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把某种形式的复仇或报仇看作是正当的。如果某人伤害了你，如果你不采取一些办法回击他，就很丢面子。在粗野的和没有文化的人们中间，有时复仇的方式极端残忍。一个人来到我们医院，拿着自己的一块舌头，那是被敌人割下来的；另一个人捧着他的双眼和双手，那是被敌人剜出来和剁下来的；第三个人捧着他的四个眼帘，那也是被敌人割下来的。（为了让他的眼睛鼓起来，外观上好看一些，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用塑料眼球填充在眼眶内。）一般来说，中国人谴责残暴，他们认为语言是更有品格的武器。一次，我们吃惊地看到，一位穿着体面的人用最肮脏的话破口大骂，这怎么可能呢，可他却平静地说：“是他先骂我，我当然要以牙还牙，否则，就没有面子了。”基督徒的规则是：为那些诅咒你的人祈祷，不要赞扬那些野蛮人的行径。

　　西方人认为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装备着致命武器的现代陆军和海军方面发展比较缓慢。尽管其人口众多，但仍要屈从于西方的船坚炮利，因此，被各国所轻视。但是，这里有个问题，与西方那种按照“强权即是公理”逻辑行事的文明相比较，中国的文明理念是否应该属于一种更高的形式？中国人一直认为：道与器相比，道在器之上；智力与体力相比，智力优于体力；诉诸于理智比进行战争更好；判断是非的根据是理。一定数量的士兵常常是必要的，但那些只能算是以省为单位的武装警察，而不是一支军队。另外，从文官和武官地位的差异上也可以看出中国人是怎样看待武力的。

　　“理”被所有人当作至高无上的观念，适用于所有情况。这个词可以翻译成“道理”，“合适”和“正道”。说某人，某个家庭，某个共同体，某个国家不讲理，是比较严厉的指责。在刺刀的威逼下，当一个国家提出某种要求，而这个要求又是这个国家明显没有权力提出的时候；当中国已经屈服的时候，没有人认真地考虑外国人是否已经确立起优势，因为诉诸武力是一种糟糕的办法，中国人明确地认定外国人没有理。

　　在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中，理的原则得到贯彻。呼唤一个人的良知比逮捕威胁有更深远的意义。由中间人或仲裁人解决纠纷是通行的办法。日俄战争给奉天带来西方的管理方式，而在此之前，奉天城内没有一个警察，其他城市也是一样，根本就不需要。城内有打更人，还有衙门的“捕快”，如果需要，他们会完成逮捕任务，但是，奉天城的和平掌握在它的市民手中。

　　家庭实行家长制度，一个大家庭有20到150人不等，因为出现家庭纠纷而常受诟病。但是，在西方社会，这样一种制度长期存在，是不可想象的。持久的争吵和烦恼，使人难以忍受，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些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实际上多数生活在一种和睦和友爱的美好气氛之中。一位老爷爷或老奶奶掌管着所有的家庭事务，他们的话就是法律，在每次争吵中他们都扮演着仲裁人的角色。

　　外国人已经习惯于自己的第一印象，便得出中国人与我们行为观念截然相反的结论，但是，如果他生活在中国人中间，更密切地与他们交往，将逐渐改变自己的看法，最终发现我们和中国人是非常相像的。一个乡下家庭，有男孩，也有女孩，围绕在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身旁，愉快健康地成长。他们或在乡村学校里读书，或在农田里帮助父母干活。家里的繁重劳动都由壮年承担起来，而老人生活则非常悠闲。夏季，在明媚的阳光下蹒跚而行，冬季，则找个温暖的角落打盹。除了宗教背景不同之外，这和我们国内小农场的家庭生活又有什么两样。

　　实际上，宗教背景恰恰是至关重要的区别。一般来说，宗教在满洲毫无价值。人们缺乏伟大的生活目标，缺乏高尚的理想，没有给他们每天单调的日常生活增添光彩。在这种生活中，没有道德和精神成长与进步的渴望，当然，对未来的生活也不抱太大的希望。他们可以为修建寺庙捐款，或在某个偶像前烧香，但那根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宗教活动。为了贿赂那些会伤害他们家庭的邪恶鬼神，或为了得到他们热切渴望的某些世俗实惠，或最大可能避开自己有意无意所干坏事而自然带来的惩罚，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以某种方式在购买保险。

　　那些和尚和道士，还有那些以宗教名义发誓的苦行者，都表白宗教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但同时却沉湎于各种形式的恶行之中。杰出且很有理性的人承认宗教与道德的实际脱节，其结论是：在现实生活中，宗教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同时，就一种诚实的生活而言，即使没有实践，他们也非常尊重儒学所倡导的崇高道德，因为那是他们祖祖辈辈灌输和世代传承的精神。

　　虽然到处充斥着大量的迷信，但一般来说，除少数的佛教徒外，中国大多数人不信仰宗教。他们只了解和关心物质生活，甚至对诚实和道德的尊重都建立在能带来最大益处的长期经验的基础之上。怎么赚更多的钱，怎样使家人生活得更舒适，最重要的是保证来年的生活，而来年之后又是一个来年。人们忠诚于自己的祖先，在他们的神龛前虔诚的拜祭；等到逝世的时候，就回到长辈们身边，而那些一直接受这种教诲的孩子们，又要跪在他们的神龛前拜祭。我们问道：“祭拜有什么用呢？”无数的满洲人都给出同样的回答：“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