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地指导活动的迫切需要，受过训练的中国布道人员的不足愈加明显。那时，就是他们的数量增加两倍，也还是不够。回忆那些年的工作，我们不得不感到，这个伟大的机会来得多么不合时宜。因为当地基督徒和布道师们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许多人肯定对基督教失去了兴趣，从而离开了我们。

　　尽管存在这些缺点，初信者动机不纯，真诚难以考查，布道师在数量和培训两方面的不足等等，但是，基督教会在各方面的进步都是飞跃性的。1896年，教徒总数是5788人，在申请者名单上有6300人，其中并不包括名字没有被登记的众多询问者。一年后，教徒总数是10255人，申请者达到9442人；到1899年末，教徒总数达到19646人，申请者超过7000人。中国人在教会生活中的独立、自助和自我管理等方面的进步是相当迅速的。没用外国的资金，教堂纷纷建立起来；当地人民支持自己土生土长的传教士；教会学校开学，资金完全靠从当地人民中筹集。为了以上的事业，1896年，从教徒中募集的资金数是261英镑；1899年达到2000英镑。

　　圣会接连举行，被选举的长老们出席长老会议，决定教会的管理原则和处理教会事务。

　　这个时候，个体教徒感化他人的责任感大大增强，女性信徒的人数和灵智明显增长。在满洲，大批成为基督徒的中国人都不是通过外国传教士，甚至基本没有通过杰出的领导人布道。吸引人们加入教会的主要因素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那些谦卑的，不识字的民众之间的私人友谊，以及那些无名宣教士们对一个接一个的人们进行耐心的指导。

　　很明显，此时，最急需的是训练有素的基督教牧师和有能力的布道师。外国传教士们没有占据圣会牧师的位置。他们认为，教会有权选择中国人作为牧师和精神领袖，而外国人则应站在幕后，充当顾问和朋友。直到现在，满洲不止有一个中国牧师在工作，支撑和管理沈阳圣会的就是中国牧师。比较而言，来自有教养阶层的基督徒很少，因此，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传教士并不多。一些前来接受培训的传教士不会写字，甚至有些根本不认字。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这些人建立了正规的培训制度。安排课程，指定学习教科书，并且每年进行一次考试。在工作中，他们大多数人都非常热心和真诚。我们发现，虽然讲授的课程很少，但对传教士的鼓舞和指导却非常成功，当然，履行牧师的职责需要具有更多的知识。现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两个传教使团合作，共同安排系统的神学培训工作，一些最为优秀的布道师组成第一班。同时，对课程方面增加了一些规定，在几个不同的中心对布道师和自愿参加的教徒进行讲授，每年考试时，约有120人参加。

　　在中日战争结束的时候，丹麦路德会派出一些传教士到辽东半岛，即从亚瑟港和大连①向北开展传教活动。虽然范围较小，但人们仍然能够感受到有种普遍的觉醒。

　　在教会蓬勃发展和人数迅速增长方面，盛京医院也有自己的贡献。1897年，开设了与男医院隔开的女医院及其门诊②，由两位女医生负责，两个机构的所有人员都归她们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