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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者：埃里克·方纳 2007-05-29 05:26
对于充满怨恨的劳工们来说，因为官方的宣传将爱国主义与自由民主的理想联系起来，使他们感到一个崇尚社会正义和给予劳工经济权力的社会就在眼前。1917年，威尔逊告诉劳联说：“当我们在为自由而战时，我们必须保证除了其他事情外，劳工是自由的。”劳工对威尔逊的话非常看重——甚至比威尔逊本人料想的还要认真。如一位机械师指出的，政府自己“对世界宣称说，我们为之奋斗的自由与民主将在美国的工业中实施”。在一战期间，工会会员的人数增加了一倍，达到500万人以上。还有更多的人集合在要求终止“工业奴隶制”的旗帜下。“人们可以听到解放者的脚步声，”缝纫工会领袖悉尼•希尔曼写道。希尔曼与许多人一样，深深地沉浸在一战所带来的对乌托邦的憧憬之中，他们的这种憧憬又为1917年发生的俄国革命进一步强化。“劳工将当家作主，全世界将自由解放。”Samuel Gompers, Seventy Years of Life and Labor (2 vols. New York, 1925), II, 385; Joseph A. McCartin, “‘An American Feeling’: Workers, Managers, and the Struggle Over Industrial Democracy in the World War I Era,” in Industrial Democracy in America: The Ambiguous Promise, ed. Nelson Lichtensein and Howell J. Harris (New York, 1993), 6973; Montgomery, Fall of the House of Labor, 332; Fraser, Labor Will Rule, 144.
在美国卷入战争的第一个月里，沃尔特•李普曼宣称，为民主之战只有在“推翻普鲁士专制政府”之后才会结束。美国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自己内部的暴君们——我们那些科罗拉多州的矿场主们、我们那些专制的钢铁工业、我们的血汗工厂以及我们的贫民窟”。停战之后，在1919和1920年里，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劳工抗议风暴接踵而至，风靡美国。在全国各地，工人们使用了战时的形象和语言，穿着缀有自由纽扣的军装游行，把他们的雇主和工头称为“(德国)皇帝”，强烈要求得到“在工作场所中的自由”。在北卡罗来纳州皮德蒙特控制严密的纺织区内，工人们涌向小小的联合纺织工人工会，从1919年起开始举行了一系列的罢工，要求“获得在家门口的工业解放”。一家工会报纸写道，美国工人对“自由如饥似渴”，雇主们“却把‘自由’这个辉煌的字眼从我们的语言中涂抹掉”，然而自由正是美国在欧洲浴血奋战所力图保卫的“精髓”。
在西弗吉尼亚州的煤矿里，一位公司主管在1918年警告说，战时的宣传将工人们不现实的期望提高了，他们把“一个真正解放”的承诺太“当真”了。当战争结束后，矿工们提出了结176束公司绝对统治权的要求。争取组织工会的斗争，一位矿工写道，是一场“为自由的斗争”。在堪萨斯州，1920年的一条法律曾禁止在关键行业进行罢工，以此来取代过去由一个“工业法庭”来解决的劳资纠纷的决议，成千上万的工人为此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罢工。19世纪50年代，这里曾经是亲奴隶制和反奴隶制势力较量过的地方。罢工者使用的语言—— “强制性的奴役”、“半自由和半奴役制”——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理想与内战时期的理想联系起来了。Carl H. Chrislock, Watchdog of Loyalty: The Minnesota Commission of Public
战时民族主义、经济民主和自由的语言激发了这一时代最大规模的劳工暴动，即19191920年间的钢铁工人大罢工。在罢工的顶峰时期，约有36万5千工人参加，其中大部分是新移民工人。如同他们19世纪的先行者一样，新移民到达美国时，把美国想像为“一块自由的土地”，在那里人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享有信仰自由，享有经济上的机会，人们将从欧洲那种充满压迫性的社会等级制度中彻底得到解放。“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位波兰移民在写信回家时这样说道，“在这里，你不再是他人的佃农。”但钢铁工业的工作却背弃了所有这些期望。在战前，钢厂形同小型的专制国家，根据一份研究报告，工人们在其中面临着“一种不可抗拒的权力”；这种权力任意规定工人们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并残酷镇压一切组织工会的企图和努力。在战时，工人们蜂拥一般地参加“联合工会”，这个钢铁工人的工会在上一代人的霍姆斯特德大罢工失败后，遭到毁灭性打击，一直处于一蹶不振、气息奄奄的境地。随着停战而来的是钢产量的减少和削减员工，雇主也迅速恢复了反对工会的活动。“这场战争的意义是什么？”一个移民钢铁工人在工会会议上问道，“我们为了什么去买自由债券？是为了工厂吗？不，我们是为了自由和美国——是为了所有的人。我们不能再像一匹马和一辆篷车那样工作，我们要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如果说钢铁工人大罢工表现了由战争激发起来的对自由理想的追求，那么，这场罢工的彻底失败则标志着一个以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和工业自由思想的撤退为特征的时代的开始。①
