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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者：埃里克·方纳 2007-05-29 05:27
1929年股票市场的崩溃使美国堕入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之中。到1932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减少了三分之一，物价下降了将近一半，有1500万美国人——相当于劳动力队伍的23%——找不到工作。那些保住了工作的人，工资也大幅度地下降，直到1940年，他们的工资才能回升到1929年的水平。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就任总统时说，美国三分之一的人处在饥寒交迫、无家可归的境地之中。大城市的街上排满了由饥饿的男女组成的长队；更多的人住在被称为“胡佛村” 的、由摇摇欲坠的简易屋组成的小城镇中，这些城镇在公园和废弃的土地上四处蔓延。由于前景不明，美国的出生率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Anthony Badger, The New Deal: The Depression Years, 19331940 (New York, 1989), 1165; William E. Leuchtenberg,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New York, 1963), 102; Robert S. McElvaine, ed., Down and Out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Letters from the “Forgotten Man” (Chapel Hill, 1983), 1719.
美国社会中没有一个部分逃脱了这场危机的影响。经济危机引发了一场政治革命，把除两届威尔逊政府之外、自从1896年起一直掌握总统大权的共和党人赶下了台，开始了一个长时期的民主党统治时期。在罗斯福的领导下，民主党从一个地方主义和州权的大本营转化成为了一个包括农场主、产业工人、具有改革意识的城市中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及(令人有些不可思议地)崇尚白人至上的南部势力在内的广泛政治联盟，所有这些党内群体都决心使用政府的干预力量来重建经济，为美国人提供社会保障。196 南部势力在国会中的存在意味着美国自由的范围将继续通过种族来界定。但是，新移民通过积极参加重新兴起的劳工运动，获得了政治上的权力和影响，加上新政本身的政治联盟，这一切都将对美国的民族性的重新界定发挥巨大的影响。
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大萧条不可避免地迫使人们“对自由进行清算” 。罗斯福宣称，对太多的美国人来说，“生活不再是自由的；自由也不再是真实的；人们不再能够去追求幸福。”所谓“美国式的生活”，这句曾代表20世纪20年代消费文化的时髦口号，此刻成了一个空洞的声音。经济危机的发生，使那种认为社会进步是以无限制的财富追求为基础的思想彻底破产；同时也使进步主义者的思想重新焕发了活力——即国家政府必须保护市场经济中各个方面的美国人。经济危机也将“社会公民权” ——即一个范围广泛的对经济安全的公共保护 ——提高到美国人对自由的讨论的前沿位置。1941年，欧文•埃德曼——一位极受欢迎的哲学和美学作者 ——发表了一份关于从古代社会到20世纪的民主思想的调查统计，他的结论是，他自己所处的时代所具有的特征是，人们对“自由的社会条件”的意识和重视。由于经济危机，“经济保障”“终于被作为个人自由的一个政治条件得到承认。”Alan Dawley, Struggles for Justic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Liberal State (Cambridge, MA, 1991), 342; Samuel I. Rosenman, ed., 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3 vols. New York, 193850), V, 233; Robert S. Lynd and Helen M. Lynd, Middletown in Transition: A Study in Cultural Conflicts (New York, 1937), 413; Leuchtenberg,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1822; Irwin Edman, Fountainheads of Freedom (New York, 1941), 7, 186.
保障与自由
如同内战，新政对自由思想的重新定义也是与扩大国家政府的权力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此刻，主导自由问题讨论的不是前奴隶及他们后代的公民和政治权利的问题，而是经济保障的问题。约翰•A. 瑞安写道，“我们的民主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最有力的口号不是政治自由，而是社会自由和工业自由。”Francis L. Broderick, Right Reverend New Dealer: John A. Ryan (New York, 1963), 195.在20世纪30年代，联邦政府担负起了这个责任，以追求和保证更大的自由的名义，为一个基础广泛的美国或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30年代那些开拓性立法之所以得以建立，是一系列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那些支持政府所倡导的各种改革的力量的聚集以及对要求深入改革经济和社会现状的群众力量的有效动员。
当大197萧条开始的时候， 许多美国人对此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或对自己的经济不幸自认倒霉；其他人则在开始自发地起来抗议，但他们的抗议活动大都是零散的、无组织的和无协调性的，因为能够提供有纪律的领导力量的工会和社会主义组织在20年代已经被整治得元气大伤。武装的农场主堵住公路，抗议农产品的低廉?格，防止银行强行收走抵押的农场和房屋。两万多失业的一战老兵聚集在华盛顿市，要求提前付给他们应在1945年兑现的一份退休金，但他们的抗议最终遭到联邦军队的驱散。在全国各地，失业者举行了示威游行，要求工作机会和公共救济，这种示威活动传送出一种早期的信号，表明公众对于政府在承担经济自由的责任的问题上，态度开始有了转变。Lizabeth Cohen, Making a New Deal: Industrial Workers in Chicago, 19191939 (New York, 1990), 26171; Leuchtenberg,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24.
