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1年5月南海公司的成立在拉丁美洲引起了对英国产品的强烈需求，从而“可能有效解决（英国的）金融问题，要求经济扩张，以支持我们的生活方式”。市场的繁荣主要反映在“对丝帕、最低劣的袜子、封蜡、调味品、钟表、奶酪、腌菜种以及金银天平的需求上”（参见卡斯维尔《南海泡沫》第55页）。3519世纪20年代末，西班牙殖民地独立，创造了向拉丁美洲新政府发放贷款，投资于矿井股票并向该地区出口的过度繁荣。“需求突然增加，也同样突然中止。但许多人都以为需求的这种增长将持续下去。”36

　　马休斯认为19世纪30年代曾经有过一个为时两年的蛛网波动。“每一个商人，当他们自己的商品在市场上出售时，都会忽略其他商人投入市场的商品数量”。37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也正是这样，当时刚刚发现了加利福尼亚的金矿。

　　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这个国家（指英国），都对加利福尼亚的能力抱有过度期望——自1849年发现金矿之后——毫无疑问的是，这种期望成倍地扩大了美国危机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并延长了它持续的时间。当时，伦敦和波士顿曾反复声明，每月有六条或最多八条中等规模的客船或各类驶向旧金山的货船即可满足当地的需求或消费；但实际情况却与之相反，东方的运输商每月要派遣十二至十五条满载的头等轮船驶入旧金山。38

　　另一个有些牵强的例子与葡蚜有关，葡蚜毁灭了许多葡萄园，导致法国的葡萄酒生产倒退。与之相对照的是，19世纪80年代，在公司上市浪潮中，随着一家又一家私人酿酒厂的上市，英国酿酒厂股票日益抢手。其中，亚瑟•吉尼斯（Arthur Guinness and Co.）酿酒厂以170万英镑的价格被收购，然后又以320万英镑的价格被出售。39“该公司股票发行的成功就像发布了起跑信号一样；到1890年11月，已有86家酿酒厂向公众募集资金。”40

　　近期的一个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英国，当时，商人们认为战争的胜利确保消除了德国人在煤炭、钢铁、运输和棉纺织业的竞争。工业资产、船只、股票，甚至房屋价格都纷纷上涨。大量公司被兼并，企业债务负担沉重。然后，从1920年夏天到1921年第二季度的煤矿罢工，严峻的事实可怕地到来了。41

　　还有三种情况游离于理性边缘。第一种情况与目标工人有关，这些人习惯于既定收入，当市场理性要求下调工资时，他们很难接受。在消费理论中，这就是我们已经提到的杜森伯利效应。在劳动力供给理论中，它构成了“后弯的供给曲线”，表明较高的工资或薪水并没有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相反却导致劳动量减少，因此，提高劳动量的办法就是降低单位时间的劳动报酬。在经济史书中，这一原则被描述为“约翰•布尔可以忍受许多事情，但不能忍受2％”。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对此这样写道：

　　这种变化，始于非理性投机，并以商业危机告终，随着资本的增长和行业的扩张，迄今为止其发生的频率并未下降，强度并未减弱。相反，可以说它们甚至增强了：结果，是人们常常所说的竞争加强；但我宁愿说是利润率和利率降低，使得资本家们不满足于普通但安全的产品收益。42

　　在复辟之终和七月君主政体开始之初的法国，也就是说在1826年至1832年之间，尽管“法国人并不信任非法资金”，但投机依然盛行于法国市场。土地拥有者的资产收益率在2.25％～3.75％之间；工业家们希望利润率比其固定资产投资的长期利率高出2％～4％，也就是说毛利率在7％～9％之间。原材料的商人和投机者在成功地完成一笔交易后，希望可以将已投入多年的资金变现20％～25％。43更早以前，查里斯•维尔森写道，荷兰人已从商人转变为银行家（他们被指责为懒惰、贪婪）：由于阿姆斯特丹的利率下降至2.5％～3％，他们逐渐养成了投机的习惯。441822年和1824年，以及1888年，公共债务的大规模转换是与利率的下降和投资者被刺激起来的对外国证券的胃口联系在一起的。45正如安德雷斯（Andréadès）对英格兰的描述一样，“当利率下降时，英国的商业界难以降低其生活模式，因此，为了更高的利润它抛弃了其正常业务，但也正由于如此，其所冒风险更大……投机导致了灾难爆发，且最终必须由中央银行承担这种灾难。”46

