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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日光 作者:尤金•奥凯利 2007-06-05 08:51
第二天,她来到学校,自豪地向同学们夸耀自己的成就:“知道吗,我爸跟我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就跑完了全程。”
她的一个男同学,不想让一个女孩抢了风头,也吹嘘到:“哼,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爸跟我两个小时跑完的,我们比你们跑得多。”
不过,我还是很难完全凝神静气。我还是会过多地考虑工作和从前的生活。不过,光阴流转,工作的色彩已经逐渐褪去,我的注意力也开始慢慢集中。过去生活中所承受的压力也慢慢消退,我多得到了一些放松,多得到了一些享受。
不过只是一些,不是很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有一个好友,她曾经担任过多家企业的高管,她告诉我说,再她退休之后,整整花了她三年时间,才真正和过去的生活告别。)
我再一次尝试集中注意力,不过还是失败了。我对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并不感到惊讶。毕竟,我从来都不擅长一次只集中注意力做好一件事。如果我打开电视收看棒球比赛,可能我同时还在和人聊天,或是读报,还时不时地去查看一下股票行情。我的精力总是分成好几部分的。
有一次,我、康妮和吉娜很幸运,因为获邀能和纽约天主教教区红衣主教伊根见面。我觉得他肯定比我花了更多时间,来思考生死灵魂的问题,因此我可以借此机会向他请教。来到他的私人会客室,寒暄话毕,就开始了真正的交谈。我告诉伊根主教,当我辞去工作时,还有很多未竟的事业。我怎样才能学会活着,学会接受死亡,而自己身后还有那么多没有实现的理想呢?我迫切地渴望能活在当下,但是我怎么才能忘却过去呢?我问道:“怎样才能活在当下呢?”
伊根主教告诉我,早年他在意大利度过了很多年时光,不仅是在学习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也是在接受意大利人的思维方式。尽管他也为自己是一个爱尔兰人而自豪,也很喜欢很多爱尔兰式的东西,不过他还是发现意大利人的思维方式和爱尔兰人有着一个显著区别。伊根主教认为,一个典型的意大利人从来不会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意大利人会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在当时条件下的最佳选择。尽管这个决断未必奏效,但是它已经是自己当初的最优选择了。伊根主教说:“你惟一要集中注意力来做出的决定,就是你现在能够做出的决定。”
我会心地点了点头。作为爱尔兰人的后代,如果不是我们流淌着这样的血液,至少我们长久以来都有这样的传统,那就是经常回望来时的路,为没有解决的问题而懊恼不已。我说:“有人曾经讲过,爱尔兰人惟一带进坟墓的东西,就是心中的怨恨。”
在快要结束谈话的时候,我对伊根主教说:“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在接受死亡的时候,头脑要保持最清醒的状态。”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采用疑问句的形式来征求伊根主教的意见,我只是想听听他的反应。
“得到主恩赐越多的人,期望值就越高。”伊根主教说道,“你的头脑能保持多么清醒,就尽力去争取吧!”
