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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 作者：埃里克·方纳 2007-05-29 05:27
在30年代中期，城市工人阶级选民成为民主党在这些地方的压倒性多数力量，大大小小的商业势力却因新政而与该党愤愤地疏远了。在新政时期，政治上的阶级划分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期更为明显和完整。对自由的不同的定义因而也尖锐地对立起来。《新共和》杂志的主编乔治•索尔写道，美国人遇到了“两套对立的自由概念的体系”，反映出“两个对立的人群的不同需要与目的”。一种是“为私营企业”自由服务的陈词滥调，另一种是以“一种对财富平等的分享”为基础的“社会化的自由”。
如果罗斯福启用这个词来支持新政，“自由”——这个词在镀金时代的本义是指有限政府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变成了他的对手的战斗口号。从富有的保守派到“民粹主义者”库格林神父，他们对新政的主要批评集中在新政限制了美国自由这一点上。1934年，当保守的商人和政客组织起来动员反对新政的力量时，他们把自己组织称为“美国自由联盟”。国会共和党反对派的领袖人物之一罗伯特•塔夫脱也指责罗斯福在一种“改进穷人处境”的思想的误导下，以牺牲“个人自由”方式，把美国带向共产主义的道路。205 逐渐地，反对新政的力量团结在“企业自由”的旗帜下，不光反对联邦政府对经济进行归化，也反对联邦政府针对就业问题制定任何规章制度。Richard Oestereicher, “Urban WorkingClass Political Behavior and Theories of American Electoral Politics, 18701940,”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4 (March 1988), 1264, 1283; George Soule, The Future of Liberty (New York, 1936), 5354, 11820, 14950; Ronald D. Rotunda,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Liberalism as Word and Symbol (Iowa City, 1986), 1517, 5564; Russell Kirk and James McClellan, The Political Principles of Robert A. Taft (New York, 1967), 3436; W.J. Cameron, “Industrial Freedom,”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December 1, 1938, 122; Milton Derber, The American Idea of Industrial Democracy, 18651965 (Urbana, 1970), 357.
随着30年代的展开，新政反对者对自由语言的使用注入了越来越大的激情。他们相信，新政对个人自由的威胁已达到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赫伯特•胡佛对其继任者的抨击更为猛烈，批评罗斯福威胁了“那些最根本的美国自由”。胡佛认为自由意味着为那些有事业心的人提供不受限制的经济机会。追求经济安全不是自由的内容，而只是将美国人变成了依靠政府的“懒惰的寄生虫”而已。在他的余生，胡佛继续把自己称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强调，这个字已经“被污染了，原来的本义已经被强奸了”。《纽约时报》报道说，1936年总统大选的中心问题是争夺对“自由思想”的主导权。反对新政的力量为后来那种反政府干预的保守主义思潮的生长蔓延播下了种子。这种思想支持自由市场，反对福利国家。但是，如同罗斯福以压制多数赢得连任的事实表明，大多数美国人在1936年时都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自由必须包含由政府保证的经济安全。Herbert Hoover, “Holy Crusade for Liberty,”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June 15, 1936, 57073; Herbert Hoover, Further Addresses Upon the American Road (New York, 1940), 7; Green, Shaping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121.
罗斯福连任后一年之内，联邦最高法院对自由内容上这种划时代意义的转向予以了承认。早些时候，最高法院曾以契约自由和州权为名，否定了大大小小的一些新政立法。1937年，最高法院却来了一个令人惊诧的向后转，在相当程度上，这也是受到罗斯福高票连任的胜利和他企图用对新政有同情心的法官来“改组”最高法院的计划(此计划遭到国会的否定)所产生的影响的结果。最高法院以一项维护州最低工资法的合宪性开始，对州和联邦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表示出一种引人注目的、全新的捍卫态度。在随后的决定中，它又肯定了联邦政府管理工资、工时、童工、农产品和经济生活的其他若干方面的权力。在领导这场在新的司法意义上对自由进行定义的运动时，首席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指出，“契约自由”这个词没有出现在宪法中；但他继续说，“自由”却是在宪法中出现的，这就要求“法律的保护，来反对那些威胁人民的健康、安全、道德和福利”的邪恶。William E. Leuchtenberg, The Supreme Court Reborn: The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in the Age of Roosevelt (New York, 1995), 21623; Rudolph J. R. Peritz, Competition Policy in America, 18881992 (New York, 1996), 163.
