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议礼得宠

    一 何谓“大礼议”

    嘉靖年间是严嵩政治活动的主要时期。这个时期，他一步一步地登到官僚阶梯的顶端。而取宠的第一步则是竭诚赞附皇帝“议大礼”。

    “大礼议”是明代政治史、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许多朝廷重臣的升降、去留，乃至生死，都与对此事的态度有关。嘉靖皇帝为什么要钦命议“大礼”？严嵩何以会因为议礼而得宠？这还得从头说起。

    武宗正德皇帝逝世时仅三十一岁。那时他既未生子立嗣，又无同父兄弟。帝位由谁继承？这个封建时代的头等大事尖锐地摆在朱氏皇族和满朝文武的面前。内阁首辅杨廷和以《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规定为依据，提出迎立武宗叔父之子朱厚熜入继帝位。杨廷和的迎立之议得到慈寿皇太后（武宗生母）的准允，形成定策，以武宗“遗诏”和太后“懿旨”的名义公布天下。朱厚熜时年十五岁，由兴王府迎来北京，于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继皇位，改明年为嘉靖元年（1522），在位四十五年（1522—1566），是为世宗。

    朱厚熜是兴献王朱祐杬的独生子。宪宗成化皇帝有十四个儿子，第三子朱祐樘嗣帝位，是为孝宗弘治皇帝；第四子朱祐杬封为兴献王，王府在湖广承天（今湖北钟祥）。孝宗传位于武宗朱厚照，兴献王传位于朱厚熜。朱厚熜袭封王位后的几天，武宗逝世。这一世系关系如下表：宪宗朱见深（年号成化）

    孝宗朱祐樘（年号弘治）

    兴献王朱祐杬

    武宗朱厚照（年号正德）

    世宗朱厚熜（年号嘉靖）

    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皇嫡长子为大宗，为帝统，是皇位的继承者；其他皇子为小宗，为旁支，分封为王。朱厚熜并不属于大宗宪宗——孝宗——武宗宗系，而属于小宗兴献王宗系；并不是以皇太子而是以外藩亲王入继帝位，这样便在封建礼仪上产生了一系列严重问题。是只继帝统，还是既继帝统，又继宗统？是仍为亲生父母之后，还是过继给伯父孝宗、伯母慈寿太后为后？如何追尊亲生父母的封号？等等。在嘉靖皇帝的亲自发动下，举朝上下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规模巨大、旷日持久的争论。这便是嘉靖年间的“大礼议”，它持续了二十年之久。

    大礼议分为两大派，一派以嘉靖皇帝为首，一派以首辅杨廷和为首，最终以皇帝胜利而结束。皇帝诏令只继统，不继嗣，即只继帝统，不继宗统；追尊嘉靖皇帝父亲为“恭穆献皇帝”，庙号睿宗，祔入太庙，按照皇帝典礼祭祀之；追尊母亲为“章圣皇太后”。嘉靖皇帝的父亲生前虽未身为天子，但“以子帝父”，至此作为一位死去的天子来尊崇的一切尊号、徽号、典礼皆已齐备。对父亲的追尊已是无以复加，自己的皇权也已登峰造极，“大礼议”遂在“皇上万岁”声中收场。

    为了追认一个没有做过皇帝的人为皇帝，朝廷内外争论了二十年之久，有的人甚至为此牺牲了生命。这在今天看来似乎难以理解，但在当时却是合乎逻辑的。封建宗法观念和制度是皇位继承的依据，也是维护和加强皇权的法宝。它不仅对劳动民众有巨大的麻醉作用，而且对统治阶级也有很强的约束力。如果根据封建宗法对皇帝的宗统或继位的合法性提出异议，那么就会严重地威胁皇帝的尊严和皇位的稳固。因此嘉靖皇帝那样热心于“中兴礼乐”，其最终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巩固皇位、加强皇权罢了。

    由于嘉靖皇帝继位的特殊性，因此尽管议礼双方都在搜索枯肠，论证它的合法性，但仍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还是在他在世的时候，便已有人隐约地提出他的继位实际是非法的。嘉靖十一年，原山西霍州知州陈采上疏提出，《皇明祖训》所说“兄终弟及”，系指“同父而言”，嘉靖皇帝与正德皇帝乃叔伯兄弟，因此不能援此为据，议礼双方所讲，“事皆无稽，难以施诸宗庙”，“阴坏祖宗成法”，将两派议论“一概掀翻”。皇帝大怒，将其逮捕治罪。按照这种说法，嘉靖皇帝本来无资格继承皇位，问题竟是如此的严重。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要不顾一切地把议礼进行到底的根本原因。议礼之争是不可避免的。它是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君主制度的必然产物，由此决定了议礼的理论之争必然会发展为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

    大礼议对历史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嘉靖皇帝以旁支小宗入继大统，内心深处实际上隐藏着难言的自卑感和不安。杨廷和等人的“继嗣”论萦绕在他的心头，必须制服群臣才能树立严威。自卑心理转化为刚愎、猜忌、横暴、独断，处处标新立异，时时戒备群臣，千方百计树立威权。经过大礼议，在理论和礼仪上终于为自己树立了正统地位；在权力上终于独揽乾纲，威慑群臣。除强化了皇权外，还产生了许多其他严重后果。由于朝野上下都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议礼，因此干扰、冲击、扰乱了政治、经济的进步性改革；由于只要顺着嘉靖皇帝的意愿议礼有功，便可飞黄腾达，甚至一跃而为巨卿宰辅，因此酿成谄媚之风；由于议礼两派党同伐异，势不两立，因此酿成党争之风。所有这一切都加重了朝政的腐败，因此史家说“吏治繁伪，兵政窳（窳，瘦弱；懒惰）惰，民力虚耗，亦由是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