　　20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银行辛迪加贷款的繁荣被1970年春利率的大幅度下降所打破，当时，为了应付1970年股票市场的崩溃，美联储向纽约市场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却发现其中的大部分资金转移到了欧洲美元市场，而后者的利率又进一步下降到更低的水平。因此，流动性好的银行开始四处寻找出路，最终发现了拉丁美洲各国政府急需资金。银行与拉丁美洲政府的这种亲密合作于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停止偿还债务而中止。

　　随着对冲基金投资于“新兴市场”，特别是亚洲几小虎——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韩国——1993年的国?贷款出现了类似的热潮，启动了新一轮的债务高潮，这一热潮曾于1994年春被短暂地打断，当时美联储在冬季和春季三度提高联邦基金利率。

　　第二种边缘情况是当情况变化时，人们寄希望于形势会有所改善，或未能采取特别行动。首先，让我们关注纽约商品与证券公司、肯杨（Kenyon）、考克斯（Cox）、杰库克等公司分别于1873年9月8日、13日和18日倒闭的事实，它们分别向相关的铁路建设预付了资金（分别是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加拿大南太平洋和北太平洋地区的铁路），由于债券市场银根较紧，这些铁路难以出售债券筹集资金，完成已经开始进行的建设。47类似地，由于纽约金融业的业务重点从债券转向了股票市场，面向德国的长期信贷于1928年中止，纽约的银行和投资公司继续发放短期信贷。当人们骑虎难下，或是抓住了狗熊尾巴却难以挣脱时，往往寄希望于情况的改善——也许不会改善——这似乎是明智的。这一模型在20世纪80年代也比较适用，当时，国际银行界向发展中国家集中发放了大量贷款。

　　为避免遗漏，再注意一下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汉堡的银行向瑞典住房建设企业发放了大量贷款，这些住房建设企业将大量物品走私运入俄罗斯，当战争结束，和平到来时，汉堡的银行却未能及时收回或核销这类贷款。瑞典则利用这些信贷投机于造船、工厂和矿山，从而导致汉堡陷入1857年的世界危机。48

　　第三种情况是头脑中有一个理性模型，但这个模型却是错误的。在非金融领域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法国的“马其诺心理防线”，尽管可能有人认为与无分布时滞相比，这不太像非理性预期的情况。“‘当一个人对某一个事物的看法固定时’，庞兹认为，‘他可能与瞎子差不多了’”。49或是巴杰特对马休斯的评论：“一旦对某一个事物的第一印象很深，就很少有人能够消除这个印象”。5018世纪60年代，在七年战争结束以前，汉堡的商人并未受到商品价格下跌的伤害。因此，1799年，当拿破仑战争继续进行时，他们对1798年拿破仑大陆体系封锁渗透所致的价格下跌毫无准备。51这里还有一个例子是1888年建成了铜业联盟的法国银行家和工业家，其模型是在80年代早期的钢铁、钢轨铁路、煤炭和糖业卡特尔形成后成型的，它们被南非钻石辛迪加集团和西班牙罗斯希尔德（Rothschild）集团垄断水银业的成功惊得目瞪口呆（请注意，经济学家们根据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胜利，往往推断出在其他每一种原材料和食品业中，价格实际都被成功地固定在较高的水平上）。1890年，法国辛迪加拥有了16万吨高价铜，同时还有许多购进更多高价铜的合同，许多老矿井重新开张，到处都在进行废铜的加工，同时价格却如大石般下沉。从一吨80英镑的最高点下降到38英镑，此时几乎立即就要爆发崩溃，但1889年法兰西银行发放了1.4亿法郎的贷款，解救了这家企业，尽管巴黎的商业银行很不情愿为这笔资金担保。52这一事件与邦克尔•韩特（Bunker Hunt）在1980年试图垄断世界白银市场的失败尝试十分相似，当时，他重新加工银矿矿渣，到处收集废银，并且从事卖空交易——尽管不是自杀性的卖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