罗斯福把第二次新政，尤其是社会保障，构想成是一种对自由内容的扩展，即把向范围更为广泛的需要帮助的美国人群体——包括失业者、老年人和没有自立能力的人在内——提供政府帮助作为一种普遍的公民权利，而不是将其当作一种慈善事业或一种特权。206 根据弗朗西丝•珀金斯的观点，罗斯福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广泛的、包容性强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供给制度，保证每个美国人都能得到某种形式的经济保障。但在实施过程中，新政的措施远未惠顾到所有的人。政治现实——尤其是北方城市政治机器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和南部黑人在政治上无选举权的现实——极有力地左右了新政立法的制定过程。其结果是形成了一种两级式的体制，这种体制对一部分美国人——主要是白人和男性——提供了非常慷慨的、全国性的福利，但对其他的美国人提供的福利却相当地少，有的人甚至什么福利也没有得到。
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包括了一系列项目，它有不同的结构，并针对不同的目标人群。该法最慷慨的部分——即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部分——以自动的、不附带任何依赖性污名的方式提供资助。社会保障计划将福利与合格的工资工人所缴纳的税收联系起来，使政府提供的资助变成了一种公民的权利，而不是一种慈善行为。所得税的递减方式非常严厉，但罗斯福相信，这些税收将使纳税人获得“一种法律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回收他们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的权利”，而未来任何一届国会都不能取消这种权利。但这种与工资制工作相联系的福利计划将大多数妇女排除在外，也没有包括农业、家庭服务行业和各种零散性质的工人，这种排斥使有工作的黑人中大多数人没有得到社会保障计划的保护。
社会保障也包括公共资助的项目，这些项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缺乏自主能力的孩子和贫困老人的资助。这些资助项目对所有的美国人开放，不分种族，只要他们通过了对申请补助者进行的经济情况调查，都可得到。但这些项目将福利的标准定得极低，而且授权各州来决定这些受资助者的资格，这使得有些地方政府将申请人的道德行为也作为这种标准的一部分。这样做的结果之一是，公共资助计划在实施中出现了在分配福利方面的普遍性歧视。由于这些受资助者不缴纳社会保障税，他们很快就背上了依靠政府发放的救济而生存的屈辱性污名。这两套计划之间的沟壑在1939年加大了，那一年，那些为一般性公共救济计划覆盖的男性工人的妻子、老年寡妇和未成年子女被转移至社会保障系统中，这样，单身母亲和非白人的穷人就成为了后来所谓的“福利”计划所覆盖的人中的大多数。Frances Perkins, The Roosevelt I Knew (New York, 1946), 28283; Gordon,
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是为了减轻贫困和经济无保障而设计的，但它却建立了随后半个世纪联邦政府社会政策的关键要素。从这个计划开始，性别和种族的界限就界定了经济自由的新定义。白人男性和部分女性工人享有与非白人和贫困妇女不同的保障和福利计划。这些计划的排斥性和包容性反映出盛行的社会形态和政治现实。207大萧条促使许多已婚妇女提出，她们要退出劳动力市场，以便让失业的男人有机会找到就业机会。事实上，许多州和地方政府禁止雇佣那些丈夫已经有一份“生计工资”的妇女，从银行到州立学校的雇主们都采取措施，禁止雇佣妇女。尽管产联也在组织妇女工人，但它同时也支持家庭工资的传统。一位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副主席说，“那些丈夫有工作的工作妇女应被禁止进入工业领域。”社会保障法还将一种流行观念体制化了，这种观念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丈夫是一家之主和家庭经济的供给者，而妻子只是一个家庭妇女。在社会保障体系中，那些仍以家庭服务为职业的大批妇女没有享受到任何福利。“那些最需要保护的人完全被忽略了，”一位家庭服务业工人的妹妹对劳工部长珀金斯抱怨道。“谁去管过那些在私人家庭和私立机构中工作的穷苦帮工佣人们？你为他们做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做。”①
Pitied But Not Entitled, 311, 25355; Alice Kessler Harris, “Designing Women and Old Fool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Security Amendments of 1939,” in U.S. History as Women誷 History: New Feminist Essays, ed., Linda K. Kerber, et al. (Chapel Hill, 1995), 88106; Frank Freidel, Franklin D. Roosevelt: A Rendezvous with Destiny (Boston, 1990), 150; Gwendolyn Mink, The Wages of Motherhood: Inequality in the Welfare State, 19171942 (Ithaca, 1995).
