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史前史中最令人费解的就是为什么农业会发展得如此迅速。你可能会认为是由于有关农业的想法的出现或气候使然，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可以坐在家里休息而看着庄稼生长，那你为什么还要出去狩猎和采集呢？但实际情况是更复杂的。坐在家里看着庄稼生长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充满田园情趣，那些惯于久坐的人也是不堪一击的。当受到敌人的袭击时，狩猎采集者可以迅速地消失在森林中，而耕种的农民则会失去的更多：房屋、财产和他们存储的食物。因此农民不仅面临着高度的风险，并且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来自我防御——建设城墙、观望塔、防护的牧群、巡视田地等等。这样可以使他们减少生产粮食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和资源。很可能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和保护粮食所投入的时间与精力要比他们最初种植粮食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多得多——而这就意味着他们降低了实际的粮食生产总量。关于最早的近东地区（亚洲西南部地区）农业社会中的一些骨骼与牙齿的研究表明，农民的健康状况不如先于他们的狩猎采集者（由于营养不良）。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农业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但一些问题仍使我们不解：是什么原因使农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被接受并且发展得如此迅速？农业曾经分别在至少7个地区同时出现：安纳托利亚、墨西哥、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中国北方、中国南方、美国东部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至少有1-4次）。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的末期，农业生产效率与之前相比大大提高。但是，如果将农业技术所带来的新的优势都用于防御，那么这种优势又有何意义呢？采用这种新的技术又有何意义呢？在Seabright 2003中我更进一步论述了防御与农业的关系。关于农业独立出现的问题参见Richerson, Boyd, & Bettinger 2001。全球农业的迅速发展参见Bellwood 1996和Cavalli-Sforza, Menozzi, & Piazza 1994。在Mithen（1996）中，他指出，早期的人类已经懂得了一些复杂的生物知识，因此，这一问题似乎并不是因为技术的欠缺所致。关于现有理论的应用有两种猜测：一是由于人口压力导致的晚期更新世时代的食物危机（Cohen 1977），一是由于迅速的气候变化，包括全球变暖现象（Richardson, Boyd, & Bettinger 2001）。第一点是存在问题的，因为狩猎采集者已经能够通过各种方法来控制人口的增长，其中也包括杀婴。根据Cohen & Armelagos（184），第二点仅有可能但不绝对是因为农业的出现，因为早期的农民的健康状况已有明显上升。鉴于这一点，气候的变化并没有使农业的产值上升。Mithen指出，人类之前经历的气候变化也并没有使农业出现。Bar-Yosef和Belfer-Cohen（1989）指出，人类的定居生活方式使人口不断增长，也使狩猎和采集活动继续向前发展。Winterhalder & Lu（1995）指出，一些定居的族群继续进行着狩猎活动，这也进一步促进了狩猎采集活动的发展。Mithen自己也提到了人类不断进化的意识能够解释为什么现代人类更关注农业的出现，他们了解野生动植物，但他们却并未意识到这些动植物也可以家养。

　　因此，我的关于防御也需要重要的外部因素的观点也可以说明，早期农民的健康状况与气候变化而使得农业产值上升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或许永远都无法确定。有时，一个社区在自我防御的同时也为敌人留下了痕迹——城墙和武器，但为了防御而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却并未留下任何考古学的记录，因此我们不能确定第一批农民营养不良的真正原因。但有一个合理的猜测。农业为人类团结一致地进行自我防御带来了巨大的优势。当受到定居的生活方式的限制时，人类就再也无法与敌人做捉迷藏的游戏了，大型群体中的成员会比小型群体中的成员更加安全。但即使你投入了时间、精力和资源来自我防御，也未必会使你获得更多的安全感。这反而会使你的邻居感到更加的不安全。而在这个严峻的外部因素中包含着一种现代社会的驱动力和它惊人的科技成就以及工业化所带来的残酷性。