富兰克林•D. 罗斯福在1932年的当选重新点燃了一些人心中的希望之火，这些人自称，用一位给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写信的工人的话来说，是“大萧条的奴隶”。的确，罗斯福的就职演说招致了潮水般涌向联邦政府的言辞尖锐的信件，这些信描述了一位路易斯安那的制糖工人所说的、许多工人所处的“可怕的和非人境地”。“我们没有自由，也没有权利，”一位来自亚拉巴马的纺织厂的雇员写道。一位底特律的铜业工人对总统写信说，“在这里真实地存在着一种奴隶制。”另一位写信人称，罗斯福应该“成为另一个林肯，将我们从我们所处的被奴役的境地中解放出来”。“我相信这个国家欠每个男人、妇女和孩子一份生计，”一位纽约市的妇女对公共工程建设局(WPA)的主管哈里•霍布金斯这样写道。公共工程建设局是新政时期的负责公共工程事务的机构之一。“如果政府不能通过私有产业为我提供生计，那它必须利用公共途径和办法。(这是)每个生活在这个政府管辖之下的人所拥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Gerald Markowitz and David Rosner, eds., “Slaves of the Depression”: Workers?Letters About Life on the Job (Ithaca, 1987), 1, 19, 10304, 178; McElvaine, Down and Out, 195, 208.
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关于自由的书籍和论文。大多数人都认为个人主义作为一种能够自圆其说的哲学已经过时了，大萧条已经使自由的重新定义成为势在必行之事。深受瑞安的影响，全国天主教福利问题研讨会在1935年放弃了教会长期以来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反对，宣布“社会正义”要求政府保证人们能有持续的就业机会，保证所有美国人都有“一种说得过去的生活和足够的经济安全感”。一些书经常不无讽刺意味地使用《自由者的土地》作书名。在其中的一本书中，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将由农场保障局拍摄的移民、难民和贫穷的分租制农民的照片与他的诗并排在一起，质询困难时期的自由的现状。“我们曾对自己说，我们是自由的；”他写道，现在“我们却怀疑，自由是不是已经寿终正寝……或者，是否还有其他不同的东西可被称为自由。” 《基督教世纪》198杂志的一位作者宣称道，美国人曾如此“忙不迭地捍卫那种不受政府控制的传统的自由概念”，他们甚至忘记了自由也能“为政府”所保护，而不只是用来防备政府。这样的观点很有市场。《财富》杂志在193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回答问卷的穷人中的有90％的人认为，政府应该保证“每一个想工作的人都有一份工作”。约翰•杜威在1935年坚持道，自由的概念应该被重新界定，在“今天，自由代表着从物质的无保障中得到解放”。Terry A. Cooney, Balancing Acts: American Thought and Culture in the 1930誷 (New York, 1995), 10, 44; David J. O誃rien, American Catholics and Social Reform: The New Deal Years (New York, 1968), 4651, Aaron I. Abell, ed., American Catholic Thought on Social Questions (Indianapolis, 1968), 37880; Herbert Agar, Land of the Free (Boston, 1935); Archibald MacLeish, Land of the Free (New York, 1938), 78, 8486; Frederick Heimberger, “Our Outworn Civil Liberties,” Christian Century, April 22, 1936; McElvaine, Down and Out, 1112; John Dewey, 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 (New York, 1935), 48.
