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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者：埃里克·方纳 2007-05-29 05:26
战前女权主义者对个人自由的要求仍然存活了下来了，但只是通过广大的消费者市场和在20年代中大吹大擂起来的“新妇女”们的实际行为。妇女解放，作为一个政治题目已经奄奄一息，但却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再度兴起，方兴未艾。生活方式是广告制作和大众娱乐的内容，与政治或经济上的激进主义完全没有联系。 性自由此刻意味着坚持个人自181主或个人反抗，这是自由选择的一种象征，与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改造毫无关联。一代人以前被认为是丑闻的事——即妇女有意识地追求性方面的愉悦——此时成了推销从香烟到汽车等市场商品的一种手段。(爱德华•伯尼斯负责筹划了诱惑妇女吸烟的公关活动，他给香烟取的绰号是：妇女的“自由火炬”。)如同广告和电影中描绘的，新妇女——即年轻的、未婚的、独立的妇女——一般都吸烟，饮酒，穿戴过度暴露的服装，过着一种比她母亲或祖母更为自由的性生活。一旦结婚，她会在家里找到满足感，用广告的话来说，新女性被省力的电器从“厨房奴隶制”和繁琐的家庭杂务的劳累中“解放出来了”。Fishbein, Rebels in Bohemia, 15859; Alice KesslerHarris, Out to Work: A History of Wage Earning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82), 22426; Stuart Ewen, Captains of Consciousness: Advertising and the Social Roots of Consumer Culture (New York, 1976), 16061; Roland Marchand, Advertising the American Dream: Making Way for Modernity, 19201940 (Berkeley, 1985), 17274; Ruth S. Cowan, “The Two Washes in the Morning and a Bridge Party at Night: The American Housewife Between the Wars,” in Decades of Discontent: The Woman誷 Movement, 19201940 (Westport, 1983), 17782; Give Me Liberty (Cleveland, 1969), 56.
1924年，社会科学家霍勒斯•卡伦曾说，美国度过了自己历史上“最关键的一个十年”。在这其中所发生的变化中，包括了进步主义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和一种思想流派的解体。战时那种对有意识地创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的信仰在巴黎就已经死亡，政府在鼓动群众的歇斯底里和仇视外国人方面的成功破坏了民主理念的真正基础——即那种自我主导的公民的思想。到20年代时，作为一种理性的集体实体，“人民”这个概念，创造于革命时期，现在看上去已经过时了。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徒们强调人类行为的下意识的直觉性动机；科学家用战时的智商测试结果来表明，大量的美国人在智力上并不适合行使自我管理。“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都是愚蠢的，”一位广告制造业的主管在解释为什么广告需要在感情上做手脚而不是提供真实信息时这样评论道。Horace Kallen,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24), 10; Westbrook, John Dewey, 27886; Andrew Feffer, The Chicago Pragmatists and American Progressivism (Ithaca, 1993), 12; Wiebe, SelfRule, 17377; Marchard, Advertising, 6668.18220世纪20年代的一幅为埃克塞尔电饭锅公司推销产品的广告。(Library of Congress)在20世纪20年代，沃尔特•李普曼出版了两部对民主进行最透彻的批判的著作：《舆论》和《有名无实的公众》。这两部著作等于是对进步主义者将“智力”通过大众民主的途径来解决社会问题的理想所做的告别演说。李普曼认为，美国的选民没有对问题作仔细的考虑，甚至对个人和集体的自我权益也未作仔细思考，他们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因而相当的短视，倾向于受热情的左右。现代的问题不仅超出了普通男女的理解能力(这种意识曾导致李普曼支持由专家主持政府行政部门的工作)，而且在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所谓独立(即有自己的主见)的公民只不过是一种并不存在的虚构而已。政府，如同广告业的抄写者和新闻记者一样，熟练地掌握了制造和操纵民意的艺术——李普曼把这个过程称之为“共识的制造”——与此同时，消费主义又在消磨吸吮美国人对公共话题的关注。杜威曾坚决地捍卫一个参与的公民群体是社会进步的基础的思想，在李普曼的批判之下，他也182放弃了自己的看法。杜威写道，“公众好像是消失了，但它毫无疑问地是被弄糊涂了。”Christopher Lasch, The True and Only Heaven: Progress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1991), 36364; Steel, Walter Lippmann, 18083; Westbrook, John Dewey, 29499; Jo Ann Boydston, ed., John Dewey: The Later Works, 19251953 (17 vols. Carbondale, 198190), II, 308.
