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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者：埃里克·方纳 2007-05-29 05:27
然而，将种族主义、公民资格和自由思想重新联系在一起的最危险的反映是三K党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重新崛起。到20年代中期，三K党称它已拥有300万会员，几乎都为美国本土出生的白人新教教徒，大部分人是他们居住的社区中一些名高望重的体面人物。与重建时期的三K党不同的是，20年代的三K党组织在北部也有很深的根基。三K党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印第安纳州最大的民间组织。在20年代，三K党声称，文明遭遇到比重建时期范围更广的敌人的威胁——这些威胁不光包括黑人或移民(尤其是犹太人和天主教移民)，也包括所有其他的力量(女权主义、激进劳工主义，甚至有时也包括大公司在内)等，这一切都威胁到“个人自由”。尽管它的极端主义主张和行为使人不以为然，但三K党那种主张将把美国的控制权退回给“传统民族的公民”的思想在20年代的美国得到了广泛接受。Leonard J. Moore, Citizen Klansmen: The Ku Klux Klan in Indiana, 19211928 (Chapel Hill, 1991); Nancy MacLean, Behind the Mask of Chivalry: The Making of the Second Ku Klux Klan (New York, 1994).
将崇美主义、智力和“种族”联系在一起导致了对美国移民政策的永久性改变。这种改变是对一个古老的问题“谁是美国人”作出的新的回答。1924年，国会废除了原来实行的对欧洲移民完全开放(除对个别明确规定的、由不值得期望的人组成的种类外)的传统，189对欧洲移民设置了第一道硬性限制，建立起一套以原民族血统(国籍)为基础的配额制，以保证旧移民的后代永远超过新移民的后代。“美国必须始终是属于美国人的，”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在签署这条1924年的法律时说道。柯立芝的劳工部长詹姆斯•戴维斯说，美国的移民政策过去曾以政治避难所理想和劳工需求为基础，此刻必须以理想人口的生理因素来决定了。尽管1924年的移民法是由一个非常保守的国会通过的，但这项法律除了其他方面之外，也反映出进步主义者要求改善民主公民政体的“质量”，利用科学方法来使公共政策理性化的愿望。与此同时，这项法律也反映出，进步主义的这些目标是如何严重地受到关于“种族”高低贵贱的伪科学推论的影响，也受到旧移民的后代所掌握的政治权力的影响和对移民劳动力的现实需要的影响。其结果并不是一个对民族性界限的理性的划定，而是一堆相互矛盾的政策的大杂烩。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31113; Thomas F. Gosett, Rac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America (Dallas, 1963), 40507.
1924年的移民法严格地限制了从南欧和东欧来的欧洲移民，禁止了所有那些不能得到归化公民资格的民族——即整个亚洲的全部人口——进入美国。随着此刻妇女已被认可成为政治社会的一部分，国会推翻了1907年的一项法律，这项法律要求与外国人结婚的美国妇女取得丈夫的国籍——除了那些嫁给亚洲人的美国妇女之外，而那些丈夫此刻仍然不能得到美国国籍。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加利福尼亚州那些大量使用墨西哥季节劳工的大农场主的要求，国会对整个西半球的所有国家没有建立移民配额制。那个看上去“科学地”计算国籍配额的新办法——以1790年美国人口的“民族血统”(原始国籍)为基础——要求对过去的人口普查资料进行高度的推测性分析，其结果是，如在爱尔兰裔美国人中出现的情形一样，原来的定额需进行调查，以增加允许进入美国的移民数量。与此同时，非白人却在计算美国人口的原始组成时被排除在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非洲国家将会得到一个比它们最终给予的那个小小配额高得多的数字。此时，整个作为公共政策基础的种族概念完全缺乏一个理性的基础。1923年，当最高法院拒绝了巴各特•辛•辛德要求得到归化公民资格的要求时，承认他实际上是一个白人。辛德是一个印度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声称自己是“纯粹的雅利安人种”。最高法院宣称，“白人”是“普通语言的一部分，只能通过普通人的理解来解释其内涵”(这是对后来一代人所称的种族的“社会构成”的直截了当的肯定)。Virginia Sapiro, “Women,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ity: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Poli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s and Society, 13 (March 1984), 114; Mae M. Ngai, “Illegal Aliens and Alien Citizens: U.S. Immigration Policy and Racial Formation, 19241965,”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8, ch. 1.
