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相信陌生人是合情合理的事情，而不是自我毁灭？我们无法全面地解释为什么在人们可以相互信任的社会里能够享受到和平与繁荣，而这在某种程度而言也是我们遥远的祖先难以想象的。他们有时也会相互信任，但一旦有人一味地利用他人的合作而自己不付出劳动时，这种信任便荡然无存。错误地相信他人不仅会损失惨重，而且是相当危险的，这一点对于人类而言要比其他物种严重得多。在第二部分列举的事例中我们会发现，有时人类对同类之间也能表现得相当残暴，所以一个理智的人决不会单凭人类的自然本性而信任他人。如果说我们相信他人，那是因为我们为这种社会生活构建了一种固有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我们的判断力是有意义的。并且在大多数时候，这种模式能够顺利地发展是由于它们不会违背人类的自然本性，而是构建于这种品质之上并助其发展。

　　有两种品质对于我们的演进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合作的付出与收益的理性计算能力以及一种称为“互惠”的行为，即做到以善待善、以牙还牙。缺少这两种品质其中的任何一种，合作都无法实现。只崇尚计算而不知互惠的人一定是机会主义者，所以不会取得任何人的信任。而只知互惠却不懂计算的人则很容易被他人利用。自然的演进使这两种品质从我们的祖先那里便开始平衡地发展。因为，在我们的祖先开始与陌生人交往之前，这种平衡对于社会生活的发展就是至关重要的。当这些品质在人类中出现之后，我们与陌生人之间的交往也成为可能。

　　在接下来的几个章节中，我们将讨论互惠与计算的平衡是如何支撑着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没有一个社会体制能够只依赖于计算，但规划合理的社会体制却可以依靠互惠而经久不衰。在这种社会中，能够有效地做到这一点是通过使我们合理地相信，对待陌生人可以像对待自己的亲人或朋友一样。我们会根据对待家人和朋友的方式，制定出对待陌生人的规则，之后又会根据不同的动机或者根据我们所受的教育或培训来实施这些规则。通过学习这些社会合作的规则，我们的行为便可以得到社会中其他成员的信任。而与此同时，它也赋予了我们隧道视野的能力，让我们有能力影响世界，但我们在履行这一职责的同时，却忽略了自己对世界造成的损害——在第三部分中我们将详细讲述这种能力所导致的结果。

　　如果我们知道，在社会合作这一复杂的网络中，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所尽的职责都是值得信任的，那么这将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心理状态起到很大的影响。在12 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并未留下有关他们生活的小说、日记或旅行见闻，但我们却可以想象，当他们穿过非洲和欧亚大陆的平原时，一定是谨慎小心的，因为他们不想让远处的陌生人听见或看见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的大脑在谨慎和猜疑的压力下不断进化，在他们的时代，偶然的相互厮杀和有组织的战争冲突会像在黑猩猩之间一样时有发生。参见Wrangham & Peterson 1996，有关这一观点的讨论详见第三章。他们大脑的物理形态与生活在今天的他们的后代相比，已完全不同。尽管不是特别难以区分：人类的大脑从5万年前左右就开始变小，而其中的一些变化是从距今12 000年左右开始的。一个最新的具有争议的理论（参见Wrangham 2003）指出，这种变化可能是由于一个类似动物被驯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极度暴力或厌世的人的这种特性减少了。被驯服的动物的大脑通常要比他们的野生同类的大脑小。虽然现在来评定这种理论是否具有说服力还为时尚早，但我们必须要解释的是人类社会如何能够驯服在我们的物种中尚存的暴力本质。而这些后代通常会漠然地从一个郊外的茅草屋走向喧嚣的城市，最后消失在熙熙攘攘的陌生人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