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欲永生，一切皆如我意。

　　——史蒂文•莱特（StevenWright）如是说

　　我是谁？

　　在我过去的一生，我慢慢成长为美国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这是美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有着百年的辉煌，拥有40亿美元的资产和20000名员工。我在这里度过了一天又一天的美妙生活，通常我的每一天是这样度过的：开几个客户见面会，这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我至少会和自己核心领导团队中的一个成员见面；我会和纽约以及其他城市的合伙人通电话进行沟通，看看我能帮他们做些什么；我还要解决一些突发情况；有时我还要和公司的竞争对手进行讨论，商讨如何共同达成商业目标；我完成了电子日历上列出的种种事项。三年前，我被公司的合伙人推举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当时我就致力于实现三个目标：第一，拓展业务（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任何一个公司只有扩大业务才能继续生存下去）；第二，要提高服务质量并降低风险；第三，对我最重要也是对公司长期发展有利的一点，那就是让我们的公司成为更好的工作场所，让员工更乐意为之效劳，能让员工协调好工作和生活。我一直就认为，要致力于为员工服务，让他们觉得工作和生活是相辅相成的，绝非互相隔绝的，更不是互相对立的。

　　在我个人看来（对于所有的公司高管都如此，但是首席执行官可能更甚），最后一个目标是最难以实现的。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热爱自己的公司（有时候内心之所以会有挣扎和苦痛，是因为我实在太爱它了）。我热爱自己的事业，喜欢每一天的工作，喜欢做好工作所必需采取的行动和应对的挑战，也喜欢工作所能带来的成就感。我对会计业有着满腔热情（别笑话我），我喜欢它所要求的精确、透明与合理。我觉得自己天生就是要干这一行的，我的想法和性格都是似乎就是为这行业而生的。我有着明确的目标，清楚自己的使命，愿意为实现目标而去披荆斩棘。哪怕你是凌晨三点钟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为了挽救一笔生意或是赢得一笔生意，我不得不马上从热被窝里爬出来，顶着寒气，赶到机场，飞到另一个大洲，我都会毫无怨言地走出家门。不是吹牛，我真的这样做过。当我还是毕马威金融业务部（公司内部最大的部门）的主管时，当时我们想成为一家大型投资银行的审计公司。我觉得如果我们真想拿下这笔单子，我就需要和这家银行澳大利亚分行的总裁面对面地进行交流。这家银行马上就会决定花落谁家了。我竭尽所能地安排自己的日程，为的是想和这位总裁见上一面。我腾出了很多对方可以挑选的时间，多次给他的秘书打电话。

　　“对不起”是他女秘书给我的回答。她告诉我说，在接下来几周，她老板在办公室的每一分钟都已经提前预约出去了。如果我等到他有空的话，估计这笔生意已经花落别家了。

　　我又给这位秘书打电话，因为我经常和她通电话，彼此间已经形成了一点默契，所以我想再尝试一下。我不知道她能不能帮我个忙，告诉我她老板最近会去哪出差。他肯定是个“空中飞人”，一天到晚都要往返于各地，他搭乘飞机的时候总该有空吧？这位秘书告诉我他两天后要从悉尼飞往墨尔本，他在飞机上没有安排任何商务活动。

　　“太棒了！”我喜出望外。

　　我从她那要来了她老板的座位号。我马上打电话给航空公司订票，这趟商务旅行也创下了我这辈子所经历过最长加最短的飞行记录，我预定了头等舱他旁边的位置。当天晚上，我赶紧收拾行李，沐浴更衣，剃须打扮。第二天我就从纽约飞了整整22个小时来到了悉尼，刚落地，赶紧又搭乘下一趟航班，飞了一个半小时去墨尔本。当这位总裁和我都坐定后，我向他简要地做了自我介绍，告诉他我飞越了半个地球，为的就是要见他一面。听罢了我的这番良苦用心后，他不禁目瞪口呆。我征求了他的同意之后，解释了为什么毕马威是最适合他们的审计公司。一个半小时之后，飞机着落。我把介绍的书面材料交给他，和他握手话别，拿起行李搭乘下一趟回家的航班，又得在大洋上飞行二十多个小时。

