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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者：埃里克·方纳 2007-05-29 05:26
许多民间团体也利用这种整肃镇压气氛作为打击国内反对派的武器。雇主们与政府狼狈为奸，击垮了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实现了西部商业利益集团长期以来要求达到的一个目标。1917年9月，在美国历史上范围最宽广的一个搜查命令的庇护下，联邦官员袭击了全国所有的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办公室，逮捕了数百名工会领袖，没收了文件和出版物。镇压不同政见的运动在19191920年间的“恐红”运动中达到了高潮。这场运动部分地是为了回应因俄国革命引起的社会冲突和战后出现的罢工浪潮。数千名激进分子遭到逮捕，数百人被递解出境，包括埃玛•戈德曼在内。“自由这个词”，一家意大利裔美国人的报纸宣称道，“已变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谜。”Walker, Defense of American Liberties, 25; William Preston, Jr., Aliens and Dissenters: Federal Suppression of Radicals, 19031933 (Cambridge, MA, 1963), 11850; Rudolph J. Vecoli, “‘Free Country’: The American Republic Viewed by the Italian Left, 18801920,” in Statue of Liberty, ed. Debouzy, 3738.
但是，178更为极端的镇压却是由州政府来实施的。在战争期间，有33个州禁止举行游行活动或展示红色和黑色的旗帜(这两种颜色分别象征着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有23个州立法设立了“犯罪性工联主义”的罪名，把那些鼓动用非法行动来争取改变政治或“改变工业(财产)拥有方式”的言行统统归入此类(这样，爱国主义便与维持经济现状和支持战争联成一个整体了)。一位名叫约翰•怀特的俄亥俄州农场主，因为说了一句德国士兵对无辜妇女和儿童的屠杀与美国在菲律宾的所作所为大同小异之类的话，便被判处了21个月的监禁。使用德语成为那些支持战争的组织刻意打击的一个目标。在衣阿华州，威廉•L. 哈定州长签发了一个州长文告，要求在学校、公共场合和打电话时只能使用英语作为口头交流语言。他宣称，言论自由并不包括“使用一种非本国语言的权利”。明尼苏达州拥有一个庞大的德裔美国人口群体，工会活动也非常活跃，但该州在战时禁止了几乎所有的工会活动，并建立起公共安全委员会，专门根除州内的不忠诚因素。在整个国家，演奏德国音乐受到禁止，学校的课程活动都需经过严格审查，保证它们充满了爱国主义的内容，教师也被要求签署效忠国家的誓词。Walker, Defense of American Liberties, 43; Murphy, World War I, 12830; Chrislock, Watchdog of Loyalty, 5760, 8990, 11417, 270; Kennedy, Over Here, 54.
如果战争及其结果证明了什么东西的话，李普曼在1919年写道，那就是“传统的言论自由和意见自由并没有建立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但是，尽管一些进步主义者反对对个人权利的侵犯，但他们，包括李普曼自己在内，对大规模地镇压公民自由的行动却表示了默认。令人更为熟悉的倾向是将战时的持不同政见与对国家不忠诚等同起来。对于进步主义者来说，公民自由基本上不是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进步主义者往往将国家政府视为民主目的的代表，坚持认为自由来自于对社会生活的参与，而不是站在与社会隔离的立场上进行反对活动。许多进步主义者认为，对个人权利过于广泛的要求，是一种过度个人主义的症状，而后者正是他们所谴责的引起诸多社会弊病的根源。进步主义者相信通过积极使用政府权力，社会条件可以得到改善；他们对法院以“自由”的名义推翻民选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的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对于在多数或政府暴政的形势下如何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的问题，却没有发展出一套连贯的防范措施。从劳联到《新共和国》的知识分子们以及战争的支持者们，都把消灭社会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看成是一个将劳工和移民整合进秩序井然的社会的一个必要前奏。这是他们希望出现的一种战后结果。Walter Lippmann, “The Basic Problem of Democracy,” Atlantic Monthly, 124 (November 1919), 616; Arthur S. Link, ed.,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Princeton, 1966),XLIV, 272, 39394; Murphy, World War I, 13850; R. Jeffrey Lustig, Corporate 美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卷入仅有19个月的时间，179 但它却给随之而来的十年投下了一个长长的阴影。战争开始时所带有的那种充满理想主义的目标，年轻的牧师莱因霍尔德•尼布尔评论到，好像已经被抛弃了：“我们正在迅速变成地球上最保守的国家。”在“自由的甜蜜土地”的标题下，《民族》杂志在1923年列举了一系列表现美国自由恶化和贬值的例子：在阿拉巴马、阿肯色和佛罗里达各地发生的私刑；一位本科生因为写了一封捍卫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信就遭到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的殴打；在新泽西州对一个工会领袖的逮捕；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位社会主义者要求演?的权利遭到拒绝。在随后的几年中，镇压的势头有所减缓，用一位公民自由论者的话来说，原因是“已经没有什么可压制的了”。英国作家劳伦斯在1923年评论道：美国以生活在“自由的土地”引以为豪，但是，“自由的暴徒们”却把持不同意见者的权利给毁掉了。他写道，“我从来没有到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对他们自己的同胞抱有那样无奈的恐惧。”①
Liberalism: The Origins of Modern American Political Theory, 18901920 (Berkeley, 1982), 148; Powe, Fourth Estate, 69.
