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忙碌之余，能让我得以放松的就是打高尔夫了。我这一辈子都酷爱高尔夫球，在高尔夫球场我几乎从来就没有过心情灰暗的时候。我喜欢这项运动所要求的素质：信誉、诚实、精准、思考和耐力，打好高尔夫球也需要有良好的体能做支撑。但是，如果有人认为天赋是自己最引以为豪的话，在我看来，他根本不懂这项运动的真谛。因为首席执行官的光环，有一次自己有幸和PGA锦标赛名宿雷蒙德•佛洛德(RaymondFloyd)交了一次手。他跟我说，对于高球名将而言，做好充分的体能准备来赢得巡回赛是相对容易的，真正富有挑战性的是让自己总能够凝神静气，把每一杆球打好，把日复一日的比赛打好，把周复一周的比赛打好。

　　我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这项运动的高手，我的差点在15，觉得自己只是个水平一般的爱好者而已；发挥最出色的时候，也只能用“擅长”这个词来形容。不过，我觉得技术并非最重要的，通过高尔夫，我交到了很多好友，得到了很多愉快的体验，而且在美国各地高尔夫球场的球道、沙坑和果岭区，结识了很多商业伙伴，也做成了很多生意。和很多其他公司高管一样，我有幸能在全球最好的高尔夫球场上一展身手。不过，在我成为公司董事长之后，我的空余时间就更少了，到哪都无法尽兴地享受挥杆之乐了。

　　我喜欢高尔夫的点点滴滴，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能让康妮和我共度二人时光。我们特别喜欢在日落前打球，那时的球场不会像白日里那般拥堵，夕阳斜照倒影横斜，球洞旁侧树影婆娑，这是打球的绝佳时刻。当我们在打球的时候，会觉得冥冥中有神灵在向我们召唤，觉得神清气爽。感觉上我们不仅仅在打高尔夫，也是在追逐阳光，尽享余晖退去前的分分秒秒。

　　2005年5月初，康妮和我一起去打高尔夫。我的开局不错，不过到了第8洞，放好球，挥杆，球应声飞去。不过，偏了，我倒不是说又是一个糟糕的右曲球。多年来，和很多高球爱好者一样，我也常犯右曲球和左曲球的毛病。不过，这一次球飞得很直，但是落点离球洞很远，好像我眼中有另外一面洞旗一样。

　　自此，我就打得很糟糕。我们打完了全场后，康妮说我的脸色有些苍白。

　　我已经习惯于整天都忙得不亦乐乎，不过2005年的春天更是忙得昏天黑地。

　　这段时间我不仅为工作在奔忙，也为了家里的事在操心。我们刚刚把在曼哈顿哈得逊河东岸褐石建造的房子给卖了，想要找一处新的公寓楼，而且也在忙着搬家的千头万绪。吉娜受单核细胞增多症折磨长达半年，现在终于复原了。她现在正在写学校的一篇科学报告，题为“致命蓝纹”，她要用电脑模型来描绘蓝纹章鱼的自我防御能力。和往日一样，我因为要去外地出差，又没能参加她学校的学生科技作品展示会。我们一家人都知道，只要咬紧牙关，挺过接下来的几周，等到吉娜学校放假，就能迎来属于我们三人的长假，这个假期我们可是盼望已久了，可以去夏威夷享受两周的自由时光。（玛瑞安住在加州的纳帕市，生活忙碌，刚同她丈夫和孩子度假归来。）

　　在我能真正长舒一口气之前，手头的事依然堆积如山。首先，我要飞往上海去参加全球经济论坛，届时会有来自各地的商业领袖出席。我也可以借此机会了解毕马威中国分部的运营现状，并和公司中国分部的负责人见面。

　　在去中国的路上，我先要顺道在得克萨斯州的沃斯堡市停留，拜访石油大亨罗伯特•巴斯（RobertBass），他一直以来就是毕马威的重要客户。再过四天，我还要飞往丹佛、华盛顿、蒙特利尔和旧金山开会。当我在加州的时候，全家人一起为我的一个侄女举行了婚礼派对。在婚礼前的晚餐上，康妮盯着我看了好久，神情异然，然后用手摸了摸我的脸颊。

　　“你的脸有些下垂。”她摸着我的右脸颊说道，可是我并没有感到什么异常。后来，我觉得应该自己看一看，所以就照了镜子，发现果然如此。就好像我看完牙医回来，局部麻醉剂依然在发挥作用。