　　当第一批农业社区开始系统地进行自我防御时，他们的行为也对邻居产生了威胁。因为没有一种防御技术是坚不可摧的。即使是城墙也可能使临近的社区更容易受到攻击，因为他们的敌人知道他们可以安全地撤退。一个人防御攻击者所使用的武器也可以成为他攻击别人而使用的武器。如果一个社区投入资源建立了军队，无论出于私利或为了它的民众，他们都会情不自禁地向较弱的邻居发起进攻。因此，或许第一批农民的生活未必就比他们未实现农业社会时的生活富足，但一旦这一历史进程已经开始，就会有许多社区愿意加入其中。

　　第四部分概述了现代社会结构的进攻与防御这一简单逻辑的含意。防御这把双刃剑带来了三个主要的威胁。

　　第一个是社区对其邻居造成的威胁。这种威胁使竞争者双方都会不断地进行竞争投入。

　　第二个是内部的威胁。随着社区的逐渐强大并可以将防御的任务转交给他人，他们会发现为他们带来威胁的人正是那些保护他们的人。这一威胁曾使过去的一些伟大的政治思想家魂不守舍，从14世纪伟大的突尼斯哲学家伊本•哈尔顿到18世纪苏格兰的政治经济学家亚当•弗格森。弗格森在他的《文明社会史论》中写到：

　　通过将织布与制革的工艺分离，我们的鞋和衣服的质量都有所提高。但如果将市民与政治家分离，或将政策与战争分离，那么就等于将人类的本性分解，并且会毁掉我们本希望发展的东西。这种分离使我们剥夺了一个自由的人享受安全的权利；或者当我们准备防御来自国外的侵略时，却威胁了我们本国的军队建设。Ferguson 1773第218页。我最初采用的参考来自Ferguson，但Ibn Khaldun（1377）和Gellner（1994）第62-63页也有提及。

　　第三个主要威胁来自于作为军事力量基础的经济现象的混乱特点。商业繁荣的国家已经意识到（有时已经太晚），那些为他们提供防御的商人或企业家也在为他们的敌人效力。

　　第十三章我们将讨论，将定居农业社会中成员的防御作为基础的当代国家是如果发展的。尽管使所有的社区团结在一起的力量是他们需要共同进行防御，但在与邻居相处时，这些社区都面临着两种策略的选择：繁荣带来的力量和力量带来的繁荣。通常，越成功的国家会越倾向于通过繁荣带来更多力量，而他们需要放弃的越多，就会越倾向于通过力量而实现繁荣。在这个经济增长的循环中，混乱而动态的世界历史终将导致军事冒险、政治极端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衰落。

　　急切的占有欲使其放弃了与邻国之间进行和平交易的战略并不是繁盛的国家所面临的唯一危险。随着政府的任务越来越繁重并且日趋复杂，政府也越来越希望能够改善现代劳动分工的不足之处。如今政府已经开始实施征税和政府津贴、重新分配收入、规范市场并试图解决国民的失业问题。简言之，现代的政府正在不断地约束着国民、公司与市场的行为。这些活动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弥补社会的不足，而在这种社会中，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隧道视野并且无人管理。同时，政府也在进行着自我约束。随着管理现代社会的任务日趋复杂，政府本身（必要地也是必然地）也在其内部结构中重新调整了劳动分工。国王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财政部门，管理机构、立法机构、委员会、大使馆、咨询机构、内阁、法院、游说团等，它们都有外部的竞争者无法预知的自己的议程。总统或总理仍把持着生死大权，如让公民加入战争，但让他们做出这种决定的是各种相互冲突的政治矛盾以及人们的隧道视野。这并不会使政府在管理市场经济时束手无策，更不是问道于盲的做法。

　　第十四章就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个1万年前开始的长期的试验在21世纪之初将会带我们走向何方。全球化并不是新的现象，尽管它的变化是日新月异的。现代智人在我们的社会中建立了极其复杂的各种机制，使我们的狩猎采集祖先有能力控制他们的生存环境。然而，这些机制也有可能对我们和我们的世界造成巨大的损害。对于这些危险的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必须既适用于解决危险本身，同时也必须适用于我们的狩猎采集祖先，这就大大限制了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