在追求经济自由的过程中，3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发展是产业工人联合会(CIO)对数百万工人的动员和组织。产联于1935年创建，它的目标是将那些被全国劳联排斥在外的大型生产企业中的工人组织起来。199 30年代中期和后期198在这幅于1930年刊登在黑人周刊《芝加哥捍卫者报》上的漫画中，一位车站搬运工人工会的代表正在将一个熟睡的工人唤醒，要他起身为争取经济自由的前景而奋斗。(Chicago Defender,25 Jan,1930)是激进劳工运动的辉煌时代。联邦政府第一次站在了工人一边。在联邦政府的帮助下，产联将劳工合同从全国最强大的大公司手中抢夺回来，最终赢得了这场奋斗了数十年之久的战斗，在基础工业中建立了工会。在分布全国、控制严密的工业城镇中，产联的组织者向工人们传播这样的信息：“我们先辈们奋斗夺来的政治自由”被“经济上的无保障”和“工业暴政”变得“毫无意义了”。1933年的全国工业复兴法和两年后的瓦格纳法在法律上承认了工人们的集体签约权，工会变成了公民权的象征。“我们是自由的美国人，”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这样宣称道，“我们将行使我们不可剥夺的权利来使自己组?起一个伟大的工会。”
以大众消费为基础的美国生活标准，是繁荣的关键，这是20年代非常有影响的思想，产联领袖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向工人宣讲，大萧条是财富与收入不平衡情况下必然出现的的后果。1929年，美国人口的百分之一中有十分之一所拥有的收入相当于42%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的收入，这样，社会无法吸收从现代化流水线上不断滚下来的产品。工会的功能就是与政府合作，通过提高工人的工资，重新分配财富，“创造一种消费者的需求，”以此来刺激生产，将国家重新推向繁荣之路。的确，1937年汽车工人工会与通用汽车公司之间签定的开创性协议讲到了“(工人们的)工资要与一个美国式的生活标准相称”。到30年代中期，关于大萧条的“低消费主义”解释为新政改革者广泛接受。他们从中得出结论说，政府必须采取行动，大幅度提高工资劳动者在国家收入中的份额。Robert H. Zieger, The CIO 19351955 (Chapel Hill, 1995), 12; Steel Labor, August 1, 1936; Kenneth Casebeer, “Alaquippa: The Company Town and Contested Powe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aw,” Buffalo Law Review, 43 (Winter 1995), 645, 66566; Steven Fraser, Labor Will Rule: Sidney Hillman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Labor (New York, 1991), 26064; Ronald Edsforth, Class Conflict and Cultural Consensus: The Making of a Mass Consumer Society in Flint, Michigan (New Brunswick, 1987), 175; Patrick Renshaw, American Labour and Consensus Capitalism, 19351990 (London, 1991), 1421.
但是，除为生计工资奋斗外，劳工反抗的首要目标，用缝纫工会领袖悉尼•希尔曼的话来说，是“争取安全感”。杜威在30年代时写道，“从经济角度讲，目前生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没有保障。”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巨大经济转型已经将无安全感编织到工人阶级的生活结构中去了，大萧条显然加剧了这种发展和情形。面对普遍的经济不确定性及普遍存在的对雇主专断而且变化无常的权威的愤恨，工会组织分子重新使用了进步主义者使用过的“经济自由“和“工业民主”的语言，同时也使用了更早的、将压迫性的工作环境与“奴隶制”等同起来的说法。“解放”的内容不光意味着高工资，而且也包括稳定和固定的就业机会、工厂管理阶层“暴政”的终结以及对集体签约权的接受和认可。200 一家工会的报纸宣称说，工人们“不仅在投票站有权，而且在工厂也同样有权……如果在工厂的权利得不到承认和尊重的话，你能真正有自由吗？”大萧条之后，20年代的那种“福利资本主义”迅速崩溃，厂主任意性的处罚和解雇事例数目急剧上升。工会的成立，一位纽约市交通工人组织的成员说，使工人们能够“理直气壮地走到我们的老板面前，像男子汉一样，而不是像奴隶那样，与他们谈话。”30年代实施了不带偏见的申诉冤情的程序和工龄资深制的合同制，对雇佣、解雇和晋升等进行管理，这些合同的实施代表了产联工会的一个重大的成就，它帮助稳定了混乱无序的就业状况，为工会会员提供了一种尊严和自由感，结束了一个工会组织者所称的“工人对老板的完全服从”。“人们渴望在他们的工作中得到某种形式的保障，”一位汽车工人工会的地方领导人指出。产联则通过长期的努力为工人们提供了这种保障。Steve Fraser, “The ‘Labor Question,’ ” 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w Deal Order, 19301980, ed. Steven Fraser and Gary Gerstle (Princeton, 1989), 78; John Dewey, Individualism Old and New (New York, 1930), 54; Zieger, CIO, 1315; 118; John L. Lewis, “the Battl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July 15, 1936, 678; Ronald W. Schatz, The Electric Workers: A History of Labor at General Electric and Westinghouse 192360 (Urbana, 1983), 11421; Joshua B. Freeman, In Transit: The Transport Workers Union in New York City,19331966 (New York, 1989), 127;GaryGerstle, WorkingClass Americanism: The Politics of Labor in a Textile City, 19141960 (New York, 1989), 18983, 20712; David Brody, “Workplace Contractu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 Industrial Democracy in America: The Ambiguous Promise, ed. Nelson Lichtenstein and Howell J. Harris (New York, 1993), 179.
