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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是怎样珍爱书籍的——“册”、“典”二字趣释

作者:吴东平   出版社:未知  和讯读书
  《尚书》中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典”和“册”就是商代的书籍。尤其是“册”,形象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图书的特点。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期,我国就有了书籍。甲骨文的“册”字写作“”、“”或“”等,金文形体与甲骨文基本相同,只是其中的“丨”(简牍之类的物体),较之甲骨文要多一些,如“”、“”,均为象形字。字中上下贯穿的有的有三条线,有的有四条线,有的有五条线,也有的多达六条线,其数不等。它所代表的是刻写文字的小竹片或小木片,即后来称为竹简或木牍之物。有的学者认为,如果仅仅以为是竹简或木牍是不够的。从甲骨文所用的材料来看,商代末期的文字除了刻在竹简木牍上外,还有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可见当时的书籍材料不仅仅是简牍,也可是龟甲兽骨片。上述各字中的绕成准长方形加一个准半圆形或两个准半圆形的线条,是编串竹木简牍等的绳索或皮条,古人统称为“编”。由编和简牍共同组成“册”,即古代的书籍。古人在阅读的时候将其打开,不读的时候将其卷起。

  甲骨文时代后期,“册”除了竹简、木牍外,还应有龟甲片或兽骨片组成的“册”。有的学者发现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上下有凿过的小洞,这些小洞就是用来穿编的。由龟甲片和兽骨片组成的“册”,就是我们今人所说的甲骨书。还有的学者认为“册”的初形,还不是甲骨书,而是古人祭祀时的“列石”(即排列的石头),这些组成“册”的一根根石柱上刻有字。20世纪7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江苏省铜山县丘湾的一处商代“祭册”遗址出土的古“册石”,由四块长形石条组成,周围还埋有人牲,而人牲均面向“册”而跪。据推测,当时在石条的腰部很可能缠有绳索或彩帛之类的东西,这就是最初的“册”。古人造“册”字很有可能受这些“石册”的启发,或就是这些石册的象形字。(参见康殷《文字源流浅说》第588页)

  “册”的小篆为“”,其形体结构与甲骨文、金文相同。《说文解字•册部》:“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许慎对“册”的结构分析完全正确。不过他将“册”讲成“符命”,应是“册”的引申义。古代王者封赏诸侯之时,先把命辞写在简上,编成“册”的形式。在宗庙举行封赏的礼仪时,由史官在仪式上宣读命辞,读毕,将此“册”(即符命)授于诸侯珍藏,作为受赏的凭证。由于符命与“册”相似,因而也称“册”。

  随着历史的发展,纸张出现后,人们将字书写在纸上,然后装订成书,这时的书仍然称“册”,如“书册”、“账册”以及“纪念册”等等。

  “册”作为科学文化知识的载体,首次记录下人类文明,受到先民的重视理所当然。为此“典”字顺应这一历史潮流而诞生了。甲骨文的“典”作“”,金文作“”,小篆作“”。从甲骨文的形体来看,上面是“册”,下面是“”(gǒng),指双手,会意字。其意思是:时时用双手郑重其事地捧起来的书册,方能称“典”。可见“典”的本义是重要的文献书籍。

  从金文开始,下面的双手变成了“”。《说文解字•部》:“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jǐ)上,尊阁之也。”从许慎的解释可以看到,汉人将典尊崇为五帝之书。“”是专门用来尊放典籍的案几,可见汉人将“典籍”抬到了与神灵并列的地步。不过许慎的解释可能有些夸大其辞。许慎还向我们介绍了当时对“典”的一种不同的解释,即庄都说:“典,大册也。”“庄都”,根据段玉裁的解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学问家,他认为“典”字是由“册”和“大”字会意而成。

  历代对“典”字的解释虽然不尽相同,但从中可以看到,古人对书籍看得异常珍贵这一点是相同的。在古代,谁家有书,必然就会很隆重地珍藏起来或供奉起来,视作经典。

  “典”字的诞生反映出我们的民族爱护书籍和重知识的传统美德,也反映了我们的先民十分重视图书和文化建设。当知识经济到来的当今,我们更应该实实在在地重视书籍、尊重知识。

  《后汉书•蔡邕传》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当董卓被杀时,蔡邕为他凄然叹息不已。司徒王允当即怒斥他为了感谢董卓对他个人的恩遇,而忘记了忠于汉王的大节,并且要将蔡邕治罪。此时,太尉急忙劝告王允说:“伯喈(蔡邕的字)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此处的“典”是把蔡邕喻为汉代的一部重要的典籍。就是这一个“典”字,救了蔡邕的命。

  由于“典”的本义是指重要的文献和书籍,所以后引申为指“带有指导性、典范性的书籍”,如《康熙字典》。《康熙字典》是清圣祖(玄烨)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亲自下令,命张玉书、陈廷敬等30余人,用了前后达6年的时间编辑而成的。这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官修的字典。康熙皇帝要求把这部书编得完美无缺,因而称之为“字典”,即字书之典范。在清代,“字典”成了《康熙字典》的专名,但是编者们没有使这部御定的书达到完美无缺。到了乾隆年间,一位叫王锡侯的文字学家在他著的《字贯》一书中指出了《康熙字典》的不少错误之处,乾隆为了维护先帝康熙的威严,居然将王锡侯全家杀害了,并将《字贯》的书版和王锡侯的其他著作一齐销毁。自此无人对《康熙字典》加以批评。直到道光七年(1827年),王引之才奉道光之命,作《字典考证》12卷,纠正了《康熙字典》引书错误2588条。不过,王引之所查出的错误并不是全部的,也只是部分的。

  这一事实告诉我们经典的书也有错误,对经典不要盲从,这是读书人必须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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