只有少数几个进步主义者对一战时期大规模的美国化运动提出了疑问。霍勒斯•卡伦是“文化多元主义”这个词的发明者。他坚持认为，美国应该为190自己民族和文化的多元化感到荣耀，而不应试图去镇压这种多元化。对差异的容忍本身是“美国思想”的一部分，卡伦写道。美国过去是，?且也应该永远是，一个“不同民族的联邦”，在其中，不同群体一方面保留自己的不同的特征，另一方面以公民的身份，相互合作，朝一个共同的目标奋进。路易斯•布兰代斯也如同卡伦，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坚持认为，“真正的崇美主义”所要求的不是强制性的同化，而是“每个种族或民族，如同每个人一样”应该能够享受到不受限制地发展自身的权利。对美国化运动最深刻的批判可能来自多产作家伦道夫• 伯恩尼的笔下。他在1916年发表的名为“超越国界的美国”的文章中，将对美国化运动的要求与进步主义者对组成“一个统一而有秩序的美国”的偏执狂联系起来。“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美国文化,” 伯恩尼写道，他指出了美国化运动模式的根本错误。美国的音乐、诗歌、哲学和其他的文化表现形式都是个人与群体之间相互交流的结果。接连不断的移民不仅不会对先前存在的文化造成威胁，相反，对文化的生命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除此之外的选择是“呆滞”。当卡伦认为群体特征是原生的和永不改变的，伯恩尼却设想应该有一种世界性民主社会的存在，在这个社会中，移民们和本土出生的人原有的地域忠诚溶入在一种“超越国家”的文化之中，而这种“超越国家”的文化并不受美国化鼓吹者那种强制性统一模式的约束。与此同时，那种认为南欧和东欧移民不配成为美国公民或只能在放弃自己的传统、皈依盎格鲁－撒克逊的生活方式才能成为公民的思想，也遭到了来自另外一个方面的挑战。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阿菲尔德•克罗伯和罗丝•本尼迪克特认为，现存的科学知识既不支持所谓种族优越性的理论，也不能证明不同社会与种族生活在一个固定的、从“原始的”到“文明的”的范围内的流行思想。Kallen in Philip Gleason, Speaking of Diversity: Language and Ethnic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Baltimore, 1992), 1920, 14754; Brandeis on Zionism (New York, 1942), 311; Bourne, Radical Will, 24856; David A. Hollinger, In the American Provinc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Ideas (Bloomington, 1985), 5665; Elazer Barkan, The Retreat of Scientific Racism: Changing Concepts of Race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the World Wars (New York, 1992), 7695.
不论他们各自强调的重心如何不同，卡伦、伯恩尼、博阿兹和其他人播下了一个多元崇美主义前景的种子，这种前景最终将成为“自由启蒙主义的一块试金石”。但在当时，他们的写作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甚微。在20世纪20年代，对多元主义的最有力的捍卫来自移民自己，在面临限制移民、禁止移民、复活的三K党以及四处蔓延的反犹太主义和反天主教思潮的种种困境下，移民们坚持强调文化多元的合法性，坚持认为对差异——无论是宗教的、文化的和个人的差异——的容忍是美国自由的核心。事实上，他们把自己重新塑造成“族裔”美国人，提出要在国家的生活中占有一个平等的份额，而且，除此之外，还在许多方面有权保留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 191 罗马天主教堂敦促移民努力学习英语，接受“美国原则”，但另一方面却竭力坚持有权建立独立的学校和其他机构。1924年，天主教圣名协会组织了一场万人向华盛顿进军的活动，对三K党和土生居民保护主义提出挑战，并表示他们对天主教的忠诚。在全国各地，类似“契约之子”和全国天主教福利委员会的组织展开了游说工作，要求制定禁止雇主、大学和政府机构对天主教徒的歧视行为和作法。芝加哥的一家波兰语报纸宣称道，美国化运动“连一丁点儿真正的美国精神和自由精神的成份也没有，美国精神的最明亮的品质在于它具有最广大的容忍度”。Gleason, Speaking of Diversity, 57; Lynn Dumenil, The Modern Temper: America in the Twenties (New York, 1995), 25083; John J. Bukowczyk, And My Children Did Not Know Me: A History of the Polish Americans (Bloomington, 1987), 70; McClymer, “Gender and Americanization,” 7.