① Alice KesslerHarris, Out to Work: A History of WageEarning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82), 25072; Nancy F. Gabin, Feminism in the Labor Movement: Women and the United Auto Workers, 19351975 (Ithaca, 1990), 3637; Mink, Wages of Motherhood, 12633; Markowitz and Rosner, Slaves of the Depression, 65.但更令人注目的是所谓“坚固的南部”如何施加影响，将新政福利国家变成了一种白人美国人的权利。罗斯福虽然声称新政的普遍性，但真正提出广泛全面的覆盖面是政治上的左派和黑人组织。代表明尼苏达的农工党的国会议员欧内斯特•伦丁在1935年曾提出一个法案，希望?立一个由联邦控制的体制，向所有种类的工人提供老年、失业和健康方面的福利(疾病是家庭经济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社会保障计划完全忽略了这个因素)，并对有未成年子女的单身妇女家庭提供资助。一些黑人组织，如都市联盟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等，担心黑人会长期在“福利”计划中处于不利地位，对伦丁的法案表示了支持。它们不遗余力地展开游说，敦促建立一个能帮助农业和家政工人得到失业和老年福利并能建立起全国性救济标准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不是伦丁的建议，而是社会保障法变成了法律。社会保障法的局限性，如一家名为《匹兹堡信使报》的黑人报纸所抱怨的那样，反映出“南部反动势力根本不能接受黑人得到养老金和补助金的想法”，它们害怕将黑人工人包括在社会保障之内会扰乱南部地区的低工资式的、种族隔离式的劳动力制度。Gordon, Pitied But Not Equal, 23638, 26676; Dona C. Hamilton and Charles V. Hamilton, “The Dual Agenda of African American Organizations since the New Deal: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and Civil Right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7 (Fall 1992), 43642; Robert C. Lieberman, Shifting the Color Line: Race and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 (New York, 1998); KesslerHarris, “Designing Women,” 103.
如果罗斯福启用这个词来支持新政，“自由”——这个词在镀金时代的本义是指有限政府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变成了他的对手的战斗口号。从富有的保守派到“民粹主义者”库格林神父，他们对新政的主要批评集中在新政限制了美国自由这一点上。1934年，当保守的商人和政客组织起来动员反对新政的力量时，他们把自己组织称为“美国自由联盟”。国会共和党反对派的领袖人物之一罗伯特•塔夫脱也指责罗斯福在一种“改进穷人处境”的思想的误导下，以牺牲“个人自由”方式，把美国带向共产主义的道路。205 逐渐地，反对新政的力量团结在“企业自由”的旗帜下，不光反对联邦政府对经济进行归化，也反对联邦政府针对就业问题制定任何规章制度。Richard Oestereicher, “Urban WorkingClass Political Behavior and Theories of American Electoral Politics, 18701940,”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4 (March 1988), 1264, 1283; George Soule, The Future of Liberty (New York, 1936), 5354, 11820, 14950; Ronald D. Rotunda,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Liberalism as Word and Symbol (Iowa City, 1986), 1517, 5564; Russell Kirk and James McClellan, The Political Principles of Robert A. Taft (New York, 1967), 3436; W.J. Cameron, “Industrial Freedom,”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December 1, 1938, 122; Milton Derber, The American Idea of Industrial Democracy, 18651965 (Urbana, 1970), 357.