在得知自己的病症之前,我一直把承诺当成最重要的美德;在我确诊之后,我逐渐认识到神智清醒才是最重要的美德。我开始认识到,每个人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总是保持神智清醒,尤其是在年老之后,特别是在临终前。其中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帮助身旁的亲友更好地认识命运之定数。这也是我们彼此之间应该履行的责任,也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效法。也许,我们会发现走向坟墓并非那么可怕,只是人生的一个驿站而已。也许,我们可能还会觉得可以张开臂膀迎接死神。
我曾经认为,有了承诺,就可以帮助将一切转化为积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我依然持这个想法);现在,我觉得如果神智清晰,那么就可以将一切转化为积极因素。
康妮其实对于死亡有着比我更多的了解。在我们结婚之初,她曾经在湾区的一家医院工作,亲眼看到过很多艾滋病人,当时大家对艾滋病还缺乏了解。当他们步向死亡的时候,她在一旁照顾他们。她看到很多重症病患在肌体功能完全丧失之前,灵魂就已经死了。虽然他们还活着,但其实人已经死了。此情此景真是令人痛心疾首,不过也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很快,她就开始思考关于生与死的重要问题了。
我感到很幸运,能有康妮陪在我身边,尤其是现在。她会守护在我身旁,她是我的伴侣,也是我的知己,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不过,她也是我灵魂的伴侣,是我精神的向导,指引着我从这个世界走向另一个世界。在我们相处的一辈子里,她那百折不挠的精神也给我注入了无限勇气,日那个我能够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在我成年之后,人生各方面达到的平衡境界主要都归功与她,对亏她的贡献和智慧。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也是最后一个我的手会抚摸到的人了。
为了帮助我打败心魔,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她建议我要集中神智,这一技巧能够帮助我达到目标。康妮有过一线的医护经?,也在加州柏克利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过认知科学和心理学。她曾经研究过,而且看来也能够驾轻就熟地掌握人心智各方面的变化规律。
“闭上双眼,”她说道:“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松果体上,它在你头脑中央,在你两耳之间,在你鼻梁后方。”
可能你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甚至有些滑稽可笑,我是如此性格的人,但是也尝试过一段时间的静默疗法,那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当时我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念书,而我和康妮也刚刚相遇。有一次,她到我的公寓来找我,结果发现我正在做着静默疗法。尽管她懂比我更了解这种疗法的好处,当她那天下午看到我端坐在沙发上,口中念念有词的样子,后来告诉我,她真的觉得没必要在上面花什么时间。
现在,坐在我们新房子客厅里租来的沙发上(我们新买的家俱过了好几周还没送到),我在康妮的催促下,开始了静默疗法。
我闭上双眼。我觉得这是我很擅长的,因为我经常闭上眼,为的是缓解视觉皮质区造成的局灶性惊厥。
我试着想象松果体就在我头脑中央。
我试着忘却过去。
我试着这样去做。
不过,我的意识就是难以集中。相反,在我脑海中,似乎觉得我的意识正集中在眉毛之后,这表明其实我并没能真正陷入沉思。
“不管用呀!”试了几分钟都无法奏效后,我对康妮说道。
在接下来几天,我又尝试了几次。康妮跟我说,一些僧侣在脑中浮现出一个侧斜的8字,8象征着无穷,然后试着想象这个8字在头脑中反复旋转,这样就能够帮助他们凝神静气。
同样的方法,换做我就不行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我就是无法让意念集中于头脑中央,连让它靠近头脑中央都做不到。