Safety During World War I (St. Paul, 1991), 62; Fernado Fasce, “Freedom in the Workplace? Immigrants at the Scovill Manufacturing Company, 19151921,” in In the Shadow of the Statue of Liberty: Immigrants, Workers, and Citizens in the American Republic, 18801920, ed. Marianne Debouzy (Urbana, 1992), 10405; Jacqueline D. Hall, et al., Like a Family: The Making of a Southern Cotton Mill World (Chapel Hill, 1987), 18694; David A. Corbin, Life, Work, and Rebellion in the Coal Fields: The Southern West Virginia Miners 18801922 (Urbana, 1981), 17690, 24147; Pope, “Labor誷 Constitution,” 945.
① David Brody, Steelworkers in America: The Nonunion Era(Cambridge, MA, 1960), 180242; Ewa Morawska, “From Myth to Reality: America in the Eyes of East争取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关系的要求和斗争被击败，这对于许多支持战争的进步主义者所抱有的理想是一种致命打击。1917年，伦道夫•伯恩尼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指进步主义者。——译者)对于战争的热情暴露了进步主义思想的阴暗面。他们关于重建社会的谈论实际上隐含着一套管理者态度，这种态度将民主的价值“贬低在技术的控制之下”。伯恩尼对知识分子那种自以为能够按“自由主义目的”来左右冲突的幼稚想法进行了无情的嘲笑。他预测说，这场战争并不会壮大进步主义改革派的力量，而只能增加“美国生活中最不具备民主性的力量”。 177伯恩尼的精辟预测很快就应验了。无论政府的宣传讲得如何天花乱坠和动听，一战却开启了美国历史上对公民自由最严厉的镇压活动。战争并没有为进步主义的胜利奠定基础，反而为美国历史上最保守的一个十年打下了基础。①
European Peasant Migrant Laborers,” in Distant Magnets: Expectations and Realities in the Immigrant Experience, 18401930, ed. Dirk Hoerder and Horst Rssler (New York, 1993), 24546; Irving Howe, World of Our Fathers (New York, 1976), 35; Camille GuerinGonzales, Mexican Workers and American Dreams: Immigration, Repatriation, and California Farm Labor, 19001939 (New Brunswick, 1994), 24; John A. Fitch, The Steel Workers (New York, 1911), 1112; John A. Fitch, “The Closed Shop,” Survey, 43, November 8, 1919, 91.
① Bourne, Radical Will, 30708, 33845; John P. Diggins, The Promise of Pragmatism: Modernism and the Crisis of Knowledge and Authority (Chicago, 1994), 25254.也许正是崇高的战时官方语言导致了对持异见者的大规模镇压。因为对于威尔逊和许多他的支持者来说，美国参战的目标是不言而喻地正确和正义的，一切反对这个目标的言论和行为自然都只能视作是对自由和民主理想的背叛。自1798年的惩外治乱法以来，联邦政府第一次立法限制言论自由。1917年的反间谍法不仅禁止任何人从事间谍工作和阻挠征兵工作，同时也严禁可能妨碍军事成功的任何“不实言论”。显然国会拒绝满足威尔逊提出的对报刊的新闻检查权，但却给予邮政总监极为宽泛的权力，允其下令禁止任何反战出版物进入联邦邮政通道。次年，惩乱法又将任何怂恿对“政府形式”进行“蔑视、轻视、侮辱和毁誉”或鼓动干扰战争动员工作的言论和印刷品列为犯罪行为。随后不久，国会授权准允将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外国人递解出境。有2000多人被指控违反了这些法律，有100多人被判罪，其中包括尤金•V. 德布斯，他因为一次反战演讲被判处了十年监禁。(在对他宣判之前，德布斯给法院上了一堂关于美国自由历史的课，从托马斯•潘恩的异见讲到废奴主义和妇女选举权运动的领袖们，他指出美国历史上没有一次战争没有遇到过国内反对派的抵制。)许多的刊物，包括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的印刷品，以及许多外语报纸，都经常因它们的“总调子”，而不是因为它们违反了什么具体的法律，而被禁止进入邮政通道。Murphy, World War I, 2530, 7283, 99118; Graber, Transforming Free Speech, 75; Jean Y. Tussey, ed., Eugene V. Debs Speaks (New York, 1972), 25162, 28188; Lucas A. Powe, Jr., The Fourth Estate and the Constitution: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America (Berkeley, 1991), 7376.
