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到休谟

　　接着我们从比较宽广的科学知识的哲学观点来讨论相同的问题。关于推论有个问题很有名，称做归纳法问题。这个问题困扰科学很长的时间，但是科学不像金融市场那样身受其害。为什么？因为随机成分使它的影响加剧。归纳问题在金融界的重要性甚于其它任何地方，而且比在其它地方更遭人漠视！

　　黑天鹅

　　苏格兰哲学家休谟在他的《人性论》（Treatise on Human Nature）中以下述方式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看到的白天鹅数目再怎么多，也没办法据以推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但是只要看到一只黑天鹅，就足以推翻这个结论。这个问题后来以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谓的﹁黑天鹅问题﹂著称。

　　休谟厌恶十八世纪当时的科学受到培根的影响，从士林哲学（scholasticism）A转而对天真的经验论产生过度的反应。士林哲学奠基于演绎法则，不强调对真实世界的观察。培根反对在没有实际成果的情形下，「结成学习蜘蛛网」。受到培根的影响，科学转而强调经验的观察。问题是，如果方法不适当，经验观察会引导你误入歧途。休谟警告我们不要形成这样的知识，并且强调搜集和解读知识时应该持用严谨的态度∣∣这称做知识论（epistemology）。上述内容并不十分忠于史实，因为休谟的口气比这更糟。他是十分严重的怀疑论者，从来就不相信两件事之间真的有因果关系，但本书略微冲淡他在这方面的色彩。

　　维多利亚绅士尼德霍夫

　　尼德霍夫（Victor Niederhoffer）有如财务学领域中的培根。他率先反对芝加哥大学的学习蜘蛛网，以及一九六○年代虔诚信奉的高效率市场理论。他与金融理论家持有的士林哲学相反，致力于观察资料，希望从中找到异常现象，而且真的找到不少资料，写出深具洞见的《投机客养成教育》（The Education of a Speculator），在充满随机性的事业生涯中大放异采。此后，称做「统计套利客」（statistical arbitrageurs）的一批交易人崭露头角，初期的要角和操作最成功的都是他的信徒。尼德霍夫曾经栽过跟头，但他的一些信徒表现得很好，因为他们把严谨的态度和方法论加进统计推论中。换句话说，尼德霍夫的经验论少了一些方法论。

　　我得承认，虽然我的见解和他不同，却受到他的经验论启发，对我的知识成长大有助益。一九九六年，尼德霍夫向我直指出：任何「可检测的」陈述都应该加以检测，我的操作风格从此有了转变。他的建议一语中的、其理至明，但我一直没有那么做。可检测的陈述是指能够细分成量化的成分，并对它们进行统计检查者。例如，有句老话说：

　　车祸经常发生在家附近。

　　为了知道这句话对不对，我们拿车祸发生的地点与驾驶人住处的平均距离来检验这个命题，比方说，约有二○﹪的车祸发生在离住处半径十二英里的范围内。但是在解释时，我们必须十分小心谨慎才行。天真的解释者会说，和在远地开车比起来，在住家附近开车发生车祸的可能性较高。这正是经验论天真无知之一例。为什么？车祸常发生在离家近的地方，可能只因为人们较常在住家附近开车，例如有二○﹪的时间是在离家半径十二哩的范围内。

　　从那一天起，凡是可以检测的命题，我都会去检测，而这得感谢我那台极少用于非运算工作的计算机。不过尼德霍夫和我之间的差异仍然很大：我是用资料去否定某项命题，而不是去证明它。我是用历史去驳斥，而不是去确认某项推测。比如下列陈述：

　　在提出的这三个月期间内，市场绝对不会下跌二○﹪。

　　这个陈述可加以检测，但就算证实，也毫无意义。我可以找到反例，在数字上否定这个命题，但单单因为过去的资料中，任何三个月的期间内市场从未下跌二○﹪，我没办法接受这句话。

　　我们回头谈黑天鹅问题，先看下列陈述：

　　陈述Ａ：没有一只天鹅是黑的，因为我看了四千只天鹅，没看到一只是黑的。

　　陈述Ｂ：并非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

　　不管这辈子我已经看过多少只白天鹅，以及将来会再看到多少只白天鹅，都没办法根据推理，说出陈述Ａ那样的话∣∣除非我有幸看过天底下所有的天鹅。但是只要在我的样本中发现一只黑天鹅，陈述Ｂ就可以成立。事实上，在澳洲见到乌黑的黑天鹅（cygnus atratus）后，陈述Ａ已遭否定！读者由此可以了解巴柏的理论：这两个陈述有强烈的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存在于知识的基础中，也存在于我在交易员工作中处理随机现象的核心里。

