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认为像中国和印度的这种教育方式是死记硬背的学习制度，不会培养出有创造力的人才。是有这种可能，但我们真正看到的却不是这样。又或许你会注意到中国和印度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占他们总人口的比例和美国相似，而在中国和印度的学位具有更低的价值，因此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个观点有两个错误：首先，在百分比的基础上，他们仍然比美国做得更好；第二，更重要的是，别人每年培养100万的毕业生，而你只有7万，创新的重心终将会转移到人才集中的地方。想想数十年来美国总能赢得奥运会篮球赛金牌，那时世界上大多数篮球运动员都居住在美国，很多人认为美国将永远不可战胜。但是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美国位于阿根廷和意大利之后仅获得第三名。若没有补救措施，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美国的创新能力上。

　　美国手上的王牌一直在于可以从全世界吸引到最顶尖和最聪明的人才。目前在美国，有59%的科学和工程方面的博士在校生来自外国。由于他们本国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发展机会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度。此外，自从“9•11恐怖袭击”后，因为安全问题，最优秀的学生更难来到美国。H1-B 签证允许高素质的外国工人在美国停留时间长达六年，但签证数目已从每年19.5万个降到了 6.5万个。就如杰弗里•科尔文在《财富》杂志上指出，“要是艾伯特•爱因斯坦现在要移民美国，但他没有美国亲戚，他就必须排在成千上万个也想移民的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手工劳动者后面。” 这怎么会符合美国的利益？是谁导演了这样的混乱局面？毫无疑问，只有奥萨马•本•拉登会对美国竞争力的进一步降低感到高兴。

　　一项合乎情理的制度就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全世界更多的高智商人才。每年大约有100万人搬到美国，这个数目中大约有一半是非法进入者，他们贫穷又未接受过相对良好的教育，其他任何国家都远远没有这样慷慨。不去吸引一定比例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愚蠢的，这些人可以迅速创造经济基础来吸引那些受教育不足的人们，为他们提供受教育机会，并且最后提供给他们与之能力相称的工作。

　　美国要在指数经济时代成功，还有大量问题需要解决。比如，美国建成大型研究型大学的一个原因是政府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方面的大量投入，但这个优势正在失去，三十年来用于物理科学研究的联邦基金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确实，像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这样的支持研究的基础来源，已经被削减了资金投入。

　　现在，美国政府经常像是下定决心要使美国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变得更差，而非变得更好。凌驾于陈规上的新条条框框好像忽略了他们对创新、竞争力和创造工作机会方面的影响。每个新的条例、增税和OSHA（职业安全和保健管理总署）的要求可能都是出自良好用心，也可能会起到一些计划中的作用，但它们都要人们付出一些不是特别受欢迎的代价，造成创新力、竞争力和工作机会的流失。在合乎情理的制度里，应从对未来工作机会增长的影响方面，对这些新的规章制度的直接和间接成本进行权衡。

　　举个例子，看看最近一些大型公司的总裁们对因安然（Enron）和世界通讯（World-Com）事件中而采取的立法措施的反应。这个法律称作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或者简称SOX。SOX要求所有国有公司必须执行一系列额外的审计条例。这些条例有些是有益的改革，但剩下的却是毫无益处，不能为公众和公司或股东带来一丝价值。SOX使得钱不能用在创新和工作机会的创造上，从而造成了数万亿美元的损失。

　　SOX对大公司和小公司一视同仁，这对小公司造成了特别的困难。有人预计在美国80%的创新工作来自小公司。为理解SOX引起的特别困难，想象一下你拥有一家新公司，必须到公众那里筹集资金。以前当你的公司每年收入2500万到5000万美元之间，接近获利水平你就可以去筹集资金。现在，你到公众那里筹集资金的前一天，就要受到SOX规定的大约100万美元的税务执行费的打击。对小公司而言，获利与否是有区别的。SOX使得开一个新公司的风险更高且成本更大，因为现在公司必须做得更大，才能从其他方面收回成本。这种无意识中增加的代价将导致公司数目越来越少，SOX是无声的工作杀手。聪明的美国政策会关注创新和竞争力，这些是创造工作机会的源泉，这会比诸如SOX之类的立法明智得多。大小公司应当区别对待。正如我们所言，只有少部分创新型公司将会生存下来。它们正在努力生存，我们应当像对待精致而又易损坏的花儿一样来呵护之。