时间将证明，在一个日益为大众文化和消费经济编织在一起的社会中，几乎没有人可以逃离同化的重力的牵引。百货商店、歌舞厅、电影院等，与学校和工作场所一样，也都成为美国化运动的执行者之一。但在20世纪20年代，每个大城市中仍然存在着不受外界干扰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在那里，各族裔有自己的民事机构、影院、教会和外文报纸，也存在着一种因战后东欧独立民族国家的出现所带来的分离的认同的气氛。当然，如果把族群社区看成是和谐一致的或完全联合起来反对同化的话，将是不对的。从许多妇女的角度来看，如一位意大利妇女移民所说，到新大陆来的航程本身标志着一种从“恐惧”和“奴役”中的逃脱。在这样的情形中，美国化运动经常不被看作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侵犯，反而被看作是一种对父权传统约束的松解和一种自由的扩展。“所有的女人必须要多少得到一些自由，”一位波兰裔美国妇女说道。她这番话当然不是对妇女自主毫不含糊的要求，但却是美国化运动的成果之一。Cohen, Making a New Deal, 5564, 10017; Barrett, “Americanization from the Bottom Up,” 100406; Maddalena Tirabassi, “Not to be Afraid, Rosa誷 Travel,” Quaderni dei Nuovi Annali, 31 (1993), 60313; Elizabeth Ewen, Immigrant Women in the Land of Dollars: Life and Culture on the Lower East Side, 18901925 (New York, 1985), 1516; Bruce Stave and John F. Sutherland, eds., From the Old Country: An Oral History of European Migration to America (New York, 1994), 158.
移民社区对强制性美国化运动的抵制和天主教会对自己学校体制的捍卫扩展了自由对所有美国人的定义。在20年代的一系列重要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否定了俄勒冈州要求所有学生上州立学校的法律，同时否定了内布拉斯加州禁止教授英语以外的语言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的字面意思，拉丁语也被禁止)。最高法院在关于内布拉斯加法律案件的判决中指出，“宪法保护应扩及到所有的公民，包括那些生来就说英语和那些讲其他语言的公民，”这是对强制性美国化运动的惊人的否定。在这些案例中，最高法院将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保护的平等自由权扩展到包括在不受政府的干涉下“结婚、成家和养育子女”以及按自己的选择信仰宗教的权利。 192这些权利为多元主义奠定了宪政上的基础，为在两代人之后最高法院建立起宪法意义上的公民隐私权开辟了道路。Ross, Forging New Freedoms, 36, 11530, 14889; Martha Minow, “We, the Family: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American Families,”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4 (December 1987), 96364.
