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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者：埃里克·方纳 2007-05-29 05:27
谁是美国人？
尽管20年代中公民自由的生长扩大了美国自由的内容，但对移民的严格限制却大大缩小了美国自由享有者的范围。土生居民保护主义者的崇美主义的定义虽然取得了胜利，它并没有彻底否定进步主义，而是从战前思潮中吸收了一些关键的因素。我们习惯于把进步主义思想看成是一些20世纪的主要发展——如新政、大社会和增强全国政府权力等——的先行者，但有必要记住，在许多方面，进步主义者是怎样仍然带有他们所处的19世纪的印记的。“种族”思想，作为一个区别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永久性的决定性特征，在进步主义者的思想中占有极有影响力的位置。无论是否有意识，“种族”思想都限制了进步时代美国“想像的共同体”的范围。
在每一种进步时代的自由定义中，非裔美国人都被排斥在外。在某种意义上，解除南部黑人选举权的运动是一种典型的进步时代的改革活动，如同它的支持者所称，这样做是为了“提高”选民质量、允许在剩余选民之中实行范围更为广泛的民主。186的确，在密西西比州，它率先以修改州宪法的方式，取消了黑人选举权，但随后马上实施了法官直选、公民提出立法议案、全民公决以及其他措施，使这个州进入了进步主义改革的主流。妇女选举权通过宪法修正案得以实现，使得州能够在其他方面自由限制选举权，所以妇女选举权修正案并没有帮助绝大多数的黑人妇女赢得政治权利。黑人工人为大多数工会所排斥，同时也被排除在技术工种之外；他们没有通向“工业自由”的通道和权利。大部分黑人妇女外出工作，但她们的工资并不能给她们带来独立自主的希望，她们的职业—— 绝大多数在家庭服务和农业领域之中——处于那些管制女工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的法律的影响之外。因为大部分黑人处在赤贫状态中，所以黑人也不能参与正在出现的消费者型经济，无论是在百货商店中担任雇员(除了担任清洁工或打扫清洁的女工外)，还是成为源源不断流入市场的商品的购买者。
进步主义知识分子、社会科学工作者、劳工改革家、妇女选举权鼓吹者等都对黑人所处的境遇表示出非常明显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沃尔特•维尔在他的《新民主》中，一直等到第15页时才谈到了“种族问题”。尽管他承认，“白人民主”在说法上存有严重的矛盾之处，但他却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推动美国民主向一种更为平等的标准发展。有些贫民救济社的工作人员企图面对都市黑人的贫困问题，但他们中没有什么人能够懂得黑人在劳动中所面临的数不清的困难和障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接受种族隔离，认为这是一种自然和平等的方式，同时认为应该在白人社区建立白人贫民救济社，在黑人居住区建立黑人贫民救济社。Sarah Henry, “Progressivism and Democracy: Electoral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81919,”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5, 31112; Eileen Boris, Home to Work: Motherhood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Home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94), 119; Walter E. Weyl, The New Democracy (New York, 1912), 34546; David L. Lewis, W.E.B. Du Bois: Biography of a Race, 18681919 (New York, 1993), 395.
西奥多•罗斯福对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性深信不疑(他把印第安人称为“野蛮人”，把黑人叫做“完全不配享有选举权”的人)，但这一切都丝毫没有削减进步主义知识分子对他的新民族主义的热烈拥戴。珍妮•亚当斯是对黑人问题表示关注的为数不多的进步主义者之一，也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缔造者之一。即便如此，当1912年进步党代表大会否决了其党纲中的一条关于民权的内容并禁止具有争议的南部黑人代表进入大会时，她表示了默认。出生在弗吉尼亚的伍德罗•威尔逊可以大言不惭地谈论南部的“真正的代议制政府”和它的崇高的“自由标准”。他的政府在华盛顿市实行了全面的种族隔离，将一大批黑人雇员从联邦职位中赶出去。“你是不是给了美国白人一个‘新自由’，而给了你的非裔美国公民同胞一个新的奴隶制？”威廉•门罗•特罗特在1914年的一次问答中这样对威尔逊总统问道。Tomas G. Dyer,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Idea of Race (Baton Rouge, 1980), 1619, 7080, 10009; Lewis, W.E.B. Du Bois, 42223; Link, ed., Wilson Papers, XXIII, 55152, XXIV, 112; Desmond King, Separate and Unequal: Black Americans and the U.S. Federal Government (Oxford, 1995), 1114, 2831, 10708; Gaines, Uplifting the Race, 215.
