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已不再阻止反对外国人的抱怨。西方列强对三个北方港口的攫取；法国在南方、俄国在满洲、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活动；意大利对港口的要求；通商口岸的治外法权；外国对中国海关的控制；在中国铺设铁路，以及外国报纸上经常提到的“瓜分中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不平之事，但当时状态下的政府非常愿意让这些事情激怒人们。另外，如此多的传教士散布在全国各地也是一种刺激因素，条约对基督教的保护，也激怒了官员们。基督教徒乱管闲事，特别是天主教徒干预诉讼，煽动起了更多的对抗情绪。

　　山东是孔子的故乡，人们引以为自豪，但德国人闯入这片神圣的土地，并把其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不能不激起极大的民愤。他们强占胶州湾，并迫使山东巡抚解职；①他们坚持铺设一条穿越山东的铁路，为此与继任的巡抚毓贤一直争吵。山东有个古代的民间秘密团体，叫作“义和拳”，已经销声匿迹很长时间，后来有人模仿这种形式，改称“义和团”。山东巡抚毓贤，为了消灭所仇恨的外国人，纵容义和团的活动，承认义和团为合法的民间武装，使其重新活跃起来。毓贤知道德国人要把他赶下台，后来，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清朝政府迫于德国人的压力，把其降职，这当然是权宜之计，但是，他在山东大地埋下了祸根，在那场排外运动中，祸水横流，让中国和世界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②义和团组织最初的行为模式是其成员应该有特别强烈的爱国之心，这样神灵才能附体，赋予其超自然的力量，从而刀枪不入。他们的口号可以用四个意义明晰的汉字来表达，即“扶清灭洋”。

　　起初，义和团的影响仅限于当地。他们不敢袭击“洋鬼子”，首选目标是“二鬼子”，即中国的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抢劫和焚毁他们的房子，勒索和监禁他们的人，有时甚至杀害他们。不久，义和团运动越过省界，蔓延到直隶境内，而那里的官员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为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义和团的勇气大增，1899年末，他们杀害了一名传教士，整个冬天，散布在山东直隶各地的外国人，主要是传教士，每天都面临着生命危险。

　　回顾这段历史，似乎难以理解我们对事态发展的认识何以如此肤浅。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警告的人被认为是大惊小怪。因为老太后和她的朝廷不断说好话，并向各国公使允诺，保证外国人的安全，而与此同时，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却在背地里怂恿义和团的活动。1900年3月，已被降职的毓贤被重新任命为山西巡抚，很快，义和团就在山西活跃起来。春天，朝廷派遣钦差前往各省，人们戏称其为“高级勒索者”。钦差此行的目的是给那些已经被朝廷控制的地方团练武装购置装备，而随着义和团的发展，义和团与地方团练已经融为一体，朝廷的用意非常明显。

　　说得轻松一点，叫作“不安”正在蔓延。因为生计受到轮船和铁路的威胁，船夫和车夫，以及对外国怀恨在心人，大批加入义和团。1899年粮食歉收，据说是外国人使得天不降雨，因此许多农民也加入了义和团。没有突然的爆发，但暴行却预演愈烈。传教使团的建筑遭到抢劫；电话线被割断；一个天主教村庄遭到二千人的围攻；两名中国传教士被公开处决；铁路车站遭到焚毁；铁路被掀翻；外国人的房子在熊熊燃烧，而朝廷仍然在做着看似真实的道歉。

　　接着，6月1日，两名传教士被蓄意谋杀，几天以后，北京段的铁路工程完全停止。终于人们认识到危险就在眼前，朝廷是不可信任的。在北京的传教士们逃往各国公使馆避难，6月10日，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二千联军从天津出发前往北京，大多数人认为，为了恢复秩序，这是必不可少的，骚动也会就此而止。

　　在满洲，一切都很平静，存在些排外情绪也属正常。在满洲的大部分地区，人们所知道的外国人只有一种，即传教士，他们认为，传教士是些只做好事，不做坏事的人。满洲也有俄国人，但他们与传教士有明显的区别，因为他们是从北方来，而传教士则是从西方的上海来。俄国人铺设的铁路逐渐有了轮廓，部分路段，运输建筑材料的火车已经开始运行。因为迷信的成见，铁路要铺设在奉天十英里之外，以免震动皇陵，破坏清朝的繁荣昌盛。对满洲人来说，俄国铁路和俄国人的存在都是既不能拒绝也不能改变的事实，虽然不情愿，但还是接受了。此时，惟一该做的事情是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他们，然后乘火车旅行。

　　我们很少听到义和团的事，也没有兴趣轻信其所作所为。社会上流传着一些谣言，我们是在每周的上海报纸上知道这些的，感到庆幸的是，满洲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

　　5月，满洲基督教会每年一次的例会按时召开。长老会由中国和外国的牧师和长老组成，大约100人。满洲各地所提供的报告比以往更为鼓舞人心。教徒的人数在增多，教会学校在发展，妇女和姑娘的教育也在稳步前进。几个圣会希望供养自己的任命牧师。为了举行宗教仪式，资助自己的牧师和布道师的捐献已经达到2万美元，或约2000英镑，而当地一个男人每月挣5美元（10先令）的工资就相当高了。

　　会议讨论了进一步的发展计划，然后，与会者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返回各自的家乡，根本没有想到数周之后，他们会为自己的信仰，藏身于山洞和土窟之中，甚至会献出自己的生命。

　　10天之后，约60名商人，其中许多人是基督徒，为讨论资助医院添置床位的事，在盛京医院的候诊室举行会议。这次会议的捐助只差一点，而且商人们保证，以后每年资助两张病床，而且，会议对如何接近奉天富有商人的计划进行了讨论。

　　5月30日，在奉天西部的兵营里发生了一次可怕的爆炸。一个小时之后，两名骑兵狂奔到盛京医院的大门前，送上盛京将军和军队总指挥的名片。两人都是保守的满人，迄今为止还没有和我们医院打过交道。此时，他们请求我们能接受和治疗伤员。不久，伤员送到了，总计11人。接着，我去事故现场，为大约三十多名受伤的人疗伤。军官和政府官员对此事特别高兴。那位总指挥，或中将①，派人送来一份谢礼，和盛京将军本人一封热情的信件，希望不久亲自登门拜访当面致谢。约两个星期后，一些军官来到医院，看望伤员，参观医院，同时表达他们的谢意。

　　此时，关于义和团的话题多了起来，但是，作为满洲之外的事物，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关注。6月10日，城里流传着一条消息，“义和团来了！”义和团的几个山东领导人已经到达，正在寻求发展新的成员。他们开始操练，但反响很小，所有品行端正的人们都强烈地反对他们的行为，他们只好转向城市最贫困的部分，那里是乞丐、暴徒和流氓的聚集地，只要有利可图，这些人随时准备做任何无法无天的事情。

　　与天津上海之间的电报联系中断了。奉天的外国人和中国人一样，对即将到来的灾难一无所知，14日那天，北京有数百人遭到屠杀，前往救援的西摩尔上将正在路上徒劳地挣扎，——而奉天的传教士则带领家属前往浑河岸边郊游，孩子们在水中嬉戏，在沙滩上玩耍，大人们则在树阴下愉快地品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