① Richard W. Fox, Reinhold Niebuhr: A Biography (New York, 1985), 5759; The Nation, July 4, 1923; Walker, Defense of America Liberties, 71; D.H. Lawrence, 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1923), 4.
② McCartin, “‘An American Feeling,’” 7980; Lizabeth Cohen, Making a New随着1919年劳工反抗运动的失败以及战时政府管制的取消，商业资本家抓住民主、崇美主义和“工业自由”等口号，作为武器，来反对集体签约权。在20年代，有的大公司实行了一种新型管理方式，配带有私人养老金、医疗保险计划，并带有就职保障的承诺等。但在这种“美国计划”的核心却矗立着“公开的工场”，即一个不设工会的工作场所。一群雇主宣称：集体签约权象征着“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和对一个自由人民的体制的威胁”。而无工会企业则代表了“个人自由的原则”，经济繁荣在于给予商业和企业自由管理的权力，不受工会或政府规定的干涉。雇主们怕工人们不明白他们的意思，还搞了一场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来加强效果，这种宣传把工联主义与社会主义联在一起，把两者都说成是对自由的威胁和外国人对美国生活施加邪恶影响的例子。②
在20世纪20年代，劳工运动丧失了100万会员，工会一次又一次地对雇主们作出让步，力图保住自己的组织不被完全取消。在明尼阿波利斯这样的城市，前不久还是活跃的工运中心，工会有自己的互助社和消费组织，但此刻工会与它们的体制结构全都不复存在了。在这十年中，仍有一些由最受苦的工人组织的零星的反抗和暴动发生。南部的纺织工厂采用了科学管理制，工人们出于无奈举行了罢工，工人们称雇主把在这里工作的“男人和女人变成了奴隶”。一位工人把这种新的管理制度称作“强加在自由人民头上的最该死的制度”。 但是，面对雇主、地方政客和法院联合起来180的反对力量，这些罢工的结局只能是失败。①
Deal: Industrial Workers in Chicago, 19191939 (New York, 1990), 163209; Lyman P. Powell, ed., The Social Unrest: Capital, Labor, and the Public in Turmoil (2 vols. New York, 1919), I, 13335; Dana Frank, Purchasing Power: Consumer Organizing, Gender, and the Seattle Labor Movement, 19191929 (New York, 1994), 96110.
① Lois Quam and Peter J. Rachleff, “Keeping Minneapolis an OpenShop Town: The Citizens?Alliance in the 1930s,” Minnesota History, 50 (Fall 1986), 10506; Frank, Purchasing Power, 12, 139146; Hall, Like a Family, 20013; Bryant Simon, “Prelude to the New Deal: The Political Response of South Carolina Textile Workers to the Great Depression, 19291933,” in Race, Class, and Community in Southern Labor History, ed. Gary N. Fink and Merl E. Reed (Tuscaloosa, 1994), 4145.
