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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者：埃里克·方纳 2007-05-29 05:27
在全国的工业重镇，劳工运动的高涨改变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均势，将工人的苦衷冤情——包括经济上的不安全和普遍的不平等状况——以及他们追求一个更公正、更自由、更平等的美国的目标推到了政治的前沿。劳联在劳工与管理阶层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一向反感政府的干预；产联则不同，它提出了一套雄心勃勃的综合性计划，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为美国人提供免受经济和社会不安全的保护，这项计划包括：提供公共房屋(住房)、全民医疗保健制度、失业和老年保险金等。30年代中期的其他群众运动也将经济正义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复苏的问题，提到了政治议事日程上。1934年，休伊•朗发动了他的“分享我们的财富”的运动。朗是路易斯安那州的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的继承者，同时也是该州非民主政治传统的继承者。朗呼吁对富人征收新的税收，用这笔新税收来为所有美国人提供一笔数目为5000美元的即刻赠款，并保证每人每年有一份最低限额的收入。同年，被誉为“收音机里的牧师”的查尔斯•E. 库格林吸引了数百万的听众，因为他不仅猛烈地抨击了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和贪婪成性的资本家们，而且还呼吁扩大公共事务的范围和采取其他措施来与失业作斗争。(库格林的进军运动后来将转向到反犹太主义和支持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方向上去)。与此同时，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外科医生弗朗西斯•汤森也提出了一项广受欢迎的建议，他提出：每位失业的老年美国人从政府每月领取200美元的收入，但要求他们把这笔钱立即花掉，以刺激经济的增长。Cohen, Making a New Deal, 23; Michael Kazin, The Populist Persuasion (New York, 1995), 11232, 13839; T. Harry Williams, Huey Long (New York, 1969), 692701; Alan Brinkley, Voices of Protest: Huey Long, Father Coughlin,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1982); Linda Gordon, Pitied But Not Entitled: Single Mothers and the History of Welfare (New York, 1994), 21530.
富兰克林•D. 罗斯福入主白宫时，并没有一套对付大萧条或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宏伟蓝图。如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曾指出的，在罗斯福的档案中找不到一种在思想上有连贯性的宏观计划。201在1932年的竞选中，他讲到政府有责任保证“每个人都有一项谋取一份小康生计的权利”，但同时，他也强调要有一个收支平衡的政府预算，但也没有提供什么具体的复苏经济的措施。作为一个老练而且擅长于巧妙应付各种问题的老手和杰出的政治战术家，罗斯福在执政期间对他的目标和方向作过多次调整和转向。在1933和1934年间，新政集中在促进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复兴、改革银行制度和证券产业、提供紧急的公共救济和就业机会等方面。但早期的政策，并没有能将国家从大萧条中拯救出来(最高法院也否定了这些早期政策中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民众要求采取更大力度的措施，这一切都推动了罗斯福在1935年发起了“第二次新政”。这场新政极大地扩展了救济项目的范围，通过了一项广为宣传的对集中化财富的税收。但第二次新政的核心却是瓦格纳法和社会保障法。瓦格纳法使政府对集体签约权给予了全力支持。社会保障则是针对失业保险、老年养老金以及对残疾人和未成年儿童的资助等问题而设计的一个复杂体制。在这些法律之后，又有为兴建公共住宅的拨款和1938年的公平劳动标准法，这项法律建立了全国性最低工资制和工时限制制度。Richard Hofstadt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New York, 1948), 31552; Rosenman, ed., Public Papers, I, 74256; Alonzo L. Hamby, Liberalism and Its Challengers: FDR to Reagan (New York, 1985), 2328; Leuchtenberg,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16797.
