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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者：埃里克·方纳 2007-05-29 05:26
当民主成为战时动员的关键词时，作为进步时代思想主流中一个相对次要主题的自由突然具有了新的意义。一份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广告宣称道：这场战争是“为了自由的伟大事业”而打的。战时宣传最常见的视觉主题是自由女神像，它被用来呼吁美国人购买自由债券，尤其被用来号召移民对战争给予支持。“你到这里来寻求自由，”一幅自由女神像宣传画的文字说明写道，“你现在必须帮助保卫自由。”购买自由债券成为了一种爱国主义行为的表现。威尔逊的演说把美国塑造成一块自由的土地，遵循“自由人民的一致要求”而奋斗，为世界上受压迫的人民争取民族自决权。David Green, Shaping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America from McKinley to Reagan (Ithaca, 1987), 7991; Vaughan, Holding Fast, 186; Rudolph J. Vecoli, “The Lady and the Huddled Masses: The Statue of Liberty as a Symbol of Immigration,” in The Statue of Liberty Revisited: Making a Universal Symbol, ed. Wilton S. Dillon and Neil G. Kotler (Washington, DC, 1994), 53; Shawn Aubitz and Gail E. Stern, “Americans All! Ethnic Images in World War I Posters,” Prologue, 19 (Spring 1987), 4145; Murphy, World War I, 15.
将“民主”和“自由”当成战时的意识形态武器，171并以此作为区分美国与德国专制主义的特征，这样做势必激发国内要求扩展自由与民主的呼声。1916年，威尔逊对妇女选举权的要求给予了小心谨慎的支持，从而赢得了12个给予妇女选举权的州中的10个。当美国进入一战后，卡丽•凯特和传统的妇女选举权组织充满热情地参加支持战争的活动。与此同时，一代受过大学教育的新的妇女活动家，在爱丽斯•保罗的带领下，组织了全国妇女党，采用了许多老一代选举权运动者很不以为然的激进对抗战术，要求获得选举权。保罗将威尔逊与德国皇帝比较，焚烧了总统的演讲稿，并在一群跟随者的支持下，把自己用镣铐锁在白宫周围的栏杆上。最后，她为此被判了七个月的监禁。妇女在战时的爱国主义行动，加上公众舆论对保罗及其同志在监狱中受172到的迫害的普遍谴责，迫使政府全面地支持妇女获得投票权。1920年，数十年的斗争终于以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得到批准而结束(这条修正案使美国成为第27个准许妇女投票的国家)。Robert B. Fowler, Carrie Catt: Feminist Politician (Boston, 1986), 13949; Christine Lunardini, From Equal Suffering to Equal Rights; Alice Paul and the National171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争取新移民的支持，联邦政府制作了大批爱国主义的宣传张贴画，其中的许多画使用了自由女神像的画面。一份意大利语的张贴画宣称：“食物将赢得战争”，敦促那些刚抵达美国的新移民“要寻找自由”，不要浪费面包。(Library of Congress;Poster Collection,Hoover Institution)然而，正是在广大的黑人中，战时的自由语言点燃了最高的希望之火。被剥夺了选举权同时又面临种族隔离的黑人，面对美国对自由的表白，充满了怀疑；他们深知自由的象征可以与残酷的种族暴力同时存在。这些年间发生了数以百计的私刑，其中一桩发生在1906年的密苏里州的斯普林菲尔德。三个黑人被诬陷为犯了强奸罪，他们被一群白人暴民吊在电灯杆上，在一场公开的暴力庆典中被活活烧死。而在这个电灯杆的顶端，却耸立着一个自由女神像的复制品。①
Woman誷 Party, 19101928 (New York, 1986), 117, 13245; Cott, Feminism, 5969; Robert H. Wiebe, SelfRule: A Cultural History of American Democracy (Chicago, 1995), 168.
① Ralph E. Luker, The Social Gospel in Black and White: American Racial Reform, 18851912 (Chapel Hill, 1991), 1.