② Susan Lehrer, Origins of Protective Legislation for Women 19051925 (Albany, 1987), 7073; Molly LaddTaylor, MotherWork: Women, Child Welfare, and the State, 18901930 (Urbana, 1994), 9395; Joan G. Zimmerman, “The Jurisprudence of Equality: The Women誷 Minimum Wage, the First Equal Rights Amendment, and Adkins v. Children誷 Hospital, 19051923,”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8 (June 1991), 190, 22122 (Kelley).在一战之后的时期内，进步时代那种工业自由和一个具有社会意识感的国家政府的理想被再度兴起的自由放任经济学理论所淹没。联邦最高法院再次强调契约自由的重要性，否定了一项联邦政府管理童工的法律，认为这项法律侵犯了州权。最高法院在1923年的一项判决中，甚至推翻了马勒诉俄勒冈案的判决，将哥伦比亚特区的一项规定妇女最低工资的法律宣布为无效。法官们宣判说，既然现在妇女已经享有了投票权，她们就与男人一样拥有选择工作场所的自由权。弗洛伦斯•凯利悲愤地说，这项判决“是一项新的司各特判决”，因为它以契约自由为名，但“却在字里行间充满了最痛苦和最残酷的嘲弄”。②就在凯利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妇女运动正在分化成几个部分。一部分原因在于选举权的获得使不同种类的积极分子失去了团结的纽带。这些不同的群体“都在为自己理解的自由奋斗，”用劳工改革家朱丽叶•斯图尔特•派恩茨的话来说。黑人妇女们坚持认为，妇女运动此刻必须要求在南部强制实施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但这种要求并没有得到白人女权主义者的支持。少数几个著名的女权主义者，最有名的是哈里奥特•斯坦顿•布拉奇，参加了正在迅速消失的社会主义党；她们相信，妇女在取得选举权后，应支持一种独立的选举力量，借此来推进政府对所有可能受到伤害的工人而不仅仅是对妇女本身的保护。在妇女自由的定义上两个相互竞争的派别 ——一派基于母亲权益，另一派基于工作权利——此刻在针对一项平等权利的宪法修正案(ERA)的提议上将它们之间长期以来的分歧明朗化了。这项修正案是艾丽斯•保罗和全国妇女党提出来的。对保罗来说，消除一切“基于性别基础上”的法律区别是妇女取得选举权后一个顺理成章的后续工作。取得政治权利之后，妇女不再需要特殊的法律保护。但对于那些支持母亲津贴和保护妇女的立法的人来说，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会把对妇女的保护一扫而尽，她们认为这项提议代表了一个巨大的退步。最后，“平等”和“差别”两派都遭到重创。要求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的斗争失败了，1929年，国会又取消了1921年的谢泼德－汤纳法，这项法律要求联邦政府对妇女和儿童健康的计划提供资助，曾被认为是主张母亲权利的改革派的一项主要成就。Lehrer, Origins, 10712, 174; Cott, Feminism, 70; Ellen C. Du Bois, Harriot Stanton Blatch and the Winning of Woman Suffrage (New Haven, 1997), 22429; Zimmerman, “Jurisprudence of Equality,” 20717; Florence Kelley, Twenty Questions About the Federal Amendment Proposed by the National Woman誷 Party (New York, 1922), 46; Linda Gordon, Pitied But Not Entitled: Single Mothers and the History of Welfare (New York, 1994), 94.
但是，178更为极端的镇压却是由州政府来实施的。在战争期间，有33个州禁止举行游行活动或展示红色和黑色的旗帜(这两种颜色分别象征着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有23个州立法设立了“犯罪性工联主义”的罪名，把那些鼓动用非法行动来争取改变政治或“改变工业(财产)拥有方式”的言行统统归入此类(这样，爱国主义便与维持经济现状和支持战争联成一个整体了)。一位名叫约翰•怀特的俄亥俄州农场主，因为说了一句德国士兵对无辜妇女和儿童的屠杀与美国在菲律宾的所作所为大同小异之类的话，便被判处了21个月的监禁。使用德语成为那些支持战争的组织刻意打击的一个目标。在衣阿华州，威廉•L. 哈定州长签发了一个州长文告，要求在学校、公共场合和打电话时只能使用英语作为口头交流语言。他宣称，言论自由并不包括“使用一种非本国语言的权利”。明尼苏达州拥有一个庞大的德裔美国人口群体，工会活动也非常活跃，但该州在战时禁止了几乎所有的工会活动，并建立起公共安全委员会，专门根除州内的不忠诚因素。在整个国家，演奏德国音乐受到禁止，学校的课程活动都需经过严格审查，保证它们充满了爱国主义的内容，教师也被要求签署效忠国家的誓词。Walker, Defense of American Liberties, 43; Murphy, World War I, 12830; Chrislock, Watchdog of Loyalty, 5760, 8990, 11417, 270; Kennedy, Over Here, 54.
