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对于国家的定义就是在一个稳定的疆域中由统治者实施的强权政治，但现在看来，这一定义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或许这只是现代社会合理演进的必由之路，但它却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对于武器使用限制的放松带来了危险的外部因素。同时它也限制了国家在市场交换中的能力与作用。但并非所有的人都会因为这种限制而感到遗憾。现代社会中的这种挫败对于我们而言是完全可以承受的，我们对它如此熟悉以至于几乎忘记了它的存在。

　　因此，这一伟大的试验在1万年后的今天是否能够继续向前发展取决于以下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国家政权的统治者是否可以在其自己的疆域范围内生存？

　　第二，它们是否能够将几个世纪以来，现代工业社会所需要的对于陌生人的信任的开放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第三，它们能否对待陌生人像对待自己的国民一样给予信任？

　　第一个问题就等于问一个国家能否比其他任何一个机构都更有效地保护人民不受到外部因素的威胁。而第二个问题是问国家能否保护自己的人民不受到其他国家公民的威胁。第三个问题的意义在于国家是否能够成功地自我保护以实现合作，而不是终日生存在恐惧之中。

　　国家的存亡

　　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或者依靠自己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技术优势来生存，或者依靠从国家的特定关系中获得的继承权力来生存。当然，国家本身不能依靠这种继承权力。因此，它的生死存亡要取决于它能否不断地带来相当于其他国家的管理优势，如对于恐怖组织、宗教信仰，甚至是私藏武器的孤立主义公民的控制。在新技术影响着当今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现代社会中，单一民族国家的管理优势似乎成为大势所趋。

　　为什么呢？不断发展的有效军事技术仍需要对于恐怖分子的绝对控制。一个利用网络进行操作的恐怖组织可能制造炸弹或开发化学或生物武器，但是这些设备并不能作为自我防御或实现系统的政治结果。所有这些都需要统治者对于整个领土实施有效的控制。但想要控制领土，只凭富足的经济或高科技能力是远远不够的。统治者还必须得到国民的支持，来守卫边境，管理内部结构与活动，并实施强有力的保护以防止政权的颠覆。这些人需要居住的空间，他们也需要生活的基础设施，如学校、医院、休闲活动等等，因此统治者必须依靠国家来为国民和自己提供这些设备。任何一个能够提供这些设备的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实施强权的内部因素，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口将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简言之，防御需要足够大的疆域，管理疆域需要足够多的人口。因此，在防御中，大面积的疆域和众多的人口将会带来巨大的优势。而一个国家究竟需要多大的疆域是没有确切的答案的，况且在当今社会中，国家疆域的大小也可能会随时改变（正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国疆域的不断变化一样）。

　　根本的技术创新也可以在未来将这一切改变—— 一些病毒能够夺去许多人的生命，但却不需要很复杂的传播机制，而这仍然只是猜测。

　　这些边界的确定有时也需要血腥的战争与长时间的商议，有时甚至陷入僵局，如泰米尔伊拉姆的解放者占有的斯里兰卡地区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占有的哥伦比亚地区。

　　Geoffrey Hawthorn给我讲了著名的委内瑞拉摇滚乐队的故事，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FARC）曾要求他们为其演出。乐队说他们需要两万美元和一个体面的大型露天场地才能演出，并要求安全地出入加拉加斯（委内瑞拉首都）。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说，没问题。乐队得到了演出费、一架私人的直升机和一个具有一流音响与灯光效果的大型演出场。这其实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却能够说明非国家政府具有多大的控制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了形成国家边界就会消失。

　　单一民族国家内部信任的存亡

　　既然如此，单一民族国家仍可以让我们相信陌生人吗？如雷蒙德•钱德勒所说，统治一个国家要比统治一个城市容易得多。一个国家可以监守并控制边境的侵略者，但它们却无法慢慢渗入的侵略者；人们虽然在军队的保护下看似安全，但却生活在他们的邻居所带来的威胁之中。