如果我想学会活在当下,如果我想学会怎样集中意念,那我就不得不通过其他方法。也许有什么窍门吧。不过,要找到这样的窍门绝非易事。
不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习惯于辛勤地工作了,我也一直引以为豪,一直为我自己能这样做而感到很乐观。我坚信,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都能保持头脑清醒。(我们怎么会做不到呢?说到底,我们还不是一些理性的动物吗?)我知道,就和生活中其他情形一样,熟能生巧,只要我坚持练习,就能做得更好。头脑清醒就像身上的一块肌肉一样,只要多运动就能让它变得更加强壮。
不过,在我能成功之前,我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摈弃一些旧习。在孩提时代,当我在学校里碰到烦心事的时候,我就会郁郁不乐地回到家中,把书往桌上一摔,骂上几句解气的话,而我母亲会在一旁静静地倾听。过了一会,我的气消了,就会拿起笔做作业,一切又恢复正常了。我的母亲是个优秀的母亲,天生有着做母亲的潜质,当我嘴里骂骂咧咧的时候,她只是一言不发地聆听,因为她也明白我需要时间来调适心情。
不过,我还没有从原来的生活中完全调适过来。
我的头脑中依然在斗争。我近乎绝望地想要找到一种方法,能够让意念停在当下。我知道自己头脑完全清醒,我也知道自己的那颗心也没有错位。
不过,这并不能代表在钟摆敲响12下之前,我能够做到这一点。
她的一个男同学,不想让一个女孩抢了风头,也吹嘘到:“哼,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爸跟我两个小时跑完的,我们比你们跑得多。”
不过,我还是很难完全凝神静气。我还是会过多地考虑工作和从前的生活。不过,光阴流转,工作的色彩已经逐渐褪去,我的注意力也开始慢慢集中。过去生活中所承受的压力也慢慢消退,我多得到了一些放松,多得到了一些享受。
不过只是一些,不是很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有一个好友,她曾经担任过多家企业的高管,她告诉我说,再她退休之后,整整花了她三年时间,才真正和过去的生活告别。)
我再一次尝试集中注意力,不过还是失败了。我对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并不感到惊讶。毕竟,我从来都不擅长一次只集中注意力做好一件事。如果我打开电视收看棒球比赛,可能我同时还在和人聊天,或是读报,还时不时地去查看一下股票行情。我的精力总是分成好几部分的。
有一次,我、康妮和吉娜很幸运,因为获邀能和纽约天主教教区红衣主教伊根见面。我觉得他肯定比我花了更多时间,来思考生死灵魂的问题,因此我可以借此机会向他请教。来到他的私人会客室,寒暄话毕,就开始了真正的交谈。我告诉伊根主教,当我辞去工作时,还有很多未竟的事业。我怎样才能学会活着,学会接受死亡,而自己身后还有那么多没有实现的理想呢?我迫切地渴望能活在当下,但是我怎么才能忘却过去呢?我问道:“怎样才能活在当下呢?”
伊根主教告诉我,早年他在意大利度过了很多年时光,不仅是在学习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也是在接受意大利人的思维方式。尽管他也为自己是一个爱尔兰人而自豪,也很喜欢很多爱尔兰式的东西,不过他还是发现意大利人的思维方式和爱尔兰人有着一个显著区别。伊根主教认为,一个典型的意大利人从来不会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意大利人会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在当时条件下的最佳选择。尽管这个决断未必奏效,但是它已经是自己当初的最优选择了。伊根主教说:“你惟一要集中注意力来做出的决定,就是你现在能够做出的决定。”
我会心地点了点头。作为爱尔兰人的后代,如果不是我们流淌着这样的血液,至少我们长久以来都有这样的传统,那就是经常回望来时的路,为没有解决的问题而懊恼不已。我说:“有人曾经讲过,爱尔兰人惟一带进坟墓的东西,就是心中的怨恨。”
在快要结束谈话的时候,我对伊根主教说:“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在接受死亡的时候,头脑要保持最清醒的状态。”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采用疑问句的形式来征求伊根主教的意见,我只是想听听他的反应。
“得到主恩赐越多的人,期望值就越高。”伊根主教说道,“你的头脑能保持多么清醒,就尽力去争取吧!”