1927年，纽约市的社会研究新学院组织了一个以“现代世界中的自由”为主题的系列演讲。该学院是几年前建立的，它的宗旨是使“自由思想和知识公正”在战时高压的情况下能够生长和繁荣，它的杰出教员队伍中包括了杜威和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比尔德为了抗议校方解雇反战教授，辞去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这些演讲指出，19世纪的价值观仍然存留在当代美国社会中，它们显然已经与时代不合拍了。经济学家沃尔顿•H. 汉密尔顿说，“自由的思想已经变成一种向后看的思想武器……契约自由成为个人自由的所有内容和全部目的……在自由的名义下，商业界得到了不受任何外界制约的保护。”但是，思想交流的自由并没有从一战的危机中恢复过来。马克斯•伊斯门是半途而废的《群众》杂志的主编，这份杂志曾是文化反叛者们的新闻喉舌。伊斯门指出，不同意见和观点仍被广泛地认作是“非美式的”，在大众心中，对自由的信仰已经为一种“国家效率的复杂机制”所取代。霍勒斯•卡伦因为为反战主义者的权利辩护，被迫离开威斯康星大学，他说，“爱国主义和大商业的神圣教条”仍然控制着教学、新闻和公共讨论。他接着说，“社会结构与社会目的对个人的联合控制从来没有像这样严格过。” 如同伊斯门和卡伦的话语所提到的，除其他事情之外，这些演讲等于是对进步主义的告别辞。因为，对于进步主义思想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对“国家效率”和“社会目的”的信仰更为重要和基本的呢？国家与民间齐心合力构建的社会凝聚力，竟能严重地威胁自由，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令人极不愉快的惊讶之一。卡伦注意到，这样的情形导致自由的意义成为了“自由派讨论的一个最重要的题目”。在这样的讨论中，一种新的自由概念得以播种，这个概念将两个看上去不相称的因素非常费力地综合进一个内容之中。其中的一个因素是进步主义者的信仰，即一个具有社会意识的政府将在经济安排方面促进杜威所称的“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变化”。另一个内容集中在对公民自由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尊重的问题上，宣称生活的某些方面，如群体认同、个人行为和思想的自由表达等，不在政府合理合法的干预范围之内。Horace M. Kallen, ed., Freedom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1928), viiixi, 1, 17, 2324, 2933, 15961, 250.
但在此时，另外一种不同的自由观却得以称雄。这种自由观得到了不受钳制的经济企业王国的滋养，193同时又容忍对私人生活和个人良心进行强制性的监管。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和对“普遍贫困”的消灭(这是赫伯特•胡佛总统在1929年就职演说中提到的)看上去支持了这种自由的定义。The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Herbert Hoover 1929 (Washington,DC,1974),1.当经济危机来临时，这样的自由观将被荡涤而去，让位于现代自由主义思想以及其对美国自由的重新界定。
195这部由阿蒂利奥•皮卡西里里创作的雕塑作品是由公共工程建设局赞助、为马萨诸塞州惠特曼市的邮局制作的。它以20世纪30年代流行于大西洋两岸的写实主义风格把两个体格健壮的劳工描绘为敲响自由钟的人。(National Archives)
将崇美主义、智力和“种族”联系在一起导致了对美国移民政策的永久性改变。这种改变是对一个古老的问题“谁是美国人”作出的新的回答。1924年，国会废除了原来实行的对欧洲移民完全开放(除对个别明确规定的、由不值得期望的人组成的种类外)的传统，189对欧洲移民设置了第一道硬性限制，建立起一套以原民族血统(国籍)为基础的配额制，以保证旧移民的后代永远超过新移民的后代。“美国必须始终是属于美国人的，”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在签署这条1924年的法律时说道。柯立芝的劳工部长詹姆斯•戴维斯说，美国的移民政策过去曾以政治避难所理想和劳工需求为基础，此刻必须以理想人口的生理因素来决定了。尽管1924年的移民法是由一个非常保守的国会通过的，但这项法律除了其他方面之外，也反映出进步主义者要求改善民主公民政体的“质量”，利用科学方法来使公共政策理性化的愿望。与此同时，这项法律也反映出，进步主义的这些目标是如何严重地受到关于“种族”高低贵贱的伪科学推论的影响，也受到旧移民的后代所掌握的政治权力的影响和对移民劳动力的现实需要的影响。其结果并不是一个对民族性界限的理性的划定，而是一堆相互矛盾的政策的大杂烩。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31113; Thomas F. Gosett, Rac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America (Dallas, 1963), 40507.
