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陌生人群 作者：保罗·西布莱特 2007-06-06 11:11
现代智人是唯一能够在同一物种中不相关的成员之间进行任务分配（有时也称为“劳动分工”）的动物。参见Ridley 1996，尤其在第二章。 这种现象与人类的语言一样，是独一无二的。如今，大多数人得到他们的生活必需品的方式是通过与他们毫无亲属关系的陌生人。即使是在贫困的乡村社会中，人们也是依靠与他们无亲属关系的人获得食物、服装、药品、防护用品和住所。在城市中，那些与我们毫无血缘关系却对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的人通常都是完全的陌生人。在自然界中，没有其他的物种会存在这种陌生人之间复杂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于是出现了劳动分工，虽然在一些其他物种中，也会有劳动分工，如某些昆虫类动物，但它们也只是在亲属之间（蜂窝和蚁穴中的工蜂和工蚁都是姐妹关系）。这些蚂蚁都是姐妹，有3/4相同的基因，在Hlldobler & Wilson 1944第95页至106页中有详细的解释。现代生物学为我们提供了这种进化机制的有力证据，实现亲信之间合作分工的演进就是通过这种进化机制：我们称之为“亲缘选择”理论。该理论最初在Hamilton 1964中提出，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解释出现于Dawkins 1976中。这一理论的提出，说明在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中通过劳动分工实现合作很可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因为亲属之间都存在着很大比例的共同基因，也包括变异基因。当生物学家说个体之间存在“共同”的基因时，他们是指相同物种中不同成员之间的不同基因。整个人类的多数基因都是大体相同的，而且与其他灵长类动物也有很多相同。在亲缘选择理论中，最重要的是两个个体共有变异基因的可能性，这个变异基因最初出现于离它们最近的共同祖先的基因组中。但在无亲属关系的个体之间实现合作性的劳动分工的现象却是十分惊人的，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拥有变异基因并有合作意识的个体会帮助那些没有合作意识的个体，并且不求回报。我们可以确信，通过劳动分工实现的合作只有在人类中能够实现，而任何其他物种都从未出现过这种迹象。
但有些物种在处理一些明确的任务时也会有小范围的非亲属个体之间的劳动分工合作。例如，棘鱼、吸血蝙蝠和狮子等，但只是在小范围的群体中。参见Dawkins 1976中关于棘鱼的描述，Wilkinson 1990描述了吸血蝙蝠，Pusey & Packer 1983中有狮子的描述。这一行为理论被称为“互惠利他”行为，出自Trivers（1971）。但是这些最基本的分工也需要人类在亲属、非亲属以及完全的陌生人之间进行劳动分工的精确性判断，就如同黑猩猩之间会在狩猎时发出声音信号，最终进化为全世界的人类都在使用高度系统化的语言。在自然界中也有许多不同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的实例，如鲨鱼之间和濑鱼之间（这在生物学中被称为“共生现象”）。参见Bishop 1992第125页和192页。但是同一物种中的成员生存在相同的环境之中，吃的食物相同，寻找配偶的机会也相同；它们之间对于这些东西的竞争要比不同物种成员之间的竞争大得多。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一个物种能够像人类一样，在同一物种没有血缘关系的成员之间（由于本能和历史的原因，他们曾是进化过程中相互争斗的竞争对手）实现如此复杂并且需要高度的相互信任的合作。
这一迷惑并非单凭进化生物学就能找到答案。1万年对于现代智人形成新的基因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过程而言，是一段相当短暂的时间。如果能够将你所有的直系同姓祖先（如果你是男性，那么就是你的父亲，你的父亲的父亲，等等；如果你是女性，那么就是你的母亲，你的母亲的母亲，等等。直到最初形成农业的一代）召集到一起，那么一个中等规模的演讲大厅就可以容纳下你和你所有这些祖先。当然，如果是所有同性和异性的直系祖先，每一代的人数都会加倍，而总数也会大得多。你们之中，只有一半的人认识车轮，而只有1%的人知道机动车。但从遗传、身体和本能的角度，你们之间的相似程度要比任何碰巧聚集在这里的现代人之间的相似程度大得多。尽管几万年来异常强大的选择性压力使一部分基因进化（如基因中乳糖的含量——成年人对乳制品的消化能力）参见Cavalli-Sforza 2000第45页至46页。 