　　如本书的前面几章中所述，我们建立诚信的机制的优势之一即它们是分散的。我们自己就是真正的警察；那些身着制服的人只是国家的一种特定力量，他们在我们现代社会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日常事务中扮演着重要却是少数的角色。抵制暴力或机会主义的行为主要由人类生命早期习得的习惯而来。当这一点逐渐成为无意识的行为，那么各种破坏就会越来越少。这种系统并没有真正的指令中心，因此，也不存在致命的弱点。要破坏现代社会中的建立诚信的机制就必须将所有的前方机制一一攻破，并重新建立新的机制。只有实现了这一点才能取得成功，因为任何一个分散的系统也有特定的?号中心。

　　Gladwell 2000中提到了消息（包括恐慌）传播的速度之快，并强调了与许多其他人相联系的每一个个体的重要角色和强大的说服力量。这就是说，即便一个社会的实质或正式的组织性网络中心很少，它们也可以建立信息领域的网络中心。

　　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目标（例如，首都）本身能够成为我们信任机制的重要基础。

　　近年来，研究人员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研究使网络（如计算机、电能以及运输网络等）更加强大而不易攻击的方法。参见Barabasi 2002中的介绍。他们强调，在一个网络中实现所有任务的连接的架构是十分重要的，它可能会由于一次意外或设计疏漏而导致完全毁灭。一些网络可以在正常的情况下有效地发挥作用。例如，大型机场可以仅在一个或两个相互作用的传输网络中完成复杂的航行：如从芝加哥出发，你可以一站直达许多个目的地。如果这种网络中心太少，那么当一个网络出现故障时，就可能导致所有的网络陷入瘫痪。网络中心越多，网络崩溃的可能性就越小，网络的功能就越强大（因为这样你可以在另一个网络中心重新启动）。但是建立越多的连接所需要的费用就越多。

　　在我们现代社会中，对于网络中心的偶尔的破坏性攻击也会时有发生。高科技的发展与全球武器的广泛使用也将使这种攻击带来致命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们与其他人的联系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密切，我们都面临着更多方面的威胁。而这种攻击也成为人类生活的危险。中世纪的欧洲社会，许多君主向自己的子民实施暴政和杀戮。大多数现代社会由主席或同等的政府官员执政的政权与法制机构可以轻易地更换副主席而不会引发大型的社会变革。但是，这些转变并非都是顺利的。现代社会是建立在每个个体的共同行为之上，而不是他们在自己的角色中对于社会信任所做出的贡献。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必须熟知并了解我们需要信任的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

　　对于政府官员而言，这一点也是必要的，在我们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得到验证。在一个和谐的现代社会中，你可以信任我并与我打交道或许并不是因为我的特性或人格（这些你也许根本就不知道也不关心），也不是因为你和我的宗教与政治信仰相同（这些甚至有可能与你相斥），更不是因为你了解我的家庭，而仅仅是因为我们共同生存在一个社会空间之中。若想在未来的挑战中立于不败，这样的社会空间需要建设各种社会机制来维持。简言之，它需要一定程度的公正性。每一个部落、宗教、家族、民族或种族的成员都必须确保当他们遇到陌生人时，与之打交道是安全的。正是由于这一点，教育则必须是长期的、多种族的、自由的，这也是许多国家的教育体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在一些国家，教育的长期性特点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因为它们希望学校成为交流并传播社区或宗教信仰的场所。无论传播特定的思想或宗教信仰对于学生而言有着怎样的好处，但21世纪的学校必须要教授学生在人类社会中得以生存的重要技能，即如何与那些有着自己的社区和宗教信仰的人和平而有益地共同生存的技能。对于宗教与种族的意识也并不需要从学校中排除，但是，学校应该成为不同种族的人学习如何和平共处而停止战争的地方。

　　我们不能天真地认为能够建立信任机制系统的分散的特点永远可以抵制所有的攻击并给予陌生人与我们和平相处的信心。我们看到，有些国家仍生存在种族的暴力与猜疑中，这导致了人民对于其机制的不信任，而这种损害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恢复。而我们更加确定的是，只有人民能够和谐共处、相互信任的国家才可能实现和平与繁荣。而这也仅仅是整个任务的一部分，能够有效地应对内部挑战的国家还必须懂得如何相互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