一战及其后果的另一个牺牲品是进步主义把联邦政府当作国家目的象征时而寄予的绝对信任。从战时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以及1917年为国会通过并在两年后为各州批准生效的禁止生产和销售含有酒精的液体的宪法修正案中，183许多都市中的进步主义者和格林威治村的文化反叛者认识到，当公共权力落入错误之手，它将会干出何等荒唐的事，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例证。遵循战前由劳工、社会主义者和生育控制权的提倡者们力争表达自由的传统，一些进步主义者此刻懂得和珍惜公民自由——即一个公民可以有权不同意政府的意见——他们认为这是美国自由的核心内容。事实上，他们重新发现了麦迪逊当年的警告，民主政府本身可能威胁自由。这种认识的结果是进步主义者的政治语言开始出现一种微妙的变位，从强调多数人统治和有效民主转移到强调权利、限制政府的权力和个人自主。在这种“属于个人的新自由”的名义下，一种关于公民自由的连贯观念在20年代得以产生，随之开始的是对言论自由不受政府干涉的、有实际意义的法律保护行动。Edward A. Stettner, Shaping Modern Liberalism: Herbert Croly and Progressive Thought (Lawrence, 1993), 11115; Murphy, World War I passim.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富有创造力的反战主义者约翰•海因斯•霍姆斯后来回忆说，“公民自由的新问题突然成为了我们国家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反间谍和惩乱法的允许下，对反战异见分子的逮捕导致了公民自由管理局在1917年的成立，该局在1920年变成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在随后的几十年内，公民自由联盟将参与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例的审理，这些案例促发了后来的“权利革命”，后者给传统的公民自由——如言论和出版自由等——填充了实质性的内容，并发明了新的公民自由，如隐私权等。但在它诞生的时候，公民自由联盟只不过是一个小型的、四面受到围攻的组织。它是由反战主义者、像杜威这样被战时镇压震惊的进步主义者以及那些对公然违反美国人权利的行为感到义愤的律师组成的联盟，它那些捍卫言论自由的小册子却被邮政检查官勒令禁止进入邮政通道。联盟早期历史中的主要人物是罗杰•鲍德温，他在战前是一个反战主义者。鲍德温是一个“极端的反国家主义者”。他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使他与大多数进步主义者分道扬镳，而且也促使他在推崇自主个人有权不受限制地表达自我的基础上来捍卫言论自由。Murphy, World War I, 9, 15368, 175; Walker, Defense of American Liberties, 34, 11, 21; Alan Ryan, John Dewey and the High Tide of America Liberalism (New York, 1995), 169.
联邦最高法院逐渐地被迫面对了表达政治和经济异见时所准允的尺度的问题。在最初的决定中，最高法院给公民自由的概念带来了一连串的摧毁性打击。1919年，大法官们维持了反间谍法的合宪性，维持了对查尔斯•T. 申克的判罪。申克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通过邮局寄送了反征兵的传单。大法官奥利弗•霍姆斯代表最高法院写出的判决意见宣称，第一条宪法修正案并没有阻止国会立法禁止那种带有“清楚的和当前的”危险的言论，因为这样的言论可能引起非法的行动。 在后来的半个世纪中，184霍姆斯的原则将成为第一修正案的测试准则。既然最高法院通常给予政府部门极大的回旋余地来决定什么样的言论事实上是“危险的”，在危机时刻，捍卫言论自由很难找到一个牢固稳定的基础。申克案宣判后的一周中，最高法院又一致维持对德布斯的判罪，尽管他反对战争的演讲没有号召人们抵制征兵活动或反对政府。最高法院同时也肯定了将一家德语报纸的主编在战时收监入狱的判决，这家报纸的社论仅仅对强制征兵的合宪性提出疑问。
同样也在1919年，大法官们维持了对雅各布•阿布拉姆斯和其他几个人的判罪。他们曾散发了批评美国在俄国革命后干涉俄国的行为。但这一次，霍姆斯和路易斯•布兰代斯却表示了异议，标志着最高法院内开始出现了一个立志保护一个较为宽广的言论自由范围的少数派。当最高法院维持对本杰明•吉特洛的判罪时，布兰代斯(他已开始后悔自己当初在对申克和德布斯两案投票时加入了法院的多数派)和霍姆斯再次表示反对。吉特洛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写作的“左派宣言”中，有号召人们起来革命的词句，因而违反了纽约州的无政府主义罪法，被判有罪。霍姆斯宣称，“言论自由的惟一意义”是指每一个信仰的鼓吹者和提倡者，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者，都有权在广大的“思想的市场上”(一个对消费者社会来说相当贴切的比喻)说服公众接受他们的主张。布兰代斯已经呼吁，第一条宪法修正案也应适用于对州的限制。他写道，“我不相信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保障的自由仅仅只有获取和享受财产的自由。”虽然吉特洛被判了罪，但最高法院的多数也同时认为，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对州也同样有约束，限制其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进行不合理的限制。这条意见十分重要，它表明权利法案开始从过去那种并不总是有效的原则陈述转换为一种对公民自由的有重要意义的保护。Walker, Defense of American Liberties, 2627; Graber, Transforming Free Speech, 36, 10608; David Riesman, “Civil Liberties in a Period of Transition,” in Public Policy, ed. C.J. Freidrich and Edward S. Mason (Cambridge, MA, 1942), 3637; Philipa Strum, Louis D. Brandeis: Justice for the People (Cambridge, MA, 1984), 31420.