在得知自己的病症之前,我一直把承诺当成最重要的美德;在我确诊之后,我逐渐认识到神智清醒才是最重要的美德。我开始认识到,每个人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总是保持神智清醒,尤其是在年老之后,特别是在临终前。其中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帮助身旁的亲友更好地认识命运之定数。这也是我们彼此之间应该履行的责任,也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效法。也许,我们会发现走向坟墓并非那么可怕,只是人生的一个驿站而已。也许,我们可能还会觉得可以张开臂膀迎接死神。
我曾经认为,有了承诺,就可以帮助将一切转化为积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我依然持这个想法);现在,我觉得如果神智清晰,那么就可以将一切转化为积极因素。
康妮其实对于死亡有着比我更多的了解。在我们结婚之初,她曾经在湾区的一家医院工作,亲眼看到过很多艾滋病人,当时大家对艾滋病还缺乏了解。当他们步向死亡的时候,她在一旁照顾他们。她看到很多重症病患在肌体功能完全丧失之前,灵魂就已经死了。虽然他们还活着,但其实人已经死了。此情此景真是令人痛心疾首,不过也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很快,她就开始思考关于生与死的重要问题了。
我感到很幸运,能有康妮陪在我身边,尤其是现在。她会守护在我身旁,她是我的伴侣,也是我的知己,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不过,她也是我灵魂的伴侣,是我精神的向导,指引着我从这个世界走向另一个世界。在我们相处的一辈子里,她那百折不挠的精神也给我注入了无限勇气,日那个我能够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在我成年之后,人生各方面达到的平衡境界主要都归功与她,对亏她的贡献和智慧。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也是最后一个我的手会抚摸到的人了。
为了帮助我打败心魔,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她建议我要集中神智,这一技巧能够帮助我达到目标。康妮有过一线的医护经?,也在加州柏克利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过认知科学和心理学。她曾经研究过,而且看来也能够驾轻就熟地掌握人心智各方面的变化规律。
“闭上双眼,”她说道:“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松果体上,它在你头脑中央,在你两耳之间,在你鼻梁后方。”
可能你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甚至有些滑稽可笑,我是如此性格的人,但是也尝试过一段时间的静默疗法,那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当时我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念书,而我和康妮也刚刚相遇。有一次,她到我的公寓来找我,结果发现我正在做着静默疗法。尽管她懂比我更了解这种疗法的好处,当她那天下午看到我端坐在沙发上,口中念念有词的样子,后来告诉我,她真的觉得没必要在上面花什么时间。
现在,坐在我们新房子客厅里租来的沙发上(我们新买的家俱过了好几周还没送到),我在康妮的催促下,开始了静默疗法。
我闭上双眼。我觉得这是我很擅长的,因为我经常闭上眼,为的是缓解视觉皮质区造成的局灶性惊厥。
我试着想象松果体就在我头脑中央。
我试着忘却过去。
我试着这样去做。
不过,我的意识就是难以集中。相反,在我脑海中,似乎觉得我的意识正集中在眉毛之后,这表明其实我并没能真正陷入沉思。
“不管用呀!”试了几分钟都无法奏效后,我对康妮说道。
在接下来几天,我又尝试了几次。康妮跟我说,一些僧侣在脑中浮现出一个侧斜的8字,8象征着无穷,然后试着想象这个8字在头脑中反复旋转,这样就能够帮助他们凝神静气。
同样的方法,换做我就不行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我就是无法让意念集中于头脑中央,连让它靠近头脑中央都做不到。
如果我想学会活在当下,如果我想学会怎样集中意念,那我就不得不通过其他方法。也许有什么窍门吧。不过,要找到这样的窍门绝非易事。
不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习惯于辛勤地工作了,我也一直引以为豪,一直为我自己能这样做而感到很乐观。我坚信,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都能保持头脑清醒。(我们怎么会做不到呢?说到底,我们还不是一些理性的动物吗?)我知道,就和生活中其他情形一样,熟能生巧,只要我坚持练习,就能做得更好。头脑清醒就像身上的一块肌肉一样,只要多运动就能让它变得更加强壮。
不过,在我能成功之前,我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摈弃一些旧习。在孩提时代,当我在学校里碰到烦心事的时候,我就会郁郁不乐地回到家中,把书往桌上一摔,骂上几句解气的话,而我母亲会在一旁静静地倾听。过了一会,我的气消了,就会拿起笔做作业,一切又恢复正常了。我的母亲是个优秀的母亲,天生有着做母亲的潜质,当我嘴里骂骂咧咧的时候,她只是一言不发地聆听,因为她也明白我需要时间来调适心情。
不过,我还没有从原来的生活中完全调适过来。
我的头脑中依然在斗争。我近乎绝望地想要找到一种方法,能够让意念停在当下。我知道自己头脑完全清醒,我也知道自己的那颗心也没有错位。
不过,这并不能代表在钟摆敲响12下之前,我能够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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