在美国卷入战争的第一个月里，沃尔特•李普曼宣称，为民主之战只有在“推翻普鲁士专制政府”之后才会结束。美国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自己内部的暴君们——我们那些科罗拉多州的矿场主们、我们那些专制的钢铁工业、我们的血汗工厂以及我们的贫民窟”。停战之后，在1919和1920年里，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劳工抗议风暴接踵而至，风靡美国。在全国各地，工人们使用了战时的形象和语言，穿着缀有自由纽扣的军装游行，把他们的雇主和工头称为“(德国)皇帝”，强烈要求得到“在工作场所中的自由”。在北卡罗来纳州皮德蒙特控制严密的纺织区内，工人们涌向小小的联合纺织工人工会，从1919年起开始举行了一系列的罢工，要求“获得在家门口的工业解放”。一家工会报纸写道，美国工人对“自由如饥似渴”，雇主们“却把‘自由’这个辉煌的字眼从我们的语言中涂抹掉”，然而自由正是美国在欧洲浴血奋战所力图保卫的“精髓”。
在西弗吉尼亚州的煤矿里，一位公司主管在1918年警告说，战时的宣传将工人们不现实的期望提高了，他们把“一个真正解放”的承诺太“当真”了。当战争结束后，矿工们提出了结176束公司绝对统治权的要求。争取组织工会的斗争，一位矿工写道，是一场“为自由的斗争”。在堪萨斯州，1920年的一条法律曾禁止在关键行业进行罢工，以此来取代过去由一个“工业法庭”来解决的劳资纠纷的决议，成千上万的工人为此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罢工。19世纪50年代，这里曾经是亲奴隶制和反奴隶制势力较量过的地方。罢工者使用的语言—— “强制性的奴役”、“半自由和半奴役制”——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理想与内战时期的理想联系起来了。Carl H. Chrislock, Watchdog of Loyalty: The Minnesota Commission of Public
战时民族主义、经济民主和自由的语言激发了这一时代最大规模的劳工暴动，即19191920年间的钢铁工人大罢工。在罢工的顶峰时期，约有36万5千工人参加，其中大部分是新移民工人。如同他们19世纪的先行者一样，新移民到达美国时，把美国想像为“一块自由的土地”，在那里人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享有信仰自由，享有经济上的机会，人们将从欧洲那种充满压迫性的社会等级制度中彻底得到解放。“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位波兰移民在写信回家时这样说道，“在这里，你不再是他人的佃农。”但钢铁工业的工作却背弃了所有这些期望。在战前，钢厂形同小型的专制国家，根据一份研究报告，工人们在其中面临着“一种不可抗拒的权力”；这种权力任意规定工人们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并残酷镇压一切组织工会的企图和努力。在战时，工人们蜂拥一般地参加“联合工会”，这个钢铁工人的工会在上一代人的霍姆斯特德大罢工失败后，遭到毁灭性打击，一直处于一蹶不振、气息奄奄的境地。随着停战而来的是钢产量的减少和削减员工，雇主也迅速恢复了反对工会的活动。“这场战争的意义是什么？”一个移民钢铁工人在工会会议上问道，“我们为了什么去买自由债券？是为了工厂吗？不，我们是为了自由和美国——是为了所有的人。我们不能再像一匹马和一辆篷车那样工作，我们要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如果说钢铁工人大罢工表现了由战争激发起来的对自由理想的追求，那么，这场罢工的彻底失败则标志着一个以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和工业自由思想的撤退为特征的时代的开始。①
Safety During World War I (St. Paul, 1991), 62; Fernado Fasce, “Freedom in the Workplace? Immigrants at the Scovill Manufacturing Company, 19151921,” in In the Shadow of the Statue of Liberty: Immigrants, Workers, and Citizens in the American Republic, 18801920, ed. Marianne Debouzy (Urbana, 1992), 10405; Jacqueline D. Hall, et al., Like a Family: The Making of a Southern Cotton Mill World (Chapel Hill, 1987), 18694; David A. Corbin, Life, Work, and Rebellion in the Coal Fields: The Southern West Virginia Miners 18801922 (Urbana, 1981), 17690, 24147; Pope, “Labor誷 Constitution,” 945.
