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阅读这些文字时，一个你从未谋面的人正在为了你的利益而努力工作着。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正在为你工作的人—— 一个印度的农民正牵着耕牛犁地，因为他要为制作你明年要购买的衬衫种植棉花；一个巴西的农民正在为你下个月的早餐收割咖啡豆；一个政府官员正在规划着关于你上班经过的危险路段的路况改善计划；一个化学家正在研究合成某些物质的分子，以治疗你根本没有意识到你患有的疾病。这些人不认识你，他们也没有必要认识你，尽管你的生命、你的健康和你美好的生活都要依靠他们的劳动。对于和他们的这种紧密联系，你应该心存感激。

　　也可能就在这一刻，一个你从未谋面的人正在计划着谋杀你。如果你不是著名的政治人物，那么你可能就不是他谋杀计划中的特定目标，但你就成为了意外的伤亡者。有时，这种可能性会更加令人担忧，因为如果是这样,你更不知道应该如何进行防范、应该对谁警觉、或者应该避免什么。于是，你会对陌生人产生疑虑，因为他们很可能就是预谋杀害你的人。自2001年9月11日起，美国社会便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对陌生人产生高度的警觉。

　　也许这些风险对你的直接影响要比世界上那些无论对你有益或有害的无数陌生人与你之间的相互影响小得多。人类最重要的一个风险就是传染性疾病。纵观历史，传染性疾病比暴力具有更大的威胁，尽管有抗生素药物和现代的医疗技术，但这种威胁在今天仍是不可抗拒的。据世界卫生组织称，在2001年，全球死亡人数约有5 600万人，是情况最特殊的一年。在这些人中，有近1 100万人死于传染性或寄生性疾病，占总死亡人数的近20%。由于战争和暴力而导致的死亡人数约为75万人，仅为总死亡人数的百分之一点多。世界卫生组织2002，附录2。此外，一些人怀疑在被报告为非传染性疾病的癌症病历中，也有传染的可能（参见Price-Smith 2002第37页）。即便在大型的战争时期，战争夺去的生命也没有因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多：1918年的流行性感冒夺去了超过2 000万人的生命。电视为我们带来了全世界的暴力信息，如今，世界公民所面临的暴力风险要比我们历史上的风险小得多。关于流行性感冒参见Price-Smith 2002第6页。Keeley 1996尤其在第89-94页中指出，史前和工业前社会在战争中的伤亡率要远远高于工业化社会战争中的伤亡率。

　　除了携带和传播传染性疾病，来自世界各地的陌生人还可能大量地消耗资源、污染水域和空气、砍伐林地、使城市变得拥挤、使农业资源短缺、污染地下蓄水层、向乡村地区丢弃塑料垃圾或耗尽能源的储备。而他们并不会在今天赔偿他们所造成的损失，却让你和其他人在明天，或明年甚至是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来偿还。我们仅仅对他们的这种行为表示痛恨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其实你自己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或者你也在使其他人偿还你的过失。但是，当面临这样危险的破坏时，你可能会认为这种风险是微乎其微的。现代智人似乎也是暴力的，他们也对地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和破坏，但最终他们的暴力本性还是被驯服了。

　　于是我们可以推断，由于暴力而导致死亡的风险掌握在他人的手中。

　　例如，在欧洲和美国，这种事件的死亡率仅占总死亡率的1%。这要比交通事故的死亡率小得多，也仅仅是自杀死亡率的一半。即使是在非洲，他人导致的暴力死亡率也仅为总死亡率的2%。关于2001年欧洲和非洲的死亡率，参见世界卫生组织2002，附录2；关于美国1999年的死亡率，参见http://www3.who.int/whosis/mort/table1_process.cfm上的世界卫生组织死亡率数据库。美国交通事故死亡率比自杀率高出1/3，而在欧洲交通事故死亡率比自杀率低25％。

　　但是，这些数字都不足以表明暴力的真正影响。

　　•首先，暴力与战争会带来疾病、破坏以及环境的污染。

　　•其次，这种对于暴力的恐惧也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自2001年9月11日的空难发生之后，航空旅行的人数减少了数百万人；关于人们乘飞机旅行的数据，参见美国交通数据局的网站：http://www.bts.gov/oai/indicators/SysMovAgv.html；这些数字可以显示出2001年9月11日之后旅客运输量的下降，但却无法说明这个下降中有多少原因是由于那次事故。中东地区的政治与军事地图也由于这一事件而做了新的调整；西方发达国家的公民开始担心乘火车或公共汽车或到市中心游览的安全性。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对于陌生人能够带来死亡所导致的恐惧威胁着人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在非洲，数百万人遭受着贫穷与疾病的折磨，其原因正是社会机构如果不实施暴力就无法发挥作用。简言之，每一个由于陌生人而导致的死亡都会有成千上万的受害者。对于陌生人的恐惧影响了现代人类健康和谐的社会关系网络，包括这种社会中的任何一个机构，从学校到医院、商店、政府部门以及法律体系等。这种关系网络所受到的威胁越普遍，暴力行为就会导致越多的不信任因素。

　　而更严重的是，由于疾病或环境恶化本身所带来的压力会造成更多的矛盾冲突。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性。

　　•首先，环境的恶化与资源的消耗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影响，从而影响到了人类和谐社会的整体繁荣。

　　•其次，为了逃避这样的环境压力，一些种族进行了整体的迁移。参见Homer-Dixon 1999。

　　这些矛盾导致本应该有效地管理环境资源的机构最终瓦解——在一个从内战中成长起来的社会中，没有人能够明智地预见或制定保护水资源的政策。在以色列，约有40％的地下水来自西部银行下的地下蓄水层，同上，第75页。而当局政府也并未达成一个合理而有效的措施来规范未来的水资源使用情况。

　　此外，技术也在两个方面影响着未来的暴力行为。

　　首先，全球都实现了通信技术。

　　如电视和互联网这两大大众娱乐的主流工具，这使得那些为资源的短缺而实施暴力的人的行为有了广泛的受众，同时也传递了关于最容易受到攻击的目标的更多信息。这样的技术不仅改变了使用暴力的人的利益，同时也为那些面临死亡或暴力危险的人们带来了心理上的安慰。现代社会已经使人类的暴力倾向变得越来越内敛，于是，当今世界每年便出现了更多自杀的人。大多数出现如此行为的人都处于一种压力、无助和孤独之中。值得庆幸的是，能够预见或规划的压力所产生的影响或许就意味着做出轻生决定的人几乎不会将军事或政治作为自己的结局。但并非所有自杀的人都是压抑的；有些人可能因为患有精神分裂症，而也有些人可能认为他们的这种行为是无上光荣的，无论是去往真正的天堂或者是网站或线缆网络上的虚拟天堂。随着全世界现代通讯设备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到，有越来越多的骗术出现在当今社会的电视屏幕中。

　　第二个方面，军事技术的进步（如果用“进步”这个词还算恰当的话）意味着这种暴力行为对于它的受害者会产生更大的毁灭性。从前用拳头的人现在可能会用刀；而从前用刀的人现在可能会用枪；从前用枪的人现在已经使用炸弹。高科技的恐怖分子所带来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一个生物学的恐怖分子所造成的死亡率要远不及自然传染所导致的疾病而造成的死亡率高。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当核武器落到恐怖分子的手中时，他们是否会向世界的工业化城市发起进攻。如果在一个世界中，每一个人的愤怒举动都可以摧毁或威胁到整个社会的街区、街道或邻居，那么现代社会将永远无法与陌生人和平共处。但事实上，这种实际的愤怒行为是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