以及几个世纪以来人类营养的不断提高和生存环境的不断发展，但你和你最遥远的祖先之间在生物角度的差异方面几乎难以辨认。如果你现在正在火车或者飞机上阅读这本书，那么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与现在坐在你旁边的陌生人相比，还是你遥远的新石器时代的祖先更像你而在进化生物学中也有一些对于我们非常重要的信息。人类之间的劳动分工是人类生理和心理进化并适应了多种不同的生态学问题的结果。这些问题在非洲的草原林地中的狩猎采集者也曾遇到，但经过六七百万年的演进，我们从离我们最近的非洲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共同祖先中分离了出来。在20万年前左右，在人类文化的潜在空间中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和基因的细分，使人类开始能够抽象并象征性地思考和交流。关于人类意识的进化过程在Mithen 1996中有详尽的讨论，但有些人类发现的速度非常快，所以该书的第二版也即将问世（类似的评价也适用于另一开创性作品Humphrey 1984）。Klein & Edgar 2002中有关于人类象征性思维能力演进的主要问题和疑惑的明确解释。Deacon 1997 综合地论述了人类象征性思维能力的演进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Tomasello 1999中将人类的文化能力与我们对于他人的心理反应的能力联系在一起。这一能力是适应性的，因为它增强了我们的预知能力，它也是我们的文化在自然中积累的结果，因为它也大大提高了我们模仿他人的行为能力。关于这些问题在第十一章中有详细的讨论。这些变化在距现代人类最近的共同祖先之前就已经发生。也就是说至少发生在14万年前。有关距现代人类最近的人类共同祖先的确切时间，参见Cavalli-Sforza 2000第77页至82页（此外，我们最近的母性祖先与最近的父性祖先从未碰过面，所以更不会在一起生儿育女）。但它们最初具备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的能力是在至少六七万年前——或更早，那时狩猎采集的族群（从解剖学上讲，他们已是现代人类）已经开始绘制石洞壁画、雕刻物品和制作其他具有象征意义的手工制品。在Klein 1999第517页至524页中，讨论了这一观点的反面意见后，得出结论：克罗马农人的行为能力形成了他们与穴居人分离的基础，尽管现在还存在着一些考古学上的谜题。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的末期，当人类适应了当时的环境条件时，这些能力便使他们开始向农业和定居生活演进。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农业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相继独立地出现了7次，这充分说明它是历史的必然。在Richerson, Boyd, & Bettinger 2001中有关于多个农业发现之谜的讨论。也可参见第四部分序言。这些能力还使人类能够建立社会规则和习俗，以限制他们自己的暴力行为和不可靠的本性，从而实现了更强大、更规范的社会群体。他们还建立了积累知的基础，向整个人类社会提供广泛的知识技能。但是并不是因为人类意识到了要实现这种现代的劳动分工才使这些文化能力发展演进。而恰恰相反：现代社会只是一个偶然的试验， 人类在没有以任何方式同陌生人交往之前便开始了心理上的进化，从而形成了这一试验的基础。正如人类除了陆地之外没有接触过任何其他环境时，驶向大海的一次航行一样。
但有些物种在处理一些明确的任务时也会有小范围的非亲属个体之间的劳动分工合作。例如，棘鱼、吸血蝙蝠和狮子等，但只是在小范围的群体中。参见Dawkins 1976中关于棘鱼的描述，Wilkinson 1990描述了吸血蝙蝠，Pusey & Packer 1983中有狮子的描述。这一行为理论被称为“互惠利他”行为，出自Trivers（1971）。但是这些最基本的分工也需要人类在亲属、非亲属以及完全的陌生人之间进行劳动分工的精确性判断，就如同黑猩猩之间会在狩猎时发出声音信号，最终进化为全世界的人类都在使用高度系统化的语言。在自然界中也有许多不同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的实例，如鲨鱼之间和濑鱼之间（这在生物学中被称为“共生现象”）。参见Bishop 1992第125页和192页。但是同一物种中的成员生存在相同的环境之中，吃的食物相同，寻找配偶的机会也相同；它们之间对于这些东西的竞争要比不同物种成员之间的竞争大得多。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一个物种能够像人类一样，在同一物种没有血缘关系的成员之间（由于本能和历史的原因，他们曾是进化过程中相互争斗的竞争对手）实现如此复杂并且需要高度的相互信任的合作。
