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经验是：使用创新最佳实践对于员工来说是一个积极的激励。绝大部分员工希望做好工作，学习新的技巧，对其客户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传递更多的价值。所有人的共同目标都是企业在创新最佳实践的基础下传递最大的消费者价值，这对于所有国家来说也都是适用的。我们就举几个例子——政府、教育和媒介——但是任何活动都可以从创新最佳实践中获利。

　　提高创新能力的单位成本收益

　　通过持续的改善和创新最佳实践，关注致力于创造和传递最大的客户价值这个支配一切的主题，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可以带来很多好处。创造高薪工作岗位是所有国家的一个主要目标，即使在创新流程中对生产力做一些微小的改变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例如，美国2005年的GDP是120000亿美元。假设这个数目以现在每年4%的速度继续增长，那么如果下一个10年的增长率由4%变成了5%的话，将会带来什么影响呢？这1%将代表GDP增加了10000亿美元，这也意味着可以支持一千万个平均年薪为3万~5万美元的新职位，而美国在过去的5年才增加了大约400万个新职位。

　　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改善创新流程来实现美国GDP的增长率逐年提高1%呢？首先，我们已经看到公司拥护创新最佳实践，从负增长变为两位数的增长。即使美国只有一部分公司支持这个想法，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想想“三大”汽车公司：通用、福特和戴姆勒•克莱斯勒在过去的15年中，他们每年失去大约1%的市场占有率。但是，如果这三大公司能夺回他们的市场位置，这将对美国的经济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美国将会因此每年增加百亿美元以上的额外税收。将这个数字乘以几千家公司，那将是每年数以千亿美元的正增长。

　　第二，每年美国有50万家新公司诞生。规模不到500人的中小企业雇用了国家大概一半的劳动力，生产产值占非农商业GDP的一半之多。他们包下了每年增加的新职位中的60%~80%，而且创造出的员工个人专利比大企业还多13倍。2001年，他们的出口额占全美所有出口总额的97%。而且，尽管75%的研发费用主要来自于员工超过1000人的DA大公司，这些大企业很可能不是标志性创新的首创者，大企业的研发费用主要用于改善它们当前的生产线， 它们只有8%的研发费用会用于重大创新。就是在这些中小企业出现了激进的、标志性改变的创新，中小企业的专利在前1%影响重大的专利中所占比重至少是大公司的两倍，而且中小企业更“有效地创造出了高价值的创新”。说“中小企业对创新所作的贡献绝对不比大企业的少”，这一点也不夸张。就像埃温•玛瑞恩•考夫曼（Ewing Marion Kauffman）基金的副主席罗伯特•力坦（Robert Litan）所说：“企业家开发出来的不成比例的创新数量加起来可以与大公司相抗衡。”

　　尽管如此，少于20名员工的小公司的失败率还是让人吃惊。不同的评估表明只有30%~50%的新公司在成立后四年仍然可以存活。伊莉莎白•施娜德（Elizabeth Seanard）和劳埃德•泰勒（Lloyd Taylor）以A.加西亚（A.Garcia）的小企业为例，加西亚说“小企业准备一个商业计划，便可以提高其一半的存活率。”这也是我们的经验。只有为数很少的创业者在开业之前拥有娴熟的商业技能，或者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工作。损失是巨大的，小的改进就会产生可观的利润。

　　中小企业需要扫除降低他们成功率的其他障碍。比如，当今有超过60个美国政府部门制约或影响着中小企业。这些部门中，有些确实给中小企业带来帮助，但大部分只会给它们带来无谓的代价。中小企业管理部门注意到20人以下的小企业也要为每位员工付出7000美元的成本，这比拥有500名以上员工的大企业要高出60%。这完全颠倒过来了。我们应该帮助中小企业，而不是制约他们的发展。

　　帮助中小企业，将其生存几率和创新能力提高几个百分点是一个可行的目标。即使是小的改善也可以帮助产生数百万的新职位，这些职位的年薪总额可以达到上千亿。

　　第三，政府是否可以提高自身性价比，每年增长1%？是否有人怀疑这个问题呢？根据我们与政府服务的接触，我们认为提高是很可能的。美国的年预算是23000亿美元之多。每节省 0.1%就意味着每年节省23亿美元。这些费用用在研究、培训、创新和创造职位方面会更好。但是更重要的是，即使不减少政府预算也同样可以达到大幅度改善消费者价值的目的。