黑人的地位问题只是被进步主义者称为这个时代的“种族问题”的一个部分。 1871911年由美国联邦移民问题委员会出版的《人类种族词典》将移民的“种族”排列成一个等?类型，盎格鲁—撒克逊人位居顶端，以下依次是希伯来人、北意大利人，位置最低的是南意大利人——据称这是一种具有暴力倾向的、无节制的、不可能真正被同化的人。1916年由纽约动物学会会长麦迪逊•格兰特出版的《伟大种族的消逝》这本迎合大众口味的畅销书警告说，潮水般涌入美国的新移民和本地白人妇女的低生育率已经威胁到美国文明基础的存在。多数进步主义者认为，如果民主在经济权力极不平等的情况下不能开花结果的话，它也同样无法在一个永远为种族和族裔界限分割的国家中存在下去。但是，将美国政治与经济生活(民族)国家化的本身却提高了人们对族群和种族差别的重视和意识，并刺激了和推动了对“美国化”运动——一种有意识创造一个更为同一的民族文化的努力——的呼声。U.S. Immigration Commission, Dictionary of Races or Peoples (Washington, DC, 1911), 8185; Madison Grant, 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 (New York, 1916); Judith Stein, “Defining the Race, 18901930,” in The Invention of Ethnicity, ed. Werner Sollors (New York, 1989), 7880.
对新移民实行美国化的任务是由官方和各种类型的私人组织来担任的——包括教育工作者、雇主、劳工领袖、社会改良主义者以及政府官员等。美国化运动并不一定与对移民亚文化的尊重和移民对旧大陆保持忠诚的权利相冲突。在珍妮•亚当斯的赫尔堂(亚当斯在芝加哥等地创办的贫民救济社。——译者)里，老师们鼓励移民们尊重和珍惜他们的欧洲传统，用意大利人、希腊人和波兰人争取独立的斗争故事来教移民学习英语。但其他类型的美国化运动则更具有压迫性。福特汽车公司的著名的社会学部闯进移民工人家中，检查他们的服装、家具和烹饪，看是否符合美国的标准。在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化的工作无论是什么形式，大都是由私人组织来操作的。战争将美国化运动转化成为一场由政府支持的运动，它在新移民社区中力图建立一种忠贞不二的国家忠诚，从而给“美国人”这个概念加入了一个全新的保守内容。Rivka S. Lissak, Pluralism and Progressives: Hull House and the New Immigrants,
战时那种对“百分之百的崇美主义”的信仰不仅导致了联邦和州政府对表达自由实行了前所未有的钳制，同时也要求新移民表现他们对美国坚定不移的忠诚。1917年9月，西奥多•罗斯福宣称说，在美国已经没有所谓“分离的忠诚“的余地了。爱国主义现在意味着对政府和战争的绝对支持。而激进的劳工运动、对俄国革命的同情以及保留外国文化的希望，那怕是保留移民的母语，统统被归为“非美”行为。到1919年，相当数量的州通过限制教授外国语言的规定。1922年，188俄勒冈成为第一个要求所有学生必须上州立学校的州——该州的总检察长说，这是一条必要的措施，这样做可通过废除宗教学校来减轻学生在“宗教上的怀疑”，并防止“布尔什维克分子、工联分子和共产党人”组织他们自己的学校。美国化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来势更加凶猛。在这个年代，在公立学校中实行了公民教育计划，雇主们也大张旗鼓地教移民学习英语，教会他们如何欣赏“美国价值”等。只有“那些头脑非常灵巧和意志坚定的移民，”《芝加哥论坛报》评论说，才可能“有希望利用为他们特殊利益准备的众多手段中的一种来逃脱美国化”。①
18901919 (Chicago, 1989), 2534; Olivier Zunz, The Changing Face of Inequality: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mmigrants in Detroit, 18801920 (Chicago, 1982), 31113; Gary Gerstle, WorkingClass Americanism: The Politics of Labor in a Textile City, 19141960 (New York, 1989), 4344.