美国社会中没有一个部分逃脱了这场危机的影响。经济危机引发了一场政治革命，把除两届威尔逊政府之外、自从1896年起一直掌握总统大权的共和党人赶下了台，开始了一个长时期的民主党统治时期。在罗斯福的领导下，民主党从一个地方主义和州权的大本营转化成为了一个包括农场主、产业工人、具有改革意识的城市中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及(令人有些不可思议地)崇尚白人至上的南部势力在内的广泛政治联盟，所有这些党内群体都决心使用政府的干预力量来重建经济，为美国人提供社会保障。196 南部势力在国会中的存在意味着美国自由的范围将继续通过种族来界定。但是，新移民通过积极参加重新兴起的劳工运动，获得了政治上的权力和影响，加上新政本身的政治联盟，这一切都将对美国的民族性的重新界定发挥巨大的影响。
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大萧条不可避免地迫使人们“对自由进行清算” 。罗斯福宣称，对太多的美国人来说，“生活不再是自由的；自由也不再是真实的；人们不再能够去追求幸福。”所谓“美国式的生活”，这句曾代表20世纪20年代消费文化的时髦口号，此刻成了一个空洞的声音。经济危机的发生，使那种认为社会进步是以无限制的财富追求为基础的思想彻底破产；同时也使进步主义者的思想重新焕发了活力——即国家政府必须保护市场经济中各个方面的美国人。经济危机也将“社会公民权” ——即一个范围广泛的对经济安全的公共保护 ——提高到美国人对自由的讨论的前沿位置。1941年，欧文•埃德曼——一位极受欢迎的哲学和美学作者 ——发表了一份关于从古代社会到20世纪的民主思想的调查统计，他的结论是，他自己所处的时代所具有的特征是，人们对“自由的社会条件”的意识和重视。由于经济危机，“经济保障”“终于被作为个人自由的一个政治条件得到承认。”Alan Dawley, Struggles for Justic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Liberal State (Cambridge, MA, 1991), 342; Samuel I. Rosenman, ed., 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3 vols. New York, 193850), V, 233; Robert S. Lynd and Helen M. Lynd, Middletown in Transition: A Study in Cultural Conflicts (New York, 1937), 413; Leuchtenberg,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1822; Irwin Edman, Fountainheads of Freedom (New York, 1941), 7, 186.
保障与自由
如同内战，新政对自由思想的重新定义也是与扩大国家政府的权力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此刻，主导自由问题讨论的不是前奴隶及他们后代的公民和政治权利的问题，而是经济保障的问题。约翰•A. 瑞安写道，“我们的民主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最有力的口号不是政治自由，而是社会自由和工业自由。”Francis L. Broderick, Right Reverend New Dealer: John A. Ryan (New York, 1963), 195.在20世纪30年代，联邦政府担负起了这个责任，以追求和保证更大的自由的名义，为一个基础广泛的美国或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30年代那些开拓性立法之所以得以建立，是一系列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那些支持政府所倡导的各种改革的力量的聚集以及对要求深入改革经济和社会现状的群众力量的有效动员。
当大197萧条开始的时候， 许多美国人对此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或对自己的经济不幸自认倒霉；其他人则在开始自发地起来抗议，但他们的抗议活动大都是零散的、无组织的和无协调性的，因为能够提供有纪律的领导力量的工会和社会主义组织在20年代已经被整治得元气大伤。武装的农场主堵住公路，抗议农产品的低廉?格，防止银行强行收走抵押的农场和房屋。两万多失业的一战老兵聚集在华盛顿市，要求提前付给他们应在1945年兑现的一份退休金，但他们的抗议最终遭到联邦军队的驱散。在全国各地，失业者举行了示威游行，要求工作机会和公共救济，这种示威活动传送出一种早期的信号，表明公众对于政府在承担经济自由的责任的问题上，态度开始有了转变。Lizabeth Cohen, Making a New Deal: Industrial Workers in Chicago, 19191939 (New York, 1990), 26171; Leuchtenberg,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24.