② W.E.B. Du Bois, “This Freedom,” manuscript speech, March 1950, W.E.B. Du Bois Paper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David L. Lewis, ed., W.E.B. Du Bois: A Reader (New York, 1995), 367.黑人领袖们一直在寻求一种重新点燃美国人追求平等的热情的策略，这种追求在重建时期曾经短暂但极其明亮地燃烧过。173但没有人像学者和社会活动家W. E. B. 杜波依斯那样，对黑人的自由问题和美国民主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如此深刻、如此长久的思考。“在我的一生中，”杜波依斯后来写道，“我始终痛苦地意识到为白人所享有的美国自由与连续不断的对黑人的压迫之间的对立。”1906年，杜波依斯协助组织了尼亚加拉运动，这项运动的目的是希望恢复废奴运动和重建时期的传统。杜波依斯在这个运动的宣言中写道：“我们要为自己争取每一项属于一个生而自由的美国人的权利，无论是政治权?、公民权利还是社会权利，在我们得到这些权利之前，我们将不会停止我们的抗议，不会停止在美国的耳朵旁边制造噪音。”五年后，他与一群白人改革者们联合起来，创立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协进会发起了为争取实施第十四和十五条宪法修正案的长期斗争。②
除了激进的波士顿编辑威廉•门罗•特罗特之外，大多数黑人领袖都把美国参加一战看成是实现真正自由承诺的机会。对特罗特来说，广为报道的德国暴行与发生在美国本身的私刑不相上下，与其说要把世界变成民主的
172这幅漫画对1906年三名黑人在密苏里州的斯普林菲尔德死于私刑一事发表评论。画中自由女神投下的影子在地上组成了一具绞刑架。(St. Louis PostDispatch,17 April 1906)安全之地，美国政府不如应该首先“把南方变成黑人能够安身立命之地”。但黑人报纸都表示支持战争，坚信黑人士兵的参战会帮助瓦解种族不平等的制度(尽管当时在全国各地影院放映的电影《一个民族的诞生》将内战时期的黑人士兵丑化诬蔑到了极点)。杜波依斯本人也在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月刊《危机》中的社论(后来被复印广为传播)中呼吁美国黑人“捐弃前嫌，团结起来”，报名参加实行种族隔离的美国军队，帮助把我们自己的美国变成一块真正的自由人的土地。这样的希望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部也激起了强烈的回应，战争的到来也引发了要求民主的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出现的更大的、组织得更好的“双重胜利”运动开了先例。如果黑人能紧密团结起来，一位得克萨斯州基尔德尔小村庄的牧师说，他们必须要“打一场就在家门口旁边争取民主的战争”。William Jordan, “‘The Damnable Dilemma’: AfricanAmerican Accommodation and Protest during World War I,”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1 (March 1995), 156283; The Crisis, September 1917; Steven A. Reich, “Soldiers of Democracy: Black Texans and the Fight for Citizenship, 19171921,”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2 (March 1996), 147880.