　　例如，工会还没有适应指数经济的现实，它们必须与企业管理部门携手合作，设法创造客户价值，而不是在提出每个新的倡议后互相争斗。第十六章里NUMMI的例子表明合作是可能的。在过去几十年的商业领域中，工会成员数的迅速降低就像是对它?的战略不可避免的反应，这些战略逐步形成了应对工业时代和像亨利•福特这样的人物所用的非人道管理方式的解决之道。

　　面对这些挑战的不只有美国，也看看德国，它的失业率超过了11%，工作机会增长在十年来一直是零甚至为负。其中原因并不让人奇怪，要是你学习了德国的劳工法，你就会清楚它足够让这个国家里最无畏的企业家们都感到害怕。比如，德国的企业员工在工作六个月后就会享受一些特别保护。只有在同事员工中选出一小群员工同意管理层的决定时，才能开除某个员工。管理人员可以通过法庭解决，但这是一个耗时又费钱的事情。想想看这对一个新成立的公司又将意味着什么呢，在新公司里快速决策是生存的关键。部分企业家能在这种体制下工作，但这让他们对待雇员更加小心，这是使创新机器速度慢下来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

　　德国的劳工法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在德国，税收很高，而且因为缺乏风险投资，企业家经常从银行获取资金——而银行完全不是以其容忍风险而闻名。从德国特殊的文化上来看，成功和失败都存在社会问题。巨大成功被看作是傲慢的标志，而失败可能会意味着你的职业生涯的结束。在德国，人们对未来无法感到丝毫的乐观，没有人会对新公司和新的工作机会之少而感到惊讶。德国人生活在短缺的世界里。

　　但是其他的欧洲国家正在勇敢地迎接挑战。看看爱尔兰，在二十年前，爱尔兰还是处于欧洲经济阶梯的底层。就像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的那样，人均收入排名欧洲第二的国家就是这个“诗人和民谣歌手的故乡”。 (个人平均收入第一的是列支敦士登，它是一个例外，因为它总共只有少量的3万人口。) 爱尔兰的失业率只有5.2%。

　　爱尔兰的进步并不是意外成功的。爱尔兰人施行了一些创新最佳实践，从而在他们的绿宝石岛上创造了这个“绿色奇迹”。他们降低税率，制订更多有利的劳工法，支持大学科研，为海外公司迁入爱尔兰创造机会及在相关行业打造相当多有实力的全球性公司。因为爱尔兰优惠的税率，微软选择了爱尔兰作为它向欧洲销售其所有的软件的基地，低税率不仅为微软省了钱，也会每个爱尔兰居民创造了额外的77美元的新税收。 爱尔兰采取了目标为“欧洲最早的知识型社会”的政策，它正在迅速实现这个目标。当然这个国家被赋予了重要的知识时代资源，比如优秀的大学，能说英语的勤奋的人们，绝好的地理位置，名副其实的热情好客名声以及可吸引员工的优美风景。你以商业原因访问爱尔兰时，你会感受到那里的激情和乐观，难怪像戴尔、微软、甲骨文、Gateway、惠普、IBM和辉瑞这样的大公司蜂拥而至。这样的结果是，几年前才离开爱尔兰的爱尔兰人又回来了。爱尔兰人正在进入富裕世界。

　　只有少数国家里的人们好像对创新和竞争力很兴奋。我们提到了爱尔兰，其他的包括新加坡、印度和中国。尽管巨大的基础设施的限制，但这并不妨碍印度正在成为信息服务卓越的全球供应者。Wipro、Tata、Infosys和 Satyam 计算机服务都是基于知识服务且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而且公司收益每年正以20%~40%的速度增长。要是你参观位于班加罗尔的电子城，你会发现那里不只是有印度公司，还有名声赫赫的国际大公司，包括惠普、摩托罗拉、3M、英特尔、通用和西门子。

　　中国正在成为卓越的世界工厂，那里生产着全世界50%的照相机，30%的空调和电视机，还有很多其他商品。中国文化包含着不可思议的职业道德和传奇的创业热情。中国的经理们愿意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为他们的客户服务。此外，中国的领导阶层坚定不移地推进创新。他们认为“科技实际上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创新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灵魂。”决定性是一个强有力且很精确的词语。在一个由《工业周刊》（Industry Week）对中国和美国的制造商的调查中，只有26%的美国被调查者将创新作为最高目标，而中国调查对象中有此看法的比例是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