① William Griffith, ed., The Roosevelt Policy (3 vols. New York, 1919), III, 88789; John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New Brunsick, 1955), 24255; James R. Barrett, “Americanization from the Bottom Up: Immigr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30,”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79 (December 1992), 1018; William G. Ross, Forging New Freedoms: Nativism, Educa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19171927 (Lincoln, 1994), 6168, 148; Ronald Edsforth, Class Conflict and Cultural Consensus: The Making of a Mass Consumer Society in Flint, Michigan (New Brunswick, 1987), 10204; John F. McClymer, “Gender and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Women in the Americanization Movement,”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10 (Spring 1991), 3.美国化计划的制作者们相信，无论这些计划如何地具有强制性，新移民(尤其是他们的孩子)能够调整自己适应美国生活，拥抱“美国的理想和思想”，成为有创造性和有能力的美国公民，并能享受美国自由的恩惠，但是，与此同时，战争也强化了这样一种趋向，即有些种类的移民必须要从美国生活中彻底地踢出去。一位要求限制移民的人在1919年宣称说，比起“盎格鲁－撒克逊人来”，新移民并不愿意接受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所提供的证明是，新移民容易为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些“极端的政治信念”所吸引。征兵时采用的智能测验好像也“科学地”证实了，在智商(IQ)程度上，黑人、爱尔兰裔美国人和新移民远远低于美国本土出生的白人。Paul McBride, Culture Class: Immigrants and Reformers, 18801920 (San Francisco, 1975), 27; Powell, The Social Unrest, II, 66371; Gwendolyn Mink, The Wages of Motherhood: Inequality in the Welfare State, 19171942 (Ithaca, 1995), 2326.
尽管20年代中公民自由的生长扩大了美国自由的内容，但对移民的严格限制却大大缩小了美国自由享有者的范围。土生居民保护主义者的崇美主义的定义虽然取得了胜利，它并没有彻底否定进步主义，而是从战前思潮中吸收了一些关键的因素。我们习惯于把进步主义思想看成是一些20世纪的主要发展——如新政、大社会和增强全国政府权力等——的先行者，但有必要记住，在许多方面，进步主义者是怎样仍然带有他们所处的19世纪的印记的。“种族”思想，作为一个区别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永久性的决定性特征，在进步主义者的思想中占有极有影响力的位置。无论是否有意识，“种族”思想都限制了进步时代美国“想像的共同体”的范围。
在每一种进步时代的自由定义中，非裔美国人都被排斥在外。在某种意义上，解除南部黑人选举权的运动是一种典型的进步时代的改革活动，如同它的支持者所称，这样做是为了“提高”选民质量、允许在剩余选民之中实行范围更为广泛的民主。186的确，在密西西比州，它率先以修改州宪法的方式，取消了黑人选举权，但随后马上实施了法官直选、公民提出立法议案、全民公决以及其他措施，使这个州进入了进步主义改革的主流。妇女选举权通过宪法修正案得以实现，使得州能够在其他方面自由限制选举权，所以妇女选举权修正案并没有帮助绝大多数的黑人妇女赢得政治权利。黑人工人为大多数工会所排斥，同时也被排除在技术工种之外；他们没有通向“工业自由”的通道和权利。大部分黑人妇女外出工作，但她们的工资并不能给她们带来独立自主的希望，她们的职业—— 绝大多数在家庭服务和农业领域之中——处于那些管制女工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的法律的影响之外。因为大部分黑人处在赤贫状态中，所以黑人也不能参与正在出现的消费者型经济，无论是在百货商店中担任雇员(除了担任清洁工或打扫清洁的女工外)，还是成为源源不断流入市场的商品的购买者。
进步主义知识分子、社会科学工作者、劳工改革家、妇女选举权鼓吹者等都对黑人所处的境遇表示出非常明显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沃尔特•维尔在他的《新民主》中，一直等到第15页时才谈到了“种族问题”。尽管他承认，“白人民主”在说法上存有严重的矛盾之处，但他却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推动美国民主向一种更为平等的标准发展。有些贫民救济社的工作人员企图面对都市黑人的贫困问题，但他们中没有什么人能够懂得黑人在劳动中所面临的数不清的困难和障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接受种族隔离，认为这是一种自然和平等的方式，同时认为应该在白人社区建立白人贫民救济社，在黑人居住区建立黑人贫民救济社。Sarah Henry, “Progressivism and Democracy: Electoral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81919,”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5, 31112; Eileen Boris, Home to Work: Motherhood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Home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94), 119; Walter E. Weyl, The New Democracy (New York, 1912), 34546; David L. Lewis, W.E.B. Du Bois: Biography of a Race, 18681919 (New York, 1993), 395.