战争引发的社会变革也改变了美国种族关系的结构。由于战时生产量的提高和欧洲移民的中断，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作开始向黑人工人开放，从而导致了一场从南部向北部的黑人大移民运动。到1920年时，大约有50万黑人离开了南部。大移民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北部城市高工资的吸引(尽管黑人干的是体力和非技术工种)、让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逃离南部暴力的威胁、分成制令人难以忍受的负担和劳累以及对投票权的期望等。所有这一切和更多的动机都被黑人们理解成为是自由的要素，这是从他们独特历史经验的镜片中所折射出来的对自由的解释。174詹姆斯•里日是在1917年从佛罗里达移居到芝加哥的，他当时想的是“找一个自由的州去居住”。圣经中的出埃及记故事深深地根植于黑人的意识之中。移居的黑人用一种启示录式语言来讲述第二次解放，跨过约旦或离开法老的领土，奔向圣地。一群从密西西比州来的黑人，在火车越过俄亥俄河的时候，竟然唱起：“我就要去迦南之地。”Gilbert Osofsky, Harlem: The Making of a Ghetto (New York, 1965), 2223;
大多数黑人移民是年轻的男女，如阿兰•洛克在他那本很有影响的《新黑人》(1925年)的前言中指出的，他们都抱着“一种对机会的新期望，对社会和经济自由的期望”。即便是在1919年芝加哥那场血腥的种族骚乱之后，当该市种族关系委员会询问黑人他们在北方生活最为珍贵的东西是什么时，几乎所有被问到的黑人都回答说：“自由。”但是，这场骚乱也是这一时期肆虐全国各地城市的暴力冲突中最恶劣的一桩，它充分暴露了黑人移民所遭遇的巨大失望、受到严格限制的就业机会、工会的排斥、强行实施的住宅隔离模式以及由于政治机器对城市政治的操纵而引起的对投票权的限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暴力的施用更到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仅1918年5月在佐治亚州一地就有11起私刑发生)，南部各地兴起了一场将有色人种协进会组织从当地驱赶出去的镇压浪潮。与此同时，就全世界非白人人民的利益而言，1919年的巴黎和会将民族自决的原则——这个同盟国公开宣称的战争目标——祭献在帝国主义的圣坛上。和会为东欧人民建立了民族国家，但对那些被威尔逊的顾问埃德华•豪斯上校称之为亚洲和非洲的“落后国家”，和会却没有类似的行动。最后，同盟国对大英帝国的利益一点也没有触动，与此同时，却将德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殖民地在获胜的英法之间进行划分。①
Peter Gottlieb, “Rethinking the Great Migration: A Perspective From Pittsburgh,” in The Great Migr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Dimensions of Race, Class, and Gender, ed. Joe M. Trotter, Jr.(Bloomington， 1991), 7072; James R. Grossman, Land of Hope: Chicago, Black Southerners, and the Great Migration (Chicago, 1989), 13; Milton C. Sernett, Bound for the Promised Land : African American Religion and the Great Migration (Durham, NC, 1997), 3, 5760; Neil McMillen, Dark Journey: Black Mississippians in the Age of Jim Crow (Urbana, 1989), 26365.
① Alain Locke, The New Negro: A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1925), 6; Grossman, Land of Hope, 25960; Neil Betten and Raymond Mohl, “The Evolution of Racism in an Industrial City, 19061940: A Case Study of Gary, Indiana,”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59 (January 1974), 60; John Bodnar, et al., Lives of Their Own: Blacks, Italians, and Poles in Pittsburgh, 19001960 (Urbana, 1982), 24248; Kevin K. Gaines, Uplifting the Race: Black Leadership,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apel Hill, 1996), 235; Reich, “Soldiers of Democracy,” 1502; N. Gordon Levin, Jr.,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誷 Response to War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1968), 24247.巴黎和会使黑人深深感到被出卖了，这种情感影响到从杜波依斯到普通黑人在内的所有黑人。杜波依斯本人曾跑到巴黎，为殖民地独立事业奔走呼吁。杜波依斯在失望之下，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威尔逊“从来就没有想要把”美国黑人和世界上的非白人“包括在他的民主之中”。在北部的黑人居住区里，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极度失望迅速激发了对由马尔库斯•加维发动的分离主义运动的广泛支持，加维本人是新近从牙买加移民到美国的。对于加维派来说，自由意味着民族自决；他们要求黑人应该像波兰人、捷克人和爱尔兰人一样，得到一种国际上认可的民族身份。“我们在全世界各地都听到了要求自由的呼声，”加维在1921年宣称说，“我们渴望得到一种能把我们提高到与所有人处于同等位置的自由……这种自由将给我们带来最完全的实现我们理想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在由其他人统治和控制的国家里是得不到的。”对于杜波依斯和其他公认的黑人领袖来说，加维不过是一个哗众取宠的煽动家而已。但是，175加维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能吸引如此众多的支持者，充分证明了黑人社区中存在的那种被一战及其结果出卖了的感觉。萨瓦那的一位叫阿诺德•E. 格雷戈里的牧师说，“没有谁比黑人更全心全意地相信民主，”但他怀疑，美国会满足黑人“对美国自由的渴望吗”？The Crisis, February 1920; Amy JacquesGarvey, ed., Philosophy and Opinions of Marcus Garvey (2 vols. New York, 192325), I, 9496; Adele Oltman, “Sacred Mission, Worldly Ambition: A Social History of Black Baptists in Savannah, Georgia, 19181939,”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8, ch. 1.
