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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谁能战胜财富周期(3)

作者:滕泰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和讯读书

    自从康德拉季耶夫提出五六十年的长周期之后,许多经济学家都企图用各种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技术创新派”倾向于用固定资产更新换代、技术创新或创新寿命周期等因素解释长周期现象;“经济体制派”倾向于用经济制度内部调节因素解释长周期现象。还有人认为,经济长周期的原因是技术革新、通货供应量、能源资源、战争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有少数经济学家用政策的周期性变化或两代人的心理变化等因素解释长周期现象。

    从影响财富周期理论的四个原因1来看,技术革命周期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最接近。比如,第一次技术革命发生在1787~1842年;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在1842~1897年;第三次技术革命发生在1898~1946年;第四次技术革命,发生在1946~1990年,主要是指电子、通信、化工技术的发展,除了1990开始的这一轮新的经济长周期所能持续的时间还没有得到验证之外,基本上前四次技术革命周期都对应着一个五六十年的经济长周期。

    这样看来,熊彼特等人提出的“以技术创新解释世界经济长波”的理论就比较有道理了。关键问题是:为什么这种长周期恰恰是五六十年一次呢?这种五六十年一次的长周期究竟是一种历史的宿命,还是时间上的巧合?

    每一次技术革命的成果都需要一定时间在社会上进行推广。技术革命成果推广的过程就是财富创造能力提高的过程,往往对应着向上的周期。当一种技术革命的成果在大部分国家基本推广完毕后,各国财富创造效率的提高就会放缓,这时候如果没有新的财富创造手段出现,往往就会出现较长时间的财富缓慢增长。

    如果技术革命成果的推广和扩散时间就是经济和财富长周期,那么,每一次技术革命成果的所需要的推广时间是不是均等的呢?为什么一定是五六十年呢?

    具体地分析,技术革命成果的传播时间主要取决于几个主要因素:技术革命本身的量能大小,制度决定的技术传播速度,地理和人口深度、跨度、梯度。

    不同的技术革命所蕴涵的财富量能不同。比如,纺织业革命只不过是利用蒸汽机动力对部分农产品和畜牧产品的加工,其财富拓展效应相对于后几次技术革命而言就比较小。而钢铁和铁路革命虽然把财富源泉拓展到地球的深层矿石资源,但是其物理应用范围也是有限的。一旦铁路的物理应用空间逐渐被填满,交通运输革命的财富效应就逐渐递减。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产业革命所蕴涵的财富拓展空间就大得多了。因此,每一次技术革命本身所蕴涵的财富影响力都在上升。可见,如果技术革命真的是长周期的决定因素,那么长周期就不应该总是五六十年一次,而是一个周期比一个周期持续的时间更长。

    显然,技术创新和技术革命并不是影响财富和经济长周期的唯一因素。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技术传播的速度呢?

    首先是社会制度的影响。第一次纺织工业革命时期,社会制度正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硬财富社会过渡阶段,金融资本市场、技术专利市场、劳动力市场都处于发育过程中,工厂制度刚刚形成,因此技术革命的成果传播速度较慢。如果把纺织工业革命这样的技术成果放到21世纪,就用不了50年时间来消化了。哪怕在市场经济制度仍不完善的国家,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纺织业革命仅仅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而在早期纺织技术革命和交通运输革命时代,财富过度集中也拉长了技术革命成果的传播周期。由于社会财富过多地集中于富人,社会总需求的增长过慢,从而频繁发生严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中断技术革命成果传播、拉长技术革命的传播时间。第三次、第四次技术革命所蕴涵的能量远远大于前两次,却因为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稳定的国内和国际经济制度安排,使技术传播的速度加快,技术财富周期缩短。

    社会制度对于技术革命传播的影响作用就如同物理学中的“场”。良好的经济体制就如同阻力较小的“场”,能够迅速将技术革命的成果产业化并形成实实在在的财富增长。工业革命之后的第一、二次长周期之所以持续五六十年,是因为“场”的阻力较大,拉长了财富周期;而第三、第四次技术革命动力远远大于前两次,所引发的财富增长周期应该更长,却因为“场”的阻力变小,从而缩短了财富周期。

    从这个意义上讲,被康德拉吉耶夫观察到的五十年左右的周期纯粹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不是历史的必然规律。经济长周期是技术和制度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次,从国别经济来看,对于地理和人口背景不同的国家而言,技术革命成果的传播速度会有明显的区别:同样的技术革命,在日本则可能表现为短时期的财富迅速增长,而在中国则可能体现为长时期的财富缓慢增长—中国的经济长周期一旦开始,就必然比日本的时间长,这是由其地理和人口的深度、跨度、梯度等战略纵深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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