西奥多•罗斯福对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性深信不疑(他把印第安人称为“野蛮人”，把黑人叫做“完全不配享有选举权”的人)，但这一切都丝毫没有削减进步主义知识分子对他的新民族主义的热烈拥戴。珍妮•亚当斯是对黑人问题表示关注的为数不多的进步主义者之一，也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缔造者之一。即便如此，当1912年进步党代表大会否决了其党纲中的一条关于民权的内容并禁止具有争议的南部黑人代表进入大会时，她表示了默认。出生在弗吉尼亚的伍德罗•威尔逊可以大言不惭地谈论南部的“真正的代议制政府”和它的崇高的“自由标准”。他的政府在华盛顿市实行了全面的种族隔离，将一大批黑人雇员从联邦职位中赶出去。“你是不是给了美国白人一个‘新自由’，而给了你的非裔美国公民同胞一个新的奴隶制？”威廉•门罗•特罗特在1914年的一次问答中这样对威尔逊总统问道。Tomas G. Dyer,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Idea of Race (Baton Rouge, 1980), 1619, 7080, 10009; Lewis, W.E.B. Du Bois, 42223; Link, ed., Wilson Papers, XXIII, 55152, XXIV, 112; Desmond King, Separate and Unequal: Black Americans and the U.S. Federal Government (Oxford, 1995), 1114, 2831, 10708; Gaines, Uplifting the Race, 215.
黑人的地位问题只是被进步主义者称为这个时代的“种族问题”的一个部分。 1871911年由美国联邦移民问题委员会出版的《人类种族词典》将移民的“种族”排列成一个等?类型，盎格鲁—撒克逊人位居顶端，以下依次是希伯来人、北意大利人，位置最低的是南意大利人——据称这是一种具有暴力倾向的、无节制的、不可能真正被同化的人。1916年由纽约动物学会会长麦迪逊•格兰特出版的《伟大种族的消逝》这本迎合大众口味的畅销书警告说，潮水般涌入美国的新移民和本地白人妇女的低生育率已经威胁到美国文明基础的存在。多数进步主义者认为，如果民主在经济权力极不平等的情况下不能开花结果的话，它也同样无法在一个永远为种族和族裔界限分割的国家中存在下去。但是，将美国政治与经济生活(民族)国家化的本身却提高了人们对族群和种族差别的重视和意识，并刺激了和推动了对“美国化”运动——一种有意识创造一个更为同一的民族文化的努力——的呼声。U.S. Immigration Commission, Dictionary of Races or Peoples (Washington, DC, 1911), 8185; Madison Grant, 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 (New York, 1916); Judith Stein, “Defining the Race, 18901930,” in The Invention of Ethnicity, ed. Werner Sollors (New York, 1989), 7880.