　　此时，并没有人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在周末，康妮发现我嘴唇旁的肌肉不时会有些紧搐，有脸颊也不断下垂。几个其他参加婚礼的亲友也提到了这一点，不过只是在康妮先说以后，他们才好意思说出口。康妮估计这是由于劳累过度造成的，有可能是颜面神经麻痹症，我们从网上得知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神经技能紊乱疾病。它的症状为面瘫，可能是由病毒引起的。大家都觉得这是由于我过度疲劳造成的，当一个人因为工作过度导致筋疲力尽之后，就会造成肌肉抽搐。

　　康妮让我去看医生，不过我的中国之行迫在眉睫，我想回国之后再做修整。

　　当我在国外出差的时候，我对自己的不舒服一点都没有在意，我也根本没时间去在意。

　　第二周，我又马不停蹄地赶赴西雅图，参加微软首席执行官峰会，有一百多位重量级的首席执行官应邀出席。波克夏－哈萨威公司（BerkshireHathaway）的首席执行官沃伦•巴菲特也在其列，他称得上是全球最精明的投资家了。他的冷幽默是我所见过最有魅力的，他对我所从事的行业也了解透彻，在谈起会计业的许多重要问题时，他都是如数家珍，让我颇感惊讶也很是佩服。微软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SteveBallmer）的演说一如既往地激情四溢。

　　当我“有”时间来关心一下自己的话（我倒是希望我真的有时间），我觉得只要驾驭得当，每天繁忙的工作还是能够应付的。而且，天堂夏威夷已经在向我招手了。

　　回到纽约，我的右脸颊和嘴角依然下垂，我答应康妮下周去看神经科大夫。

　　在去看大夫之前的周末，我和康妮宴请了公司的一个老客户及其夫人，多年来我们已经视为莫逆。在饭桌上，我兴高采烈地回顾了这次出行地所见所闻，我们四个人也谈到了中国和印度在世界经济领域里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晚餐之后，我们驱车前往迈迪逊花园广场，我们有U2乐队演唱会的票。我们从来都没有经历过如此热力四射的演唱会火爆现场，当台上四首歌曲唱毕，康妮腾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准确的说，应该是在惊恐中倏然起身。

　　“怎么啦？”我朝她大声呼喊，希望在现场嘈杂的现场她能听到我的声音。

　　“我觉得整个世界都要崩溃了。”她高声地回答我。

　　我以为她指的是现场让人震耳欲聋的高分贝。

　　我们来到外面的走廊上，终于可以听清对方在说些什么了。她说自己想静下心来欣赏波诺和台上的表演，可注意力就是难以集中。她的心中满是不安和忧虑，她觉得目前的美好生活马上就要不复存在了。她起身完全是下意识的，似乎冥冥中有种大难降临的预兆。她也说从前都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在我们婚后，她曾经有过一些预感而我却不曾在意，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信誓旦旦地和她说目前的生活并不会离我们远去，我们回到现场，继续观看波诺的演出。我对生活中的阴云就这样疏于留意，我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宽慰根本难以让康妮放心。

　　我也难以预料到底会怎样的风雨大作，也真不知道该怎样做得更好。

　　5月24日（周二），我和康妮来到了康奈尔医学中心看神经科大夫，我们两人都认为我肯定是劳累过度，可能是患了颜面神经麻痹症。这不仅仅是良好的期望，因为我的工作还是很忙，自从几个月前开始需要我应付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为了工作，我的足迹踏遍了全球。家里的生活也因为搬家忙得不可开交，我们这些天都住在城中心的饭店。尽管我能够应付这样繁重的压力，但是这种压力终于对我的健康造成了冲击，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和医生预约的是当天下午临近傍晚的时分，这样不会太影响我的工作日程。在我去看医生的路上，我不禁遐想联翩，在这个美妙的时刻，夕阳斜照树影长，一切都回归宁逸，如果能在高尔夫球上享受一番该有多好呀。想着想着我就笑了起来，因为再过几周，我就可以潇洒挥杆了。康妮、吉娜和我可以去夏威夷放松心情了。不论我现在工作压力有多大，夏威夷的天蓝海净马上就能让我倍感心旷神怡。

　　来到精神科诊室，一位女医生问了我几个问题，然后给我进行了一整套看起来非常专业的检查。医生给我检查了膝跳反应，用手电照射观察了我的瞳孔，测试了我左臂和右臂的力量，还让我走了直线。

　　她让我第二天一早就来医院做核磁共振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