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曾经逗留过的每个城镇和村庄，都要告诉人们我们是给大家看病来了，接着，惊异的人们聚集到我们的周围。许多小病当场就治愈了，并且还做了一些小手术，由此人们知道了奉天还有一所医院。传道的书卖了许多，数千人直接聆听了我们的布道。当告别的时候，所有人都说：“这个耶稣的宗教肯定非常好。”

　　我们一直到达中国与朝鲜的界河鸭绿江边，然后折向北方，从另一条路回到奉天。

　　一天，接近黄昏时分，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我们发觉自己距离那座惟一的客栈还有数英里远，而且这个地方和客栈之间横亘着一条河流，因为冰雪融化，河水上涨，情况非常明显，马车是过不去了。

　　“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游过去，”麦金太尔先生说，“马也能游过去，我们就骑马过河吧”。我们进入清澈的河水里。幸运的是，没有必要游水，马走的很快，奋力通过急流到达彼岸。我们找到通向客栈的道路，在天黑之前到达那里。那是一座破旧的小屋，只有一间公用房间，由两位老人看守。有了一个歇脚和过夜的地方，虽然条件简陋，但仍然感到困倦和高兴。房间里既没点蜡烛，也没点油灯，只有一根挂在横梁上涂了焦油的火绳发出一点光亮。借助这昏暗的光亮，我看了看手表。

　　“那玩意有什么用处？”其中一位老人问道。

　　“它告诉我们时间。”我回答。

　　“什么时间？你说的时间是什么意思？”

　　“它告诉太阳所处的位置。”

　　这位老人一脸迷惑和不解，转向他的兄弟：“可太阳已经下山很长时间了，这玩意怎能告诉你它在哪呢。”

　　“唉呀！”他的兄弟带着敬畏的口吻说，“通过那块玻璃就能看见！外国人什么东西不能做？”我们饿极了，但是，除了陈年的干玉米棒子，客栈里没有什么能吃的东西。我们煮了一些，稍微缓和一下饥饿。最后，大约在午夜时分，我们的马车到了。谢天谢地，我们终于吃上了易于消化的晚餐，而且重新换上了自己的铺盖。因为准备继续赶路，第二天我们起来很早。在为马备鞍的时候，那位老人又开始问我们：“您的国家距离这里有多远？”

　　“数千英里吧。”

　　“一路上您都是骑这匹马过来的？”

　　几天后，我们遭遇到一场那个季节少见的暴风雪。满洲的雪通常像面粉那样干，但冬天的第一场落雪和春天的最后一场落雪，则如同我们家乡的雪一样，湿漉漉地钻进每个角落和裂缝，甚至钻到马车的垫子和行李包下面，结果我们被困在路边的客栈里。为了看我们怎样吃饭，听我们相互间如何用外语交谈，观察我们奇异的服装和物品，述说他们自己的病情，问我们来这里干什么之类的问题，许多人聚集到客栈里。在这些人中，有一个人，一只眼睛上长了个非常大而且特别难看的瘤子。他对我们在奉天的工作有所耳闻，因此前来恳求我们把这个瘤子割去。很快，人们抬来一张桌子，接着进行消毒准备。在惊得目瞪口呆，看得异常兴奋的众人面前，瘤子被取了下来，伤口缝合上了。那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敷了两次药，接着让其自然恢复。后来我听说，伤口愈合得非常好。

　　在那个时期，奉天城里出现个外国人是件很大的事。1885年初某个冬天的夜晚，仆人进来告诉我，大门口有位外国人。很明显，他不知是否应该请他进来。我走了出去，看到一位老人，穿着非常肮脏破烂的中国衣服，从那杂乱蓬松的胡须颜色一眼就可以看出不是中国人。因为他听不懂英语，我也不懂他的语言，我们只好用汉语交谈。他是个波兰人，二十多年前，他所乘的船在满洲南部海域失事。