1924年的移民法严格地限制了从南欧和东欧来的欧洲移民，禁止了所有那些不能得到归化公民资格的民族——即整个亚洲的全部人口——进入美国。随着此刻妇女已被认可成为政治社会的一部分，国会推翻了1907年的一项法律，这项法律要求与外国人结婚的美国妇女取得丈夫的国籍——除了那些嫁给亚洲人的美国妇女之外，而那些丈夫此刻仍然不能得到美国国籍。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加利福尼亚州那些大量使用墨西哥季节劳工的大农场主的要求，国会对整个西半球的所有国家没有建立移民配额制。那个看上去“科学地”计算国籍配额的新办法——以1790年美国人口的“民族血统”(原始国籍)为基础——要求对过去的人口普查资料进行高度的推测性分析，其结果是，如在爱尔兰裔美国人中出现的情形一样，原来的定额需进行调查，以增加允许进入美国的移民数量。与此同时，非白人却在计算美国人口的原始组成时被排除在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非洲国家将会得到一个比它们最终给予的那个小小配额高得多的数字。此时，整个作为公共政策基础的种族概念完全缺乏一个理性的基础。1923年，当最高法院拒绝了巴各特•辛•辛德要求得到归化公民资格的要求时，承认他实际上是一个白人。辛德是一个印度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声称自己是“纯粹的雅利安人种”。最高法院宣称，“白人”是“普通语言的一部分，只能通过普通人的理解来解释其内涵”(这是对后来一代人所称的种族的“社会构成”的直截了当的肯定)。Virginia Sapiro, “Women,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ity: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Poli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s and Society, 13 (March 1984), 114; Mae M. Ngai, “Illegal Aliens and Alien Citizens: U.S. Immigration Policy and Racial Formation, 19241965,”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8, ch. 1.
只有少数几个进步主义者对一战时期大规模的美国化运动提出了疑问。霍勒斯•卡伦是“文化多元主义”这个词的发明者。他坚持认为，美国应该为190自己民族和文化的多元化感到荣耀，而不应试图去镇压这种多元化。对差异的容忍本身是“美国思想”的一部分，卡伦写道。美国过去是，?且也应该永远是，一个“不同民族的联邦”，在其中，不同群体一方面保留自己的不同的特征，另一方面以公民的身份，相互合作，朝一个共同的目标奋进。路易斯•布兰代斯也如同卡伦，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坚持认为，“真正的崇美主义”所要求的不是强制性的同化，而是“每个种族或民族，如同每个人一样”应该能够享受到不受限制地发展自身的权利。对美国化运动最深刻的批判可能来自多产作家伦道夫• 伯恩尼的笔下。他在1916年发表的名为“超越国界的美国”的文章中，将对美国化运动的要求与进步主义者对组成“一个统一而有秩序的美国”的偏执狂联系起来。“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美国文化,” 伯恩尼写道，他指出了美国化运动模式的根本错误。美国的音乐、诗歌、哲学和其他的文化表现形式都是个人与群体之间相互交流的结果。接连不断的移民不仅不会对先前存在的文化造成威胁，相反，对文化的生命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除此之外的选择是“呆滞”。当卡伦认为群体特征是原生的和永不改变的，伯恩尼却设想应该有一种世界性民主社会的存在，在这个社会中，移民们和本土出生的人原有的地域忠诚溶入在一种“超越国家”的文化之中，而这种“超越国家”的文化并不受美国化鼓吹者那种强制性统一模式的约束。与此同时，那种认为南欧和东欧移民不配成为美国公民或只能在放弃自己的传统、皈依盎格鲁－撒克逊的生活方式才能成为公民的思想，也遭到了来自另外一个方面的挑战。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阿菲尔德•克罗伯和罗丝•本尼迪克特认为，现存的科学知识既不支持所谓种族优越性的理论，也不能证明不同社会与种族生活在一个固定的、从“原始的”到“文明的”的范围内的流行思想。Kallen in Philip Gleason, Speaking of Diversity: Language and Ethnic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Baltimore, 1992), 1920, 14754; Brandeis on Zionism (New York, 1942), 311; Bourne, Radical Will, 24856; David A. Hollinger, In the American Provinc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Ideas (Bloomington, 1985), 5665; Elazer Barkan, The Retreat of Scientific Racism: Changing Concepts of Race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the World Wars (New York, 1992), 7695.