这一迷惑并非单凭进化生物学就能找到答案。1万年对于现代智人形成新的基因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过程而言，是一段相当短暂的时间。如果能够将你所有的直系同姓祖先（如果你是男性，那么就是你的父亲，你的父亲的父亲，等等；如果你是女性，那么就是你的母亲，你的母亲的母亲，等等。直到最初形成农业的一代）召集到一起，那么一个中等规模的演讲大厅就可以容纳下你和你所有这些祖先。当然，如果是所有同性和异性的直系祖先，每一代的人数都会加倍，而总数也会大得多。你们之中，只有一半的人认识车轮，而只有1%的人知道机动车。但从遗传、身体和本能的角度，你们之间的相似程度要比任何碰巧聚集在这里的现代人之间的相似程度大得多。尽管几万年来异常强大的选择性压力使一部分基因进化（如基因中乳糖的含量——成年人对乳制品的消化能力）参见Cavalli-Sforza 2000第45页至46页。 以及几个世纪以来人类营养的不断提高和生存环境的不断发展，但你和你最遥远的祖先之间在生物角度的差异方面几乎难以辨认。如果你现在正在火车或者飞机上阅读这本书，那么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与现在坐在你旁边的陌生人相比，还是你遥远的新石器时代的祖先更像你而在进化生物学中也有一些对于我们非常重要的信息。人类之间的劳动分工是人类生理和心理进化并适应了多种不同的生态学问题的结果。这些问题在非洲的草原林地中的狩猎采集者也曾遇到，但经过六七百万年的演进，我们从离我们最近的非洲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共同祖先中分离了出来。在20万年前左右，在人类文化的潜在空间中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和基因的细分，使人类开始能够抽象并象征性地思考和交流。关于人类意识的进化过程在Mithen 1996中有详尽的讨论，但有些人类发现的速度非常快，所以该书的第二版也即将问世（类似的评价也适用于另一开创性作品Humphrey 1984）。Klein & Edgar 2002中有关于人类象征性思维能力演进的主要问题和疑惑的明确解释。Deacon 1997 综合地论述了人类象征性思维能力的演进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Tomasello 1999中将人类的文化能力与我们对于他人的心理反应的能力联系在一起。这一能力是适应性的，因为它增强了我们的预知能力，它也是我们的文化在自然中积累的结果，因为它也大大提高了我们模仿他人的行为能力。关于这些问题在第十一章中有详细的讨论。这些变化在距现代人类最近的共同祖先之前就已经发生。也就是说至少发生在14万年前。有关距现代人类最近的人类共同祖先的确切时间，参见Cavalli-Sforza 2000第77页至82页（此外，我们最近的母性祖先与最近的父性祖先从未碰过面，所以更不会在一起生儿育女）。但它们最初具备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的能力是在至少六七万年前——或更早，那时狩猎采集的族群（从解剖学上讲，他们已是现代人类）已经开始绘制石洞壁画、雕刻物品和制作其他具有象征意义的手工制品。在Klein 1999第517页至524页中，讨论了这一观点的反面意见后，得出结论：克罗马农人的行为能力形成了他们与穴居人分离的基础，尽管现在还存在着一些考古学上的谜题。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的末期，当人类适应了当时的环境条件时，这些能力便使他们开始向农业和定居生活演进。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农业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相继独立地出现了7次，这充分说明它是历史的必然。在Richerson, Boyd, & Bettinger 2001中有关于多个农业发现之谜的讨论。也可参见第四部分序言。这些能力还使人类能够建立社会规则和习俗，以限制他们自己的暴力行为和不可靠的本性，从而实现了更强大、更规范的社会群体。他们还建立了积累知的基础，向整个人类社会提供广泛的知识技能。但是并不是因为人类意识到了要实现这种现代的劳动分工才使这些文化能力发展演进。而恰恰相反：现代社会只是一个偶然的试验， 人类在没有以任何方式同陌生人交往之前便开始了心理上的进化，从而形成了这一试验的基础。正如人类除了陆地之外没有接触过任何其他环境时，驶向大海的一次航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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