如果战争及其结果证明了什么东西的话，李普曼在1919年写道，那就是“传统的言论自由和意见自由并没有建立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但是，尽管一些进步主义者反对对个人权利的侵犯，但他们，包括李普曼自己在内，对大规模地镇压公民自由的行动却表示了默认。令人更为熟悉的倾向是将战时的持不同政见与对国家不忠诚等同起来。对于进步主义者来说，公民自由基本上不是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进步主义者往往将国家政府视为民主目的的代表，坚持认为自由来自于对社会生活的参与，而不是站在与社会隔离的立场上进行反对活动。许多进步主义者认为，对个人权利过于广泛的要求，是一种过度个人主义的症状，而后者正是他们所谴责的引起诸多社会弊病的根源。进步主义者相信通过积极使用政府权力，社会条件可以得到改善；他们对法院以“自由”的名义推翻民选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的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对于在多数或政府暴政的形势下如何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的问题，却没有发展出一套连贯的防范措施。从劳联到《新共和国》的知识分子们以及战争的支持者们，都把消灭社会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看成是一个将劳工和移民整合进秩序井然的社会的一个必要前奏。这是他们希望出现的一种战后结果。Walter Lippmann, “The Basic Problem of Democracy,” Atlantic Monthly, 124 (November 1919), 616; Arthur S. Link, ed.,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Princeton, 1966),XLIV, 272, 39394; Murphy, World War I, 13850; R. Jeffrey Lustig, Corporate 美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卷入仅有19个月的时间，179 但它却给随之而来的十年投下了一个长长的阴影。战争开始时所带有的那种充满理想主义的目标，年轻的牧师莱因霍尔德•尼布尔评论到，好像已经被抛弃了：“我们正在迅速变成地球上最保守的国家。”在“自由的甜蜜土地”的标题下，《民族》杂志在1923年列举了一系列表现美国自由恶化和贬值的例子：在阿拉巴马、阿肯色和佛罗里达各地发生的私刑；一位本科生因为写了一封捍卫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信就遭到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的殴打；在新泽西州对一个工会领袖的逮捕；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位社会主义者要求演?的权利遭到拒绝。在随后的几年中，镇压的势头有所减缓，用一位公民自由论者的话来说，原因是“已经没有什么可压制的了”。英国作家劳伦斯在1923年评论道：美国以生活在“自由的土地”引以为豪，但是，“自由的暴徒们”却把持不同意见者的权利给毁掉了。他写道，“我从来没有到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对他们自己的同胞抱有那样无奈的恐惧。”①
Liberalism: The Origins of Modern American Political Theory, 18901920 (Berkeley, 1982), 148; Powe, Fourth Estate, 69.
① Richard W. Fox, Reinhold Niebuhr: A Biography (New York, 1985), 5759; The Nation, July 4, 1923; Walker, Defense of America Liberties, 71; D.H. Lawrence, 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1923), 4.
② McCartin, “‘An American Feeling,’” 7980; Lizabeth Cohen, Making a New随着1919年劳工反抗运动的失败以及战时政府管制的取消，商业资本家抓住民主、崇美主义和“工业自由”等口号，作为武器，来反对集体签约权。在20年代，有的大公司实行了一种新型管理方式，配带有私人养老金、医疗保险计划，并带有就职保障的承诺等。但在这种“美国计划”的核心却矗立着“公开的工场”，即一个不设工会的工作场所。一群雇主宣称：集体签约权象征着“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和对一个自由人民的体制的威胁”。而无工会企业则代表了“个人自由的原则”，经济繁荣在于给予商业和企业自由管理的权力，不受工会或政府规定的干涉。雇主们怕工人们不明白他们的意思，还搞了一场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来加强效果，这种宣传把工联主义与社会主义联在一起，把两者都说成是对自由的威胁和外国人对美国生活施加邪恶影响的例子。②
在20世纪20年代，劳工运动丧失了100万会员，工会一次又一次地对雇主们作出让步，力图保住自己的组织不被完全取消。在明尼阿波利斯这样的城市，前不久还是活跃的工运中心，工会有自己的互助社和消费组织，但此刻工会与它们的体制结构全都不复存在了。在这十年中，仍有一些由最受苦的工人组织的零星的反抗和暴动发生。南部的纺织工厂采用了科学管理制，工人们出于无奈举行了罢工，工人们称雇主把在这里工作的“男人和女人变成了奴隶”。一位工人把这种新的管理制度称作“强加在自由人民头上的最该死的制度”。 但是，面对雇主、地方政客和法院联合起来180的反对力量，这些罢工的结局只能是失败。①
Deal: Industrial Workers in Chicago, 19191939 (New York, 1990), 163209; Lyman P. Powell, ed., The Social Unrest: Capital, Labor, and the Public in Turmoil (2 vols. New York, 1919), I, 13335; Dana Frank, Purchasing Power: Consumer Organizing, Gender, and the Seattle Labor Movement, 19191929 (New York, 1994), 96110.