　　根据他的叙述，他是这次海难中的惟一幸存者。驻牛庄港的英国领事曾经帮助过他，并派遣他前往满洲北部遥远的边境地区调查“鱼皮鞑子”。他一直向北走，经过无数天的跋涉之后，终于到达目的地。但是，他所带的钱用完了，只能靠给中国人做农活来维持生存，并且在那里住了下来。

　　那是个野蛮的没有法律的地方，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那时，一个土匪头子控制着那片土地，掌握着生杀大权。对那些反对他的人，常用的惩罚方式就是活埋。

　　这位波兰人辛勤劳动，表现很好，赢得了当地人们的信任，分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后来和一位中国妇女结了婚，全家人幸福地生活了许多年。

　　然而，一场灾难降临到他们头上。可怕的洪水卷走了他的妻子、孩子、家园和粮食。孤独凄凉的单身生活，使他愈加思念自己的母亲、姊妹和祖国。他艰难缓慢地向牛庄跋涉，希望在那里找到一艘船，回到自己的祖国。这些年里，他没有听到过欧洲的任何消息，因此急于想知道普法战争以及德意志帝国强大的事情。可波兰怎么样呢？当我告诉他波兰争取独立的最后努力以失败告终，这个国家已不复存在，然后把欧洲地图拿给他看，他竟然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中国的基督徒们对这个人特别关心，尤其当这个人告诉他们自己也是僚督徒的时候，更是如此。为帮助他筹措回国的旅费，他们在中国人中募集了相当数量的钱。我们为他换上旧外国服装，招待了几天，然后送他去牛庄，并且给英国驻牛庄领事带了一封信。后来，我们听说他直接去了牛庄罗马天主教会，对他们说，自己是天主教徒，那无疑是正确的，神父们送给他一些钱。他也带着我的信到英国领事和其他人那里，又得到一些钱。然而某一天，他消失了，但没有上船，而且再也没有人听说到他。毫无疑问，他是一位政治流亡者，不敢回到自己一直渴望的祖国。

　　有时，我们要接待一些特殊客人。亨利•詹姆斯爵士（那时称先生）、弗朗西斯•杨胡斯班爵士（那时是中尉）、福尔弗德阁下（现在是总领事）等人，在他们前往长白山地区探查的路上，曾经和我们盘桓了几天。

　　一些年后，我们接待了一位杰出的旅行家伊莎贝拉•比尔德•比绍普夫人的来访。在那场引起中日战争的东学党起义爆发时，其他女士遵命撤出，而她却留在朝鲜。当她没法按照原定计划行事的时候，来到牛庄，然后乘船到奉天。在距离我们大门数百码的地方，为了躲开不知多深的臭水坑，马车翻了，她被抛出车外，撞到一块石头上，皮肤又青又肿，胳膊也受了重伤。在以后的五个多星期里，她留在奉天，对我们的工作产生了极大兴趣。她经常在我们医院里走动，调查每个病人的历史，并进行拍照。她面对疾病和痛苦所表现出的活力和敏感，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她的右胳膊摔坏了，马上学习用左手写字，用这种办法，完成了她的著作中关于朝鲜部分的撰写。中日战争开始的初期，在那险恶和令人焦虑的日子里，她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大家都非常喜欢她，后来她成为我们的忠实朋友。医学院的部分建筑就是用她捐助的钱和为了纪念她而建立起来的。

　　按照常规，如果没有铁路，数月之内，在我们生活的小圈子之外，看不到一个欧洲人。中日战争结束后的那年冬天，我们第一次感受到外面的世界正张开贪婪的黑手伸向满洲的平原和山岭。一天，我们迎来了没有料到的几位客人：一位俄国上校，一位俄国中尉，由四名哥萨克陪同前来拜访，这也是我们的第一次相见。

　　他们穿越朝鲜，进入满洲，直奔奉天。我们邀请他们共进晚餐，相处非常融洽。

　　那天夜里，当我站在医院的门前，看着他们跨上战马，在冬天闪烁的星光下疾驰而去的时候，听到远处坚硬的冻土路上传回哒哒的马蹄声，那似乎在发出一个警告：古老的时代就要过去，满洲将不再与世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