不论他们各自强调的重心如何不同，卡伦、伯恩尼、博阿兹和其他人播下了一个多元崇美主义前景的种子，这种前景最终将成为“自由启蒙主义的一块试金石”。但在当时，他们的写作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甚微。在20世纪20年代，对多元主义的最有力的捍卫来自移民自己，在面临限制移民、禁止移民、复活的三K党以及四处蔓延的反犹太主义和反天主教思潮的种种困境下，移民们坚持强调文化多元的合法性，坚持认为对差异——无论是宗教的、文化的和个人的差异——的容忍是美国自由的核心。事实上，他们把自己重新塑造成“族裔”美国人，提出要在国家的生活中占有一个平等的份额，而且，除此之外，还在许多方面有权保留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 191 罗马天主教堂敦促移民努力学习英语，接受“美国原则”，但另一方面却竭力坚持有权建立独立的学校和其他机构。1924年，天主教圣名协会组织了一场万人向华盛顿进军的活动，对三K党和土生居民保护主义提出挑战，并表示他们对天主教的忠诚。在全国各地，类似“契约之子”和全国天主教福利委员会的组织展开了游说工作，要求制定禁止雇主、大学和政府机构对天主教徒的歧视行为和作法。芝加哥的一家波兰语报纸宣称道，美国化运动“连一丁点儿真正的美国精神和自由精神的成份也没有，美国精神的最明亮的品质在于它具有最广大的容忍度”。Gleason, Speaking of Diversity, 57; Lynn Dumenil, The Modern Temper: America in the Twenties (New York, 1995), 25083; John J. Bukowczyk, And My Children Did Not Know Me: A History of the Polish Americans (Bloomington, 1987), 70; McClymer, “Gender and Americanization,” 7.
时间将证明，在一个日益为大众文化和消费经济编织在一起的社会中，几乎没有人可以逃离同化的重力的牵引。百货商店、歌舞厅、电影院等，与学校和工作场所一样，也都成为美国化运动的执行者之一。但在20世纪20年代，每个大城市中仍然存在着不受外界干扰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在那里，各族裔有自己的民事机构、影院、教会和外文报纸，也存在着一种因战后东欧独立民族国家的出现所带来的分离的认同的气氛。当然，如果把族群社区看成是和谐一致的或完全联合起来反对同化的话，将是不对的。从许多妇女的角度来看，如一位意大利妇女移民所说，到新大陆来的航程本身标志着一种从“恐惧”和“奴役”中的逃脱。在这样的情形中，美国化运动经常不被看作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侵犯，反而被看作是一种对父权传统约束的松解和一种自由的扩展。“所有的女人必须要多少得到一些自由，”一位波兰裔美国妇女说道。她这番话当然不是对妇女自主毫不含糊的要求，但却是美国化运动的成果之一。Cohen, Making a New Deal, 5564, 10017; Barrett, “Americanization from the Bottom Up,” 100406; Maddalena Tirabassi, “Not to be Afraid, Rosa誷 Travel,” Quaderni dei Nuovi Annali, 31 (1993), 60313; Elizabeth Ewen, Immigrant Women in the Land of Dollars: Life and Culture on the Lower East Side, 18901925 (New York, 1985), 1516; Bruce Stave and John F. Sutherland, eds., From the Old Country: An Oral History of European Migration to America (New York, 1994), 158.
