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价值提升流程的一部分，政府机构能找出所有阻碍他们传递最大客户价值的组织障碍。系统地努力消除这些障碍，实现组织一体化应该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

　　最后，看看政府研究和创新服务。在美国，政府是基础研究资金投入的主要来源。前面我们讨论了DARPA（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局）是凭借什么成为政府支持研发的一个模范的，它是创新最佳实践的一个例子。DARPA是客户驱动的——满足国防部门的需要。它研究重大问题、雇用带头人、召集优秀创新团队、持续重申它的价值主张、解决人类难题并创造适于眼前任务的组织结构。不幸的是，这不是美国政府使用的大多数基金组织的模式。我们可以肯定，如果美国政府使用这个模式，则花费的资金的效率将会极大提高——可能每年提高20%~100%或者更高。

　　政府研究基金机构变得更有效还有另外一种方法：他们可以直接支持践行创新最佳实践的项目、组织和公司。想象美国政府未来可能宣称，“只要你作为一个组织已经成功通过了持续价值创造（CVC）标准的评估，我们就给你这个合同。”目前这在软件行业已经实现：对某些项目来说，要为政府开发软件就必须要通过ISO9001认证。

　　教育创新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教育，五项守则可以成为基础教育项目（K-16 program）的基石。创新是繁荣和优质生活的基本动力，应在基础课程中加入这种正确理念，美国需要改组从幼儿园直到研究生教育的整个教育体系，创造“不同层次的创新文化，为学生创造探求开放式问题的机会、参加团队协作、致力于跨越传统学科界限的项目”。比如，创新和创业的基本知识可以作为传统的基础教育课程（如历史、科学和社会学）的一部分进行教授。对一些学生而言，基于创新和创业的具体项目是很让人振奋的，我们在SRI的同事曾经建议应将它作为教育的ISO标准。ISO代表国际标准化组织，它为管理程序流程和其他领域树立标准。一个ISO教育标准的关键特征是它会衡量一个学校的进步速度。一旦某个组织接受了基于最高客户价值的持续进步，几乎可以肯定它会得到积极的改善。

　　其他一些国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并采取了措施。比如新加坡对所有的学生开设关于“创新和创业”的课程。新加坡的教育部长尚达曼（Shanmugaratnam）宣布：“教育部的核心工作......应当是在学生中和各学校之间培养创新和企业精神。” 新加坡认识到它这个只有440万人口的小国的未来，是掌握在一群具备创造性、团队合作和优秀品质（如尊重他人和正直）等新技能、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手上的。该国为教师设计了一个有新的奖励措施的综合计划，“360度”监督反馈和持续进步。你是否还奇怪新加坡试图在“创新指数”方面登上新兴国家中的第一宝座？

　　美国明显需要为我们的教育体制建立一个“国家创新议程”。我们需要将我们教育体制中的某些需要纠正的具体方面分离出来，推动体制向前发展以形成创新文化。形成创新文化需要不同层次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积极参与，并为他们提供一个包含价值创造和创新在其中的协作的、跨学科的课程。

　　大学教育当中也需要有类似的提高。我们前面提到了每年从美国毕业的为数不多的且还在逐渐减少的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学生当中，只有7%的学生是来自印度和中国。如何使美国学生对自然科学和工程更感兴趣是个非常让人头疼的问题。很明显，没完没了的向国外采购零配件事件并没有使得工程学变得更具吸引力。向那些拥有相关技巧的人论证未来是充满着机会的，这样也许还会有些帮助。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可以更直接地提出来：现在的学生可以感觉到在指数经济中，传统的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是不够的。他们可能不知道缺少了什么，但是他们用脚投票，只做不说。为了使自然科学和工程学再次兴起，我们必须将价值标准增加到课程当中，所有的工程学的学生必须学习创新和创业基础知识方面的课程。而且所有的学生学习课程时都要有一个各学科之间的重点，因为“创新在学科交叉时更容易出现。”在指数经济中，这些都是生活技巧，超越了传统教学的技术专业细节。