　　下面的归纳性陈述说明了，不以逻辑方法解读过去的资料所产生的问题：

　　我刚对布什总统的一生做了彻底的统计检视。五十五年来，总共观察了一万六千次，他没有一次死掉。因此我可以宣称他长生不死，而这具有很高的统计显著性。

　　虽然尼德霍夫和我的交易方式南辕北辙，他经手的许多金融商品最后都由我持有，但我对他仍非常敬重。他靠卖价外选择权（out-of-the-money options）为生；我则靠买进它们为生。卖出价外选择权是赌某个事件不会发生；但我买进价外选择权，则只赌它可能发生。他试着赚取稳定的收入，我则喜欢偶尔一次来个大丰收。

　　虽然我们看起来是截然不同的交易员，表面上却有许多相同的个人特质。或许这些事情值得一提，因为我们都把个人的特质纳为交易的一部分，而且对于一般人所说的「工作」和「玩乐」的分野，不怎么在意。我们都试着活在经营科学实验室的错觉底下。我们都喜欢与学者、科学家为伍，不喜欢和商业人士待在一起；和成功的科学家交谈，可以避免我们的思想变得呆板。我们都想过着维多利亚士绅型学者的生活，书籍散落四周，藉以避开二十世纪常见的许多纷扰。我们都努力凸显个人不俗的气质，以免在知识水平上看起来和群众没有两样。我们都很喜欢每天运动。尼德霍夫仿效的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士绅，他崇拜的英雄高尔顿（Francis Galton）是达尔文的表兄弟，对应用统计学贡献卓著。而我就像真正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古典主义者，且迄今仍沉缅在希腊罗马文化中，我崇拜的英雄大多是文学人物。我们都极力避开媒体、电视和报纸，但尼德霍夫更是讨厌它们。我们都不喜欢闲谈扯淡，视之如瘟疫，因为那表示出现太多混为一谈表左栏的噪声。

　　巴柏的宣传代理人

　　接着要谈我如何透过另一位交易员发现了巴柏的可贵。他或许是我唯一尊重的交易员。虽然我读过很多书，但在行为上极少受所读的内容影响。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这样。一本书可能让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有了其它更新的印象之后，旧印象又会慢慢减退。我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去发现一些事情，自行摸索得来的东西才能持久。

　　不过，巴柏的观念例外，它持续留在我脑海里。我是经由自比为哲学家的交易员索罗斯的文章，发现（或者应该说是再发现）他的观念。索罗斯的一生似乎致力于推广巴柏的观念，但我从索罗斯那边学到的东西，并不像他希望我们学到的那样。谈到经济学和哲学，我的看法和他相左，不过我无法抵挡这位匈牙利人的魅力，因为他和我一样都以身为交易员为耻，宁可见到交易只是知识生活的一个小小延伸，这一点可以从他的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The Alchemy of Finance）看出来。我对有钱人从来不为所动，从不以他们为榜样，看到这样的人或许反而只会收到反效果，因为迅速致富的人经常带有铜臭味。似乎只有索罗斯的价值观和我相同。他希望被人视为中欧教授，只碰巧因为他的理念正确而富有，但由于无法取得其它知识分子的接纳，他只好透过财富争得优越的地位。这就好比登徒子用尽各种方法后，最后只能利用红色法拉利跑车引诱女人。此外，虽然索罗斯在他写的文章中没有明白表示，但他懂得怎么处理随机性，方法是保持批判性的开放心胸，而且不以改变看法为耻，但这样的副作用是使他把人当做餐巾看待。他到处宣称自己容易犯错，却仍拥有那么强大的力量，因为他晓得本身的缺点，其它人却自视甚高。他了解巴柏，也过着巴柏式的生活。

　　对我来说，巴柏的观念不是新东西。青少年时期在欧洲和美国接受教育时，我曾听过巴柏的大名，但看不懂他的观念，也不觉得它对生命会有什么重要之处。那个年纪总觉得必须读很多东西，却没办法停下脚步思考。由于那种急迫感，当时不觉得巴柏有什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