　　我们赢得了这笔生意。

　　几年后，我当选了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获得了美国商界最佳的职位之一。毕马威是很多行业旗舰的审计公司，包括花旗银行（Citigroup）、通用电气（GeneralElectric）、辉瑞制药（Pfizer）和摩托罗拉（Motorola）等知名大公司。因此，我有机会去参加他们的董事会议，能够近距离地接触到全美国最令人敬仰的精英分子，还能够倾听他们对全球经济走势的判断。慢慢的，我觉得自己也能和他们平起平坐了，不过我对其中的多位首席执行官是颇为尊敬的，包括沃伦•巴菲特（WarrenBuffett）、花旗银行的山迪•威尔（SandyWeill）、通用电气的杰弗•伊梅尔特(JeffImmelt)、美林证券（MerrillLynch）的斯坦•奥尼尔（StanO?Neal），还有其他很多人。在2005年春天，我成为50位获邀在白宫和布什总统进行圆桌会谈的首席执行官之一。

　　有几人能像我这样幸运？

　　不过，尽管首席执行官位高权重，但工作也是极富挑战的，要面对残酷的现实，要应付种种压力，不得片刻喘息。我的工作日程都已经安排到一年半以后了。我总是脚步匆匆，永远都在忙着工作，我牺牲了很多周末，我经常要熬夜干活，我几乎错过了吉娜学校举办的每次活动。保守估计，我每年飞行的里程都在150000英里以上。在我婚后的前10年，我在毕马威的事业也蒸蒸日上，我很少有时间和康妮一起去度假。之后，我们的休闲时光几乎和需要参加的公司聚会“二和为一”了。记得有一年，当时我们还住在旧金山湾区，可是我们公司最大客户的总部却在纽约，需要我全力以赴，为此我在纽约独住了9个月，只能在周末回西海岸看望家人。到了我在公司的最后10年间，我才能挤出时间和康妮共进午餐。

　　不过总共才只有两次。

　　从前并不是这样的，我原来也不是这样的。在就读商学院大一的那个暑假，我在华尔街的一家公司实习，不过我知道不愿把自己全部的生命都投入工作当中。我想得在工作和生活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希望永远都能保持这种平衡。在那个暑假结束的时候，我得到了一家顶级管理咨询公司的工作机会，康妮和我认真地进行了讨论。玛瑞安是康妮领养的女儿，我很快就喜欢上了她，把她当自己女儿来看待，我们三人第一次做出了家庭的重大决定。如果我接受了这份工作，那么家里将过上富足殷实的生活，可代价就是我总得四处奔波，忙到昏天黑地，大部分时间都得远离妻子和孩子。或者我可以继续从事会计业，回到两年前供职的皮特－马威克（PeatMarwick）公司。如果选择后者，我的收入会相对低一些，兴奋度也会低一些，但是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陪家人。这样一来，我的生活和工作之间也能变得更加平衡。我一直像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既要会品酒，也懂歌剧，还能博览群书。我热衷于运动，希望自己身体强壮，能够有时间寄情于山水之间。我认为自己是个充满好奇心的人，想要尽量多吸收各种养料。总而言之，我真的没想成为一个首席执行官。

　　我最终选择继续担任会计。

　　但是在毕马威打拼了25年之后，我坐上了公司的头把交椅。我的生活也随之变了；生活与工作的平衡也慢慢打破了；再也难有自由自在的那种舒坦了；都已经忽略了因为工作而错过了经典午夜电影《洛奇恐怖秀》(TheRockyHorrorPictureShow)，而我们从前住在旧金山时，康妮、玛瑞安和我就有时间去看电影消遣；我们家订的戏剧票也经常因为没时间去看而作废；我订购的品酒杂志也无暇阅读，即便能够拾起来匆匆翻上几页，手里往往还在忙着好几件其他的事，我就是这样一个“超级大忙人”。每当我想要干些自己的事，都会被工作打断。因为工作关系而需要应付的客户多达几千人，从前我只是工作忙闲暇少，现在这种情况就变得更加糟糕了。

　　在我的话听起来像是在抱怨之前，我想要事先说清楚：只要我能够应对这样一份压力极大的工作，我就会继续做下去；只要我想继续接受这份挑战，我就不愿意躲避责任。尽管我对家人充满了爱，但当我实现了如今的成就之后，我就很难退而求其次找份普通的工作，为的是每天晚上6点钟能赶回家并且能够参加女儿的家长会。达到事业巅峰的人都不是自己走上去的，而是别人硬给推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