随着30年代的展开，新政反对者对自由语言的使用注入了越来越大的激情。他们相信，新政对个人自由的威胁已达到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赫伯特•胡佛对其继任者的抨击更为猛烈，批评罗斯福威胁了“那些最根本的美国自由”。胡佛认为自由意味着为那些有事业心的人提供不受限制的经济机会。追求经济安全不是自由的内容，而只是将美国人变成了依靠政府的“懒惰的寄生虫”而已。在他的余生，胡佛继续把自己称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强调，这个字已经“被污染了，原来的本义已经被强奸了”。《纽约时报》报道说，1936年总统大选的中心问题是争夺对“自由思想”的主导权。反对新政的力量为后来那种反政府干预的保守主义思潮的生长蔓延播下了种子。这种思想支持自由市场，反对福利国家。但是，如同罗斯福以压制多数赢得连任的事实表明，大多数美国人在1936年时都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自由必须包含由政府保证的经济安全。Herbert Hoover, “Holy Crusade for Liberty,”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June 15, 1936, 57073; Herbert Hoover, Further Addresses Upon the American Road (New York, 1940), 7; Green, Shaping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121.
罗斯福连任后一年之内，联邦最高法院对自由内容上这种划时代意义的转向予以了承认。早些时候，最高法院曾以契约自由和州权为名，否定了大大小小的一些新政立法。1937年，最高法院却来了一个令人惊诧的向后转，在相当程度上，这也是受到罗斯福高票连任的胜利和他企图用对新政有同情心的法官来“改组”最高法院的计划(此计划遭到国会的否定)所产生的影响的结果。最高法院以一项维护州最低工资法的合宪性开始，对州和联邦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表示出一种引人注目的、全新的捍卫态度。在随后的决定中，它又肯定了联邦政府管理工资、工时、童工、农产品和经济生活的其他若干方面的权力。在领导这场在新的司法意义上对自由进行定义的运动时，首席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指出，“契约自由”这个词没有出现在宪法中；但他继续说，“自由”却是在宪法中出现的，这就要求“法律的保护，来反对那些威胁人民的健康、安全、道德和福利”的邪恶。William E. Leuchtenberg, The Supreme Court Reborn: The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in the Age of Roosevelt (New York, 1995), 21623; Rudolph J. R. Peritz, Competition Policy in America, 18881992 (New York, 1996), 163.
罗斯福把第二次新政，尤其是社会保障，构想成是一种对自由内容的扩展，即把向范围更为广泛的需要帮助的美国人群体——包括失业者、老年人和没有自立能力的人在内——提供政府帮助作为一种普遍的公民权利，而不是将其当作一种慈善事业或一种特权。206 根据弗朗西丝•珀金斯的观点，罗斯福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广泛的、包容性强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供给制度，保证每个美国人都能得到某种形式的经济保障。但在实施过程中，新政的措施远未惠顾到所有的人。政治现实——尤其是北方城市政治机器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和南部黑人在政治上无选举权的现实——极有力地左右了新政立法的制定过程。其结果是形成了一种两级式的体制，这种体制对一部分美国人——主要是白人和男性——提供了非常慷慨的、全国性的福利，但对其他的美国人提供的福利却相当地少，有的人甚至什么福利也没有得到。
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包括了一系列项目，它有不同的结构，并针对不同的目标人群。该法最慷慨的部分——即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部分——以自动的、不附带任何依赖性污名的方式提供资助。社会保障计划将福利与合格的工资工人所缴纳的税收联系起来，使政府提供的资助变成了一种公民的权利，而不是一种慈善行为。所得税的递减方式非常严厉，但罗斯福相信，这些税收将使纳税人获得“一种法律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回收他们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的权利”，而未来任何一届国会都不能取消这种权利。但这种与工资制工作相联系的福利计划将大多数妇女排除在外，也没有包括农业、家庭服务行业和各种零散性质的工人，这种排斥使有工作的黑人中大多数人没有得到社会保障计划的保护。
社会保障也包括公共资助的项目，这些项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缺乏自主能力的孩子和贫困老人的资助。这些资助项目对所有的美国人开放，不分种族，只要他们通过了对申请补助者进行的经济情况调查，都可得到。但这些项目将福利的标准定得极低，而且授权各州来决定这些受资助者的资格，这使得有些地方政府将申请人的道德行为也作为这种标准的一部分。这样做的结果之一是，公共资助计划在实施中出现了在分配福利方面的普遍性歧视。由于这些受资助者不缴纳社会保障税，他们很快就背上了依靠政府发放的救济而生存的屈辱性污名。这两套计划之间的沟壑在1939年加大了，那一年，那些为一般性公共救济计划覆盖的男性工人的妻子、老年寡妇和未成年子女被转移至社会保障系统中，这样，单身母亲和非白人的穷人就成为了后来所谓的“福利”计划所覆盖的人中的大多数。Frances Perkins, The Roosevelt I Knew (New York, 1946), 28283; Gordon,