移民社区对强制性美国化运动的抵制和天主教会对自己学校体制的捍卫扩展了自由对所有美国人的定义。在20年代的一系列重要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否定了俄勒冈州要求所有学生上州立学校的法律，同时否定了内布拉斯加州禁止教授英语以外的语言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的字面意思，拉丁语也被禁止)。最高法院在关于内布拉斯加法律案件的判决中指出，“宪法保护应扩及到所有的公民，包括那些生来就说英语和那些讲其他语言的公民，”这是对强制性美国化运动的惊人的否定。在这些案例中，最高法院将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保护的平等自由权扩展到包括在不受政府的干涉下“结婚、成家和养育子女”以及按自己的选择信仰宗教的权利。 192这些权利为多元主义奠定了宪政上的基础，为在两代人之后最高法院建立起宪法意义上的公民隐私权开辟了道路。Ross, Forging New Freedoms, 36, 11530, 14889; Martha Minow, “We, the Family: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American Families,”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4 (December 1987), 96364.
1927年，纽约市的社会研究新学院组织了一个以“现代世界中的自由”为主题的系列演讲。该学院是几年前建立的，它的宗旨是使“自由思想和知识公正”在战时高压的情况下能够生长和繁荣，它的杰出教员队伍中包括了杜威和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比尔德为了抗议校方解雇反战教授，辞去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这些演讲指出，19世纪的价值观仍然存留在当代美国社会中，它们显然已经与时代不合拍了。经济学家沃尔顿•H. 汉密尔顿说，“自由的思想已经变成一种向后看的思想武器……契约自由成为个人自由的所有内容和全部目的……在自由的名义下，商业界得到了不受任何外界制约的保护。”但是，思想交流的自由并没有从一战的危机中恢复过来。马克斯•伊斯门是半途而废的《群众》杂志的主编，这份杂志曾是文化反叛者们的新闻喉舌。伊斯门指出，不同意见和观点仍被广泛地认作是“非美式的”，在大众心中，对自由的信仰已经为一种“国家效率的复杂机制”所取代。霍勒斯•卡伦因为为反战主义者的权利辩护，被迫离开威斯康星大学，他说，“爱国主义和大商业的神圣教条”仍然控制着教学、新闻和公共讨论。他接着说，“社会结构与社会目的对个人的联合控制从来没有像这样严格过。” 如同伊斯门和卡伦的话语所提到的，除其他事情之外，这些演讲等于是对进步主义的告别辞。因为，对于进步主义思想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对“国家效率”和“社会目的”的信仰更为重要和基本的呢？国家与民间齐心合力构建的社会凝聚力，竟能严重地威胁自由，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令人极不愉快的惊讶之一。卡伦注意到，这样的情形导致自由的意义成为了“自由派讨论的一个最重要的题目”。在这样的讨论中，一种新的自由概念得以播种，这个概念将两个看上去不相称的因素非常费力地综合进一个内容之中。其中的一个因素是进步主义者的信仰，即一个具有社会意识的政府将在经济安排方面促进杜威所称的“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变化”。另一个内容集中在对公民自由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尊重的问题上，宣称生活的某些方面，如群体认同、个人行为和思想的自由表达等，不在政府合理合法的干预范围之内。Horace M. Kallen, ed., Freedom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1928), viiixi, 1, 17, 2324, 2933, 15961, 250.
但在此时，另外一种不同的自由观却得以称雄。这种自由观得到了不受钳制的经济企业王国的滋养，193同时又容忍对私人生活和个人良心进行强制性的监管。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和对“普遍贫困”的消灭(这是赫伯特•胡佛总统在1929年就职演说中提到的)看上去支持了这种自由的定义。The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Herbert Hoover 1929 (Washington,DC,1974),1.当经济危机来临时，这样的自由观将被荡涤而去，让位于现代自由主义思想以及其对美国自由的重新界定。
195这部由阿蒂利奥•皮卡西里里创作的雕塑作品是由公共工程建设局赞助、为马萨诸塞州惠特曼市的邮局制作的。它以20世纪30年代流行于大西洋两岸的写实主义风格把两个体格健壮的劳工描绘为敲响自由钟的人。(Nation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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