富兰克林•D. 罗斯福在1932年的当选重新点燃了一些人心中的希望之火，这些人自称，用一位给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写信的工人的话来说，是“大萧条的奴隶”。的确，罗斯福的就职演说招致了潮水般涌向联邦政府的言辞尖锐的信件，这些信描述了一位路易斯安那的制糖工人所说的、许多工人所处的“可怕的和非人境地”。“我们没有自由，也没有权利，”一位来自亚拉巴马的纺织厂的雇员写道。一位底特律的铜业工人对总统写信说，“在这里真实地存在着一种奴隶制。”另一位写信人称，罗斯福应该“成为另一个林肯，将我们从我们所处的被奴役的境地中解放出来”。“我相信这个国家欠每个男人、妇女和孩子一份生计，”一位纽约市的妇女对公共工程建设局(WPA)的主管哈里•霍布金斯这样写道。公共工程建设局是新政时期的负责公共工程事务的机构之一。“如果政府不能通过私有产业为我提供生计，那它必须利用公共途径和办法。(这是)每个生活在这个政府管辖之下的人所拥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Gerald Markowitz and David Rosner, eds., “Slaves of the Depression”: Workers?Letters About Life on the Job (Ithaca, 1987), 1, 19, 10304, 178; McElvaine, Down and Out, 195, 208.
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关于自由的书籍和论文。大多数人都认为个人主义作为一种能够自圆其说的哲学已经过时了，大萧条已经使自由的重新定义成为势在必行之事。深受瑞安的影响，全国天主教福利问题研讨会在1935年放弃了教会长期以来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反对，宣布“社会正义”要求政府保证人们能有持续的就业机会，保证所有美国人都有“一种说得过去的生活和足够的经济安全感”。一些书经常不无讽刺意味地使用《自由者的土地》作书名。在其中的一本书中，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将由农场保障局拍摄的移民、难民和贫穷的分租制农民的照片与他的诗并排在一起，质询困难时期的自由的现状。“我们曾对自己说，我们是自由的；”他写道，现在“我们却怀疑，自由是不是已经寿终正寝……或者，是否还有其他不同的东西可被称为自由。” 《基督教世纪》198杂志的一位作者宣称道，美国人曾如此“忙不迭地捍卫那种不受政府控制的传统的自由概念”，他们甚至忘记了自由也能“为政府”所保护，而不只是用来防备政府。这样的观点很有市场。《财富》杂志在193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回答问卷的穷人中的有90％的人认为，政府应该保证“每一个想工作的人都有一份工作”。约翰•杜威在1935年坚持道，自由的概念应该被重新界定，在“今天，自由代表着从物质的无保障中得到解放”。Terry A. Cooney, Balancing Acts: American Thought and Culture in the 1930誷 (New York, 1995), 10, 44; David J. O誃rien, American Catholics and Social Reform: The New Deal Years (New York, 1968), 4651, Aaron I. Abell, ed., American Catholic Thought on Social Questions (Indianapolis, 1968), 37880; Herbert Agar, Land of the Free (Boston, 1935); Archibald MacLeish, Land of the Free (New York, 1938), 78, 8486; Frederick Heimberger, “Our Outworn Civil Liberties,” Christian Century, April 22, 1936; McElvaine, Down and Out, 1112; John Dewey, 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 (New York, 1935), 48.
