国可通过战争向全球范围传播进步主义价值观的可能性更增加了战争的吸引力。 169 几乎所有的进步主义知识分子和改革家们，与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劳工领袖们一起，加入了支持这场被威尔逊总统在1917年称为“使民主生活在更为安全的世界上”的战争。战争支持者的名单上包括了约翰•杜威这样的知识分子、沃尔特•李普曼和赫伯特•克罗利这样的新闻记者、劳联领袖塞缪尔•冈波斯以及重要的女权主义社会改革家珍妮•亚当斯、弗罗伦斯•凯利和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等。杜威在《新共和国》杂志撰文，要求进步主义者要看到“战争的社会可能性”。他写道，战争的危机为“将科学更有意识地和更广泛地运用于共同的目的”，为打击美国国内存在的“权力分配上的极大的不平等”现象，带来了希望，所以，战争是“有效自由”的基础。Randolph Bourne, The Radical Will: Selected Writings 19111918, ed. Olaf Hansen (New York, 1977), 359; Thomas J. Knock, To End All Wars: Woodrow Wilson and the Quest for a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1992), viiix; Steel, Walter Lippmann, 11415; Eldon J. Eisenach, The Lost Promise of Progressivism (Lawrence, 1994), 24952; Blake, Beloved Community, 159; Robert Westbrook, 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Ithaca, 1991), 23637; David M. Kennedy, Over Here: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American Society (New York, 1980), 50.
如同在内战时期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创造了一个生命虽然短暂但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和行政能力的国家政府。战时工业委员会主持国家的制造业，同时负责满足大众的“合理消费模式”的口味。战时劳工委员会调解劳资纠纷。食品服务管理局对农场主给予现代农业技术的指导，推广了高效率的准备餐食的方法。但是，一旦战争结束，战时国家的威力迅速减弱。但是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联邦政府好像已经准备全力以赴，去完成那些由进步主义者制定的、促进社会重建和经济正义的任务。Kennedy, Over Here, 12638, 26774; Alan Dawley, Struggles for Justic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Liberal State (Cambridge, MA, 1991), 194207; Steven J. Diner, A Very Different Age: Americans of the Progressive Era (New York, 1998), 23446.
在内战期间，动员公众舆论支持战争的任务是由私人团体和组织——如联邦同盟、忠诚出版协会等——来担当的。但威尔逊政府却认为，爱国主义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不能交由私人事业去承办。美国参战受到了来自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党的反对(社会主义党1917年的党代表大会谴责美国参战宣言是“反对美国人民的一种犯罪”)，同时也遭到许多爱尔兰裔和德国裔美国人的反对。在这些群体之外，许多人也对民主的美国是否应卷入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持有怀疑态度。1917年4月，在美国对德国宣战之后不久，威尔逊政府建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CPI)，其功能是，如委员会主持人乔治•克里尔所说，向美国人民和世界解释“美国为何被迫拿起枪来保卫自己的自由和自由体制”的原因。
在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召唤下，大批的学者、新闻记者、艺术家和广告制作者制作了一大批支持战争的宣传品，他们使用了从小册子(一共印制了7500万份)到宣传画、报纸广告和电影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介。公共信息委员会还培训七万五千多名“四分钟人”，并将他们送到全国各地，在各地的电影院、学校和其他公共场所为听众作标准统一的演讲(有些时候这些演讲是用意大利语、意第绪语或其他移民语言进行的)。170美国一些最杰出优秀的历史学家按照政府规定的具体要求，写出宣传册子，向公众解释卢梭、奥利弗•克伦威尔和托马斯•杰斐逊共同拥有的“共同原则”是什么，以此来说明法－英－美同盟的历史基础。用年轻的埃德华•伯奈斯的话来说，从未有过任何联邦政府机构像公共信息委员会这样“有意识地同时又极为聪明地操纵组织化了的大众习惯和民意”。伯奈斯当时是克里尔班子中的成员，他后来开创了现代公共关系的专业领域。Alfred Fried, ed., Socialism in America (Garden City, NY, 1970), 52127; Complete Report of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Washington, DC, 1920), 2; James R. Mock and Cedric Larson, Words That Won the War: The Story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19171919 (Princeton, 1939), 57, 11325, 15866, 183; George T. Blakey, Historians on the Homefront: American Propagandists for the Great War (Lexington, 1970), 34, 1635; Bernays in Michael Kazin, The Populist Persuasion (New York, 1995), 6970.
自由的理想看上去是需要一个对立面的，所以公共信息委员会就把德国皇帝，或更笼统一点说，把整个德国民族和人民当成了对立面。政府宣传极力煽动对战争对手的仇恨，将德国描绘成一个由野蛮的德国佬组成的国家。但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还是由一种比较正面的进步主义语言来包装的，这种语言强调社会合作和扩大民主。在海外，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强调基于民族自决原则之上的和平；在国内，则强调保卫和推动民主。作为一个进步时期的新闻记者，克里尔相信战争将加速推进进步运动，解决“贫困、不平等、压迫和不幸福等古老的问题”。公共信息委员会的相当一部分工作在于说服劳工和新移民接受“我们对民主和正义的追求首先从国内开始”的说辞。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曾警告说，只是简单地将德国的独裁体制和美国的民主体制进行对比并不一定能打动听众。克里尔对此深有体会，因为“当你给他讲我们的自由理想，他却想到美国对劳工赤裸裸的剥削……和贫富之间存在的那种令人感到极为荒唐可笑的差距”。公共信息委员会散发的宣传小册子勾画了一幅和平时期的社会秩序的图画，这个秩序的基础是“工业民主”，实行“一视同仁的八小时工作制”，并保证所有人的生计工资。至战争结束时，美国人普遍认为，赫伯特•胡佛所称的“一个新的工业秩序”即将在美国出现。Mock and Larson, Words That Won the War, 67, 19098, 211; Stephen Vaughan, Holding Fast the Inner Lines: Democracy, Nationalism, and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hapel Hill, 1980), 56, 2435, 56;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New York, 1988), 129; David Montgomery,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Labor: The Workplace, the State, and American Labor Activism, 18651925 (New York, 1987), 41718; Steven Fraser, Labor Will Rule: Sidney Hillman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Labor (New York, 1991), 1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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