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保守主义运动（４）

    社会学家的反叛是在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回归之后，但其色调更为灰暗。在一些事上，连弗里德曼一派都洋溢着盲目乐观的情绪，而聚拢在克里斯托和创刊于1965年的《公共利益》周围的一群人，却持难以置信甚至疑神疑鬼的态度。他们对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方案牢骚满腹，视之为一项愚蠢的、必败的社会改造实验——虽说也有点道理。克里斯托后来写道：“‘对贫困开战’方案中蕴含的左翼社会学理念得到了普遍的接受，这是尤其令我们愤怒的一点。”

    于是就有了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PatrickMoynihan）批驳自由主义信仰，称黑人贫困的主要根源不在于种族歧视，而是在于以女性为主导的家庭增多。又有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Banfield）批判“城市暴乱与种族主义有关”的说法，称暴乱者大都不是在抗议社会不公，而只是在劫掠财物。

    在弗里德曼派与新保守主义者看来，他们是不为自由派团体所接纳的局外人。在很大程度上，这两股运动的后继者仍成功地给人以这样的感觉。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保守主义运动的知识阶层已有了自己的团体，得到了其自由派对手想都不敢想的资金支持。说得直接一点，跻身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之列，已成为一种晋身之道。

    非政府组织“美国式公民”（PeoplefortheAmericanWay）1996年的一篇报道《收买一场运动》（BuyingaMovement）讲述了迪内希•德索萨（DineshD’Souza）的经历。此君因其1991年的畅销书《非自由的教育》（IlliberalEducation）而声名大噪，该书攻击校园里提升弱势族群地位、禁止种族歧视言论的措施。本书的品性暂且不论，值得玩味的是德索萨的职业生涯与前一代保守派的不同之处。

    现代保守派知识分子的先驱都是自然的或后天转型的保守派学者。拿其中最出众的一位米尔顿•弗里得曼来说，就首先是一位职业经济学家。他在消费者行为、货币因素、通货膨胀方面的研究，不论在政界的说服力如何，都得到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可与尊重。不论持有何种政见，他都会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他相似，克里斯托所说的构成《公共利益》“内核”的“十几位学者与知识分子”，也大都是学院派的社会学家，其赖以立业的研究大体无关政治，只是在后来才投身保守派阵营。

    但德索萨的职业生涯却大不一样。他先是编辑一本保守派大学刊物《达特茅斯回顾》（DartmouthReview），后来又编辑一本保守派校友刊物《前瞻》（Prospect）。在为福音派牧师福尔韦尔（JerryFalwell）写了一部大唱赞歌的传记后，他成了里根政府里的高级国内政策分析员。然后他前往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任职，在那里写了《偏执的教育》一书，后又写了《种族主义的终结》（TheEndofRacism）——他在该书中宣称，“对于许多白人而言，犯罪的、粗率的低等黑人阶层意味着野蛮在西方文明中心地带的复活。”保守派的“奥林基金会”对这两本书给予赞助。保守派刊物，尤其是《国家评论》也出力宣传他的著作。

    换言之，德索萨是四十年前并不存在的一种人：一名专职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在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机构中度过整个职业生涯，而这些机构本质上都是忠于特定党派性的。

    这些机构从何而来?简言之，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新保守派的知识分子说服一些富人与公司领袖向保守派的基础智识架构里输入资金。这一基础架构中的智库，有不少虽是仿照学术机构设立，但却只发布迎合预设观点的研究结论。“美国企业研究所”虽创建于1943年，但从1971年开始，因获得相当多的公司资助与保守派家族基金会的捐款而势力大增。遗产基金会是1973年由约瑟夫•库尔斯（JosephCoors）与理查德•梅隆•斯凯夫（RichardMellonScaife）出资建立的。信奉自由主义的“凯托学会”严重依赖科克（Koch）家族基金会提供的资金。

    传媒机构也是这一基础架构的一部分。为保守派智库出资的那些基金会也大力援助《公共利益》，并支持《美国旁观者》（TheAmericanSpectator）等刊物——在克林顿任内，该刊物痴迷于跟踪各种丑闻传言。

    在向基金会与企业界求援的过程中，新保守主义者态度殷勤，甘愿将其观点粗糙化。克里斯托于1995年写道：“我们总是说，观点会产生影响，不错，但我们心中所指的是复杂、深刻、谨严的观点。我们常易忽视的是，激情充盈、党同伐异的简单观点，也会产生影响。”读者也许认为这是在叹息，但其实克里斯托是在勉励自己与战友，尽可将保守主义粗糙化，以获取政治上的成功。