逐渐地，公民自由法学的浪潮开始转向。尽管想要准确地解释法官投票的动机和行为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战时和战后的镇压活动完全有可能至少震动最高法院中一部分法院成员，促使他们开始对公民自由的问题产生敏感力和给予较大的注意。到20世纪20年代末，最高法院否决了堪萨斯的犯罪性工团主义法和明尼苏达州的一项新闻审查法。尽管这些年里公民自由联盟主要关心的问题是政治表达中的言论自由，但言论自由的新趋势却不只局限于政治话题。1930年，最高法院推翻了根据科姆斯托克法对玛丽•维尔•丹尼特的判罪。丹尼特之所以被判罪，是因为她通过邮政寄送名为《生活中的性》的性教育传单。185三年后，一个联邦法院推翻了科姆斯托克法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禁令。这是反对审查文学著作斗争中的一个转折点。Henry J. Abraham, Freedom and the Court: Civil Rights and Libe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5th ed. (New York, 1988), 6769; Rochelle Gurstein, The Repeal of Reticence (New York, 1996), 10910, 209.
与此同时，布兰代斯正在精心铸造一个保护公民自由的思想武器，他的出发点与霍姆斯那种竞争性的思想市场模式不同。1927年，当最高法院维持对阿妮塔•惠特尼的判罪时，布兰代斯从程序的角度对法院的意见表示同意。惠特尼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和女权积极活动家，她因参加了共产主义劳动党的一次集会而被判罪，因为这个党主张暴力革命。但布兰代斯写作了一份十分有力的保护言论自由的意见，他认为，言论自由是一个民主政体中积极的公民活动的核心内容：“那些为我们赢得独立的人相信……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对于政治真理的发现和传播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对自由的最大的威胁是毫无生气、惰性十足的人民。”最高法院判决一个月后，加利福尼亚州长将惠特尼予以特赦，称“言论自由是每个自由美国人的与生俱来的权利”。毫不畏惧的惠特尼不久又被带回法院，这次是因为她违反了加州不准公开展示红旗的法律。这一次，惠特尼取得了更大的胜利。1931年，最高法院推翻了这条法律，认为其与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保障的自由有冲突。这样，一种从司法上对公民自由的保护开始降生了。Strum, Louis D. Brandeis, 32728; Vincent Blasi,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the Ideal of Civic Courage: The Brandeis Opinion in Whitey v. California,” William & Mary Law Review, 29 (Summer 1988), 655, 66465, 696697; Walker, Defense of American Liberties, 90.
1924年，社会科学家霍勒斯•卡伦曾说，美国度过了自己历史上“最关键的一个十年”。在这其中所发生的变化中，包括了进步主义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和一种思想流派的解体。战时那种对有意识地创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的信仰在巴黎就已经死亡，政府在鼓动群众的歇斯底里和仇视外国人方面的成功破坏了民主理念的真正基础——即那种自我主导的公民的思想。到20年代时，作为一种理性的集体实体，“人民”这个概念，创造于革命时期，现在看上去已经过时了。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徒们强调人类行为的下意识的直觉性动机；科学家用战时的智商测试结果来表明，大量的美国人在智力上并不适合行使自我管理。“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都是愚蠢的，”一位广告制造业的主管在解释为什么广告需要在感情上做手脚而不是提供真实信息时这样评论道。Horace Kallen,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24), 10; Westbrook, John Dewey, 27886; Andrew Feffer, The Chicago Pragmatists and American Progressivism (Ithaca, 1993), 12; Wiebe, SelfRule, 17377; Marchard, Advertising, 6668.18220世纪20年代的一幅为埃克塞尔电饭锅公司推销产品的广告。(Library of Congress)在20世纪20年代，沃尔特•李普曼出版了两部对民主进行最透彻的批判的著作：《舆论》和《有名无实的公众》。这两部著作等于是对进步主义者将“智力”通过大众民主的途径来解决社会问题的理想所做的告别演说。李普曼认为，美国的选民没有对问题作仔细的考虑，甚至对个人和集体的自我权益也未作仔细思考，他们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因而相当的短视，倾向于受热情的左右。现代的问题不仅超出了普通男女的理解能力(这种意识曾导致李普曼支持由专家主持政府行政部门的工作)，而且在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所谓独立(即有自己的主见)的公民只不过是一种并不存在的虚构而已。政府，如同广告业的抄写者和新闻记者一样，熟练地掌握了制造和操纵民意的艺术——李普曼把这个过程称之为“共识的制造”——与此同时，消费主义又在消磨吸吮美国人对公共话题的关注。杜威曾坚决地捍卫一个参与的公民群体是社会进步的基础的思想，在李普曼的批判之下，他也182放弃了自己的看法。杜威写道，“公众好像是消失了，但它毫无疑问地是被弄糊涂了。”Christopher Lasch, The True and Only Heaven: Progress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1991), 36364; Steel, Walter Lippmann, 18083; Westbrook, John Dewey, 29499; Jo Ann Boydston, ed., John Dewey: The Later Works, 19251953 (17 vols. Carbondale, 198190), II, 308.