对新移民实行美国化的任务是由官方和各种类型的私人组织来担任的——包括教育工作者、雇主、劳工领袖、社会改良主义者以及政府官员等。美国化运动并不一定与对移民亚文化的尊重和移民对旧大陆保持忠诚的权利相冲突。在珍妮•亚当斯的赫尔堂(亚当斯在芝加哥等地创办的贫民救济社。——译者)里，老师们鼓励移民们尊重和珍惜他们的欧洲传统，用意大利人、希腊人和波兰人争取独立的斗争故事来教移民学习英语。但其他类型的美国化运动则更具有压迫性。福特汽车公司的著名的社会学部闯进移民工人家中，检查他们的服装、家具和烹饪，看是否符合美国的标准。在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化的工作无论是什么形式，大都是由私人组织来操作的。战争将美国化运动转化成为一场由政府支持的运动，它在新移民社区中力图建立一种忠贞不二的国家忠诚，从而给“美国人”这个概念加入了一个全新的保守内容。Rivka S. Lissak, Pluralism and Progressives: Hull House and the New Immigrants,
战时那种对“百分之百的崇美主义”的信仰不仅导致了联邦和州政府对表达自由实行了前所未有的钳制，同时也要求新移民表现他们对美国坚定不移的忠诚。1917年9月，西奥多•罗斯福宣称说，在美国已经没有所谓“分离的忠诚“的余地了。爱国主义现在意味着对政府和战争的绝对支持。而激进的劳工运动、对俄国革命的同情以及保留外国文化的希望，那怕是保留移民的母语，统统被归为“非美”行为。到1919年，相当数量的州通过限制教授外国语言的规定。1922年，188俄勒冈成为第一个要求所有学生必须上州立学校的州——该州的总检察长说，这是一条必要的措施，这样做可通过废除宗教学校来减轻学生在“宗教上的怀疑”，并防止“布尔什维克分子、工联分子和共产党人”组织他们自己的学校。美国化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来势更加凶猛。在这个年代，在公立学校中实行了公民教育计划，雇主们也大张旗鼓地教移民学习英语，教会他们如何欣赏“美国价值”等。只有“那些头脑非常灵巧和意志坚定的移民，”《芝加哥论坛报》评论说，才可能“有希望利用为他们特殊利益准备的众多手段中的一种来逃脱美国化”。①
18901919 (Chicago, 1989), 2534; Olivier Zunz, The Changing Face of Inequality: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mmigrants in Detroit, 18801920 (Chicago, 1982), 31113; Gary Gerstle, WorkingClass Americanism: The Politics of Labor in a Textile City, 19141960 (New York, 1989), 4344.
① William Griffith, ed., The Roosevelt Policy (3 vols. New York, 1919), III, 88789; John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New Brunsick, 1955), 24255; James R. Barrett, “Americanization from the Bottom Up: Immigr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30,”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79 (December 1992), 1018; William G. Ross, Forging New Freedoms: Nativism, Educa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19171927 (Lincoln, 1994), 6168, 148; Ronald Edsforth, Class Conflict and Cultural Consensus: The Making of a Mass Consumer Society in Flint, Michigan (New Brunswick, 1987), 10204; John F. McClymer, “Gender and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Women in the Americanization Movement,”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10 (Spring 1991), 3.美国化计划的制作者们相信，无论这些计划如何地具有强制性，新移民(尤其是他们的孩子)能够调整自己适应美国生活，拥抱“美国的理想和思想”，成为有创造性和有能力的美国公民，并能享受美国自由的恩惠，但是，与此同时，战争也强化了这样一种趋向，即有些种类的移民必须要从美国生活中彻底地踢出去。一位要求限制移民的人在1919年宣称说，比起“盎格鲁－撒克逊人来”，新移民并不愿意接受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所提供的证明是，新移民容易为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些“极端的政治信念”所吸引。征兵时采用的智能测验好像也“科学地”证实了，在智商(IQ)程度上，黑人、爱尔兰裔美国人和新移民远远低于美国本土出生的白人。Paul McBride, Culture Class: Immigrants and Reformers, 18801920 (San Francisco, 1975), 27; Powell, The Social Unrest, II, 66371; Gwendolyn Mink, The Wages of Motherhood: Inequality in the Welfare State, 19171942 (Ithaca, 1995), 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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