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是痛苦的折磨，夜晚是阴沉的恐怖，黑暗的力量已经控制我们的心灵，为挣脱燃烧的地狱，我们竭尽全力奔逃，有人伸出手来，给我们疗伤，使我们康复。

　　——拉迪亚德•基普林

　　在1894—1895年的中国军队中，没有任何战地救护服务组织。士兵们在什么地方受伤，就躺在什么地方，即使躲过难挨的饥饿，也会在寒风中很快死去，因为当地气温在零下许多度，一个晚上就足以致命。如果一个伤员能够幸运地找到某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或同伴把他弄到相对安全的地方，那常常只是推迟了死亡的时间而已，因为没人能够为他疗伤。

　　当战场的硝烟距离牛庄港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开始做建立一所红十字医院的努力。在当时的环境下，建立战时流动医院是不可能，但是，在牛庄港地方官的支持下，我们租用了一家客栈，经过简单的整理，于12月3日正式运转。开始，来的伤员并不多，但早期接受治疗的人回去以后，讲述了在医院所受到的照顾，人们奔走相告，消息在军队中迅速传开，官兵对我们的信任与日俱增。随着战斗的进展，送到医院的伤员越来越多，因此，我们不得不租用第二家客栈。1895年1月，战斗在距离牛庄港仅仅25英里的盖州进行，三天时间里，伤员不断送来，我们总共接收了169名。

　　幸运的是，此时牛庄港有八位医生。牛庄港的医务官戴利医生，全面负责红十字医院的工作。红十字医院工作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他的能力以及他的有效管理。前来帮助他的主要有美国和英国两艘军舰上的医生，五名从事医务工作的传教士，另外，非医务性的帮助是免费提供的。我的一名学生在11月到达，后来，另一名学生也穿越战场，取道而来。由始至终，他们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已经在上海组建的红十字会①慷慨地承担了牛庄港红十字医院的所有费用。

　　我们“医院”的条件还远不尽如人意。房间黑暗、破旧，屋顶低矮，泥墙上有裂缝，寒风和雪粒通过这些裂缝就可轻易钻入屋内。卫生条件极差，手术在那种既小又昏暗的房间里进行，事先，我们已经想尽办法对其进行卫生处理。我们的药品供应非常缓慢，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实际上已经被切断。因此，我们不得不使用当地生产的棉花和棉布，由女士们帮助制做绷带和手术包扎用品。

　　2月24日，一场战斗在牛庄港以东10到12英里的地方进行。此前战斗中所送来的伤员已经把医院挤满了，为给新来者腾出地方，我们把所有见好的伤员转移到其他地方。这次，中国将军直接把伤员送到我们这里，人数之多，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伤员们源源不断地送来，但那天晚上的温度达到华氏零下10度，许多人被严寒夺去了生命。第二天，医院里的悲惨景象实在让人难以描述。农民的大车和牲口挤满了院子，这些都是官员们花钱雇用的。许多重伤员躺在经过改造的担架、抬筐和椅子里被送到医院。一些人已经死去，一些人还活着，人们把死人和活人一起从车上抬下来。有个伤员死在医院门口，一个小时没有人过问。到晚上，我们的两个医院挤满了伤员，甚至连门房都没有空闲的地方。第二天早上，租用了第三家客栈，然后是第四家。但是，伤员仅仅是有块可呆的地方，相当拥挤。炕上塞了两排伤员，能躺下就不错了，我们在地上走动的时候，因为不时要从躺在草堆上那些可怜的伤员身上迈过去，落脚时必须十分小心。

　　每个有能力的外国人都被临时动员起来，加入到为伤员们服务的行列。其中英国军舰“火炬号”上的官兵对我们帮助很大。从早到晚，我们的手术室一直不停，而海关官员、引水员、商人和传教士则在病房里承担起包扎伤口的工作。

　　对我们来说，这种医院似乎是简陋和肮脏的地方，但对伤员们来说，这里无异于享乐的天堂。他们曾亲眼目睹自己的伙伴一个接一个地倒在冰封的大地上，或躺在某个肮脏的茅棚里，没有药品，没有温暖，没人照顾，甚至连足够的食物都没有。而进了医院之后，躺在温暖的炕上，受到亲切的照顾，敷用放心的药品，如果能够进食的话，还可以吃到可口的饭菜，特别重要的是还可以接受手术治疗。

　　不管房间有多么拥挤，气味多么难闻，护士的技术多么差，对伤员来说，红十字医院就是天堂。

　　在我们的医院里，各项事务逐渐变得有条不紊，伤员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3月5日，日军即将占领牛庄港的消息传开了。前天，经过一场特别激烈和血腥的战斗之后，牛庄港以北30英里的牛庄镇落入日军手里，看来牛庄港也要被包围。因此，中国军队正在撤退，集结于牛庄港西北10英里的田庄台镇①。

　　处于极端恐惧和不安中的牛庄人民，对面前的灾难根本没有什么准备，那么，他们将怎样保护自己呢？找块粗糙的木板，用英语写上“英国人住宅”，或用大大汉字写上“外国宗教”，就成了保护神。在大街上，可以看到很多涂着红十字的木板挂在大门前，缝着红十字的旗帜飘扬在?顶上。在主要的街道上，我们发现一座大烟馆的房顶上飘扬着红十字的鲜艳旗帜，而大烟馆的老板却振振有词，说自己完全有权利使用它，因为在数年前，他曾经为一位外国医生工作过。一座低矮的泥土棚子，窗户上糊着一些可怜的破纸，几个半裸的孩子挤在门口，看着他们的父亲在院子中竖立起一根木杆，上面系着一块肮脏的棉布，棉布上面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红十字。看到这些，我们心里非常难受。

　　“这是干什么用的？”我们问他。

　　“当外国人进来的时候，它可以保护我们。”

　　“可这旗帜代表什么？红十字是什么意思？”

　　“谁知道呢？人们说你有这个东西，外国人就不会碰你。”

　　在红十字医院里，却没有人敢于相信这面旗帜能够保护自己。伤员们非常恐慌。

　　认定日本人会把他们全部杀死。尽管我们不断向他们保证甚至恳求，但在5日夜间和第二天上午，还是有很多人逃走了。幸运的是，大多数逃走的患者伤情并不太重，或处于康复期，但是，也有几个重伤员雇人用担架抬着逃走，其中一些肯定要死在路上。有名重伤员，被抬着走了大约10英里，但听说日军距离很近，雇用的人逃走了，把他扔在路边。经过6天的艰难挣扎之后，他却成功地返回医院。

　　6日早上，伤员已经逃走了一半。为了安慰那些留下来的伤员，减少他们的恐慌，防止更多的人逃走，我前往医院。我们把最近租用的两家客栈腾出来，把伤员集中在最初租用的两家客栈里，并且竖立起非常大，也非常显眼的红十字旗帜。牛庄的地方官带着自己的卫队，已经于昨天夜间渡过正在融化的辽河逃走了，此时，牛庄港已经没有了军队。在日军的前进道路上没有任何抵抗力量，从屋顶上就可以看到日军正在向没有设防的城门走来。

　　下午，离开医院后，我往位于郊区的家中走去。当经过一片开阔地的时候，附近突然响起清脆的枪声，从房子后面跑过来几个日本巡逻兵。一看到我，立刻端枪瞄准。我冷静地停了下来，对他们喊叫，同时举起双手，让他们看我并没带武器。他们缓缓地放下枪，然后点头笑了笑，继续向前跑去，追赶街道那边几个失散的中国士兵。他们边跑边小心地环顾四周，直到消失在城门方向，而在城门之外，正是我们从屋顶看到日军向城内挺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