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曾经谈到债务转换过程中，利率的突然下跌导致投资者从事高风险投资，以维持收入水平，也谈到了在石油输出国组织高价政策实施之前，货币政策的失误导致1970～1971年欧洲货币市场资金泛滥，刺激了跨国银行向第三世界发放了过多的贷款。有时，对金融创新的定价也可能过低，从而导致一系列冲击。这里至少有一种冲击值得注意：即放松金融管制。70年代早期，罗纳德•麦金农发起了一场被他称为“金融压制”理论的攻击。所谓金融压制是指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相互分离，以便于：(1)向政府发放贷款，（2）对外贸易，（3）促进大企业的发展，而代价是抑制其他企业的发展。53这个理论对本来已经受到芝加哥自由主义理论影响的拉丁美洲国家特别具有吸引力，它们纷纷实行了放松管制政策，但后果是出现了众多银行，信贷膨胀，通货膨胀加剧和银行倒闭。54麦金农认为，从这次崩溃中汲取的教训是应认真确定放松金融管制的顺序。55另一个结论是，以放松管制进行的金融创新必须分步骤进行，以便于金融市场对创新的每一步都能够进行充分调整。

　　在20世纪80年代的波兰和90年代初的前苏联，这个问题再次出现，人们就社会主义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否应一步到位迅速实现，还是应渐进式进行，以使市场适应消除管制的每一步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似乎取决于社会主义经济在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以前，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其早期资本主义的制度背景。这一点波兰要远比俄罗斯强，后者由于长期实行社会主义，也由于腐败严重，资本主义的制度背景已所剩无几。这种遗产对于转轨成功而言，要远比放松管制的速度和国有垄断资产私有化的速度更为重要。

　　不幸的是，我不太了解这些国家的复杂情况，它们的金融危机也与众不同，对此我无法发表意见。有许多经济学家对此掌握了大量信息，并有独立的看法，感兴趣的人们可以从他们的论著中得到这些信息。

　　关于纯粹的非理性，举两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了：一方面，社会将全部希望寄托于与当前情况无关的悬而未决的事件上；另一方面，社会完全忽略它不愿考虑的事情。就第一种情况而言，1873年5月1日在维也纳开幕的世界博览会上，人们对它的盲目信任就是很好的例子。沃思（Wirth）说道，在第一年，企业的流动资产就大大超过了它们的流动负债，导致了严重的“问题”：银行信贷发放受到限制，融资方式向商品、土地、股票以及偿付债务取得资金转移，通融汇票链越来越长。不管怎样，整个体系都等待着博览会的开幕，人们认为（或至少是希望）将出现一个扭转乾坤的人物，通过一些不可知的手段来挽救整个形势。当博览会的开幕并没有带来什么变化时，市场就在5月5日和6日崩溃了。56

　　至于对相互矛盾信息的压制——即认识不一致的情况——可参考贝恩（J.W.Beyen）对德国20世纪20年代末未能有效限制短期外债的分析。他指出，有关各方并未正视危险，甚至斯查希特（Schacht）也并未正视危险，并指出：“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良知受到了‘压制’”。57

　　在此，我的结论是尽管理性假定在总体上是有效的，但有时——我要强调的是在不太频繁的时候——市场运作也是不稳定的，可能整体市场非理性，但市场的每一位参与者都是理性的。在此，要求我们将分析的视线转向外部冲击，转向投机对象，转向各国投机倾向的差异（如果有的话）。前两个问题可以从历史中找到丰富的材料予以说明。

　　外部冲击

　　外部冲击是指一些改变了时间段，改变了预期，改变了利润机会和经济行为的外部事件——“一些大多数时间里没有预料到的突发事件”。58该事件必须是大规模事件。现实社会中，每天所发生的事情都会给社会和经济前景带来一些变化，但并非每一件都十分重要，都足以被称为外部冲击。

　　首先让我们想到的外部冲击就是战争。在有的制度下，可能包括马克思主义制度，战争被视做政治经济体系的内生产品，也就是说，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内生产品。这并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从抽象的角度看，不管是否确实如此，战争被假定为是制度的外生变量。

　　有的危机爆发于战争刚刚开始或刚刚结束之后，或者是战争结束后不久一些预期被证明是错误之后。在战争之初爆发危机的最著名的范例就是1914年的8月危机。至于战争结束时爆发的危机，包括1713年危机、1763年危机、1783年危机、1816年危机、1857年危机、1864年危机、1873年危机和1920年危机。此外，还有一系列危机令人印象深刻，它们爆发于战争结束之后7～10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已足以证明上次危机结束时的预期是错误的，这类危机包括：美国的1720年危机、1772年危机、1792年危机、1825年危机和1873年危机（如果与独立战争联系起来），当然了，还有1929年的危机。

　　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变革也会影响制度与预期。例如，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促进了股份公司的发展，它表现为：到1695年，已有140家股份合作公司成立，总资本达450万英镑，其中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公司成立于1688年以前。到1717年，股市总资本已达2，100万英镑。59为限制泡沫经济的进一步发展，1720年7月，英国政府制定了泡沫法案，禁止在未获议会明确批准的情况下进一步成立股份合作公司，这个限制一直实行到1856年。人们一般都将此视做对南海公司投机的反应。但卡斯维尔却认为，这是在南海公司支持下采取的行动，因为国王和议会都试图压制南海公司的竞争对手，他们担心随着投机泡沫的进一步滋长，竞争对手可能吸引走南海公司亟须的现金认购资本。60

　　类似地，法国大革命、恐怖统治、执政政府和帝国政府时期，以及拿破仑战争本身，都发挥着外部冲击的作用，它们导致了1792～1893年和1797年期间市场的大规模变动，导致了欧洲及其他地区的英国和殖民地商品市场的建立与关闭。在法国，类似于这样的其他政治事件是复辟时期（1815年）、7月的君主政体、1848年的“二月革命”和第二帝国（1852年）。在英国则是1857年5月印度的印籍英兵叛乱，以及随后发生的印度武装革命，它导致伦敦金融市场陷入了困境。61当一小批英国裁缝试图就新国民政府颁布的降低工资的法规进行罢工时，当局开创了让步的先例，其代价是1931年9月的英维格登（Invergordon）混乱。这被欧洲大陆视做是对伟大的英国海军的反抗，并且，这一行动导致英国脱离了金本位制度。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欧洲大陆认为此举使得伟大的英格兰银行威信扫地。62

　　在此，战争、革命、复辟、制度变迁以及武装起义大多产生于经济制度之外，因此，人们在设计模型时大多排除了这些因素。货币与金融冲击作为外生变量，更难描述。但受复本位制度下金银比率的限制，重铸硬币十分笨重，为了使政府收益最大化，有关当局对其进行了转换，出人意料地将投资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途径上。结果证明，新的贷款远比所有的预期都成功——这也应被视做冲击。