    这在经济学领域尤为明显。《公共利益》与《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成为倡导供应经济学的首要阵地。供应学派毫无根据地宣称，减税之利可弥补其损失。这一说法在专业经济学界从未有人响应，甚至在保守派经济学家中都没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家、2003～2005年任布什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格里高利•曼昆（N.GregoryMankiw），在其经济学原理教科书的第一版就把供应经济学家叫做“疯人、江湖骗子”，并被传为美谈（这句话在后来的版本中消失）。既然如此，克里斯托为何坚信供应学派是对的呢？答案是，他并不确信，他不在乎那些人是对是错。克里斯托只关心一点，就是供应学派的观念在政治上有用。他在1995年的论文中陈述如下：

    在聚拢于《公共利益》周围的主要社会科学家中，原本并无经济学家（他们是随着我们的“成熟”才到来的）。我自己之所以对预算赤字及其他货币或财政问题持不屑一顾的态度，这就是原因。在我看来，当时的任务就是形成一个新的多数派。显然这将意味着保守派的多数，后来这又意味着共和党的多数。所以说，在政治上得势才是第一要务，而非政府的账目亏空。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番声言的几段之前，克里斯托还宣称《公共利益》在其创刊之初是有影响力的，其原因是“我们大都是社会科学家，而正如帕特•莫伊尼汉（PatMoynihan）所言，社会科学的最佳用途就是驳斥谬误的社会科学。”人们不禁要想，这也许取决于谬误的社会科学用于何处吧。

    尼克松与大变迁

    罗纳德•里根1966年的加利福尼亚州竞选标志着保守主义运动的首场选战大胜。但与理查德•尼克松登上总统宝座以及他1972年的大获全胜相比，里根的成绩就相形见绌了。然而，不可将尼克松的胜利当成保守主义运动的奏凯，因为尼克松只是个过渡性的人物。他利用了这一运动的政治策略——其实这一策略很大程度上是他创制的，但他与该运动的目标并不一致。对尼克松而言，一切都是出于私利。

    尼克松对美国政治运行方式的影响，无论如何评价似乎都不为过。毕竟尼克松的做法表明，怎样利用种族裂痕、人们对社会变化的焦虑情绪、对外来威胁的谈虎色变，来将劳工阶层的白人从“新政”联盟中剥离。他还发明了操纵媒体的艺术：福克斯新闻董事长罗杰•艾利斯（RogerAiles）是尼克松的传媒顾问，在乔•麦金尼斯（JoeMcGinniss）1969年的书《出卖总统》（TheSellingofthePresident）中也是主角之一。后来尼克松首开恫吓媒体的做法，这样的做法在小布什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成功地压制了异议声音。因报道了坏消息便指责新闻媒体的手法，也是他开的先河。

    正是在尼克松任内，成功施展下流手段成为了共和党内的晋阶之道。1970年，年轻的卡尔•罗夫（KarlRove）在从一位民主党候选人那里偷来的竞选信笺上印制推销免费啤酒的虚假传单，破坏了一场竞选集会；次年罗夫从大学辍学，以担任“大学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执行长，那是个有薪酬的职位。两年后罗夫竞选“大学共和党人”主席时以欺骗手段获胜，赞扬他的是时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老布什。

    保守主义运动分子为这些做法鼓掌，但他们不喜欢尼克松的政策。当《大风暴之前》一书作者里克•波斯坦因（向一群保守派）讲述保守派在尼克松政府的下流手段中扮演的角色时，一位听众抗议说，尼克松当时并非保守派分子。他还说：“直到‘水门’事件后，我才开始喜欢尼克松。”

    的确，尼克松的实际政策与他的政治手腕不同，完全不符合保守主义运动分子的期待。在国内事务的治理上，他是一位温和派，甚至可谓是自由派。他增税、扩大环境管制，甚至准备实施全民医疗保险。在对外事务上他展现出同样的务实作风，既与中国开启对话，同时又继续打击越南。后来证明，尼克松讨厌很多东西，但他并不和保守主义运动一样讨厌政府干预与福利国家。无论如何，在那时，保守主义运动的时机尚未成熟。

    某种意义上而言，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保守主义的处境类似于“新政”运动前身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处境。理念、组织与知识骨干均已完备。但要取得权力，该运动需要一场危机。

    它得到的是一场内外交攻的双重危机。

    在外交事务上，继越南战争之后，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以及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与人质危机的耻辱，滋长了焦虑情绪。在国内战线上，政策失误与能源危机两面夹攻，带来了滞胀的噩梦，失业率高涨，通货膨胀率达两位数。

    现在回头来看，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担心似乎是杞人忧天；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对美国而言的确是挫折，但很难说如果采取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会有什么效果，或许只会让形势恶化。至于经济危机，其原因一是运气不佳，二是货币政策不当，与自由主义都毫无关系。

    但是，20世纪70年代的阴郁情绪为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提供了机会，使其得以宣称自由主义政策已不足为信。而这一势力新增的运动很快就取得战果，大大逆转了“新政”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