将“民主”和“自由”当成战时的意识形态武器，171并以此作为区分美国与德国专制主义的特征，这样做势必激发国内要求扩展自由与民主的呼声。1916年，威尔逊对妇女选举权的要求给予了小心谨慎的支持，从而赢得了12个给予妇女选举权的州中的10个。当美国进入一战后，卡丽•凯特和传统的妇女选举权组织充满热情地参加支持战争的活动。与此同时，一代受过大学教育的新的妇女活动家，在爱丽斯•保罗的带领下，组织了全国妇女党，采用了许多老一代选举权运动者很不以为然的激进对抗战术，要求获得选举权。保罗将威尔逊与德国皇帝比较，焚烧了总统的演讲稿，并在一群跟随者的支持下，把自己用镣铐锁在白宫周围的栏杆上。最后，她为此被判了七个月的监禁。妇女在战时的爱国主义行动，加上公众舆论对保罗及其同志在监狱中受172到的迫害的普遍谴责，迫使政府全面地支持妇女获得投票权。1920年，数十年的斗争终于以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得到批准而结束(这条修正案使美国成为第27个准许妇女投票的国家)。Robert B. Fowler, Carrie Catt: Feminist Politician (Boston, 1986), 13949; Christine Lunardini, From Equal Suffering to Equal Rights; Alice Paul and the National171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争取新移民的支持，联邦政府制作了大批爱国主义的宣传张贴画，其中的许多画使用了自由女神像的画面。一份意大利语的张贴画宣称：“食物将赢得战争”，敦促那些刚抵达美国的新移民“要寻找自由”，不要浪费面包。(Library of Congress;Poster Collection,Hoover Institution)然而，正是在广大的黑人中，战时的自由语言点燃了最高的希望之火。被剥夺了选举权同时又面临种族隔离的黑人，面对美国对自由的表白，充满了怀疑；他们深知自由的象征可以与残酷的种族暴力同时存在。这些年间发生了数以百计的私刑，其中一桩发生在1906年的密苏里州的斯普林菲尔德。三个黑人被诬陷为犯了强奸罪，他们被一群白人暴民吊在电灯杆上，在一场公开的暴力庆典中被活活烧死。而在这个电灯杆的顶端，却耸立着一个自由女神像的复制品。①
Woman誷 Party, 19101928 (New York, 1986), 117, 13245; Cott, Feminism, 5969; Robert H. Wiebe, SelfRule: A Cultural History of American Democracy (Chicago, 1995), 168.
① Ralph E. Luker, The Social Gospel in Black and White: American Racial Reform, 18851912 (Chapel Hill, 1991), 1.