　　这些评估仅仅是有可能，其在合理的成本下可以达到么？可以！我们是这样认为的。看看爱尔兰在比较低的经济水平下，也达到了这一目的。而且，在大部分经济组织和政府部门中，员工几乎不理解或完全不理解客户价值的最基本概念。例如，在我们的车间，我们要求高层管理团队写下其客户的客户价值的定义，我们发现几乎没有管理团队可以对这个最基本的问题给出一个一致的答案。这次经历以及其他经历让我们相信太多的资源正在被浪费。这让我们想起了丰田，二战后它的汽车质量很差，现在却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的汽车制造公司。丰田可以做出这些提高，不是通过增加它的成本，而是减少成本。前一章讲述了丰田如何在几年之内从美国最差的汽车公司变为最好的汽车公司，现在丰田是世界赢利最多的汽车公司，已经具备收购福特、通用和戴姆勒－克莱斯勒的实力。丰田所取得的这一切成就都是通过其坚定而持续的改善，这些改善是每个组织或政府部门都可以做得到的。

　　最后，根据存在主义意识，美国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提高自己的创新实践和竞争力。每个国家的国家安全最终都是依靠生产力、增长和繁荣。只有在整个国家实行创新最佳实践，美国才能和世界其他地方保持同步，继续繁荣。

　　使用创新最佳实践所面临的竞争和可供选择的方法

　　在利用作为组织的中心主题的最佳创新实践来提高竞争力方面，有好些可供选择的重要方法。在国家层面来说，有些人会说会有更好的方法。例如，虽说夸张了点，美国工业时代的传统经济运行模式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老板知道的最多，因而可以告诉其他人应该怎么做。这种看法可以通过企业界中像福特、安德鲁•卡耐基和约翰•洛克菲勒这样的CEO身上得到验证。但是在指数经济中，这些方法是行不通的。因为不管领导如何聪明，一个人远远不能聪明到足够快地创建一种全新的客户价值。只有融入到整个组织的天才团队中，个人才可能有一个足够大的组织IQ来引领公司走向繁荣。这个结论适用于公司，同样也适用于国家。创新最佳实践代表了达到这一目的的理论结晶。

　　贸易保护主义

　　因为指数经济导致了社会和经济持续的跳跃性发展，许多组织要付出艰辛的奋斗才可能维持其现状。我们对现在世界普遍出现的经济混乱感到非常同情，几乎每天都有人提议制定贸易保护主义的法规。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工会为了保持职位所做的努力，即使以牺牲他们成员所在公司的生存为代价。工会领导需要看到，如果他们不能与旨在创建最大客户价值的管理工作保持一致的话，也许就没有工作可言了。我们也看到为应对像汽油之类的日用品价格上涨而对工资和价格实施控制的一些举措，但最后，这些努力都是徒劳无功而且还会产生不良后果。想抑制指数经济表现出来的海啸式的变革是不可能的，这么做只会对企业和国家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政府所能做到的就是为交易行为提供便利，以及减少不可避免要受伤害的人的痛苦。

　　对于我们来说，争议并非真正在于对持续进步和创新最佳实践的践行上，毕竟不这样做是很难让人信服的。真正的争议在于我们应该选择哪些最佳实践，使用哪些不同的方法才会给利益相关者带来利益。例如，我们不期望关于“哪种社会制度（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才是最好的”的争议可以快速结束，每种制度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体系。显然，我们相信自由市场为包括公众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了最大价值，然而，对在不同制度下的创新最佳实践进行公开讨论将会得到更好的答案。将讨论重点专注于创新最佳实践（如CVC），从而开始一场更有理性的争论，参与争论的每个人都可以对所有事物的价值进行量化。

　　实践证明，如果使用创新最佳实践失败的话，将会对组织和员工造成巨大的损害。对于国家来说，最好的解决方法应该是接受指数经济的现实，为了保持繁荣的需要，建设好基础设施，制定好政府政策并提供文化支持。快速崛起的国家当然会有出现混乱的可能，但是快速崛起的国家也会为他们的人民带来更多更好的成长机会，在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家中工作并拥有一个富足而高质量的生活，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结果。这就是为何我们提倡要广泛地使用创新最佳实践来驾驭指数经济，而不是被指数经济大潮所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