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欧洲式福利国家相比，美国式福利国家是分权式的，并包含了联邦政府以下各级公共开支之类的内容。但它代表了一种与美国政府的传统功能截然不同的转向。这些措施加起来，转换了联邦政府与经济和公民群体之间的关系，创立了现代美国自由主义的大部分政策议题。联邦政府承担了一项责任，即保证所有美国人有一份生计工资，在他们遭遇经济和个人不幸时能得到保护。第二次新政孕育和促成了民主党、组织起来的劳工与联邦政府之间亲密而长期的联姻关系。所有这几种力量都决心加强大众消费，驯服大企业的势力。“自由放任主义已经死亡，”沃尔特•李普曼写道，“现代国家已经开始对现代经济负起责任来，同时也承担保证维系它的人民的生活标准的任务。”Colin Gordon, New Deals: Business, Labor,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19201935 (New York, 1994), 299; J. Joseph Hutchmacher, Senator Robert F. Wagner and the Rise of Urban Liberalism (New York, 1968), 13133; Ronald Steel, Walter Lippma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Boston, 1980), 308.
除了是一个完美的政治家之外，罗斯福也是一位政治语言大师。他是第一位通过收音机将自己的声音传送到美国家庭的总统，在争取传统价值观对他的新政策的支持方面，他做得尤为得心应手。这样，在敦促国会通过工资工时法的法案时，他利用了“自由劳动”权利的思想。罗斯福有意识地抛弃了“进步主义的”这个词，选择“自由的”来取而代之，描述自己和自己的政府。 204 这样一来，他也就转化了“自由主义”这个词的内涵，将其从一个关于弱政府和自由放任经济学的简语转换成为一种对能动式的、具有社会意识的政府的信仰，对于社会主义和非管制性资本主义来说，这种新自由主义同时也是另外一种制度选择。他同时也将自由这个词从保守派手中夺回来，将其变成支持新政的口号。“自由，”新闻记者多萝西•汤普森1935年在对美国妇女俱乐部的一次演讲中说，“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词。我们讲的是繁荣、高生活标准和高兴，……在自由的名义下，每一种非正义都被实践过。”但早在1934年，在第二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就将他自己的“自由”定义——即“普通人拥有的更大的安全感”——与早期的为“少数特权阶层”利益服务的契约自由并列。因此，罗斯福将始终把自由与经济安全感联系起来，将根深蒂固的经济不平等当成自由的最大敌人。在第二次新政的高潮期间，他将1936年的总统大选当成是反对“经济上的保守分子”的运动，保证联邦政府将建立起一个“为所有人(创造)机会的民主”。 “工作的权利”和“生活的权利”与“投票的权利”一样都是同等重要的公民权的内容，对“政治自由”进行保护的同一联邦政府出于责任应采取行动反对“经济奴隶制”。他在1938年宣称，如果它的公民不能“维持一个可以接受的生活标准的话”， “民主制度的自由”将不会是安全的。James P. Young, Reconsidering American Liberalism: The Troubled Odyssey of the Liberal Idea (Boulder, 1996), 17071; David Green, Shaping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American from McKinley to Reagan (Ithaca, 1987), 119; Dorothy Thompson, “Women and Freedom,”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December 16, 1935, 155; James MacGregor Burns, Roosevelt: The Lion and the Fox (New York, 1956), 26488; Rosenman, ed., Public Papers, III, 422; VI, 12223; VII, 23234, 24647; Howard Zinn, ed., New Deal Thoughts (Indianapolis, 1966), 12122.
富兰克林•D. 罗斯福入主白宫时，并没有一套对付大萧条或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宏伟蓝图。如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曾指出的，在罗斯福的档案中找不到一种在思想上有连贯性的宏观计划。201在1932年的竞选中，他讲到政府有责任保证“每个人都有一项谋取一份小康生计的权利”，但同时，他也强调要有一个收支平衡的政府预算，但也没有提供什么具体的复苏经济的措施。作为一个老练而且擅长于巧妙应付各种问题的老手和杰出的政治战术家，罗斯福在执政期间对他的目标和方向作过多次调整和转向。在1933和1934年间，新政集中在促进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复兴、改革银行制度和证券产业、提供紧急的公共救济和就业机会等方面。但早期的政策，并没有能将国家从大萧条中拯救出来(最高法院也否定了这些早期政策中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民众要求采取更大力度的措施，这一切都推动了罗斯福在1935年发起了“第二次新政”。这场新政极大地扩展了救济项目的范围，通过了一项广为宣传的对集中化财富的税收。但第二次新政的核心却是瓦格纳法和社会保障法。瓦格纳法使政府对集体签约权给予了全力支持。社会保障则是针对失业保险、老年养老金以及对残疾人和未成年儿童的资助等问题而设计的一个复杂体制。在这些法律之后，又有为兴建公共住宅的拨款和1938年的公平劳动标准法，这项法律建立了全国性最低工资制和工时限制制度。Richard Hofstadt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New York, 1948), 31552; Rosenman, ed., Public Papers, I, 74256; Alonzo L. Hamby, Liberalism and Its Challengers: FDR to Reagan (New York, 1985), 2328; Leuchtenberg,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16797.