② W.E.B. Du Bois, “This Freedom,” manuscript speech, March 1950, W.E.B. Du Bois Paper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David L. Lewis, ed., W.E.B. Du Bois: A Reader (New York, 1995), 367.黑人领袖们一直在寻求一种重新点燃美国人追求平等的热情的策略，这种追求在重建时期曾经短暂但极其明亮地燃烧过。173但没有人像学者和社会活动家W. E. B. 杜波依斯那样，对黑人的自由问题和美国民主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如此深刻、如此长久的思考。“在我的一生中，”杜波依斯后来写道，“我始终痛苦地意识到为白人所享有的美国自由与连续不断的对黑人的压迫之间的对立。”1906年，杜波依斯协助组织了尼亚加拉运动，这项运动的目的是希望恢复废奴运动和重建时期的传统。杜波依斯在这个运动的宣言中写道：“我们要为自己争取每一项属于一个生而自由的美国人的权利，无论是政治权?、公民权利还是社会权利，在我们得到这些权利之前，我们将不会停止我们的抗议，不会停止在美国的耳朵旁边制造噪音。”五年后，他与一群白人改革者们联合起来，创立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协进会发起了为争取实施第十四和十五条宪法修正案的长期斗争。②
除了激进的波士顿编辑威廉•门罗•特罗特之外，大多数黑人领袖都把美国参加一战看成是实现真正自由承诺的机会。对特罗特来说，广为报道的德国暴行与发生在美国本身的私刑不相上下，与其说要把世界变成民主的
172这幅漫画对1906年三名黑人在密苏里州的斯普林菲尔德死于私刑一事发表评论。画中自由女神投下的影子在地上组成了一具绞刑架。(St. Louis PostDispatch,17 April 1906)安全之地，美国政府不如应该首先“把南方变成黑人能够安身立命之地”。但黑人报纸都表示支持战争，坚信黑人士兵的参战会帮助瓦解种族不平等的制度(尽管当时在全国各地影院放映的电影《一个民族的诞生》将内战时期的黑人士兵丑化诬蔑到了极点)。杜波依斯本人也在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月刊《危机》中的社论(后来被复印广为传播)中呼吁美国黑人“捐弃前嫌，团结起来”，报名参加实行种族隔离的美国军队，帮助把我们自己的美国变成一块真正的自由人的土地。这样的希望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部也激起了强烈的回应，战争的到来也引发了要求民主的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出现的更大的、组织得更好的“双重胜利”运动开了先例。如果黑人能紧密团结起来，一位得克萨斯州基尔德尔小村庄的牧师说，他们必须要“打一场就在家门口旁边争取民主的战争”。William Jordan, “‘The Damnable Dilemma’: AfricanAmerican Accommodation and Protest during World War I,”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1 (March 1995), 156283; The Crisis, September 1917; Steven A. Reich, “Soldiers of Democracy: Black Texans and the Fight for Citizenship, 19171921,”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2 (March 1996), 147880.
战争引发的社会变革也改变了美国种族关系的结构。由于战时生产量的提高和欧洲移民的中断，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作开始向黑人工人开放，从而导致了一场从南部向北部的黑人大移民运动。到1920年时，大约有50万黑人离开了南部。大移民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北部城市高工资的吸引(尽管黑人干的是体力和非技术工种)、让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逃离南部暴力的威胁、分成制令人难以忍受的负担和劳累以及对投票权的期望等。所有这一切和更多的动机都被黑人们理解成为是自由的要素，这是从他们独特历史经验的镜片中所折射出来的对自由的解释。174詹姆斯•里日是在1917年从佛罗里达移居到芝加哥的，他当时想的是“找一个自由的州去居住”。圣经中的出埃及记故事深深地根植于黑人的意识之中。移居的黑人用一种启示录式语言来讲述第二次解放，跨过约旦或离开法老的领土，奔向圣地。一群从密西西比州来的黑人，在火车越过俄亥俄河的时候，竟然唱起：“我就要去迦南之地。”Gilbert Osofsky, Harlem: The Making of a Ghetto (New York, 1965), 2223;
大多数黑人移民是年轻的男女，如阿兰•洛克在他那本很有影响的《新黑人》(1925年)的前言中指出的，他们都抱着“一种对机会的新期望，对社会和经济自由的期望”。即便是在1919年芝加哥那场血腥的种族骚乱之后，当该市种族关系委员会询问黑人他们在北方生活最为珍贵的东西是什么时，几乎所有被问到的黑人都回答说：“自由。”但是，这场骚乱也是这一时期肆虐全国各地城市的暴力冲突中最恶劣的一桩，它充分暴露了黑人移民所遭遇的巨大失望、受到严格限制的就业机会、工会的排斥、强行实施的住宅隔离模式以及由于政治机器对城市政治的操纵而引起的对投票权的限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暴力的施用更到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仅1918年5月在佐治亚州一地就有11起私刑发生)，南部各地兴起了一场将有色人种协进会组织从当地驱赶出去的镇压浪潮。与此同时，就全世界非白人人民的利益而言，1919年的巴黎和会将民族自决的原则——这个同盟国公开宣称的战争目标——祭献在帝国主义的圣坛上。和会为东欧人民建立了民族国家，但对那些被威尔逊的顾问埃德华•豪斯上校称之为亚洲和非洲的“落后国家”，和会却没有类似的行动。最后，同盟国对大英帝国的利益一点也没有触动，与此同时，却将德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殖民地在获胜的英法之间进行划分。①
