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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金融优势“双刃剑”(11)

作者:滕泰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和讯读书

    然而,美国既不会自动停止向全球征收“国际货币税”、“通货膨胀税”,也不会自动增持欧元和人民币作为美元的信用基础,而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也不会自发地实现。

    金融主导权

    金融主导权的利益

    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平稳发展,需要稳定的金融制度和规则。好的金融制度和规则,本身就是人类财富源泉之一。然而,以谁为主导、建立何种金融体制,就不可避免地将主导国的利益渗透进来。金融制度软财富的创造者,往往在财富的流动和分配中占尽优势。

    当今的国际金融,仍然是以美国和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后,黄金的国际储备功能和货币功能被削弱。“牙买加体制”倡导的特别提款权(SDR)事实上并没有得到推广,所以美元的地位并没有改变。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依然掌握着世界金融规则的制定权。

    在世界银行,美国的投票权为16.53%,行长一直由美国人出任。世界银行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低息贷款时,往往要求其接受很多美国标准的附加条件。发展中国家在得到一定贷款时,往往也为美国势力的进入敞开了大门。

    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为17.1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章程,对于重大问题,须经全体成员国总投票权的85%通过才能生效,因此美国有绝对的否决权。所有想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家都必须要和美国等国进行谈判,接受各种苛刻的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化条件。虽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有帮助成员国稳定汇价、在国际收支失衡时提供短期信贷的责任,但是在实践中,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是在其他国家申请信贷时,提出一系列开放市场的要求和各种干预成员国国内政策的计划和方案,迫使求援国最大限度地让步。

    国际清算银行(BIS)除了为各国央行之间的相互清算提供便利,也不得不为主导国家的利益服务。例如,在巴塞尔协议上制定的8%的商业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标准,只有在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被高调执行。这种资本杠杆限制在为全球银行业提供监管依据的同时,也有效地遏制了日本银行业对欧美商业银行的冲击—巨大的国内储蓄是日本银行的绝对优势,然而8%的资本充足率标准却迫使日本银行迅速把业务缩回岛内。然而,20世纪90年代在欧美金融业混业经营中,资本充足率的约束却失去了效力。很多大型欧美金融集团,资本杠杆倍数远远超过12.5倍,核心资本充足率远远低于8%。尤其是美国的投资银行,2001年净资本平均只占其总资产的3.21%,2008年贝尔斯登在倒闭前的资本杠杆甚至超过40倍。欧洲的很多全能银行的资本杠杆有的高达50倍以上。对于中国商业银行而言,每年10%的GDP增长速度、16%以上M2增长速度,以及庞大的国内储蓄和旺盛的信贷需求,如果严格执行8%的核心资本充足率,要么约束中国经济的发展,要么每过一个阶段就会造成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不足。

    除了上述宏观的金融制度和规则之外,在微观金融领域,美国的华尔街依然领导着全球金融创新的潮流。

    比如,创业板市场、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投资管理技术等一系列金融创新,不仅有效地推动了美国和全球的科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而且也成功地为美国金融市场吸引了来自全球的资本。

    同样,证券化资产市场,各种创新金融衍生品,也都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和全球资产市场的壮大,同时也把更多财富聚集到美国。甚至连前文提到的以次级按揭贷款、次级债券、次级债券为基础的CDO、ABCP等结构融资工具这些金融创新,在酿成信用危机之前,也曾成功地吸引了全球金融机构的资金来帮助美国中低收入者买房子,一度推动了美国地产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的繁荣。

    总之,如同货币和金融虚拟资产一样,金融制度本身就是软财富。每一种创新的金融制度和规则,都是财富创造的动力和条件。而它们的创造者和主导者,都在这些金融制度和规则主导的财富分配和流动中获益。

    美国金融推广模式

    为了推进并维持有利于美国财富的金融体制和金融游戏规则,美国一方面坚定地推广、强化美元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鼓励金融创新,保持领先的金融制度优势,并利用其他国家每一次金融危机的机会进行制度渗透并获取财富,有时候甚至不惜制造区域性金融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金融扩张模式和扩张行动更多地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结合起来。从1982年、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5年的阿根廷经济和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到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之后的巴西金融危机,世界上任何地区每发生一次金融危机,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在那里的金融?响力就随之增强。除了在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中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应比较及时,提供的援助和贷款也比较多之外,在其他金融危机中所提供的援助、贷款既谈不上及时,在数额上也是杯水车薪,并且附带大量关于金融自由化的条款。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泰国等政府提出的政策要求,甚至还起到了阶段性恶化危机的作用。

    就东南亚金融危机而言,金融开放的速度、外资引进的方式、汇率体制等都值得反思。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对新兴市场货币体系和资本市场的不信任,以及利用多种金融手段的综合进攻,可以瞬间卷走数十年兢兢业业积攒起来的财富。经济增长、贸易比较优势都不能抵御这种强大的金融力量对财富流失的影响。

    拉美和东南亚等国家作为金融开放、自由化、美元化的受害案例表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不得不接受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导的金融体制和规则的同时,也必须适当考虑本国的经济和金融具体情况,保持捍卫本国金融利益的手段,并且致力于建设自身长期稳定的金融发展战略。

    作为国际货币发行国和国际金融规则的主导国,美国不但可以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控制美元发行、抛售英镑让英镑按着美国的意愿贬值,也可以通过增加美元投放,在20世纪80年代逼迫日元升值,并用同样的手段逼迫人民币升值。

    对日元汇率的干预集中体现在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大幅升值。1985年以后,由于在较短的时期内日元迅速升值,美国的汽车工业、半导体工业都因免于日本产品的持续冲击而逐步走向复苏,而日本经济则长期陷入缓慢的增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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