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欧洲式福利国家相比，美国式福利国家是分权式的，并包含了联邦政府以下各级公共开支之类的内容。但它代表了一种与美国政府的传统功能截然不同的转向。这些措施加起来，转换了联邦政府与经济和公民群体之间的关系，创立了现代美国自由主义的大部分政策议题。联邦政府承担了一项责任，即保证所有美国人有一份生计工资，在他们遭遇经济和个人不幸时能得到保护。第二次新政孕育和促成了民主党、组织起来的劳工与联邦政府之间亲密而长期的联姻关系。所有这几种力量都决心加强大众消费，驯服大企业的势力。“自由放任主义已经死亡，”沃尔特•李普曼写道，“现代国家已经开始对现代经济负起责任来，同时也承担保证维系它的人民的生活标准的任务。”Colin Gordon, New Deals: Business, Labor,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19201935 (New York, 1994), 299; J. Joseph Hutchmacher, Senator Robert F. Wagner and the Rise of Urban Liberalism (New York, 1968), 13133; Ronald Steel, Walter Lippma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Boston, 1980), 308.
除了是一个完美的政治家之外，罗斯福也是一位政治语言大师。他是第一位通过收音机将自己的声音传送到美国家庭的总统，在争取传统价值观对他的新政策的支持方面，他做得尤为得心应手。这样，在敦促国会通过工资工时法的法案时，他利用了“自由劳动”权利的思想。罗斯福有意识地抛弃了“进步主义的”这个词，选择“自由的”来取而代之，描述自己和自己的政府。 204 这样一来，他也就转化了“自由主义”这个词的内涵，将其从一个关于弱政府和自由放任经济学的简语转换成为一种对能动式的、具有社会意识的政府的信仰，对于社会主义和非管制性资本主义来说，这种新自由主义同时也是另外一种制度选择。他同时也将自由这个词从保守派手中夺回来，将其变成支持新政的口号。“自由，”新闻记者多萝西•汤普森1935年在对美国妇女俱乐部的一次演讲中说，“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词。我们讲的是繁荣、高生活标准和高兴，……在自由的名义下，每一种非正义都被实践过。”但早在1934年，在第二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就将他自己的“自由”定义——即“普通人拥有的更大的安全感”——与早期的为“少数特权阶层”利益服务的契约自由并列。因此，罗斯福将始终把自由与经济安全感联系起来，将根深蒂固的经济不平等当成自由的最大敌人。在第二次新政的高潮期间，他将1936年的总统大选当成是反对“经济上的保守分子”的运动，保证联邦政府将建立起一个“为所有人(创造)机会的民主”。 “工作的权利”和“生活的权利”与“投票的权利”一样都是同等重要的公民权的内容，对“政治自由”进行保护的同一联邦政府出于责任应采取行动反对“经济奴隶制”。他在1938年宣称，如果它的公民不能“维持一个可以接受的生活标准的话”， “民主制度的自由”将不会是安全的。James P. Young, Reconsidering American Liberalism: The Troubled Odyssey of the Liberal Idea (Boulder, 1996), 17071; David Green, Shaping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American from McKinley to Reagan (Ithaca, 1987), 119; Dorothy Thompson, “Women and Freedom,”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December 16, 1935, 155; James MacGregor Burns, Roosevelt: The Lion and the Fox (New York, 1956), 26488; Rosenman, ed., Public Papers, III, 422; VI, 12223; VII, 23234, 24647; Howard Zinn, ed., New Deal Thoughts (Indianapolis, 1966), 1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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