　　有一所大学——伍斯特工学院(WPI)——在这些领域走道了前列。所有的WPI学生毕业之前都必须完成两个团队报告。这些3~4人的项目团队工作分布在世界不同的角落，包括爱而兰、斯德哥尔摩、匈牙利、中国香港、墨尔本、苏黎世和印度。这些全球远景计划（Global Perspectives Program）帮助他们学习了我们在五项创新守则中提及的很多基础课程。WPI是一个角色模范，我们应该更广泛的向它学习。

　　媒体的创新

　　互联网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平台，它最大限度地传播与创新和创业相关的实践，而且美国越来越多的节目涉及到与创业相关的一些问题，例如Start-Up Nation，这是一个邀请听众打电话进来讨论许多关于新公司的建立和运行方面问题的广播节目，这类节目听众之多，令人惊讶。为什么令人惊讶呢？美国有570万家员工总数在500人以下的公司，它们占了全国所有商业的99.7%，你知道这些情况吗？这些公司是美国经济的发动机中的重要部分。但是，主流大众媒体现在很少（如果有的话）会关注这些公司的意义和它们的需要，也很少有人关注创新及其对未来美国的重要性。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主流媒体将花费大量的时间讨论和报道我们缺少竞争力的后果及其对大公司的影响。当中国公司并购美国大公司时，当软件业在印度蓬勃发展时，当保护主义变为政治问题时，人们才开始重视起来这一问题。但是，这些在创新和竞争力方面并没有多少新鲜内容的故事，是对他们的读者和听众的一种伤害。这些现象不仅仅在我们前面第二章里所说的大公司里会出现，就是在基层也是一样。第二章里所述的大公司逐渐变得难以存活，而在基层中通过创新而成立的一些新公司却能茁壮成长。主流媒体一般都忽略了这样的事实。也许每个文字编辑和技术编辑都可以将其工作描述改为“科学、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编辑”，以更准确的反映我们的现状。

　　更广泛的说，主流媒体可以提升自己的积极角色，以帮助直面当今的创新和创业大潮所带来的挑战、机会和刺激。他们可以帮助激发更多的讨论：美国需要如何去改善学校、税务政策、政府法规和研究代理。他们也可以将最好的创新实践作为一个标准，以衡量美国同其他国家相比之下的表现。最后，他们可以帮助提高和示例指数经济中需要的技术和态度。例如，主要电视网络的创造性人员或许可以使其成为最终的“存活”节目。

　　一个亮点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个项目，叫做“创新新闻学”(Innovation Journalism)，这不是关于新闻的创新，而是一个关于创新的新闻性节目。该项目由戴维•诺德佛斯（David Nordfors）负责，其目的是加快公众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的讨论，他从很多国家招集了新闻记者和学生，作为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成员将成为世界主要出版物的、富有洞见的创新新闻记者。

　　对于创新的进程及其在创造繁荣、安全、健康环保的国家中的作用来说，娱乐业是没什么内涵甚至产生反作用。在一些稍为令人宽心的标题下，尽管这些节目跳过了创新和创业的潜在问题，目前已有一些涉及相关问题的现实节目，如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节目学徒（又名飞黄腾达）。也许这样对好莱坞是要求过高，但是，如果电影中的好人偶尔成为企业家，而不是让商人总以坏人的面目出现，这就更让人觉得恐怖了。在理性社会，这些开始创办公司的好人将会被当作为英雄对待：因为他们确实是英雄。

　　我们已经举了几个例子说明创新最佳实践怎样在不同的政府和经济组织中应用的问题。“最佳实践”通常是指当前最好的实践。每个企业都需要首先为评估最佳实践开发充分的基础，这需要对所有利益相关者——客户、企业、投资者、员工和公众——眼中的“价值”有一个清楚的理解。合理的基础也包括仿照当前认为是最好、任何行业或组织的实践。最好的实践的例子大致有强生、英特尔、戴尔、 丰田、 DARPA、戈尔公司（W. L. Gore）和盖茨基金（Gates Foundation），其他的一些国家也是这方面的例子，如爱尔兰、新加坡和中国。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每个组织和国家必须针对其所处的环境开发一些实践，这些实践要比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的都更好、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