在追求经济自由的过程中，3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发展是产业工人联合会(CIO)对数百万工人的动员和组织。产联于1935年创建，它的目标是将那些被全国劳联排斥在外的大型生产企业中的工人组织起来。199 30年代中期和后期198在这幅于1930年刊登在黑人周刊《芝加哥捍卫者报》上的漫画中，一位车站搬运工人工会的代表正在将一个熟睡的工人唤醒，要他起身为争取经济自由的前景而奋斗。(Chicago Defender,25 Jan,1930)是激进劳工运动的辉煌时代。联邦政府第一次站在了工人一边。在联邦政府的帮助下，产联将劳工合同从全国最强大的大公司手中抢夺回来，最终赢得了这场奋斗了数十年之久的战斗，在基础工业中建立了工会。在分布全国、控制严密的工业城镇中，产联的组织者向工人们传播这样的信息：“我们先辈们奋斗夺来的政治自由”被“经济上的无保障”和“工业暴政”变得“毫无意义了”。1933年的全国工业复兴法和两年后的瓦格纳法在法律上承认了工人们的集体签约权，工会变成了公民权的象征。“我们是自由的美国人，”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这样宣称道，“我们将行使我们不可剥夺的权利来使自己组?起一个伟大的工会。”
以大众消费为基础的美国生活标准，是繁荣的关键，这是20年代非常有影响的思想，产联领袖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向工人宣讲，大萧条是财富与收入不平衡情况下必然出现的的后果。1929年，美国人口的百分之一中有十分之一所拥有的收入相当于42%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的收入，这样，社会无法吸收从现代化流水线上不断滚下来的产品。工会的功能就是与政府合作，通过提高工人的工资，重新分配财富，“创造一种消费者的需求，”以此来刺激生产，将国家重新推向繁荣之路。的确，1937年汽车工人工会与通用汽车公司之间签定的开创性协议讲到了“(工人们的)工资要与一个美国式的生活标准相称”。到30年代中期，关于大萧条的“低消费主义”解释为新政改革者广泛接受。他们从中得出结论说，政府必须采取行动，大幅度提高工资劳动者在国家收入中的份额。Robert H. Zieger, The CIO 19351955 (Chapel Hill, 1995), 12; Steel Labor, August 1, 1936; Kenneth Casebeer, “Alaquippa: The Company Town and Contested Powe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aw,” Buffalo Law Review, 43 (Winter 1995), 645, 66566; Steven Fraser, Labor Will Rule: Sidney Hillman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Labor (New York, 1991), 26064; Ronald Edsforth, Class Conflict and Cultural Consensus: The Making of a Mass Consumer Society in Flint, Michigan (New Brunswick, 1987), 175; Patrick Renshaw, American Labour and Consensus Capitalism, 19351990 (London, 1991), 1421.
但是，除为生计工资奋斗外，劳工反抗的首要目标，用缝纫工会领袖悉尼•希尔曼的话来说，是“争取安全感”。杜威在30年代时写道，“从经济角度讲，目前生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没有保障。”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巨大经济转型已经将无安全感编织到工人阶级的生活结构中去了，大萧条显然加剧了这种发展和情形。面对普遍的经济不确定性及普遍存在的对雇主专断而且变化无常的权威的愤恨，工会组织分子重新使用了进步主义者使用过的“经济自由“和“工业民主”的语言，同时也使用了更早的、将压迫性的工作环境与“奴隶制”等同起来的说法。“解放”的内容不光意味着高工资，而且也包括稳定和固定的就业机会、工厂管理阶层“暴政”的终结以及对集体签约权的接受和认可。200 一家工会的报纸宣称说，工人们“不仅在投票站有权，而且在工厂也同样有权……如果在工厂的权利得不到承认和尊重的话，你能真正有自由吗？”大萧条之后，20年代的那种“福利资本主义”迅速崩溃，厂主任意性的处罚和解雇事例数目急剧上升。工会的成立，一位纽约市交通工人组织的成员说，使工人们能够“理直气壮地走到我们的老板面前，像男子汉一样，而不是像奴隶那样，与他们谈话。”30年代实施了不带偏见的申诉冤情的程序和工龄资深制的合同制，对雇佣、解雇和晋升等进行管理，这些合同的实施代表了产联工会的一个重大的成就，它帮助稳定了混乱无序的就业状况，为工会会员提供了一种尊严和自由感，结束了一个工会组织者所称的“工人对老板的完全服从”。“人们渴望在他们的工作中得到某种形式的保障，”一位汽车工人工会的地方领导人指出。产联则通过长期的努力为工人们提供了这种保障。Steve Fraser, “The ‘Labor Question,’ ” 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w Deal Order, 19301980, ed. Steven Fraser and Gary Gerstle (Princeton, 1989), 78; John Dewey, Individualism Old and New (New York, 1930), 54; Zieger, CIO, 1315; 118; John L. Lewis, “the Battl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July 15, 1936, 678; Ronald W. Schatz, The Electric Workers: A History of Labor at General Electric and Westinghouse 192360 (Urbana, 1983), 11421; Joshua B. Freeman, In Transit: The Transport Workers Union in New York City,19331966 (New York, 1989), 127;GaryGerstle, WorkingClass Americanism: The Politics of Labor in a Textile City, 19141960 (New York, 1989), 18983, 20712; David Brody, “Workplace Contractu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 Industrial Democracy in America: The Ambiguous Promise, ed. Nelson Lichtenstein and Howell J. Harris (New York, 1993),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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