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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从个别的人中看到了共同的东西，这是他认识的进步。第一步先是有男、女的区别，再进一步是中国人、外国人等等，最后才认识到人的共同本质是什么，有一个“人”的概念。从认识个别事物进到认识不同事物之间的共性，标志着认识的深化，因为这个共同的东西代表着事物的本质。文化也是一样，它也有二重性。古代的文化和现代的文化不一样，因为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不一样，时代变化自然导致文化也有很多不同，这是文化的时代性。但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又有着贯穿古今，超越时代限制，适用于一切时代的共同的东西；由此它才能形成一个传统，也才能有一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每一个时代的文化都截然不同，没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贯穿在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讲中国文化的传统或传统文化。

　　我们今天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在时代性上与古代文化是不同的，但它们不是互不相连的。我们看国学、儒学或传统文化，首先要看到其中所蕴涵的普遍性的东西，在不同时代及不同的事物之间要能够看到它们共同的东西。比如我们说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贯穿于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爱国主义在各个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具体表现，但在不同的具体表现中又贯穿着一贯的精神。这种一贯的精神，简单概括说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它贯穿于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个历史。商朝的伊尹，孟子称赞他“自任天下”，说他只要看到百姓有一个没有过上好生活，就认为是自己的责任，这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以后历代的一些名言，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所面临的问题都不相同，但贯穿在他们这些思想中的核心思想则是一致的，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是他们这样的思想和他们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做出的事迹构成了我们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他们也因此被后人世代传颂为爱国志士、民族英雄。过去有过一种观点，认为古代的爱国主义和我们现在提倡的爱国主义不是一回事，古代岳飞、文天祥等的爱国主义，爱的只是封建王朝，只是忠于皇帝老子，而我们今天讲爱国，是要爱社会主义的祖国，所以古代的爱国主义不值得继承。这样的观点就是只看到了时代性的不同，而没有看到贯穿于不同时代、不同具体表现中的，真正构成我们民族爱国主义传统核心的这个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