一战及其后果的另一个牺牲品是进步主义把联邦政府当作国家目的象征时而寄予的绝对信任。从战时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以及1917年为国会通过并在两年后为各州批准生效的禁止生产和销售含有酒精的液体的宪法修正案中，183许多都市中的进步主义者和格林威治村的文化反叛者认识到，当公共权力落入错误之手，它将会干出何等荒唐的事，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例证。遵循战前由劳工、社会主义者和生育控制权的提倡者们力争表达自由的传统，一些进步主义者此刻懂得和珍惜公民自由——即一个公民可以有权不同意政府的意见——他们认为这是美国自由的核心内容。事实上，他们重新发现了麦迪逊当年的警告，民主政府本身可能威胁自由。这种认识的结果是进步主义者的政治语言开始出现一种微妙的变位，从强调多数人统治和有效民主转移到强调权利、限制政府的权力和个人自主。在这种“属于个人的新自由”的名义下，一种关于公民自由的连贯观念在20年代得以产生，随之开始的是对言论自由不受政府干涉的、有实际意义的法律保护行动。Edward A. Stettner, Shaping Modern Liberalism: Herbert Croly and Progressive Thought (Lawrence, 1993), 11115; Murphy, World War I passim.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富有创造力的反战主义者约翰•海因斯•霍姆斯后来回忆说，“公民自由的新问题突然成为了我们国家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反间谍和惩乱法的允许下，对反战异见分子的逮捕导致了公民自由管理局在1917年的成立，该局在1920年变成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在随后的几十年内，公民自由联盟将参与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例的审理，这些案例促发了后来的“权利革命”，后者给传统的公民自由——如言论和出版自由等——填充了实质性的内容，并发明了新的公民自由，如隐私权等。但在它诞生的时候，公民自由联盟只不过是一个小型的、四面受到围攻的组织。它是由反战主义者、像杜威这样被战时镇压震惊的进步主义者以及那些对公然违反美国人权利的行为感到义愤的律师组成的联盟，它那些捍卫言论自由的小册子却被邮政检查官勒令禁止进入邮政通道。联盟早期历史中的主要人物是罗杰•鲍德温，他在战前是一个反战主义者。鲍德温是一个“极端的反国家主义者”。他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使他与大多数进步主义者分道扬镳，而且也促使他在推崇自主个人有权不受限制地表达自我的基础上来捍卫言论自由。Murphy, World War I, 9, 15368, 175; Walker, Defense of American Liberties, 34, 11, 21; Alan Ryan, John Dewey and the High Tide of America Liberalism (New York, 1995), 169.