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是为了减轻贫困和经济无保障而设计的，但它却建立了随后半个世纪联邦政府社会政策的关键要素。从这个计划开始，性别和种族的界限就界定了经济自由的新定义。白人男性和部分女性工人享有与非白人和贫困妇女不同的保障和福利计划。这些计划的排斥性和包容性反映出盛行的社会形态和政治现实。207大萧条促使许多已婚妇女提出，她们要退出劳动力市场，以便让失业的男人有机会找到就业机会。事实上，许多州和地方政府禁止雇佣那些丈夫已经有一份“生计工资”的妇女，从银行到州立学校的雇主们都采取措施，禁止雇佣妇女。尽管产联也在组织妇女工人，但它同时也支持家庭工资的传统。一位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副主席说，“那些丈夫有工作的工作妇女应被禁止进入工业领域。”社会保障法还将一种流行观念体制化了，这种观念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丈夫是一家之主和家庭经济的供给者，而妻子只是一个家庭妇女。在社会保障体系中，那些仍以家庭服务为职业的大批妇女没有享受到任何福利。“那些最需要保护的人完全被忽略了，”一位家庭服务业工人的妹妹对劳工部长珀金斯抱怨道。“谁去管过那些在私人家庭和私立机构中工作的穷苦帮工佣人们？你为他们做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做。”①
Pitied But Not Entitled, 311, 25355; Alice Kessler Harris, “Designing Women and Old Fool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Security Amendments of 1939,” in U.S. History as Women誷 History: New Feminist Essays, ed., Linda K. Kerber, et al. (Chapel Hill, 1995), 88106; Frank Freidel, Franklin D. Roosevelt: A Rendezvous with Destiny (Boston, 1990), 150; Gwendolyn Mink, The Wages of Motherhood: Inequality in the Welfare State, 19171942 (Ithaca, 1995).
① Alice KesslerHarris, Out to Work: A History of WageEarning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82), 25072; Nancy F. Gabin, Feminism in the Labor Movement: Women and the United Auto Workers, 19351975 (Ithaca, 1990), 3637; Mink, Wages of Motherhood, 12633; Markowitz and Rosner, Slaves of the Depression, 65.但更令人注目的是所谓“坚固的南部”如何施加影响，将新政福利国家变成了一种白人美国人的权利。罗斯福虽然声称新政的普遍性，但真正提出广泛全面的覆盖面是政治上的左派和黑人组织。代表明尼苏达的农工党的国会议员欧内斯特•伦丁在1935年曾提出一个法案，希望?立一个由联邦控制的体制，向所有种类的工人提供老年、失业和健康方面的福利(疾病是家庭经济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社会保障计划完全忽略了这个因素)，并对有未成年子女的单身妇女家庭提供资助。一些黑人组织，如都市联盟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等，担心黑人会长期在“福利”计划中处于不利地位，对伦丁的法案表示了支持。它们不遗余力地展开游说，敦促建立一个能帮助农业和家政工人得到失业和老年福利并能建立起全国性救济标准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不是伦丁的建议，而是社会保障法变成了法律。社会保障法的局限性，如一家名为《匹兹堡信使报》的黑人报纸所抱怨的那样，反映出“南部反动势力根本不能接受黑人得到养老金和补助金的想法”，它们害怕将黑人工人包括在社会保障之内会扰乱南部地区的低工资式的、种族隔离式的劳动力制度。Gordon, Pitied But Not Equal, 23638, 26676; Dona C. Hamilton and Charles V. Hamilton, “The Dual Agenda of African American Organizations since the New Deal: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and Civil Right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7 (Fall 1992), 43642; Robert C. Lieberman, Shifting the Color Line: Race and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 (New York, 1998); KesslerHarris, “Designing Women,”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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