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大师的祝福，埃尔登扎进了投资领域，甚至在低迷的20世纪70年代，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直到90年代初，我也走上他的道路，加入他的林奇和迈耶投资公司。我以前研究过变化，但是现在我要以研究变化为职业。这简直像天堂里的美差。我将关于变化的思考与科技结合起来，而后者是投资领域中最热门最快速的部分。这是科技投资大师约翰•莱文森（John Levinson）领导下的团队工作的一部分。科技不仅是寻找变化，而且是适宜找钱的领域——它的商业模型和收入可预测性最小，市场不稳定性却最大。

　　这不是件易事。幸运的是，我们在屡次经历一天内股价缩水10%～30%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尽管重创与科技投资常常相伴，我从中挺过来的能力却与日俱增。我不再失眠，不再在公众面前高谈阔论。我内心平和，变化和科技投资带来的机会自然浮现。

　　然而，这些都不是我写作本书的原因。2004年6月，我坐在门前摇椅上，敲打着笔记本电脑，写本书时，我们在《全球科技速览》探求这个烦扰我们的问题已达数年：

　　谁带来了科技变化？

　　更准确地说：

　　在这个世界，什么因素决定了新科技能否得到采用？

　　我们的目标：在投资哲学中找到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我们将聚焦于变化中的可识别的模式，或不变的模式，最终在其中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

　　● “问题？什么问题？”

　　“不论那些天赋超群的人如何努力，许多制造新产品的尝试，最终都失败了。六成新产品在上市前就夭折了。在得见天日的四成产品中，百分之四十无利可图，从市场上撤下。总计起来，在产品开发上百分之七十五的投资在商业上以失败告终。”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困境与出路》（The Innovator's Solution）

　　在以上引文中，这位研究企业内变革的大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表达得较为温和，或者说宽容。说25%的科技研发最终取得成功，听起来还挺有盼头——只有75%的产品失败而已。我个人感觉，约为90%至95%的新技术产品最终的结果，与企盼其成功的初衷大相径庭。

　　不计其数的创业公司失败了，其中许多案例就发生在科技行业。尽管被称为全球最有创新性的科技公司，苹果电脑花在研发上的资金却仅占销售额的1%，远低于本行业平均标准。看起来，自上世纪40年代贝尔实验室的晶体管研发以来，科技产业最有效的研发工作也无法避免粗疏与将就。

　　“科技领域——事实上——整个科技产业

　　本不必遭遇如此惨烈的失败。”

　　单纯地认为，安迪•葛洛夫法则会一直持续下去，并没有错，但是相当有局限性。与低得可怜的成功率相比，与数量惊人的失败相比，科技产业带来的损害才是问题所在，其中，主要一点是：

　　大部分用户厌恶科技。

　　科技的潜力是证明能为每个人带来好处，包括从创造者、发明者到60亿地球人。如今这一观点正在被颠覆。

　　“科技是一件奇怪的事。它一只手给你带来巨大的好处，另一只手却持刀插中你的背心。”

　　——斯诺（C.P.Snow），英国作家、科学家，《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1971年3月15日

　　● 回应

　　“科技并不友好。它不等人，也不主动说‘请’。在创造一个新系统时，它给现有的系统带来打击，而且经常是摧毁性的。”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

　　来自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的这种观点，代表了产业、科技及其创造者的常见关系。我们或者可以这样解读熊彼得的原话：“工程师创造新技术，这世界由此改变——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试图检验低得可怕的成功率，可能被视为对创新世界的一种打扰。当然，这也是新科技创造的一种论调。

　　对变化的研究中，很难找到谁会愿意成为被研究的对象。但是，科技生态系统中，必须包含人的因素。事实上，科技生态系统也不愿意被研究——如同老板通知大家，几个月内，有人来跟踪记录我们的行动，以帮助寻找更好的工作方式，其结果是大多数人冷淡的态度。

　　所以，更多时候，这些检验失败率的研究工作，并不受欢迎，而且会遇到抗拒的冷脸。这使我们像得了选择性失忆一样，只考虑那些成功者的经验，诸如个人电脑，而忽略了失败案例的教训，比如可视电话。那些风险投资界刚愎自用的鼓吹，在90%的失败面前，仍然被称为出色，是不是有人停下来好好反思过这种论调？为10%的下注成功沾沾自喜，是不是有点怪？

　　忽略失败不计，你当然可以下结论，说这个系统运作良好。安迪•葛洛夫法则和摩尔定律，使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能享受科技创造的奇迹。这种被称为“价格弹性争论”的问题，恰恰是我们需要担心的。

　　他们说个人电脑的成功证明了这一点?我却认为，他们错了。

　　● 个人电脑的经验

　　艾伦•凯在施乐的PARC（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面试：

　　“你认为在PARC将能达到多大的成就？”

　　“个人电脑。”

　　“那是什么东西？”

　　——米切尔•希尔兹克（Michael Hiltzik），《 Dealers of Lightning》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施乐PARC的艾伦•凯把他的个人电脑叫做时间机器。他的解释是，感谢摩尔定律，价格随着时间将会下降，伴随而来的将是市场上升。他是对的，事实的确如此。艾伦•凯这位有传奇色彩的计算机天才，已经从戈登•摩尔1965年4月的文章《在集成电路中填入更多的元件》（Cramming More Components onto Integrated Circuits，《电子》杂志（Electronics Magazine））中看到了未来。

　　这就是问题。尽管摩尔定律是必要条件，但却不是个人电脑市场增长的充分条件。确实，如果价格没有跌到吸引广大潜在客户的程度，许多好产品的市场也许根本成长不起来。想象一下跳蚤市场，很少有人仅仅因为价格便宜，就买回丑陋的Ｔ恤、废旧个人电脑之类的东西。

　　说艾伦•凯是个天才，不单是因为他原地等待摩尔定律定时发挥作用，更因为他等着图形用户界面（GUI）——也是施乐PARC发明的——来启动市场。摩尔定律可能使个人电脑的价格下降，但是图形用户界面使数百万人会操作电脑。这才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个人电脑市场巨大增长的主要原因。

　　好用的技术对普通人不再那么可怕，

　　从而变得易于接受，

　　图形用户界面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这就是产业学到的经验？你可以创造十分出色的产品，但是你也必须让它不那么让人望而生畏。

　　1964年，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威斯利•克拉克（Wesley Clark）创造了第一台个人电脑LINC。1973年，Cookie Monster占满了施乐在帕洛•阿尔托的PARC研究中心。从现在的概念来看，那可以被看作是第一台个人电脑的问世。1980年，IBM推出个人电脑，在1981年，即售出65000台，1989年，全球售出近2000万台。10年后，这个数字达到17000万台。

　　这可能是过去50年科技界最著名的一次会面。施乐在纽约韦伯斯特的总部指示PARC中心，给苹果公司来的斯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及其同事演示图形用户界面，并要求这是一次无需书面协议的无障碍操作。那天午后，施乐手把手地输出了这项重要技术。随后，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乔布斯开始争夺，谁拥有图形用户界面的技术。盖茨还影射乔布斯嫉妒他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更精确一点地说，是赚取更多的钱。之后，盖茨把这项技术运用到视窗环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