联邦最高法院逐渐地被迫面对了表达政治和经济异见时所准允的尺度的问题。在最初的决定中，最高法院给公民自由的概念带来了一连串的摧毁性打击。1919年，大法官们维持了反间谍法的合宪性，维持了对查尔斯•T. 申克的判罪。申克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通过邮局寄送了反征兵的传单。大法官奥利弗•霍姆斯代表最高法院写出的判决意见宣称，第一条宪法修正案并没有阻止国会立法禁止那种带有“清楚的和当前的”危险的言论，因为这样的言论可能引起非法的行动。 在后来的半个世纪中，184霍姆斯的原则将成为第一修正案的测试准则。既然最高法院通常给予政府部门极大的回旋余地来决定什么样的言论事实上是“危险的”，在危机时刻，捍卫言论自由很难找到一个牢固稳定的基础。申克案宣判后的一周中，最高法院又一致维持对德布斯的判罪，尽管他反对战争的演讲没有号召人们抵制征兵活动或反对政府。最高法院同时也肯定了将一家德语报纸的主编在战时收监入狱的判决，这家报纸的社论仅仅对强制征兵的合宪性提出疑问。
同样也在1919年，大法官们维持了对雅各布•阿布拉姆斯和其他几个人的判罪。他们曾散发了批评美国在俄国革命后干涉俄国的行为。但这一次，霍姆斯和路易斯•布兰代斯却表示了异议，标志着最高法院内开始出现了一个立志保护一个较为宽广的言论自由范围的少数派。当最高法院维持对本杰明•吉特洛的判罪时，布兰代斯(他已开始后悔自己当初在对申克和德布斯两案投票时加入了法院的多数派)和霍姆斯再次表示反对。吉特洛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写作的“左派宣言”中，有号召人们起来革命的词句，因而违反了纽约州的无政府主义罪法，被判有罪。霍姆斯宣称，“言论自由的惟一意义”是指每一个信仰的鼓吹者和提倡者，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者，都有权在广大的“思想的市场上”(一个对消费者社会来说相当贴切的比喻)说服公众接受他们的主张。布兰代斯已经呼吁，第一条宪法修正案也应适用于对州的限制。他写道，“我不相信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保障的自由仅仅只有获取和享受财产的自由。”虽然吉特洛被判了罪，但最高法院的多数也同时认为，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对州也同样有约束，限制其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进行不合理的限制。这条意见十分重要，它表明权利法案开始从过去那种并不总是有效的原则陈述转换为一种对公民自由的有重要意义的保护。Walker, Defense of American Liberties, 2627; Graber, Transforming Free Speech, 36, 10608; David Riesman, “Civil Liberties in a Period of Transition,” in Public Policy, ed. C.J. Freidrich and Edward S. Mason (Cambridge, MA, 1942), 3637; Philipa Strum, Louis D. Brandeis: Justice for the People (Cambridge, MA, 1984), 31420.
逐渐地，公民自由法学的浪潮开始转向。尽管想要准确地解释法官投票的动机和行为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战时和战后的镇压活动完全有可能至少震动最高法院中一部分法院成员，促使他们开始对公民自由的问题产生敏感力和给予较大的注意。到20世纪20年代末，最高法院否决了堪萨斯的犯罪性工团主义法和明尼苏达州的一项新闻审查法。尽管这些年里公民自由联盟主要关心的问题是政治表达中的言论自由，但言论自由的新趋势却不只局限于政治话题。1930年，最高法院推翻了根据科姆斯托克法对玛丽•维尔•丹尼特的判罪。丹尼特之所以被判罪，是因为她通过邮政寄送名为《生活中的性》的性教育传单。185三年后，一个联邦法院推翻了科姆斯托克法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禁令。这是反对审查文学著作斗争中的一个转折点。Henry J. Abraham, Freedom and the Court: Civil Rights and Libe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5th ed. (New York, 1988), 6769; Rochelle Gurstein, The Repeal of Reticence (New York, 1996), 10910, 209.
与此同时，布兰代斯正在精心铸造一个保护公民自由的思想武器，他的出发点与霍姆斯那种竞争性的思想市场模式不同。1927年，当最高法院维持对阿妮塔•惠特尼的判罪时，布兰代斯从程序的角度对法院的意见表示同意。惠特尼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和女权积极活动家，她因参加了共产主义劳动党的一次集会而被判罪，因为这个党主张暴力革命。但布兰代斯写作了一份十分有力的保护言论自由的意见，他认为，言论自由是一个民主政体中积极的公民活动的核心内容：“那些为我们赢得独立的人相信……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对于政治真理的发现和传播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对自由的最大的威胁是毫无生气、惰性十足的人民。”最高法院判决一个月后，加利福尼亚州长将惠特尼予以特赦，称“言论自由是每个自由美国人的与生俱来的权利”。毫不畏惧的惠特尼不久又被带回法院，这次是因为她违反了加州不准公开展示红旗的法律。这一次，惠特尼取得了更大的胜利。1931年，最高法院推翻了这条法律，认为其与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保障的自由有冲突。这样，一种从司法上对公民自由的保护开始降生了。Strum, Louis D. Brandeis, 32728; Vincent Blasi,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the Ideal of Civic Courage: The Brandeis Opinion in Whitey v. California,” William & Mary Law Review, 29 (Summer 1988), 655, 66465, 696697; Walker, Defense of American Liberties,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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