Peter Gottlieb, “Rethinking the Great Migration: A Perspective From Pittsburgh,” in The Great Migr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Dimensions of Race, Class, and Gender, ed. Joe M. Trotter, Jr.(Bloomington， 1991), 7072; James R. Grossman, Land of Hope: Chicago, Black Southerners, and the Great Migration (Chicago, 1989), 13; Milton C. Sernett, Bound for the Promised Land : African American Religion and the Great Migration (Durham, NC, 1997), 3, 5760; Neil McMillen, Dark Journey: Black Mississippians in the Age of Jim Crow (Urbana, 1989), 26365.
① Alain Locke, The New Negro: A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1925), 6; Grossman, Land of Hope, 25960; Neil Betten and Raymond Mohl, “The Evolution of Racism in an Industrial City, 19061940: A Case Study of Gary, Indiana,”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59 (January 1974), 60; John Bodnar, et al., Lives of Their Own: Blacks, Italians, and Poles in Pittsburgh, 19001960 (Urbana, 1982), 24248; Kevin K. Gaines, Uplifting the Race: Black Leadership,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apel Hill, 1996), 235; Reich, “Soldiers of Democracy,” 1502; N. Gordon Levin, Jr.,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誷 Response to War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1968), 24247.巴黎和会使黑人深深感到被出卖了，这种情感影响到从杜波依斯到普通黑人在内的所有黑人。杜波依斯本人曾跑到巴黎，为殖民地独立事业奔走呼吁。杜波依斯在失望之下，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威尔逊“从来就没有想要把”美国黑人和世界上的非白人“包括在他的民主之中”。在北部的黑人居住区里，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极度失望迅速激发了对由马尔库斯•加维发动的分离主义运动的广泛支持，加维本人是新近从牙买加移民到美国的。对于加维派来说，自由意味着民族自决；他们要求黑人应该像波兰人、捷克人和爱尔兰人一样，得到一种国际上认可的民族身份。“我们在全世界各地都听到了要求自由的呼声，”加维在1921年宣称说，“我们渴望得到一种能把我们提高到与所有人处于同等位置的自由……这种自由将给我们带来最完全的实现我们理想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在由其他人统治和控制的国家里是得不到的。”对于杜波依斯和其他公认的黑人领袖来说，加维不过是一个哗众取宠的煽动家而已。但是，175加维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能吸引如此众多的支持者，充分证明了黑人社区中存在的那种被一战及其结果出卖了的感觉。萨瓦那的一位叫阿诺德•E. 格雷戈里的牧师说，“没有谁比黑人更全心全意地相信民主，”但他怀疑，美国会满足黑人“对美国自由的渴望吗”？The Crisis, February 1920; Amy JacquesGarvey, ed., Philosophy and Opinions of Marcus Garvey (2 vols. New York, 192325), I, 9496; Adele Oltman, “Sacred Mission, Worldly Ambition: A Social History of Black Baptists in Savannah, Georgia, 19181939,”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8, 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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