① David Brody, Steelworkers in America: The Nonunion Era(Cambridge, MA, 1960), 180242; Ewa Morawska, “From Myth to Reality: America in the Eyes of East争取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关系的要求和斗争被击败，这对于许多支持战争的进步主义者所抱有的理想是一种致命打击。1917年，伦道夫•伯恩尼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指进步主义者。——译者)对于战争的热情暴露了进步主义思想的阴暗面。他们关于重建社会的谈论实际上隐含着一套管理者态度，这种态度将民主的价值“贬低在技术的控制之下”。伯恩尼对知识分子那种自以为能够按“自由主义目的”来左右冲突的幼稚想法进行了无情的嘲笑。他预测说，这场战争并不会壮大进步主义改革派的力量，而只能增加“美国生活中最不具备民主性的力量”。 177伯恩尼的精辟预测很快就应验了。无论政府的宣传讲得如何天花乱坠和动听，一战却开启了美国历史上对公民自由最严厉的镇压活动。战争并没有为进步主义的胜利奠定基础，反而为美国历史上最保守的一个十年打下了基础。①
European Peasant Migrant Laborers,” in Distant Magnets: Expectations and Realities in the Immigrant Experience, 18401930, ed. Dirk Hoerder and Horst Rssler (New York, 1993), 24546; Irving Howe, World of Our Fathers (New York, 1976), 35; Camille GuerinGonzales, Mexican Workers and American Dreams: Immigration, Repatriation, and California Farm Labor, 19001939 (New Brunswick, 1994), 24; John A. Fitch, The Steel Workers (New York, 1911), 1112; John A. Fitch, “The Closed Shop,” Survey, 43, November 8, 1919, 91.
① Bourne, Radical Will, 30708, 33845; John P. Diggins, The Promise of Pragmatism: Modernism and the Crisis of Knowledge and Authority (Chicago, 1994), 25254.也许正是崇高的战时官方语言导致了对持异见者的大规模镇压。因为对于威尔逊和许多他的支持者来说，美国参战的目标是不言而喻地正确和正义的，一切反对这个目标的言论和行为自然都只能视作是对自由和民主理想的背叛。自1798年的惩外治乱法以来，联邦政府第一次立法限制言论自由。1917年的反间谍法不仅禁止任何人从事间谍工作和阻挠征兵工作，同时也严禁可能妨碍军事成功的任何“不实言论”。显然国会拒绝满足威尔逊提出的对报刊的新闻检查权，但却给予邮政总监极为宽泛的权力，允其下令禁止任何反战出版物进入联邦邮政通道。次年，惩乱法又将任何怂恿对“政府形式”进行“蔑视、轻视、侮辱和毁誉”或鼓动干扰战争动员工作的言论和印刷品列为犯罪行为。随后不久，国会授权准允将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外国人递解出境。有2000多人被指控违反了这些法律，有100多人被判罪，其中包括尤金•V. 德布斯，他因为一次反战演讲被判处了十年监禁。(在对他宣判之前，德布斯给法院上了一堂关于美国自由历史的课，从托马斯•潘恩的异见讲到废奴主义和妇女选举权运动的领袖们，他指出美国历史上没有一次战争没有遇到过国内反对派的抵制。)许多的刊物，包括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的印刷品，以及许多外语报纸，都经常因它们的“总调子”，而不是因为它们违反了什么具体的法律，而被禁止进入邮政通道。Murphy, World War I, 2530, 7283, 99118; Graber, Transforming Free Speech, 75; Jean Y. Tussey, ed., Eugene V. Debs Speaks (New York, 1972), 25162, 28188; Lucas A. Powe, Jr., The Fourth Estate and the Constitution: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America (Berkeley, 1991), 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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