① Lois Quam and Peter J. Rachleff, “Keeping Minneapolis an OpenShop Town: The Citizens?Alliance in the 1930s,” Minnesota History, 50 (Fall 1986), 10506; Frank, Purchasing Power, 12, 139146; Hall, Like a Family, 20013; Bryant Simon, “Prelude to the New Deal: The Political Response of South Carolina Textile Workers to the Great Depression, 19291933,” in Race, Class, and Community in Southern Labor History, ed. Gary N. Fink and Merl E. Reed (Tuscaloosa, 1994), 4145.
② Susan Lehrer, Origins of Protective Legislation for Women 19051925 (Albany, 1987), 7073; Molly LaddTaylor, MotherWork: Women, Child Welfare, and the State, 18901930 (Urbana, 1994), 9395; Joan G. Zimmerman, “The Jurisprudence of Equality: The Women誷 Minimum Wage, the First Equal Rights Amendment, and Adkins v. Children誷 Hospital, 19051923,”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8 (June 1991), 190, 22122 (Kelley).在一战之后的时期内，进步时代那种工业自由和一个具有社会意识感的国家政府的理想被再度兴起的自由放任经济学理论所淹没。联邦最高法院再次强调契约自由的重要性，否定了一项联邦政府管理童工的法律，认为这项法律侵犯了州权。最高法院在1923年的一项判决中，甚至推翻了马勒诉俄勒冈案的判决，将哥伦比亚特区的一项规定妇女最低工资的法律宣布为无效。法官们宣判说，既然现在妇女已经享有了投票权，她们就与男人一样拥有选择工作场所的自由权。弗洛伦斯•凯利悲愤地说，这项判决“是一项新的司各特判决”，因为它以契约自由为名，但“却在字里行间充满了最痛苦和最残酷的嘲弄”。②就在凯利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妇女运动正在分化成几个部分。一部分原因在于选举权的获得使不同种类的积极分子失去了团结的纽带。这些不同的群体“都在为自己理解的自由奋斗，”用劳工改革家朱丽叶•斯图尔特•派恩茨的话来说。黑人妇女们坚持认为，妇女运动此刻必须要求在南部强制实施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但这种要求并没有得到白人女权主义者的支持。少数几个著名的女权主义者，最有名的是哈里奥特•斯坦顿•布拉奇，参加了正在迅速消失的社会主义党；她们相信，妇女在取得选举权后，应支持一种独立的选举力量，借此来推进政府对所有可能受到伤害的工人而不仅仅是对妇女本身的保护。在妇女自由的定义上两个相互竞争的派别 ——一派基于母亲权益，另一派基于工作权利——此刻在针对一项平等权利的宪法修正案(ERA)的提议上将它们之间长期以来的分歧明朗化了。这项修正案是艾丽斯•保罗和全国妇女党提出来的。对保罗来说，消除一切“基于性别基础上”的法律区别是妇女取得选举权后一个顺理成章的后续工作。取得政治权利之后，妇女不再需要特殊的法律保护。但对于那些支持母亲津贴和保护妇女的立法的人来说，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会把对妇女的保护一扫而尽，她们认为这项提议代表了一个巨大的退步。最后，“平等”和“差别”两派都遭到重创。要求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的斗争失败了，1929年，国会又取消了1921年的谢泼德－汤纳法，这项法律要求联邦政府对妇女和儿童健康的计划提供资助，曾被认为是主张母亲权利的改革派的一项主要成就。Lehrer, Origins, 10712, 174; Cott, Feminism, 70; Ellen C. Du Bois, Harriot Stanton Blatch and the Winning of Woman Suffrage (New Haven, 1997), 22429; Zimmerman, “Jurisprudence of Equality,” 20717; Florence Kelley, Twenty Questions About the Federal Amendment Proposed by the National Woman誷 Party (New York, 1922), 46; Linda Gordon, Pitied But Not Entitled: Single Mothers and the History of Welfare (New York, 199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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